大明疆域曾經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美籍華人學者陳學霖對此提出了顛覆性的觀點，認為這是歷史學界誣賴了朱元璋。所謂明初文字獄，最典型的“表箋之禍”就是虛構的。
陳學霖著的《史林漫識》一書中的《徐一夔刑死辯誣兼論洪武文字獄案》，以及另一篇收錄在台灣1981年出版的《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考古組》第一冊裡面的《明太祖文字獄案考疑》，對“表箋之禍”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流傳甚廣的“表箋之禍”
清朝乾隆年間的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中摘引《閒中今古錄》說：“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雉發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為文播天下”。
這教授不是當今的教師職稱，而是官職。“教授”官職始於宋代，州設教授，縣設教諭。清代府、廳、州、縣均設儒學，儒學教授為正七品文官。即相當於今天地市級政府中的教育局長（正處級）。
這個故事出自《翦勝野聞》，但是因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中轉引，繼後被廣泛引用。海內外有相當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響巨大的吳晗《朱元璋傳》，述及明初文字獄，都依據趙翼《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等資料。說朱元璋炮製“表箋之禍”，……並由此而給朱元璋下結論：“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意思是說，朱元璋開除文化水平低，疑心又重，胡亂殺人。
當事人徐一夔的真實死因
在光緒年間就已經有人考證徐一夔死於建文二年，年齡80多歲，當然就不可能死於什麼文字獄。《始豐稿.跋》說“……考陳氏善萬曆《杭府志.職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會當‘革除’，實建文二年（1300），教授為蔣良輔，……約計先生壽終當及八秩矣。世因《翦勝野聞》稱表文忤旨收捕斬之之誣。幾疑不克令終於官，豈非大謬哉”。
陳學霖則進一步指出可以按照徐一夔自己的著作來證明他死至少也在建文元年（公元1299年）以後。徐一夔寫的文章《故文林郎湖廣房縣知縣齊公墓志銘》中說齊公“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庚寅，以明年附葬”，也就是這個齊公生於1267年，死於1298年，明年就是建文元年。徐一夔當然不可能死在齊公前面，所以至少也是死於建文元年之後。再加上一個證據是《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中的記載，徐一夔擔任杭府教授，從洪武六年到建文二年，所以“徐氏至建初卒殆無疑問。《翦勝野聞》之荒誕不攻自破。”
類似的故事
關於釋來復，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還是引用《閒中今古錄》說僧來復（見心）的詩句中“有‘殊域’及
常見的朱元璋瓦臉畫像‘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
事實上，早在明末清初錢謙益就已經加以考證過了“野史載見心《應制詩》有‘殊域’字樣，觸上怒，賜死，遂立化於階下。田汝成《西湖志余》則雲逮其師欣笑隱，鏇釋之”“見心《應制詩》載在《皇明雅頌》，初無觸怒事，而笑隱為全室之師，入滅於至正四年。俗語流傳，可為一笑也”。
來復（也就是見心）真正的死因是牽連在胡惟庸黨案內，明朝的釋明河寫的《補續高僧傳》中卷二五說“……時山西太原捕得胡黨僧智聰，供稱胡惟庸謀舉事時，隨*季潭、復見心等往來胡府。二公於是得罪”。在釋元賢《繼燈錄》卷五中說“二十四年，山西捕獲胡黨，舉師等往來胡府，坐罪入滅”。
再看蔣清高，還是《閒中今古錄》，說他“系元末遺儒，國初任本縣教諭，以表箋誤注被斬於京師”。
按《閒中今古錄》作者黃溥的說法，表箋禍始於洪武十七年之後，而按照象山縣誌錄的《蔣氏譜》的記載蔣清高“生於元延佑六年（1319年），而卒於洪武九年（1376）官任，並無罹表箋禍被斬”。
另外還有王春瑜考證的明初二高僧守仁和德祥的事跡，按照郎瑛《七修類稿》中的記載，守仁因為《題翡翠》一詩，德祥《夏日西園》一詩，“被太祖罪之，不善終”。
而事實上，守仁根本沒有做過《題翡翠》，“是好事者，附會到守仁名下”，“守仁佛教事業上，與朱元璋合作得很不錯，彼此關係融洽，最後‘示寂於寺’，善終天年，所謂不善終云云，實屬無稽之談”。至於德祥，和所謂的不善終，更是沾不上邊，他“一直活到永樂中，有題倪雲林，周履道書畫云：‘東海東吳兩故人，別來二十四番春。’又有為王駙馬賦清真軒詩，有和御製賜赤腳僧詩”，他在永樂中“談笑而逝”，“郎瑛說他因《夏日西園》詩被朱元璋‘罪之而不善終’是無稽之談”。
類型化的邏輯
更加醜惡的畫像，簡直是外星人啦表箋真相
南京閱江樓的塑像，雄才大略的氣派根據陳學霖教授的考證，朱元璋頒布“表箋成式”一共有5次。
第一次是在洪武六年九月，因為看見上書賀表里“多用四六駢偶，文華而辭蔽，有害直言”，於是就從唐宋名家的表箋，里挑了柳宗元和韓愈的兩篇作為範例，“頒布天下以為成式”
第二次是在洪武八年十二月，因為刑部主事茹太素的奏陳，寫了一萬多字，說的事情卻只有4件，“文繁詞冗”，浪費時間，於是就制定《奏對式》，朱元璋自己做了一個序言，然後“頒示天下諸司”
第三次是在洪武十二年八月，朱元璋覺得“官府文移案牘繁冗”，不是多年經驗的老吏不能通曉，可能導致“佞人藉機玩法，殃及百姓”，於是命令“廷臣減去繁文，奏定成式”，讓“諸司有所遵守”。
第四次是洪武十四年七月，再次申明表箋不能用四六文辭，“務求典雅簡明”，“所有名諱皆依古禮：‘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除了兇惡字樣以外，沒有其他應避忌諱”。
最後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七月，朱元璋認為表箋里，“仍多務奇巧，文體駢儷，有傷辭意”，於是讓劉三吾等人“撰表箋成式，頒於天下有司”。
很顯然，朱元璋頒布“表箋成式”，完全是為了提高辦公效率，改革不切實際的文風，和所謂的文字獄避諱風馬牛不相及。
根據上面的事實，陳學霖教授說：“野史謂禮臣恐懼觸犯文字忌諱，懇帝頒定表箋成式以為遵守乃無稽之談，事實並非如此也”。
朱元璋並不隱瞞自己的家世出身
現代書籍的插圖也有英俊的畫像大明皇陵碑現在還在鳳陽明皇陵內，碑上原原本本記述了朱元璋的家世出身，悲慘經歷。摘錄開頭部分：“大明皇陵之碑孝子皇帝元璋謹述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興建皇堂。予時秉鑒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況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飭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其辭曰：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傍徨.
俄而天災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喪.
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地,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殯無棺廓,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餚漿.
既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攜幼,東歸故鄉.
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予亦何有,心驚若狂.
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雲去此,各度凶荒.
兄為我哭,我為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
兄弟並路,哀動遙蒼.汪氏老母,為我籌量,遣子相送,備醴馨香.
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未兩月,寺主封倉,眾各為計,雲水飄飈.
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依,侶影相將.
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而趨蹌.仰穹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淒涼.
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俠佯.西風鶴唳,俄淅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
顯然,朱元璋對自己的貧賤出身，沒有絲毫諱飾，對當過和尚的經歷，也沒有絲毫隱瞞，“空門禮佛，出入僧房”，而且刻在石碑上,廣布天下，流傳後世。陳學霖還舉出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明太祖御筆》詩文作為證明，現存的《明太祖御筆》中就有三首言僧談禪。說因為朱元璋對自己出身忌諱，怕別人言及，而製造文字獄，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邏輯。他自己都能這么坦然的去說，還怕別人影射嗎？
結論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那些可以具體考證人物事跡的案例，還是那些無從考證的案例，都漏洞百出，破綻重重。可以斷言，所謂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說法，基本上是捏造虛構的。
正如陳學霖教授所說：“現存有關明初文字獄案史料不宜輕信”，“自趙翼而後學者所論明太祖文字獄案，皆系依據弘治至萬曆間野史稗乘所傳故事，其間牴牾百出，亦有荒誕可笑，不可視為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