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蔡翹，字卓夫，乳名（族名）義忠，曾用英文名Tsai Chiao。1897年10月11日（農曆9月16日）生於廣東省揭陽市揭陽縣新亨鎮仙美村。父蔡增虔（季謙），族名紹欽，母盧氏。
蔡翹星命名儀式在京舉行
2011年10月14日，以中國著名生理學家、醫學教育家蔡翹（1897－1990）的名字命名的“蔡翹星”命名儀式在軍事醫學科學院舉行。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魯春林書記在大會上宣讀了“蔡翹星”國際命名公報，並向軍事醫學科學院的領導頒贈了“蔡翹星”命名證書和命名銅匾。
蔡翹是我國生理學奠基人，航空、航天和航海醫學、勞動生理學創始人，在人體視覺、神經生物學等研究領域有多項原創性貢獻，曾培養了童第周、馮德培、張香桐院士等大批生理學家。蔡翹院士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創建人之一，為我國國防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國際編號207681蔡翹星是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盱眙觀測站於2007年8月16日用新安裝的近地天體望遠鏡發現的，發現時該星離地球1.57億公里，正在寶瓶星座運行，繞太陽一周需要3.80年。
人物生平
蔡翹7歲時，父親送他在本村私塾讀書，後又送他到鎮上藍田國小讀高小。1913年，蔡翹考入潮安縣金山書院（現省立金山中學），至1917年畢業。1918年，他隻身赴上海復旦大學附中補習英文，同年到北京大學中文系當旁聽生。1919年秋，他受“五四”運動的影響，胸懷“科學救國”的志向，帶著家裡給的不多的錢，從上海坐船經日本到美國留學。他先後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印第安納大學學習心理學，用2年時間學完大學課程。1921年冬進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一學期後（1922年）轉入芝加哥大學生理系當研究生。在美求學期間蔡翹靠勤工儉學維持生活和學習，他曾在芝加哥大學生物學圖書館業餘服務一年，一天工作2小時，以解決自己的學費和吃飯問題，並與多名中國同學，如吳有訓、周培源、潘菽、楊武之（楊振寧之父）、袁敦禮、張錫均等合租宿舍。有一段時間甚至與潘菽（中國科學院院士，心理學家，字有年，潘漢年的堂弟、潘梓年之弟，五四運動領導者之一，為火燒趙家樓後被捕的32名學生之一，已故）同睡一床，合蓋一床被子。他們自己起伙，輪流做飯，還在學校打零工。同時他潛心攻讀，注重提高實驗技能，在芝加哥大學文理學院學習期間發表了4篇論文。1924 年，蔡翹發表博士論文“大白鼠的記憶曲線”，翌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因學業成績優秀獲芝加哥大學金鑰匙獎，並被推薦為美國解剖學會會員。
1925年夏秋之交，他繞道加拿大經日本回國，就聘於2年前回國的同鄉郭任遠任職的上海復旦大學任教授，創建生物學科，執教生物學和生理學。1926年，他加入新成立的中國生理學會（當時只有十幾人）。1927～1928年，谷鏡汧、顏福慶、張?]、林國鎬等人在吳淞創辦中國人自辦的第一所醫學院——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上海醫學院前身，現復旦大學醫學院），蔡翹受聘創建生理學科，任生理學教授，兼講授比較解剖學、組織學和胚胎學。在此期間，他首倡用華語教學；編著中國第一本大學用的生理學教科書；培養出一批中國早期的生理學工作者。1930年秋，蔡翹獲美國洛克斐勒氏基金會資助，赴英國和德國進修，先在倫敦大學著名生理學家C.L埃文思（C.Lovatt Evans）教授的實驗室從事糖代謝的研究，繼而在劍橋大學著名神經生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E.D.阿德里安（Edgar Douglas Adrian，lst Baron，1889～1977）教授的實驗室從事神經傳導生理研究。經埃文思教授推薦，於1935年成為英國生理學會會員。1931年冬在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和其他大學的著名生理學實驗室進行短期進修。1932年春回國，繼續在上海吳淞的中央大學醫學院任教。1932年夏秋之季，他應聘到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Henry Lester Institute）任副研究員，1932～1936年系統研究了肝臟在糖代謝中的作用。1937年1月，他提前與雷士德研究所解約，到條件較差的南京中央大學醫學院任生理學教授兼科主任，再次創建生理科。吳襄申請為其助教。蔡翹同吳襄共同編著了《生理學實驗》一書。他在牙醫專科第一班進行教學的同時，又立即籌建動物房及研究室，準備繼續利用慢性動物進行肝糖代謝的實驗。不料半年後，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侵略軍的飛機對上海、南京進行頻繁的空襲。中央大學醫學院決定西遷成都。到成都後先借用教會辦的華西大學醫學院的部分校舍上課，4年後，又租用城內一所中學校舍作為前期各科教學之用，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蔡翹堅持從事生理和藥科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1938年秋，蔡翹在華西三大學（中央大學醫學院、齊魯大學醫學院、華西大學醫學院）發起成立和領導了中國生理學會成都分會，其中鄭集、童第周都是會員。1941年6月，他在華西大學醫學院創辦了《中國生理學會成都分會會志》，並任主編。這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內惟一的一本生理學刊物，至抗戰勝利為止，4年共出兩卷13期300多頁。同年，他成立了生理學研究所，主要助手有朱壬葆、周金黃、吳襄、徐豐彥、李瑞軒，匡達人等。他招收了4名研究生（宋少章、程治平、陳定一、李昌甫），接受了十幾名進修生，其中有延安軍醫學校秘密送來的同志，也有方懷時（後曾任台灣航空醫學會會長，1980年代後期在參加國際航天航空學術會議時，曾向第四軍醫大學及國防科工委航天航空醫學工程研究所出席會議的學者問候他的老師蔡翹）等人。他自籌經費，親自動手，成立製造生理學實驗儀器的車間供教學和研究之用。1940年，他還曾送一套自製儀器給延安經成都到香港採購藥品器材的朋友。1943年夏，蔡翹作為中美文化交流交換教授與費孝通等6人應邀赴美講學一年。在芝加哥講演時，他向世界介紹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情況，呼籲國際社會的援助，其講演稿與其他教授的講演稿一起被編成《來自中國的聲音》一書在美國出版。這一年中，蔡翹在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與美國學者合作繼續研究血清中的縮血管物質問題，正是這一成果，後來導致國外5-羥色胺（即血清素）的發現。抗日戰爭期間，他主要從事有關血液生理的研究，也有不少重要的發現。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央大學醫學院復院南京，他再次領導生理科教學與研究的恢復工作，繼續從事小血管受傷止血的研究。1948年，他代理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當時校長為吳有訓）。同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當時院士有81人，9月23～25日在南京北極閣召開第一次院士會議，到會48人。這批院士分布於不同的學科領域，體現20世紀前半葉中國科學的水平。1955年，原有院士中46人進入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行列。1990年3月與5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曾先後兩次致函蔡翹，邀請他與其他仍健在的大陸原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赴台參加中央研究院19屆院士會議及參觀訪問。因種種原因，蔡翹雖未能成行，但4名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趙忠堯、湯佩松、黃汲清和馮德培）1993年9月成功赴台訪問，實現了海峽兩岸科學家的首次交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大學改稱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為潘菽），蔡翹任醫學院院長。1952年，南京大學醫學院改編為第五軍醫大學，他任校長，並受國家衛生部的委託在該校舉辦了生理學高級師資進修班。1954年，他調入軍事醫學科學院，任副院長、一級研究員和院學術委員會主任。1957年，軍事醫學科學院成立軍事勞動生理研究所，他兼任所長。1955年，他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1～1968年，他主要從事並領導特殊環境生理學的研究，是中國軍事勞動生理學、航空航天醫學和航海醫學的創始人。蔡翹多次出國考察和參加國際學術會議，1956年7月出席了國際生理科學布魯塞爾會議；1956年9月～1957年2月，作為中國軍事醫學代表團副團長赴蘇聯考察半年，並赴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參觀和參加學術會議；1963年率團赴華沙參加國際空間科學會議；1964年率團赴愛爾蘭參加國際航空空間醫學會議，並順訪英國倫敦等地的實驗室。他對中國的科學事業極為關心，衷心擁護中共中央“百家爭鳴”的方針，對醫學、生物學界多次出現的違反“百家爭鳴”方針的傾向和做法，他總是挺身而出，堅持真理，提出自己的科學見解。1962年，他在周恩來總理、聶榮臻副總理領導的廣州會議上，就如何發展中國自然科學和對待知識分子問題發表了坦誠的意見，1963年8月又就如何貫徹“科學十四條”寫了“關於科研工作的建議信”，得到軍委副主席聶榮臻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受到迫害，失去了工作條件，然而他堅持埋頭著書，並於1979年出版了60多萬字的《航空與空間醫學基礎》一書。1978年，在他的積極建議下，軍事醫學科學院成立了基礎醫學研究所，他親自指導該所神經生物學室的研究工作並積極培養研究生。
蔡翹是中國生理學會1926年成立時最早的會員之一。他於1935～1937年任中國生理學會理事；1950～1955年繼任第11和12屆理事；1964～1981年任中國生理科學會（含生理、生物化學、藥物、病理生理、生物物理和營養6個學科）理事長；他團結6個學科的學術帶頭人，帶領會員共同前進。在1981年的第16屆代表會上他辭去理事長之職，被選為中國生理學會名譽理事長。1987年7月中華醫學會航空醫學學會成立時，他被推選為名譽主任委員。
蔡翹自1922年從事生理學工作至逝世，一生艱苦創業，在生理學領域進行了多方面的開創性工作。他涉獵廣泛，有過許多重要的發現和成就，先後發表過100多篇學術論文和11本專著和教科書。他提攜新秀，培養了幾代人才，為發展中國的生理學和醫學教育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
蔡翹因年高體衰，呼吸道感染，出現全身器官功能衰竭，於1990年7月29日逝世於北京。
個人履歷
1897年10月11日出生於廣東省揭陽縣仙美村（即今廣東省揭陽市揭東縣新亨鎮仙美村）。
1913～1917年在廣東省潮安縣金山書院學習並畢業。
1917年在上海復旦大學附中補習英文。
1918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旁聽。
1919年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印第安納大學心理系學習。
1921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生理系做研究生。
1924～1925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並獲哲學博士學位。
1925年在上海任復旦大學生物學科教授、主任。
1927～1930年在上海吳淞任中央大學醫學院生理學教授。
1930年在英國倫敦大學和劍橋大學生理學系進修。
1931年在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進修。
1932年春 上海吳淞中央大學醫學院任教。
1932年夏～1937年1月 在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院任副研究員。
1937年1月 任南京中央大學醫學院生理學教授。
1937年夏～1945年隨中央大學醫學院西遷成都。
1941年創辦《中國生理學會成都分會簡報》，任主編。
1943年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
1945年隨中央大學醫學院遷回南京。
1948年任中央大學醫學院代理院長。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南京大學醫學院院長。
1952年任第五軍醫大學校長。
1954年任軍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
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1957年兼任新成立的軍事醫學科學院軍事勞動生理研究所所長。
1964～1981年任中國生理科學會理事長。
1978年成立軍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指導該所神經生物學室的研究工作。
1981～1993年被選為中國生理科學會名譽理事長。
1987年被推選為中華醫學會航空醫學學會名譽主任委員。
1990年7月29日因呼吸道感染，全身器官功能衰竭逝世於北京。
個人貢獻
蔡翹的學術貢獻，1950年以前主要是為發展中國生理學所做了開創性工作，以及在神經解剖、神經傳導生理、糖代謝和血液生理等領域的重要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主要表現在為中國國防現代化建設解決重大醫學科學技術問題上的開創性科學實踐活動和學術領導作用。
蔡翹於1914年與揭陽竹橋陳淑芳女士結婚，生有三子。長子蔡紀程（步初），二子瀘初，三子小初。長子生於1916 年，1937年入齊魯醫學院讀書，1944年畢業於華西大學醫學系（由齊魯醫學院及中央大學醫學院部分系科內遷成都與華西大學醫學系合併而成）。抗戰勝利後，他攜妻女遵母命回潮汕。先後在私立汕頭市石益世醫院、汕頭市結核病防治院、汕頭專區幹部療養院、汕頭市第三人民醫院任醫生、醫務主任、副院長，汕頭醫專（現汕頭大學醫學院）常務理事等職。主要教授呼吸系統疾病防治。1993年病故於汕頭。娶妻甘光漢，四川省榮縣人，1943年畢業於華西大學教育系，曾在四川重慶、榮縣、自貢等地任中學教員。1979年病故於汕頭市。蔡紀程生有二女二子，除長女外，現都在汕頭市工作。蔡翹次子滬初，生於1926年，1948年畢業於金陵大學化工機械系。娶妻張芷，揭陽人（父張季熙，母姚氏，張季熙曾任國民政府中央資源委員會委員，後遷台灣屏東）。瀘初1940年代先後在台灣屏東糖廠工作，後到加拿大、美國工作，入美籍，現已退休，夫婦皆在美國波士頓定居。滬初生一子，於1984年獲美國博士學位，現在美國洛杉磯工作。蔡翹三子小初，1933年生，195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冶金系，1957年畢業於該系研究生班。1979年中美建交後赴美讀書，1980年代獲博士學位，現在舊金山附近工作。娶妻蔣有麗，曾任北京工業大學講師，上海人。生有一子一女，現皆在美國工作。小初之女1997年已獲博士學位。蔡翹之三弟義銳（1913～1974），13歲時由他帶出家鄉，1938年從上海中法藥學院畢業。畢業後在廣州市任高級藥劑師，其妻林月清為同鄉。蔡家是本村大族，在蔡翹非直系親屬中還有一些出色的專家、教授，他們所從事的專業多與生物、醫學有關。如蔡翹堂侄蔡紀轅（1913年生），曾任中山醫科大學副校長，博士生導師；堂侄蔡紀靜（1915年生），自青年時跟隨蔡翹當技術助手數十年，已從航天航空醫學工程研究所退休。蔡翹之妻表弟林春業，重慶醫科大學教授，胸外科專家，病故於1992年。
主要成就
發現“蔡氏區”——神經解剖學上的貢獻
蔡翹蔡翹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做研究生時，他的導師，著名比較神經學家卡爾（Harvey A.Carr）有一個龐大的研究計畫，想對美洲有袋類動物負鼠的腦進行全面的深入研究。作為這個研究計畫的一部分，神經解剖學家C.G.Herrick教授把研究負鼠視束及視覺中樞的任務交給蔡翹。他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完成了這項任務，並把結果寫成長達75頁的論文“The Optic tracts and centers of the opossum，Didelphis virginiana”[維吉尼亞負鼠（Didelphis virginiana）的視束和視覺中心]，發表在1925年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比較神經學雜誌）第39卷上。論文的題目雖為負鼠視覺系統的研究，但其內容卻大大超出了視覺系統的範圍，而牽涉到腦幹內極為重要，但又不大為當時人們所注意的一些結構，如內側前腦束（medial forbrain bundle）和被蓋網質（substantia reticularis tegmenti）等。學位論文完成後他在Herrick以及生理學教授A.C.lvy的指導下從事研究工作。不久，他經導師推薦為美國西格馬賽學會（Sigma Xi Society）的會員。
前腦內側束的細胞起源、纖維連結和功能意義，一向被認為是神經解剖學上的一個難題，很多學者望而卻步，但蔡翹卻知難而進，以堅韌不拔的精神對它進行了詳盡的分析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澄清了多年來人們對於這一纖維連結系統的模糊概念。
多年來，研究神經遞質中樞途徑和痛覺神經機理的科學工作者，越來越多地認識到中腦被蓋網質、中央灰質區和前腦內側束在痛覺調製過程中的作用，並把蔡翹當年所著意描述的中腦內蓋網質一個地方稱為“蔡氏區”（Tsai’s area）。
中國生理科學奠基人之一
蔡翹於1925年秋受聘為復旦大學教授，他是中國綜合性大學開設專門生理學課程的第一人。當時，各大學普遍用英語授課，他認為用外語作教學媒介不便於學生吸收和掌握所學知識，更不便於科學知識的普及與推廣，於是他堅持用華語教學，自編中文講義，並編著中國第一本大學生理學教科書——《生理學》（192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共50章，70萬字，後增訂本改名《人類生理學》）。該書曾被延安衛生學校採用為教材。他的學生中不少人後來成為學術界的佼佼者。
1929年，蔡翹與助教徐豐彥一起研究了甲狀腺與鈣代謝的關係，闡明了甲狀旁腺切除後肌肉抽搐以至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血鈣濃度嚴重下降。1930年秋，蔡翹第二次出國，由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資助先後到英國和德國進修。他先在倫敦大學與C.Lovatt Evans教授等研究肝糖原的代謝，觀察乙醚、異戊巴比妥等麻醉藥的影響，動物在斷頭和去大腦之後肝糖原的恢復過程，以及腎上腺素對貓的糖原分布的作用，共發表3篇文章；繼而又到劍橋大學在E.D.Adrian教授建議下研究麻醉藥（主要是古柯鹼）對蛙趾單條神經纖維動作電位傳導的影響。研究結果寫成論文“Action of narcotics on the conduction of nerve impulses from a single end-organ”（麻醉藥對來自單個終器的神經傳導的影響）。該文連同前3篇都刊登於1931年倫敦出版的Journal of Physiology（生理學雜誌）上。在該文中，蔡翹報告他用麥氏（Matthews）示波器記錄由蛙的中趾末端牽拉感受器發出、沿著單條神經纖維傳導的神經衝動的特徵，即感受器刺激的強度變化表現為神經衝動的頻率改變，但當刺激持續保持高強度時，不久將見衝動頻率逐漸降低，惟動作電位的幅度基本不變，這就是感受器的適應現象。這一麻醉前的正常神經衝動的記錄，後來被C.L Evans修訂的Ernst Henry Starling所著《人類生理學原理》一書以及C.G.Harris所著《實驗生理學》一書所援引，作為感受器電生理反應的典型例子。之後蔡翹經Evans推薦，於1935年成為英國生理學會會員。1931年冬，他到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進修，並訪問著名的Myahoff，Rein Warbur等教授的實驗室；還參觀了Gustav Georg Embden教授的植物生理學實驗室。同時寫成關於麻醉對單個神經纖維傳導的影響的科學論文，該文在1932年英國的Journal of Physiology上發表。1932年春，蔡翹回國。
研究肝臟在糖代謝中的作用
蔡翹從1932年秋至1936年底在上海雷士德研究所期間，連續研究肝在糖代謝中的作用問題，他和他的助手易見龍合作在《中國生理學雜誌》上先後發表了11篇論文。在這一階段的前兩年，蔡翹以急性的斷頭貓和麻醉貓做實驗，觀察肝糖的攝入量與釋放量之間的關係。但這種實驗結果不能代表正常清醒動物的肝糖代謝，於是他從改進實驗技術入手，利用他自己改良的腹腔內大血管（門靜脈和膈下肝靜脈）取血法，以正常慢性製備動物（貓）為實驗材料，測量比較在不同食物組成條件下，以及在兩次消化之間的較長時間內，入肝和出肝的血糖濃度，並將其與體循環動脈血中的糖濃度進行比較。結果表明在給貓飼混合飼料（食物中糖類、蛋白質和脂肪三者含量之比為6∶3∶1）後，動脈的血糖濃度通常從進食後第2個小時起逐漸升高，至第5個小時升到最高水平，比進食前增加了20%～40%，然後維持在這個高水平直到第7個小時。在這期間，大多數動物由門靜脈入肝的血糖濃度顯著高於由肝靜脈出肝的血糖濃度，但也有一部分動物的入肝血糖濃度仍舊略低於出肝的血糖濃度。如果給動物餵純牛肉，則出肝的血糖濃度總是和飢餓時一樣高於入肝的血糖濃度。這些資料表明，對肉食動物貓而言，即使餵以混合食物，由肝釋放出的血糖在很大程度上仍來自非糖類的消化食物。至於兩次消化之間的長時間內，由肝釋放的血糖更是大大超過入肝的血糖濃度。這一系列的慢性實驗表明，肝在保持血糖正常濃度中的作用主要在於不斷地攝入非糖類和糖類食物的消化產物以合成糖原，從而在消化間期釋放出葡萄糖以保持循環血糖濃度的相對穩定。這些實驗研究成果受到國內外生理學界的重視，曾被多次引用。
在血液生理學方面的研究
蔡翹在抗日戰爭期間及抗戰勝利後的一段時間裡，直接參加和指導的實驗性研究主要圍繞血液生理這一領域。他研究了紅細胞脆性和溶血、抗溶血機制，闡明了脾臟與紅細胞滲透脆性的關係及其影響因素及機制；發現膽固醇是正常血漿中的主要抗溶血物質，免疫的溶血性血清中存在一種“抗膽固醇因子”，它可以對抗膽固醇的抗溶血功能；發現了血清縮血管物質中除血小板解體時釋放的組織胺外，還有非組織胺物質等。
關於脾臟與紅細胞滲透脆性的關係及其影響因素和機制的研究 人和其他哺乳動物的脾臟切除後，紅細胞滲透脆性就明顯地降低，這是已知的事實。蔡翹及其學生們相繼探索了影響紅細胞脆性的各種因素，找到了脾臟內的血流停滯實為紅細胞脆性增高的原因。起先他們認為其原因是紅細胞內的乳酸及其他足以影響脆性的物質積聚；後來他們又發現血流在脾內停滯時血小板破壞加劇，便認為這可能是造成紅細胞脆性增高的更重要的原因，其機制在於血小板破壞時就有“自身溶血素”（autohemolysin）和“自身凝血素”（autohemoagglutinin）釋放出來，可以降低紅細胞的滲透阻力，從而引起血溶。
關於溶血物質與抗溶血物質的研究 蔡翹在紅細胞滲透脆性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血漿的抗溶血成分。血漿具有很強的抗溶血作用，這是人所熟知的，但這種作用究竟來自什麼化學成分，尚未有一致的認識。蔡翹指導的實驗組先是觀察到血漿中的膽固醇具有很強的對抗皂甙（saponin）所致溶血的作用。卵磷脂單獨存在時具有溶血作用，但若與膽固醇同時存在，卻可增強後者的抗溶血能力。膽固醇對其他多種溶血物質，如洋地黃皂甙、粗製膽汁鹽、牛磺膽酸鈉、甘氨膽酸鈉、肥皂、硬脂酸等，都有抵抗的功效，因此他們認為膽固醇是正常血漿中的主要抗溶血物質。在各種病人和各種動物，血漿中的膽固醇含量與血漿的抗溶血功效具有正的相關。膽固醇之所以能對抗上述多種溶血物質的作用，可能是膽固醇與這些物質發生中和或與之相結合，從而形成了另一種無溶血性能的複合物之故。至於卵磷脂何以能加強膽固醇的抗溶血功效，可能是前者對後者具有促進作用。膽固醇對於血清中的“天然溶血素”（natural hemolysin，如狗血清可以溶解兔的紅細胞）也具有對抗功效，卵磷脂也是如此。據分析，膽固醇及卵磷脂的抗溶血功效，都是由於它們能阻抑補體的作用之故。對於免疫的溶血性血清，則情況較為複雜，膽固醇對它沒有抗溶血功能。後來查明這是由於免疫血清中含有一種“抗膽固醇因子”，不僅能抵銷膽固醇的抗溶血功效，而且還具有溶血性質。這種因子是抗原—抗體反應生成的。
關於血清中縮血管物質的研究 動物血清中含有多種縮血管物質，正常的血清既能使血管壁平滑肌收縮（兔耳血管灌流），也能加強胃、腸、子宮等平滑肌收縮，並且使離體心臟的收縮增強。這與當時文獻上報導的“血清緊張素”（serotonin）的作用相似，但其化學本質尚不明白。他們用慢速度離心處理，把新鮮血漿表層的血小板除去，這樣生成的血清就基本上失去了縮血管及其他諸作用，於是他們認為血清縮血管（包括加強其他平滑肌收縮）的物質主要來自血小板。正常血清用組織胺酶溫育後，仍舊保持相當強的縮血管作用，可見其主要化學成分不是組織胺。他們將血清放在溫水浴上乾燥後用乙醚提取，提出物仍能促進其他平滑肌收縮，但對兔耳血管無效。1943年，蔡翹應美國國務院之聘赴美參觀講學，曾在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生理系與兩位美國科學工作者合作，繼續研究血清縮平滑肌物質的化學性質，他們把血清用無水硫酸鈉在室溫中進行乾燥處理後，其乙醚提取物仍與正常血清相似，能使各種平滑肌，包括兔耳血管的平滑肌收縮，從而推測血清中可使平滑肌收縮的物質不止一種。
關於止血機制的研究 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蔡翹指導一位青年工作者探討兔耳動脈的對光敏感，受冷引起血管內細胞凝集的機制以及血管損傷後的止血機制，這後一問題的研究延續到抗戰勝利回到南京後一段時間。在研究中觀察到動脈和靜脈因刺破而出血時，兩者的反應不同：動脈是先收縮而後見到刺破處被血塊封閉；靜脈則不見收縮，僅有血小板栓塞及血塊形成。至於毛細血管被刺破時，則一面表現收縮反應，一面表現血管壁粘連。
中國人的血液生理標準研究 蔡翹從1938年起便利用暑假吸收少數生理學的優秀醫學生和他的助手進行中國人各種生理標準，如肺活量、血細胞計數和血紅蛋白濃度、生長率、一些感官靈敏度（包括視野的測定）、血型（主要是MN血型）分布，以及基礎代謝率的調查統計研究。1948 年暑期，美國醫藥援華會派該會會長哥倫比亞大學生理系主任教授Gregerson等來華，以南京中央大學蔡翹領導的實驗室為基地，舉行為期1個月的研究班，全國各地醫學院和大醫院的高級教學科研人員20餘人參加，學習有關的技術，並測定了數十名中國青壯年的血漿量、全血量和可利用的體液量、以及血漿蛋白濃度、血液的氧容量和一氧化碳含量等數值。這個研究班的科學報告“Further observation on the mechanism of haemostasis in toad capillary”發表於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中國生理學雜誌》）1949年17卷第3期191～200頁。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央大學醫學院復員南京。蔡翹再次領導生理學科的教學與研究恢復工作，繼續從事小血管受傷後自動止血機制的研究，並在英國與中國生理學刊物上發表了數篇論文。1947年8月，他赴英國出席國際生理科學會牛津會議，在大會上報告了上述出血自止機制的科研成果，這些成果引起國際同行的重視，直至1980年初仍被國外學者所引用。
創建中國的軍事勞動生理、航天醫學和航海醫學 1952年，南京大學醫學院改編為第五軍醫大學，他任校長。根據建設強大的空軍和海軍的需要，蔡翹創建了中國的特殊環境生理學——軍事勞動生理學、航天航空醫學和航海醫學。他在南京籌建航空生理實驗室從事研究。1951年，他編著出版了《航空醫學入門》，1953～1955年寫出《航空生理研究總結初步報告》。1954年，他調軍事醫學科學院，任副院長，一級研究員，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全軍醫學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1957年軍事醫學科學院正式成立軍事勞動生理研究所，蔡翹兼任所長。調入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第2年，他領導開展了許多既有理論意義又與軍事作業相結合的生理研究課題，如把睡眠生理研究與解決陸軍戰士及空軍飛行員勞動休息制度的合理安排結合起來，為陸軍和空軍戰士的選拔、訓練以及設立淘汰標準提供多方面的科學依據。他非常重視對部隊進行實際調查，親自帶領科研人員到飛行部隊和現場調查研究、體驗生活。他既重視各項研究的理論深度，又十分強調成果的實用價值，因此，他經常要求科研人員對成果內容進行提煉，簡化方法，以便於部隊使用。最後形成一套實際可行的檢查方法，提供空軍有關部門試用，並為這些方法的試用培訓了技術人員。
在蔡翹的領導下，1953年建成了中國獨創的第一座混凝土人用低壓艙。1950年代後期逐步建成了高空減壓艙、爆炸減壓艙、動物及人體加速度離心機、地面彈射救生裝置、模擬失重裝置、航海醫學研究用的潛水加壓艙以及高、低溫艙等多項大型設備，從而得以研究了低壓、高壓、缺氧、超重、失重、飛行錯覺、彈射、震動、高溫、低溫、深潛等航空和航海等特殊條件下人的生理反應、耐受限度、訓練方法及防護措施，研究不僅提供了各方面的重要生理數據，而且在這些數據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防護制度和裝備要求，如航空的加壓供氧制度、潛水減壓制度、抗荷服、代償服及潛水服的生理數據要求及生理性能鑑定方法等。在短短的幾年內，他們不僅為中國年輕的航空與航海醫學建立了一個研究基地，創造了一套研究條件，而且大大縮小了中國在這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間的差距。同時又培養了一批有專長的研究技術人員，為中國的航空及航海醫學研究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87年，他被剛成立的中華醫學會航空醫學學會推選為名譽主任委員。
崇高品德，一代師表
蔡翹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科學家，而且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育家。他從1925年回國以來，曾先後在上海、南京兩地的高等學校擔任了25年的教學工作。他擔任軍事醫學科學院的業務領導後通過科研工作培養了相當數量的生理學人才。他在教學中一是主張教學與科研相結合，身教與言教相結合，身教重於言教。二是循循善誘，指明方向，使學生熱愛專業。他不僅注重業務，而且還重視對學生道德品質的教育。幾十年來，蔡翹培養的學生遍布全國，他們大多已是中堅骨幹。在復旦大學任教的兩年中，他率先倡導以中文編寫生理學教材，用華語講課，並創辦生理實驗室便於學生親自動手做實驗。馮德培、童第周、徐豐彥、朱鶴年、蔣天鶴和沈霽春都是他的學生。在吳淞上海醫學院任教期間，儘管設備簡陋，蔡翹仍帶領助手在教學之餘系統地開展科學研究。在上海雷士德研究所時，物資供應較好，個人待遇較優厚，科研工作也較順利，但在外國人機關中要培養本國人才就受到很大限制，更談不到直接為祖國人民服務，蔡翹毅然放棄月薪600兩白銀的優厚待遇提前一年半離開上海雷士德研究所，寧願到待遇低得多的南京國立大學開創新的工作基地。這種做法確是當時一般人很難辦到的。
蔡翹為人正直，胸襟寬闊，無門戶之見。他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不僅有醫學院畢業的，還有生物系、心理系和化學系畢業的，蔡翹都一視同仁。抗日戰爭初期，一些已經離開的老門生，因當時所在單位從沿海遷至內地，缺乏科研條件，又被蔡翹介紹到成都中央醫學院工作；一些從國外回來的留學生，也因缺乏科研條件而在蔡翹的幫助下轉到中央大學醫學院工作。
蔡翹提倡民主作風，以平等態度待人，在學術問題上提倡自由爭辯。他從不要求別人（包括他直接領導的學生）定期向他匯報，而是經常深入實驗室，在無拘束的談話中了解情況。他特別提倡用定期召開生理學會分會的方法，讓大家互相交流，他也總以學會普通成員的身份參加討論，人們說蔡翹是最容易找到的領導人。他習慣親自動手，進行具體的指導，實驗結束後再同大家一起分析實驗中出現的問題。他不做“好好先生”，不論年資高低、遠近親疏，誰的缺點錯誤被他發現，他都會當面提出。由於他總是持與人為善的態度，所以受批評的人不僅沒有精神壓力，反而感到親切，樂於改正。
1934～1935年間，蔡翹在上海曾擔任中英庚款留學生的生理學主考入，同在雷士德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員曾找到蔡翹，為其助手參加考試說情。蔡翹當即拒絕，堅持照成績批分，不能偏袒。
每當蔡翹準備提出新的課題時，他除了要求研究人員組織力量查閱文獻外，自己總是學習在先。在考慮航空醫學向宇宙醫學範疇擴展時，他撰寫了“從大氣下層飛行躍進到宇宙飛行所面臨的醫學問題”及“宇宙醫學問題”等文章。又如“疲勞問題”、“Selye應激學說與生理應激”以及“自主神經反應型問題”等著作都是發表在新課題開展之前和經過一段工作需進行總結提高之時。蔡翹在審閱論文時，態度認真，逐字逐句加以推敲修改，除特殊情況，從來不過夜，在他90歲的時候，一隻眼睛因白內障手術不理想而幾乎失明，他就用另一隻患青光眼的眼睛藉助放大鏡堅持審稿。
1980年，他為一位研究生確定了一個有關神經元可塑性方面的研究課題，但事後他發現國外已有人對這個題目作過詳盡的論述，便又重新確定了一個難度較大的選題。這位研究生很不理解，蔡翹便對他說：如果我們的研究僅僅是證明別人的結論，那是沒有價值的。科學上的貢獻在於你想到了別人沒有想到的問題，做了別人沒有做到的事情。後來這位研究生接受了新的選題，並在蔡翹的指導下，做出了成績。蔡翹實事求是，剛正不阿，敢於在逆境中力陳直言，從不隨波逐流的精神，以及他勤奮好學，始終如一的科學作風為後人稱為“一代師表”。以至耄耋之年仍能敏銳地掌握當代生理科學發展趨勢。他生活很有規律，從小到老一貫堅持鍛鍊身體，年逾九十仍能堅持學習和科研工作。
主要論著
1 蔡翹.生理學常識.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50.
2 蔡翹，編著《航空醫學入門》上海：華東醫務生活社，1950.
3 蔡翹等，主編《中級生理學》上海：華東醫務生活社，1951.
4 蔡翹，宋少章，主編《巴甫洛夫學說演講集》上海：華東醫務生活社，1953.
5 蔡翹，溫光楠，編《生理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3.
6 蔡翹，蔡紀靜，編著《生理學實驗指導》上海：華東醫務生活社，1953.
7 蔡翹“從大氣下層飛行躍進到宇宙飛行所面臨的醫學問題”軍事醫學雜誌，1958，1（2）：196～200.
8 王菊民，蔡翹“睡眠過程中呼吸變化的機制”生理學報，1958，22（4）：267～275.
9 錢紹禎，蔡翹“關於語言強化運動性條件反射的機制”生理學報，1958，22（4）：276～281.
10 蔡翹.疲勞問題.生理科學進展，1960，4（2）：103～114.
11 蔡翹.宇宙醫學問題.生理科學進展，1960，4（2）：164～173.
12 蔡翹.準備狀態的本質.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論文彙編.第五集.1961.252～257.（曾載於《慶祝建國十周年醫學科學成就論文集》1959）.
13 蔡翹.睡眠深度的測定及其變化的規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論文彙編.第五集.1961.258～264.（曾載於《慶祝建國十周年醫學科學成就論文集》1959）.
14 蔡翹.Selye應激學說與生理應激.生理科學進展，1963，5（1）：1～10.
15 蔡翹.自主神經反應型問題.生理科學進展，1965，7（1）：1～10.
16 蔡翹，封根泉，楊元輔，編著《航空與空間醫學基礎》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1979.
新中國科學家
| 新中國成立後，很多海外學子克服重重阻力回到祖國，加入到新生國家的建設中。斗轉星移，六十年過去了，他們中很多人不在了，很多人仍在為國家辛勤工作，他們對於這個國家科技發展，對國家工業建設的貢獻是歷史不能忘記的。我們選取這批科技精英中的一部分，記錄下他們的生活點滴。 |
潮汕海內外科技界名人
| 潮汕海內外名人倍出，有政法界、工業界、農業界、交通界、科技界、衛生界、財經界、文藝界、新聞出版界名人。以下是科技界名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