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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馬互市”起源於唐 宋,是我國西部歷史上漢藏民族間一種傳統的以茶易馬或以馬換茶為中心內容的貿易往來。簡介
茶馬交易,最早出現於唐代,但直到宋朝才成為定製。宋朝統治階級為什麼如此重視“茶馬互市”?主要原因是為了維護宋朝的邊疆安全。宋朝初年,內地用銅錢向邊疆少數民族購買馬匹,但是這些地區的牧民則將賣馬的銅錢漸漸用來鑄造兵器,這在某種程度上威脅到宋朝的邊疆安全,因此,宋朝在太平興國八年,正式禁止以銅錢買馬,改用布帛、茶葉、藥材等來進行物物交換,為了使邊貿有序進行,還專門設立了茶馬司,茶馬司的職責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馬於四夷,率以茶易之。”這就是茶馬互市的源起。而且,茶馬互市也是制約藏族的一種重要方式。由於自然環境方面的原因,藏族對茶葉十分依賴,茶能解毒去病,可以解油膩、助消化,因此,控制了茶葉的供給,就等於控制了藏族人的生活,所以,茶葉自宋以來不但成為中原王朝與西北和西南地區的藏族之間的大宗經貿產品,而且也成為與藏族之間保持友好關係的物質手段。“茶馬互市” 對維護了宋朝在西南地區的安全與穩定起到重要作用,是兩宋王朝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的治邊政策。其次,通過茶馬貿易,還滿足了封建王朝對戰馬的需要,又為朝廷提供一筆巨額的茶利收入解決軍費之需。在茶馬互市的政策確立之後,宋朝於今晉、陝、甘、川等地廣開馬市,大量換取吐蕃、回紇、党項等族的優良馬匹,用以保衛王朝邊疆。到南宋時,茶馬互市的機構,相對固定為四川五場、甘肅三場八個地方。四川五場主要用來與西南少數民族交易,甘肅三場均用來與西北少數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馬匹,因而邊茶主要以銀兩和土貨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馬互市再度恢復,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漸漸廢止。
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後,“茶馬互市”作為一種重要制度逐漸從歷史的地平線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現了“邊茶貿易”制度。由於交通和經濟的發展以及漢藏交流的增加,進入茶馬古道沿線的商品種類大幅增加。藏族對茶葉的需求有增無減,同時對其他產品如絲綢、布料、鐵器以及生產生活資料等商品的需求也開始增加;而內地對藏區的皮革、黃金以及蟲草、貝母等珍貴藥材有更大需求。這樣,漢藏之間的貿易範圍更加廣泛,“茶馬古道”沿線的民間貿易則益加繁榮。直到清文宗,地方馬場奉命裁撤,各地軍隊所需馬匹統歸自購,官府設定的茶馬交易隨之停廢,延續400餘年的茶馬互市交易自此終止。
唐五代長沙的“茶馬互市”
湖南是我國古代種茶最早的地區之一。南朝時,“武陵七縣通出茶”,但唐以前,湖南地區的茶葉產量甚少,主要作為藥用。到了唐代,湖南種茶開始興盛。陸羽《茶經》載:“茶陵者,所謂陵谷生茶茗焉。”可見茶陵的得名與種茶有關。中唐以後,由於荊州一帶人口大量南流,又受到長江下游一帶種茶的影響,湖南茶葉生產有較大的發展,長沙一帶也盛產茶葉,裴休任湖南觀察使時在長沙立《稅茶十二法》就說明當地茶葉生產和貿易發展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湖南茶的用途已從藥用轉向飲用,民間“到處煮飲”,“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換錢取飲”,以致“風俗貴茶”,這是刺激茶葉生產的重要因素。隨著茶葉產量的提高,適應社會的需要,湖南在當時已出現不少名條,“湖南有‘衡山’,岳州有‘邕湖之含膏”,衡山茶?唐末詩僧齊己曾寫《邕湖茶》詩讚美邕湖茶的高貴、清香,詩云:“邕湖為上貢,何以惠尋常?還是詩心苦,堪消蠟面香。碾聲通一室,烹色帶殘陽。若有新春者,西來信勿忘。”
唐代湖南茶葉生產這一發展趨勢,到五代時達到鼎盛。茶葉成為南北貿易的重要商品,形成了以長沙為中心的湖南經濟區。馬殷在占據湖南後,採取了聽民摘山、“聽民售茶北客”的寬鬆政策,大力鼓勵農民種茶,讓農民自采自製,賣給北方客商,官府坐收茶稅。馬殷每年向後梁王朝貢茶25萬斤,此外還有大量的茶葉貿易,這說明當時的茶葉產量相當大。
茶葉生產的發展,促進了當時茶葉貿易的發達。唐代已出現“茶馬互市”這種貿易方式,即用茶葉去換回北方的戰馬,以及紡織品等。《稅茶十二法》就鼓勵茶農種茶,茶商販運,政府實行用茶葉與西北少數民族交易換馬的辦法。五代馬楚時,則在全國許多地方設立了商業貨棧——回圖務,承擔起“茶馬互市”的中轉作用。史載:馬殷採納大臣高郁的建議,在京城(開封)至襄、唐、郢、復等州設定“邸務售茶,利幾十倍”。《十國春秋·楚世家》也記載:908年(梁開平二年),馬殷奏請梁朝在汴、荊、襄、唐、郢、復州,設定“回圖務”,目的在於“運茶河之南北,以易繒紆、戰馬”。由此可見,“邸務”即“回圖務”,它既是茶葉北銷的轉運站,又是茶葉的直接銷售點。茶、繒紆(紡織品之類)交易對象主要是中原地區,茶、馬交易主要對象是北方少數民族。交易方式是易貨、貿易並舉,而以後者為主,即賣出茶葉後,再就地買回繒紆、戰馬。馬楚在茶馬交易上獲利甚豐,“於中原賣茶之利,歲百萬計”。可見制茶業、販茶業的發達是馬楚經濟的重要特點。
茶馬互市,以茶易馬的貿易,推動了湖南特別是潭州、衡州等商業城市的商品流通和商業的發展,使長沙茶得以從“絲綢之路”輸往世界各地。此外,長沙、衡州一帶的茶葉還通過靈渠運往嶺南,直至越南等東南亞地區,即“雖遠至交趾之人,亦常食之”。
茶馬互市簡史
茶馬互市是以官茶換取青海﹑甘肅﹑四川﹑西藏等地少數民族馬匹的政策和貿易制度。 其雛形大約起源於公元5世紀,南北朝時期,唐代時逐漸形成了規則。隋唐時期,互市有專門的政府機構,如隋代設有“交市監”機構管理包括民族間貿易之事宜。唐代初期沿用隋代的“交市監”互市管理機構,唐太宗貞觀六年(632年)將交市監改名為“互市監”。武則天垂拱元年(685年),曾經一度改稱為“通市監”,但是不久又恢復為“互市監”。機構的多次調整,表明最高決策者對民族互市的重視以及對理順互市管理渠道的積極態度。 有唐一代,“荼”去一划,始有“茶”字;陸羽撰寫經典著作《茶經》而標誌著出現了茶學;茶始徵收稅,意味著有了比較系統的茶政;茶葉開始銷邊,開始了茶馬互市。 茶馬互市完善於宋朝.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在秦州(今甘肅天水)與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分別置專署,主管賣茶與買馬。嗣後以買茶本為換馬,以合併為宜,乃於元豐四年(1081年),改稱都大提舉茶馬司,設定於成都,以專切提舉陝西買馬監牧、兼同提舉成都府利州秦鳳熙河等路等場公事。太平興國八年,正式禁止以銅錢買馬,改用布帛、茶葉、藥材等來進行物物交換,為了使邊貿有序進行,還專門設立了茶馬司,茶馬司的職責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馬於四夷,率以茶易之。”這就是茶馬互市的源起。而且,茶馬互市也是制約西北少數民族的一種重要方式。在茶馬互市的政策確立之後,宋朝於今晉、陝、甘、川等地廣開馬市,大量換取吐蕃、回紇、党項等族的優良馬匹,用以保衛王朝邊疆。 南宋時陝西諸路大都被金兵占領,又改稱都大主管成都府利州等路茶事、兼提舉四川等路買馬監牧公事。南宋時,茶馬互市的機構,相對固定為四川五場、甘肅三場八個地方。四川五場主要用來與西南少數民族交易,甘肅三場均用來與西北少數民族交易。 元朝不缺馬匹,因而邊茶主要以銀兩和土貨交易。茶馬互市中止。 明洪武四年(1371)﹐戶部確定以陝西﹑四川茶葉易番馬﹐於是在各產茶地設定茶課司﹐定有課額。又特設茶馬司於秦州(今甘肅天水)﹑洮州(今甘肅臨潭)﹑河州(今甘肅臨夏)﹑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專門管理茶馬貿易事宜。茶馬司初設令﹑丞。十五年改設大使一人﹐副使一人。三十年又改設秦州茶馬司於西寧(今青海西寧)。茶馬互市再度恢復。 明初還曾設金牌信符﹐作為徵發上述少數民族地區馬匹的憑證。明朝的茶馬政策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由於茶是邊疆少數民族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明統治者嚴格控制茶葉的生產和運銷﹐並嚴禁私販。以茶易馬﹐在滿足國家軍事需求的同時﹐也以此作為加強控制少數民族的重要手段和鞏固邊防﹑安定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策略。後來隨著內地與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交流的發展﹐民間往往突破明朝政府的禁令進行貿易。永樂時﹐明政府一度稍弛禁令﹐聽憑商人與少數民族市馬。但為時不久﹐又嚴加申禁﹐並恢復已廢的洮州茶馬司﹐設立甘肅茶馬司於甘州(今甘肅張掖)。成化時﹐民間茶馬貿易日趨頻繁﹐巡茶御史屢出﹐茶多私運出境﹐而馬至日少。於是弘治時被迫開放商營貿易﹐召商中茶。弘治三年(1490)出榜招商﹐給引於產茶地方收買茶斤﹐運赴指定茶馬司﹐六分商賣﹐四分入官。此法一行﹐私茶出境一發不可遏止﹐好馬盡入民間商人之手﹐而茶馬司所得卻只是中下等馬匹﹔明朝官員將吏為了牟取私利﹐有的故意壓低馬價﹐以次茶充好茶﹐有的用私馬替代番馬﹐換取上等茶葉﹐致官營茶馬貿易更加衰落。正德時寵信西藏番僧﹐特許西藏﹑青海喇嘛及其隨從和商人例外攜帶私茶﹐明朝茶馬貿易制度崩壞日甚。此後明廷雖時下禁私茶之令﹐又曾欲復金牌信符之制﹐但民間茶馬貿易愈益興盛﹐雅安﹑打箭爐(今四川康定)等地成為漢族和少數民族人民互市貿易的繁華場所。這種貿易往來﹐不僅促進了內地與青海﹑甘肅﹑四川﹑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交流﹐對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也起了積極作用。 清初又曾於陝、甘二省置御史專管其事,通稱茶馬御史。康熙四年(1665)在雲南西部增設北勝州馬市,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才予廢止。乾隆以後,“茶馬互市”作為一種重要制度逐漸從歷史的地平線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現了“邊茶貿易”制度。由於交通和經濟的發展以及漢藏交流的增加,進入茶馬古道沿線的商品種類大幅增加。藏族對茶葉的需求有增無減,同時對其他產品如絲綢、布料、鐵器以及生產生活資料等商品的需求也開始增加;而內地對藏區的皮革、黃金以及蟲草、貝母等珍貴藥材有更大需求。這樣,漢藏之間的貿易範圍更加廣泛,“茶馬古道”沿線的民間貿易則益加繁榮。直到清文宗,地方馬場奉命裁撤,各地軍隊所需馬匹統歸自購,官府設定的茶馬交易隨之停廢,延續400餘年的茶馬互市交易自此終止。洞市茶馬互市與萬里茶路
自湖南長沙府安化牛田保上中下三區,腳挑馬馱集中於牛田驛今洞市 ,用竹排木排順麻溪於麻溪口入資水,然後用船順資水,經益陽,經湘陰,一百二十里入洞庭湖;一百三十里,經岳陽府巴陵入長江,經臨湘,湖北武昌府嘉魚,江夏,四百二十五里達漢陽府漢陽縣漢口鎮。計一千一百里許。或自湖南長沙府安化牛田上中下三區,腳挑馬馱集中於牛田驛今洞市 ,用竹排木排順麻溪於麻溪口入資水,然後用船順資水,經益陽,經湘陰,一百二十里入洞庭湖;過洞庭四百二十五里集中於長沙靖港入湘江.另有陸路2線經新化至寶慶 經梅城,寧鄉至長沙萬里茶路地圖
麻溪洞市茶集中到漢口後,再由漢口水運到襄樊及河南唐河、社旗;而後上岸以騾馬馱運北上,經洛陽過黃河,過晉城、長治、太原、大同至張家口,或從玉右的殺虎口入內蒙古的歸化,再用駝隊在荒原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至中俄邊境口岸恰克圖, 然後由恰克圖銷往歐洲和遠東地區。並走西口經包頭、哈薩克斯坦供應當地的牧民。 然後從俄國輸入的貨物主要是皮毛、哈喇、呢子、毛毯、嗶嘰、鐘錶、金沙、皮毛、五金、


引茶分“陝引”、“甘引”,“陝引”色黑,葉質較嫩;“甘引”色黃,葉質較粗。清順治時,茶商將“甘引”運至陝西涇陽委託當地茶坊加工成茯磚,數量占引茶的四分之三以上。茯磚運輸、邊民收藏、飲用更加方便。過去那種每包90公斤重的引茶遂成歷史。乾隆時(18世紀)晉、陝茶商在安化採辦“陝引”,就地加工成散茶成品,分“芽尖、白毛尖、天尖、貢尖、鄉尖(即生尖)、捆尖”幾種。芽尖、白毛尖為高檔禮品茶。天尖以下各茶為商品茶,清末以後,只產天、貢、生尖三種。
道光元年(1821)以前,陝商托人下鄉採辦“陝引”,踩捆成包,叫“澧河茶”,後改稱“百兩茶”,踩成小圓柱形。同治年間(1862)晉商的《三和公》茶行在“百兩茶”的基礎上選用較佳原料,增加重量,用棕片與篾簍捆壓而成花捲茶,每支淨重1000兩(含37.27公斤),又稱“千兩茶”,以邊江為主要產地,在邊區用駱駝運輸極為方便,與磚茶一樣,愈陳質量愈好,產品問世以後,深受銷區歡迎。 洞市老街座子坳碑刻文字內容可以充分反映這段茶葉貿易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