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遵儀:楊遵儀（1908年-2009年9月17日），廣東揭陽人。地層古生 -百科知識中文網

人物生平

1908年10月7日（農曆戊申年九月十三日）楊遵儀出生於廣東揭陽洋淇鄉寨內村（今屬揭東縣登崗鎮）一個基督教家庭，兄弟姊妹6人排行第二，全家生活靠父親的小藥店維持。1915年國小、國中、高中在洋淇、澄海、汕頭教會學校就讀。由於家境不濟，國中、高中階段時輟時讀。高中畢業後又工作了一年，自己積攢下100塊大洋後辭工告別家人去上海求學。

1928年夏同時考取南京第四中山大學（現南京大學）和上海暨南大學，選讀上海暨南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

1929年夏再次考取清華大學繼續學習經濟學專業。在清華大學受室友程裕淇同學的影響，第二年改學地質學專業。

1933年清華大學地質系畢業，留校當助教。用英文完成的畢業論文《地質文獻目錄》被當時國立北平研究院評為1933年年度獎金論文。

1935年考入清華大學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資助的留美研究生。1936年進入美國耶魯大學研究生院，在地質學家C．O．Dunbar教授的指導下習功地層學及古生物學，於1939年獲理學博士學位，並以優異的成績獲美國Sigma Xi科學榮譽學會會員稱號。同年回國，在香港與汕頭籍船商的女兒徐增惠結婚（婚後育有一子三女）。10月，應聘於廣州中山大學任地質系教授、系主任兼兩廣地質調查所所長。

1942年投筆從戎，參加抗日聯軍英國駐華（湖南）軍事代表團（BMM），任秘書（翻譯）。

1946年10月應聘清華大學任地學系教授，主講地質學及古生物學。

1950年12月參加九三學社，任清華大學支社委員。

1952年國家大學院系調整後，到北京地質學院（中國地質大學前身），先後擔任該學院副總務長，專修科主任，水文系、石油系、普查系、地質系系主任，是建院負責人之一。

1956年與郝詒純、陳國達合著《古生物學教程》，這是中國自己編著的第一部高等院校古生物學教材。同年開始招收研究生並開設了古生物學課程。

1960年與同事們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地層古生物學專業”。

1962年在國內首次開設了“生物地層學”課程。夏季，帶領研究小組去青海德令哈巴音河、祁連山等地考察後寫出了《青海天峻德令哈巴音河二疊紀—三疊紀地層》與《祁連山二疊紀—三疊紀腕足類》兩篇重要論文。

1966年〖STBZ〗〖HTSS〗?2月，北京地質學會換屆，任秘書長。上半年和助手徐桂榮一起去貴州實地考察研究，此後寫出了《貴州中部中、上三疊統腕足類》論文；完成了早年在貴州工作時遇難的三疊紀專家許德佑的心愿。6月，“文革”開始，大學外遷，後去安徽貴池、江西909地質隊、湖北荊州勞動。在勞動中利用休息時間通讀和選讀了《毛澤東選集》英、法、德文版，他堅信語言工具對國家和民族都會有用的。

1971~1972年出國考察的同行專門到江陵請他幫助審查中國學者赴尼泊爾、蘇丹等地考察石油的報告譯稿，為他們解決燃眉之急。

1977年秋應宜昌地質礦產研究所之邀，赴海南島石碌礦區考察，解決了有爭議的地層問題；與汪嘯風，曾令初合作完成了論文《關於石碌礦區地層劃分與對比》。

1978年2月28日，與原北京地質學院副院長袁見齊等16位老教授聯名給主管教育工作的鄧小平副主席和方毅副總理寫信，反映地質技術幹部青黃不接，我校八年不能正常招生的嚴重局面，提出在北京地質學院原址“創辦研究生部，招收研究生”的建議。在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和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期間，與袁見齊等十多位教授再次向鄧小平副主席和方毅副總理上書，懇請有關部委領導支持上述建議，早日辦起研究生部。5月15日鄧小平副主席批示：好意見，由教育部商同國家計委地質總局處理。9月國務院正式批准成立武漢地質學院北京研究生部，擔任研究生部學術委員會委員，地層古生物研究室主任並恢復招收研究生。

1972年8月~1978年，秋，學校外遷期間，教學科研工作不能正常進行，他主動去中國地質科學院協助著名地層古生物學家徐傑編輯《地層古生物論文集》，指導中青年工作。年逾花甲，仍每周3天擠公車去工作。只要他一到，請教和請求修改文稿的，審閱譯稿的人就絡繹不絕。他不管工作多忙總是有求必應。若碰到一時解答不了的問題，他將其帶回學校查資料、看實物，然後及時將答案告知求教之人。受他幫助的人已不計其數，他只想將自己所有的知識傳授給青年同行，讓他們迅速成長起來。當時最大難題是中青年外語不過關，他便主動向學校和中國地質科學院提出辦個英語班，可那時全國正在批“洋奴哲學”，這樣做是要冒極大的風險的，他依然針對地層古生物方面的英語需求，給幾十個人講授了1個月。之後應部分人的要求又開了法語課。這些聽課的人後來在學術上取得了成就，在國際交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79年6月下旬赴荷蘭和英國考察IGCP“時間準確性”項目的研究實況，並交流了經驗。

1980年2月，率代表團（任團長）赴紐西蘭惠靈頓（Wellington）參加第五屆岡瓦納地質討論會，作了《華南海相二疊—三疊系界線》報告。同年，和洪友崇對河北圍場發現的淡水鱟化石進行研究，該研究對其科、亞科和屬的分類作了探討及描述，並強調分類應以組合特徵為依據；記述了15個新亞科、2個新屬、3個新種。其成果不但提示了這一發現，填補了中國古生物學的空白門類，而且在地層對比、確定地層時代上也有一定的實用價值。12月，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1982年4~8月，與陳燕合作研究桂、川泥盆紀蟲顎，作了系統的分類和種屬描述。蠕蟲是動物界的大門類，蟲顎在中國極少報導，填補了中國對這門動物研究的空白；本年與聶澤同合作撰寫的《關於西藏阿里地區侏羅紀蛇尾綱化石的描述》的論文，填補了中國對蛇尾綱化石研究的空白。

1983年3月，經郝詒純、李鳳麟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6月，由於本人在國際學術交流方面的努力，美國科學家Prof?Cloud向武漢地質學院捐贈各類科技圖書2476冊，緩解了當時科研教學圖書資源短缺的困難。

1984年擔任國際地科聯地層委員會岡瓦納地層分會、二疊系、三疊系分會、二疊—三疊系界線工作組委員；是第一位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地科聯共同領導的國際地質對比計畫（IGCP）項目中擔任負責人的中國學者，任IGCP203項目和國內組領導人〖ZW（〗IGCP 項目設領導人（Leader）和1~3個共同領導人（co?leder）。其下，各國工作組（Working Gnoup）又有其國內組長。〖ZW）〗（Leader）組長（1983~1987），1988年又擔任IGCP272項目共同領導人和國內組組長，為推動國際合作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7月，隨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第27屆國際地質大會，作了《華南二疊—三疊系界線及生物地層分帶》、《西藏及鄰區的下岡瓦納岩系及古地理古構造意義》的報告，同時主持召開了IGCP203項目工作組第二次國際會議。

1985年3月至5月，應美中學術交流協會邀請進行了為期兩個多月的講學、訪問活動，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耶魯（Yale）大學、美國地質調查所、華盛頓古生物學會、紐約自然博物館等單位系統講授了中國地質構造特徵、地層界線問題和中國的油氣地質；參觀了許多大學、研究機構和博物館，與許多知名地質學家、學者討論了共同感興趣的問題；出席了美國國家科學院第一百二十二次年會；多次接受美國記者的採訪，美國幾家報紙詳細登載了他的談話和活動。同年8月，他又率代表團赴美出席了第6屆岡瓦納地質討論會，在會上作了《西藏阿里地區中生代生物群特徵與西藏地殼構造演化的關係》的報告，同時主持召開了IGCP203項目工作組第三次國際會議。

1986年在牛津大學地質與地球物理專著系列中出版了《中國地質學》（英文版）（楊遵儀，程裕淇，王鴻禎）。這是繼李四光之後50年，又一次向國際全面介紹中國地質。6月底至7月中，率代表團赴義大利參加有關西特提斯二疊—三疊系界線的地質考察和討論會，作了《中國二疊—三疊紀事件研究的進展》的報告，並擔任大會執行主席。會議期間主持召開了IGCP203項目工作組第四次國際會議。11月4日~8日參加在四川廣元舉行的中國二疊—三疊系界線及事件現場學術討論會，並考察上寺二疊—三疊系剖面。

1987年8月底~9月初，參加在北京召開的由中國古生物學會牽頭會同中國地質學會、煤炭學會、石油學會共同籌辦的國際學術大會；同時在北京主持召開IGCP203項目工作總結會。

1978~1987年，擔任教研室主任期間，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為地層古生物專業發展制定了科學和正確的目標。1990年經國家教委審定，地層古生物專業成為中國同類專業中唯一重點學科。

1988年與郝詒純共同編寫的高等學校試用教材——《古生物學教程》獲國家教委全國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獎及地礦部優秀教材一等獎（排名第一）。

1989年《華南二疊—三疊系界線地層及動物群》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獎二等獎（排名第一）。

1990年年初赴澳大利亞參加IGCP272項目工作會議。2月，赴紐西蘭出席第2屆國際腕足類會議，會上宣讀了與史曉穎合寫的論文《青藏高原侏羅紀腕足動物序列》。9月下旬，赴阿根廷參加國際石炭—二疊紀地層會議，報告了與梁定益、聶澤同合作研究的成果《岡瓦納北緣及揚子陸塊西緣二疊紀兩個水下拉伸-沉積事件》。

1991年獲北京市及全國優秀教師稱號。

1992年8月24日—9月13日出席在日本京都召開的第29屆國際地質大會，宣讀了與殷鴻福、吳順寶等人合作的論文《華南二疊—三疊紀事件》。《西藏阿里地區白堊紀固著蛤類及其地質意義》獲《地質學報》優秀論文獎（排名第一）。同年他被美洲地質學會選為終身榮譽會員。原配夫人徐增惠因病去世。

1993年與聶澤同共編寫的《西藏阿里古生物》（楊遵儀等）獲地礦部科技成果獎二等獎（排名第一）。

1994年5月，獲美國耶魯（Yale）大學頒發的Association獎章。同年，《華南二疊三疊紀過渡時期地質事件》獲地礦部科技成果獎二等獎（排名第一）。

1996年1月，與李曉珍女士結婚。

199710月，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和李四光地質科學獎榮譽獎。

2001年8月，赴浙江長興參加全球二疊—三疊系界線層型及重大事件國際學術會議，主持開幕式並致詞。同年“全球二疊系—三疊系界線層型研究”獲湖北省自然科學一等獎（排名第二），並獲科技部2001年十大科技新聞，教育部2001年十大科技進展等。

2002年11月，全球二疊—三疊系界線層型研究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排名第二）。

2003年他除了自己的教學、科研、學術活動外，做得最多的還是利用休息時間幫同行改稿，來者不拒。教研室看到古稀之年的他不分晝夜地忙，怕他身體受不了，就向求教者設了一個接待程式，分輕重緩急，但這些人不去辦公室了，就到家裡或在路上碰見他將稿件給他，這程式就偃旗息鼓了。僅第25、第26屆兩屆國際地質大會的論文就有50多篇是他翻譯或修改的。1990年後他出外的機會少了，工作重心是國內外的學術活動和培養研究生。他對學生和求教者真是誨人不倦，滿腔熱情；研究生的論文、求教者的稿件，各種科研項目的評審材料，他都是逐字斟酌，不厭其煩，《地質學報》英文版從1983年開辦至2003年3月，每期的稿件他都一絲不苟地修改。1995年後他已是耄耋老人了，但仍精力充沛，不改以往工作習慣。2002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IGCP447項目首屆國際學術會議的英文稿件及野外路線圖基本都是經他修改和校審。修改一篇文章有時比自己寫一篇還難，他卻總是兢兢業業，樂此不疲。助人和解決他人困難已和他的生命密不可分，成了他的人生樂趣。

2009年9月17日零點三十八分，楊遵儀院士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

主要成就

楊遵儀畢生從事地質教育事業，執教50多年來，先後講授過多門專業課和專業基礎課，尤其重視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動手實踐的能力。自50年代以來，他培養了大批專業科研人才，包括幾十名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重視地質科學的基本原理和新理論，強調多學科的相互交叉和滲透，注重專業知識的更新。先後主編了6部中專及高校專業課程教材，其中高校《古生物學教程》被評為全國高校優秀教材，並與1988年獲全國高校優秀教材一等獎。

楊遵儀在古生物學、地層學、古生態學及古生物地理學的各個方面都做過比較深入的研究。在地層學和古生物學的理論和實踐研究方面先後發表了60餘篇論文，出版了7部專著。

在古生物學方面，他是中國研究古生物門類最多的學者之一。先後研究過無脊椎動物10門類中的5個門類。在研究區域上多是條件比較艱苦的邊遠地區。有不少研究填補了中國研究領域或是研究地區的空白。楊遵儀是中國生物地層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所領導的科研集體對北祁連、南祁連、貴州中部、青藏高原和華南等地晚古生代和中、新生代的生物地層學研究，奠定了這些地區地層學研究和年代地層格架的基礎，並為這些地區的綜合地質研究和地質找礦勘探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楊遵儀是中國事件地層學研究的開拓者和領導者。作為國際地質對比計畫（IGCP）第203項目和第272項目的負責人，他積極組織和領導了國內跨部門、多學科的科研集體，對古生代與中生代之交的地質事件進行了深入的綜合研究。提出二疊-三疊紀界線附近的生物集群絕滅和災變事件主要是由地球內部因素--火山噴發而引起，而不是天外因素--星體撞擊所造成。並根據生物演化階段及事件地層學原理提出了古生界和中生界的界線標誌。這項成果於1989年獲國家教委頒發的科技進步二等獎。1991年出版的《華南二疊-三疊紀過渡期地質事件》和1992年出版的《東特提斯二疊、三疊紀事件--地層、分類及其與西特提斯的關係》兩本專著，把天文、地質、古生物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從多方面、多角度地深入研究了古生代末和中生代初的多種地質事件。對整個特提斯區古生代末和新生代初的地質發展和地殼演化，以及二疊、三疊紀之交的生物集群絕滅之謎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

近幾年來，楊遵儀以及所領導的科研集體完成了多項國家和部屬科研項目，其中有7項獲國家或部級科研成果和科技進步獎。他於1992年被美國地質學會授予終身榮譽會員，1994年獲美國耶魯大學頒發的Welbur Cross獎章，以表彰他在地質科學研究中所取得的突出成績和對地球學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

2008年10月26日，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中國著名地質學家和地質教育家楊遵儀百歲華誕慶祝會在中國地質大學（北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向自己的恩師發來了賀信表示：“47年前您是我的老師，今天您仍是我的老師。”

楊遵儀從事教學、科研工作60多年以來，獨立或作為第一作者發表論文60多篇，專著16部。培養博士、碩士生共27人。學生中有的已成為院士、專家、教授，都是科研機構的主力軍。

曾擔任中國古生物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地質學會常務理事和北京地質學會第九屆、十屆、十四屆秘書長，湖北省第四屆政協委員，《中國科學》、《科學通報》、《地球科學》、《現代地質》等多種刊物及《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委。擔任《古生物學報》（前10卷）主編，《地質學報》和《地層古生物論文集》副主編。擔任《地質學報》英文版副主編達20年（1983~2003）。現為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中國地質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學術貢獻

楊遵儀對無脊椎古生物的許多門類都有深入的研究，對國內外各時代地層的系統發育和劃分對比有深入的了解；他十分重視地層學原理及方法的研究，尤其擅長腕足動物、軟體動物、棘皮動物和晚古生代及中生代三疊紀地層的研究，發表了數十篇這方面的專題論文，造詣頗深。他組織領導了對古生代與中生代之間生物絕滅事件的成因、二疊系與三疊系界線及其上下礦產形成規律的研究，並選擇中國南方3個二疊系—三疊系界線剖面作為國際候選層型，從而推動了這一研究的深入開展。這些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反映了國內的先進水平，指導了這些學科的研究方向，特別是對祁連山、貴州中部和西藏地區古生物的研究成果，奠定了這些地區開展古生物地層研究工作的基礎。楊遵儀教授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在古生物學研究中多有發現與建樹

對古生物學，楊遵儀研究較多的是腕足類，其次是軟體類、棘皮類和節肢類。在其研究中且多有新發現和創新。

（1）對腕足類的研究1948年他整理袁復禮教授西北科考材料，對新疆烏魯木齊東北石錢灘剖面中的腕足類化石進行研究，鑑定了13個屬，16個種和變種，發現了2個新種和2個新變種，並根據該類化石將石錢灘組地層劃歸上石炭—下二疊世。

祁連山是中國很重要的一條造山帶，礦產資源遠景很廣闊。為了搞清楚那裡的地質構造，以便於找礦及經濟建設。50年代後半期，楊遵儀參加祁連山地質科考隊，帶領小組研究了該區的二疊—三疊紀腕足類，進行了地層劃分和對比，為其後區域地質調查、找礦打下了基礎。

從1964年起，楊遵儀就和徐桂榮研究貴州省安順縣青岩獅子山三疊紀腕足類，套用切片研究其內部構造，並根據種群殼體的內外特徵變化，按重演律鑑定種及亞種。他們所定的種屬已經被各方面專家所引用。

在研究中，楊遵儀主要按種群和重演律定種。所謂種群，即在同一地點，同一層位所產的同種化石，儘管形象稍有差異，但內部構造相同應屬同一種群代表，而鑑定不同種群，或者定新屬種、亞種等，應根據生物系統（譜系）演化。由此避免僅僅根據形象少許差異來定新種或亞種，從而使古生物屬種鑑定更加合理可靠。

楊遵儀、史曉穎對藏北中侏羅統溝孔貝（Holcothyris）內部構造進行了研究，並修訂了Buckman的研究；對藏北青南的11種逾110塊標本進行了觀察，並對16塊標本、逾400個切片中溝孔貝的內部構造和腕環進行了定性和定量研究，對它的地理和地層分布進行了討論，對它們的分類進行了修訂和整理。這是對腕足類一個屬極為深入研究的一例。

楊遵儀教授在參與和指導校西藏科考隊研究西藏阿里地區石炭—二疊紀腕足類化石過程中，特別注意對其生長環境，即古地理、古溫度的研究，並以此為根據將腕足類化石按組合特徵進一步劃分為：南方型（喜馬拉雅型）和北方型(多瑪型）。探討各型的地質時代、古溫度與地理緯度，為古地理演變，特別是構造地塊的運動提供了科學依據。

發現藏北中侏羅世腕足類對古地理研究頗有新意。藏北中侏羅世腕足類，特別是溝孔貝的發現，證明其分布不僅限於特提斯東段的中緬地區，在藏北地區也有很好的發育，並且都生活在海洋環境，從而證明藏北在中侏羅世時期處在一片汪洋之中。

（2）對腹足類的研究腹足類為軟體動物門最大的一個綱，生長演化的時間很長，最早出現於寒武紀，一直延續至現代，楊遵儀教授對獲得的國內資料進行了精深的研究。

50年代中期，他與許傑、尹贊勛編著的《中國標準化石無脊椎動物第三分冊，腹足綱》總結歸納了中國50年代前所發現的腹足綱重要屬種標準化石，描述了它們的特徵，並討論了產出層位，不失為一本腹足類標準手冊。

對西藏阿里地區的腹足類作了系統研究、鑑定，劃歸為14科、26屬（包括1個新屬）、31種（包括12個新種、3個相似種、8個未定種），並逐一確定了它們的地層時代、層位、地理分布；還與其他地區作了對比。連同其他化石門類，為阿里這一新地區地層劃分對比奠定了基礎。

為確定祁連山中奧陶統作出了貢獻。50年代末期，楊遵儀教授研究采自甘肅酒泉北祁連山白楊河地區的軟體動物群，並與其他地區進行了對比，認為：這些軟體類應該是中奧陶統的產物，隨著中奧陶世海侵的廣布，軟體類散布於生態條件特別適宜的地方，如白楊河地區，它們大量繁殖，以至形成該區中奧陶統殼相堆積的主要化石群。

（3）對雙殼綱的研究楊遵儀教授等對西藏阿里地區白堊紀固著蛤類進行研究。固著蛤類是軟體動物雙殼綱的一種特殊化石類型，也是侏羅—白堊紀海相地層中的重要化石類別之一，主要分布在特提斯海域。西藏白堊系甲崗群中含有豐富的固著蛤類，經研究，確定有4屬4種及2個未定種，其中包括1個新屬3個新種，均產於早白堊世晚期—晚白堊世早期的碳酸岩中；還進一步討論了其生態特徵和古地理環境。從其分布、對比，確認被雅魯藏布江大斷裂和班公湖—怒江大斷裂所分割的崗巴、喀喇崑崙地區，仍屬同一生物地理區。

關於美國D2Traverse群與廣西D2雙殼類的對比研究，說明該期雙殼類具有一定的國際對比意義。

（4）對頭足綱的研究頭足綱是軟體動物門中最高級的一綱，全系海生，開始出現於晚寒武世，一直延續到現在，分布極廣，是很重要的一類標準化石，引起廣泛研究。楊遵儀關於西藏南部侏羅—白堊紀若干箭石的研究，填補了國內空白。

（5）對棘皮動物門的研究棘皮動物是一門高級的無脊椎動物，該類化石在中國十分豐富，古生代和中、新生代海相地層中均有發現，但其中蛇尾綱卻為少見，楊遵儀於1960年對貴州三疊紀蛇尾綱化石的鑑定，1982年關於西藏阿里地區侏羅紀蛇尾綱化石的描述（與聶澤同合作），填補了中國對這一綱研究的空白；1979年關於陝西渭北石千峰群海百合個體的研究及1982年對西藏定日蘇日山上三疊紀海星類的鑑定，都屬於稀少珍貴化石的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

（6）對蠕蟲動物門的研究蠕蟲是動物界的一大門類，其中蟲顎在中國極少報導。1982年，楊遵儀與陳燕合作研究桂、滇、川泥盆紀蟲顎，作了系統的分類和種屬描述，填補了中國對這門動物研究的空白。

（7）對節肢動物門的研究1980年，楊遵儀和洪友崇對河北圍場發現的淡水鱟蟲化石進行研究。淡水鱟屬於節肢動物門甲殼綱，已知始於石炭紀，繁盛於中生代，延續至今，種類有限，分化明顯，個體極多。該研究對其科、亞科和屬的分類作了探討及描述，並強調分類應以組合特徵為依據；記述了15個新亞科、2個新屬、3個新種，其成果不但提示了這一發現，填補了中國古生物學的空白門類，而且在地層對比、確定地層時代上也有一定的實用價值。

（8）對遺蹟化石的研究楊遵儀是最早研究中國四川峨嵋、甘洛晚震旦世—早寒武世遺蹟化石的學者之一，他論述了這些遺蹟化石的地層分布、分類、層位和種屬特徵。為地層的劃分、對比和沉積相分析提供了依據，也為了解該時期後生動物發展和演化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學術交流

楊遵儀教授在國際古生物界有著廣泛的聯繫和影響。自1980年以來，他長期擔任國際地科聯地層委員會岡瓦納地層分會，二疊系、三疊系分會，二疊—三疊系界線工作組等組織的委員，曾是第一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地科聯共同領導的地質對比計畫（IGCP）項目中擔任負責人的中國學者，曾任203項目組長，1988年又擔任IGCP272項目副組長，為推動國際合作交流作出了貢獻。他多次率代表團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1979年6月下旬赴荷蘭和英國考察IGCP“時間準確性”項目的研究實況，交流了經驗；1980年2月率代表團赴紐西蘭惠靈頓（Wellington）參加第5屆岡瓦納地質討論會，作了《華南海相二疊—三疊系界線》報告；1984年7月隨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了第27屆國際地質大會，作了《華南二疊—三疊系界線及生物地層分帶》、《西藏及鄰區的下岡瓦納岩系及古地理古構造意義》的報告，同時主持召開了IGCP203項目工作組會。

1986年6月底至7月中，他又率代表團赴義大利參加有關西特提斯二疊—三疊系界線的地質考察和討論會，作了《中國二疊—三疊紀事件研究的進展》的報告，並擔任大會執行主席。會議期間主持召開了IGCP203項目工作組會。1990年初他赴澳大利亞參加IGCP203項目工作會議，後又到紐西蘭出席第2屆國際腕足類會議，報告了與史曉穎合寫的論文《青藏高原侏羅紀腕足動物序列》；同年9月下旬又赴阿根廷參加國際石炭—二疊紀地層會議，報告了與梁定益、聶澤同合作研究的成果《岡瓦納北緣及揚子陸塊西緣二疊紀兩個水下拉伸—沉積事件》。

1992年8月20日至9月15日出席了在日本京都召開的第29屆國際地質大會，報告了與殷鴻福、吳順寶等人合作的論文《華南二疊—三疊紀事件》。1992年他被美洲地質學會選為終身榮譽會員。1992年以後，已是80高齡的楊遵儀教授又多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和進行學術交流。

代表作品

1．楊遵儀。1948.《新疆東北部石錢灘組C—P腕足類》（英文）.清華大學《理科報告》丙種，1（3）

2．楊遵儀、丁培榛、張守信、殷鴻福。1962.《祁連山二疊紀、三疊紀腕足類。祁連山地質志》，4卷，4號，古生物分冊.北京：科學出版社

3．楊遵儀、吳順寶、楊逢清。1981.《關於中國南方海相二疊—三疊系的界線問題和接觸關係》。地球科學，14：4—15

4．楊遵儀、聶澤同.1982.《西藏阿里地區侏羅紀蛇尾化石》。古生物學報，21：83—86

5．楊遵儀、李子舜、曲立範、盧重明等.1982.《中國的三疊系》。地質學報，56（1）：1—21

外界評價

遵儀先生從事地質教育和地質科研工作七十餘載，胸懷祖國，博學篤志，無私奉獻，甘為人梯，取得了豐碩的科研成果，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為新中國的地質教育和地質科研事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在“十年動亂”中，楊遵儀教授被批判為“反動學術權威”，關進了“牛棚”，但他自覺無大過，心裡很坦然，始終保持樂觀的態度。學生們都知道他很有學問，非常歡迎他一同到安徽貴池地質隊參加對口勞動，又到湖北江陵和江西909地質隊參加教學實踐。這時他雖然還在接受批判，但一有空他就學習英、德、法3種文字的毛澤東著作，他堅信語言工具今後還會有用處。事實也正是如此，1971—1972年，就有人找到江陵去請他審查中國學者赴尼泊爾、蘇丹等地考察石油的報告譯稿；1973年，師生返回北京組織起來搞科研，他頂著“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跑遍北京幾個大圖書館，查閱了多年不見的各種外文期刊，分別向地質學院的教師和地質科學院的研究人員系統地介紹了這些年國外地層古生物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動向。還充當外語教員，給本院的中青年教師開辦了英語班和法語班，為動亂結束後的研究工作迅速縮小因動亂而同國外拉開的差距創造了條件。

北京地質學院遷校期間，教學科研工作長期難以正常進行，楊先生便主動去中國地質科學院幫助工作。自1972年8月至1978年秋整整6個年頭，年逾花甲的楊遵儀每周3天擠公共汽車到地質科學院上班，協助著名地層古生物學家許傑主持編輯《地層古生物論文集》，指導中青年工作。每天，只要他一到，來問問題的、請求幫助修改文稿的、請求幫助審閱譯稿的人就接踵而至。不管工作多忙，他總是有求必應，從未表示過厭煩。一時解答不了的，便帶回學校翻資料、看實物，然後及時將答案告訴求教之人。他記不清曾經幫助過多少同行修改過文稿、解答過問題，他只想著要趕緊把自己的知識傳給年輕的同行們，讓大批新人迅速成長起來。

除了給武漢地質學院北京研究生部的研究生講授《生物地層學》和古生物專題課外，楊遵儀還承擔了國內一些地質單位的諮詢任務，經常外出活動。1978年秋，他應宜昌地質礦產所邀請，赴海南島石碌礦區考察，解決了有爭議的地層問題，與汪嘯風、曾令初合作完成了《關於石碌礦區地層劃分與對比》的論文。

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後，許多地質學科的專業委員會相繼在國際學術組織中恢復了合法地位，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日益頻繁，許多地質方面的學術代表團出國所帶論文的英文稿或摘要，不少都經過楊遵儀修改或定稿，一部分還請他全文譯出。僅參加第25屆和第26屆兩次國際地質大會的論文，就有近50篇是他翻譯或經他修改過。他的工作大大提高了譯文質量，使中國地質科學的新成就能夠如實地介紹到國際地學界。

送來請他評審或修改的論文、譯稿、教材和各種手冊經常堆滿了他的書桌，不論對同輩專家還是年輕，本單位的師生還是外單位的同行，他都一視同仁，真誠幫助。有一位外單位的中年教師，因患病影響了學術研究，對自己寫的一篇古生物論文能否發表把握不大，抱著試試看的心情來找他，當時楊教授的任務安排得很緊，而這篇論文需要加工修改的工作量又比較大，但為了幫助這位教師，他還是留下了化石標本和原始資料，花了大量的時間進行檢查和修改。他還不顧7旬高齡，兩次騎腳踏車到北京大學那位有病的教師家中討論問題，助人可謂盡心盡力。

楊遵儀樂於助人並不是只對找上門來求助的人而言的，他還主動關心他人的工作。當他看到一份對外發行的地質雜誌英文摘要錯誤較多，就主動向編輯人員提了出來。後來，雜誌編輯部每期都將外文摘要送來請楊遵儀修改，周圍的同事說他自找麻煩，他笑道：“我這人就是愛多管閒事。錯誤太多的稿子發出去，有損國家的聲譽嘛。”

楊遵儀熱心提攜後生，也很樂意為同輩老專家排憂解難。他同地質界幾位因年邁或有病而精力不如他的老專家共事時，總是把較重的任務擔起來，還風趣地說：“我當他們的老助手。”

對中青年人，楊遵儀不僅在具體業務上熱忱地幫助他們，更可貴的是他還十分注意在思想作風上進行傳幫帶。請他審查稿件，有不妥之處他必定親自動手仔細修改，而對有的稿件他還要核對原始資料和翻閱有關文獻，給後學者樹立了好的典範。有一天深夜，他上門去叫醒一位入睡了的中年老師，告訴他有一個英文字母寫錯了，讓他立即改過來，因為第二天一早稿子就要送走。治學如此嚴謹、認真、細緻，令人感動。因此，有關編輯人員說：“楊老師審過的稿子，最放心。”

楊遵儀曾擔任中國古生物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地質學會常務理事和北京地質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科學通報》、《地球科學》、《現代地質》等多種刊物及《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委，曾長期擔任《古生物學報》（前10卷）主編，《地質學報》和《地層古生物論文集》的副主編，為促進中國的地質科學發展付出了巨大的勞動。1991年他被評為全國優秀教師。由於楊遵儀教授對地層古生物學的卓越貢獻，1997年先後獲得了在國內外有重要影響的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地球科學）獎和李四光地質科學榮譽獎。他還獲得過美國耶魯大學的克羅斯獎，被錄入中國科學院主編的《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和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