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經濟學方法論是指經濟理論分析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規律或規則的學問，是經濟科學發展演化的重要基礎和衡量尺度。自19世紀以來，西方經濟學家幾乎沒有中斷過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探索和爭論。保羅·薩繆爾森作為西方經濟學的集大成者，十分重視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為提高西方經濟理論的分析水平和規範化程度做出了重要貢獻。通過對薩繆爾森經濟學方法論的深入研究和剖析，試圖從一定角度說明經濟學方法論與西方經濟學發展的關係，對經濟學方法論在經濟學發展中的作用進行評價，以便豐富和完善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工具箱。
經濟哲學
經濟學方法論可以分為最高層次的具有哲學意味的一般方法論(即經濟哲學)和反映經濟科學本身性質和特點的具體方法論兩個層次。經濟哲學一般是指經濟學者在理論分析中所體現出來的哲學思想或見解，有很高的抽象意味。經濟哲學作為經濟學方法論的一個組成部分，處於較高層次，通常對經濟分析的具體方法起決定作用。薩繆爾森的經濟哲學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經歷了從操作主義到描述主義的轉化
布里奇曼在1936年發表的《物理學理論的性質》一文中，正式創立了操作主義，認為科學知識是操作的知識(包括實驗室或儀器等工具操作、紙筆或語言等精神操作)，沒有操作意義的概念，應從科學中排除出去。
在布里奇曼的著作發表一年後，薩繆爾森以“經濟分析的基礎”為主標題，“經濟學理論的操作意義”為副標題撰寫博士論文，試圖將操作主義從物理學領域擴展到經濟學領域，以推導出經濟學中“有操作意義的定理”。但是，薩繆爾森所說的“有操作意義的定理”，指的是在理想條件下可反駁的經濟事實假設，也就是說，定理是否具有操作意義決定於它在一定條件下是否具有可反駁性，這與布里奇曼所說的操作(主要指實驗室或儀器操作)不盡相同。薩繆爾森所說的操作意義，實際上接近於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對此，馬克盧普尖銳地指出，如果“有操作意義的定理”指的是一種可以證偽的理論，那么沒有給經濟學方法論帶來什麼突破。
儘管薩繆爾森的操作主義受到了很多經濟學家的批判，但導致其方法論觀點發生轉化的真正動因還是源於薩繆爾森與弗里德曼的工具主義之爭。弗里德曼在1953年發表了《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一文，他指出，理論的有效性與假設的現實性無關，理論有效性的檢驗標準是它的預測能力。因為弗里德曼把理論作為實現成功預測的工具，所以博蘭等人認為，弗里德曼的方法論屬於工具主義，他本人也同意這一說法。
1963年5月，薩繆爾森對弗里德曼的工具主義觀點，即薩繆爾森所說的“F歪曲”進行了批判。有趣的是，弗里德曼從未公開參加到這一討論中。
薩繆爾森對F歪曲的定義如下：如果從理論中推出的結論在經驗上是有效的，那么該理論就是正確的；理論或假定的非現實性與理論的有效性無關。他甚至認為，F歪曲包含了如果不用比現實更簡單的事物來解釋複雜的現實，就會收效甚微，並得出了理論和假定與現實不符是理論的優點這一結論。對此，薩繆爾森運用數學邏輯並結合效用和利潤最大化原則加以批駁，最後得出的結論是：雖然不現實的抽象假定經常是很有用的，但如果它包含著經驗錯誤，就一定要被丟棄，而不能掩蓋其不足。“我們不能以沒有什麼事物完全精確為藉口，來降低經濟學假設有效眭的檢驗標準”。
此後，薩繆爾森又針對弗里德曼的支持者馬克盧普的批判發表了回應性文章。在這些文章中，薩繆爾森的方法論觀點明顯地由操作主義轉化為比較保守的描述主義。薩繆爾森明確指出，科學發展的過程就是理論描述不斷更替和日臻完善的過程，因此與現象的接近就很重要，假定、理論和結果都應該與現實相符。他還認為，對可觀察的現實通過方程式或其他手段進行較好的描述，是能在世間得到(或期望)的全部“解釋”。
(二)折衷主義
薩繆爾森是折衷主義的忠實信仰者。在代表著《中間道路經濟學》中，薩繆爾森開宗明義，“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們喜歡用極端對立的方式思考問題。這不是我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作風。認真研究經濟史的經驗，加上50年來學習和發展錯綜複雜的經濟理論，都迫使我不得不成為一個折衷主義者。”薩繆爾森也是折衷主義的積極倡導者。在經濟制度上，他提倡私營經濟和公共控制混為一體的混合經濟制度；在經濟政策上，他主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鬆緊結合；在經濟理論上，他倡導新古典個體經濟學與凱恩斯總量經濟學相結合的新古典綜合，但由於該理論無法解決滯脹這一頑疾，薩繆爾森又被迫吸收貨幣主義、供給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等主流理論，對原有體系進行“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新綜合”。薩繆爾森曾直言不諱地說，折衷的理論儘管沉悶，但是渴望以現實為出發點的學者必須堅定地這樣做。
一貫具有“冷靜頭腦”的薩繆爾森為何如此熱衷折衷主義呢?原因可能在於他所經常強調的“經濟學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歷史上知識淵博的學者如穆勒、斯密和威克塞爾都是折衷的，雖然人們經常低估他們的貢獻。薩繆爾森的折衷主義受到了布郎芬布倫納等學者的批判。布郎芬布倫納深刻地指出，折衷主義存在於音樂、藝術、文學和烹調方面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在其他領域就是問題，而最大的問題就是存在矛盾。經濟學同其他領域一樣都力爭處於科學狀態，因此，用方法或方法論作為防範愚昧和草率的措施在學術上是不應存在的，這如同天下沒有任何免費的午餐一樣。
主要工具與方法
薩繆爾森在他所倡導的操作主義和描述主義的經濟哲學指導下，以數學為主要分析工具，以一般均衡分析、極大化原則以及動態穩定和對應原理為具體分析方法，對西方經濟學絕大部分核心理論進行了重新改寫，很多研究成果還成為西方經濟學領域公認的定理。這標誌著薩繆爾森在提高經濟理論的科學分析水平方面所做的貢獻，遠遠超越了同時代的其他經濟學家。
(一)經濟分析的主要工具：數學
為清除經濟分析中長期存在的由於文字論述的含糊不清而導致的謬誤，薩繆爾森在《經濟分析的基礎》一書中，通過基本一致的數學形式，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成就加以總結。該著作不但標誌著數理經濟學史上以微積分為基礎的邊際主義時期的終結，而且標誌著西方經濟核心理論的分析方式由過去以文字和圖形為主，演變為以數學和推理為主的根本性變革。
對於數學在經濟學分析中的作用，薩繆爾森認為
(1)數學符號、幾何圖形與文字語言具有嚴格的邏輯等價性，因此，數學分析得出的真理一定可以通過語言形式轉譯出來。
(2)數學表述具有簡潔明快；能夠對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的經濟現象進行描述；很少涉及定性問題；只要前提正確，很少出現因數學推理而導致的純粹邏輯錯誤等優點。
(3)數學對於經濟學的研究很重要。如果不懂數學，會給人帶來很大的心理壓力，最終導致他要么日益厭惡這種分析方法，要么產生自卑情結而退出該領域，要么對這種憎惡感發起反擊。因此，儘管數學不是在經濟理論領域取得成就的充分必要條件，但是它確實是一種障礙，因為它會輕易地將擅長文字的經濟學家轉變為平庸的數理經濟學家，更何況當今數理經濟學家與普通經濟學家幾乎沒有什麼分別。與此同時，薩繆爾森也警告說，如果經濟學家們日益強調技術水平較高的經濟學和統計學，很可能使人們對他們的行為失去興趣，從而弱化了理論對公眾觀點和政府決策的影響力。
(二)經濟分析的主要方法
1、一般均衡分析。
薩繆爾森明確提出了由參數和變數構成的聯立方程組來表示的一般均衡體系，並將一般均衡分析作為使各種經濟問題得以統一處理的一般方法。薩繆爾森的這一公式化體系，適用於微觀和巨觀、局部和一般、靜態和動態的各種均衡形式，不但使瓦爾拉斯體系得以具體化，而且使人們能夠以此分析具體問題並得出具有操作意義的定理。薩繆爾森的一般均衡分析在國際貿易領域的研究中卓有成效，他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斯托爾珀一薩繆爾森定理都是這一分析的成果。
2、極大化原則。
極大化(或極小化)本質上是根據規定的標準(通常是尋求目標函式最優)所做出的最有效選擇。薩繆爾森從下落蘋果的垂線軌跡和行星的橢圓軌道都能通過最優解描述得到啟示，對經濟現象進行研究，結果發現，運用極大化(或極小化)方法對經濟理論，尤其是對微觀經濟理論進行分析，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因為大多數企業家都遵循利潤極大化原則(當然也包含支出極小化原則)，而消費者都力圖實現消費品和服務偏好序數規模的極大化。於是，薩繆爾森對極大化方法做了系統研究，首先，他明確給出了極大化的一般定義以及嚴格的和弱的全局極大化和局部極大化的定義；其次，他利用泰勒定理證明了無約束條件下局部極大值的一階、二階充要條件，還利用拉格朗Et乘數法和海賽行列式，證明了約束條件下極大值的一階、二階充要條件，並從上述不同約束條件下的極大值比較結果中得出了勒‘夏特利埃原理；最後，薩繆爾森主張將不涉及極值的問題轉化為極值問題，並給出了實現這一轉化的必備條件。這樣，薩繆爾森就通過準確、明晰的數理形式，闡述了極大化方法的最一般結構。薩繆爾森對極大化方法的研究比較成熟，所以在197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他以《經濟分析中的極大化原則》為演說主題。
3、動態穩定與對應原理。
薩繆爾森十分重視動態分析方法，他說明了比較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之間的關係，並建立了真正的動態穩定分析。薩繆爾森指出，比較靜態分析歸根結底必須依賴尋找穩定均衡條件的動態分析。如果沒有對動態調整過程的具體說明，對穩定均衡問題的思考將毫無意義。由此可見，“為使比較靜態分析能取得豐碩成果，我們必須首先發展動態學理論。”肯德里對於薩繆爾森的上述見解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認為，如果瓦爾拉斯因提出一般均衡方法而有資格獲得“經濟學中的牛頓”的美譽，那么薩繆爾森就有權因將經濟學的動態方法和靜態方法統一起來而獲得“經濟學界的愛因斯坦”的稱號。薩繆爾森穩定分析理論的副產品是對應原理，該理論肯定了動態經濟學(非均衡經濟的研究)和比較靜態經濟學(均衡經濟的比較研究)之間所存在的相互依存或對偶關係。但是，迄今為止，該原理所表述的上述對應關係沒有得到充分體現，所以對經濟學理論僅有有限的影響。有許多經濟學家甚至對該原理的普遍性和準確性提出質疑。他們認為，“事實上，沒有什麼有用的觀點可以從這一原理中引伸出來。”
啟示
(一)西方經濟學方法論，尤其是經濟哲學與研究實踐存在著嚴重脫節
原則上講，經濟學方法論與研究實踐應該存在著互動關係：一方面，通過對經濟學方法論的系統總結和研究，指導研究實踐不斷進步；另一方面，研究實踐所取得的進展或遇到的問題，又促使經濟學方法論進一步完善，從而激發新的研究綱領或理論內容的誕生。可是，西方經濟學界卻存在著經濟學方法論與研究實踐各行其道、言行不一的問題，豪斯曼稱之為“當代經濟學方法論之精神分裂症”，這一症狀在薩繆爾森和弗里德曼研究中都有明顯體現。薩繆爾森經歷了從操作主義到描述主義的轉化，前者強調理論的可操作意義，後者強調理論對現實的描述，無論薩繆爾森堅持哪一種觀點，都應體現理論假設以現實為基礎這一根本原則。然而，薩繆爾森在實際的理論研究中並非如此。例如：在著名的消費一信貸模型中，薩繆爾森以生產的商品都被消耗掉，沒有剩餘，而且被消耗掉的商品不會增殖為假定前提，這顯然與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現實情況相悖；在顯示性偏好理論中，薩繆爾森以人們的消費偏好行為不受價格和收入變化的影響為假定前提，這與現實情況也差距甚遠。
弗里德曼同樣可以對號入座。儘管他認為，理論的有效性決定於它的預測能力，與假定的現實性無關。但是，在攻擊張伯倫的壟斷競爭理論時，弗里德曼主要根據的卻是該理論的種種假定與現實不符，不再強調理論的預測能力。
對於經濟學方法論與研究實踐脫節的問題，瓊斯曾深刻指出：“方法論就像是藥品，我們之所以能容忍它是因為假定它對我們是有益的，但是卻要悄悄地藐視它。我們寧願為別人開出處方而並不樂意讓自己服用。對方法論的學習發生在虛幻的另一世界，涉足其中的極少參與者被作為怪癖的人而接受。我們的哲學信念與日常實踐只是偶爾才迎頭相撞。”從瓊斯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像薩繆爾森和弗里德曼這樣資深的西方學者，可能更善於為別人開一些自己不服用的處方，他們的方法論遠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自覺和嚴謹。也不難看出，西方經濟理論並非都是在嚴密的方法指導下完成的，這才導致在西方經濟學建立近200年才開始討論前提假定的現實性這類問題。而當經濟學家們開始關注和討論方法論問題時，又不自覺地脫離了他們先前已經建立的理論。
至於經濟學方法論與研究實踐脫節的深層次原因，有學者認為是由於經濟學的發展還沒有成熟到形成系統研究經濟學的方法論。誠然，當前西方學界確實存在著一些經濟學方法論，但仔細研究，不難發現，這些方法論的核心內容主要取自於科學哲學。應該肯定的是，西方經濟學家們力圖藉助於成熟的科學哲學，來促使經濟學研究思維的多元化，這種做法的出發點是好的。然而，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畢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將與自然科學發展同步的科學哲學搖身變為研究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的方法，就必然出現與經濟學實踐不相適應和“水土不服”的症狀，使經濟學方法論處於“食之無昧，棄之可惜”的尷尬境地
(二)將數學運用於經濟學分析必須注意的幾個問題
近年來，中國出現了經濟學數學化趨勢，它的直接表現是：經濟學研究中已不再完全使用純文字表達和推理方式，而是越來越多地藉助於嚴密的數學語言、複雜的數學工具和先進的數學方法。薩繆爾森作為較早運用數學形式對西方經濟學核心理論進行表述的學者，關於數學作用的相關論述，使我們認識到將數學運用於經濟學分析中必須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數學有助於經濟學家更好地從前提出發，經過嚴格的推理而得出結論，但結論的正確與否不僅決定於數學形式，更決定於前提假設和客觀事實。因此，應避免過分追求數學形式，忽略理論假設和經驗事實的錯誤傾向。
(2)在經濟學數學化的過程中，不要忽視經濟理論的通俗化問題，否則將減弱經濟理論的社會影響力和公眾的參與意識。
(3)數學是一種語言，學習語言需要時間，這就要求患有“數學恐懼症”的學者們，要克服浮躁情緒，結合研究的問題，學習和豐富數學知識，適應中國經濟學數學化的發展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