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資料
宋時期，新舊兩史並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規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
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其一，懾於清廷的政治氛圍，大量篡改原書中貶斥異族的辭語，也就是陳垣《舊五代史輯本發覆》特別揭示的涉及戎虜夷狄之類字句的任意篡改，如改“虜主”為“契丹主”，改“虜騎”為“敵騎”、“獯戎犯闕”改“契丹入汴”、“北戎盜據中夏”改“契丹據有中夏”之類，在在多有。陳垣的考證，在《永樂大典》原卷影印後得到了證實。就現在已經公布的四庫檔案來分析，這些篡改並不一定出於乾隆帝的詔旨，更多的是館臣畏禍而改。《舊五代史》輯本進呈後，乾隆帝即曾垂詢金人禁行此書的原因，邵晉涵惶恐而致病，幸虧大學士于敏中盡力為之周鏇，方得無事。輯本後來一再諱改，就因為此。
其二，輯錄史文缺漏太多。就當時主要依據的《永樂大典》和《冊府元龜》等書來說，漏輯現象就已經非常嚴重。《永樂大典》現存本只有800多卷，引用《舊五代史》不足100則，清輯本即漏收了安彥威、馬希范、王弘贄、安從進、李從昶等傳逸文。《冊府元龜》存五代文獻超過萬條，清輯本僅輯入三百則，缺漏極其嚴重。
其三是采輯未廣。就現在所知，宋、元、明三代典籍引有《舊五代史》逸文者，大約超過三十種，當時僅據《永樂大典》、《冊府元龜》、《資治通鑑考異》、《資治通鑑注》、《太平御覽》、《容齋隨筆》六種書輯錄逸文，不少書當時可以見到而沒有用，比方《四庫全書》收錄的《大事記續編》、《職官分紀》等，也有不少是後來才通行的。
其四是錄文多誤。邵晉涵以後，許多學者從事校訂，中華書局校點本也改正了一千多處，問題仍復不少。試舉幾例。《晉高祖紀》天福六年七月“辛酉，以前鄧州節度使焦方為貝州節度使”。焦方僅此一見，節度使官高，不應別無表見，參前後史文，可以確定是《舊五代史》有傳的馬萬之誤，“馬”字手書與“焦”字相近，“萬”字俗寫作“萬”，增一點則為“方”。再如《唐明宗紀》長興二年二月“詔：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為限。諸州刺史、諸道行軍司馬、副使、兩使判官以下賓職，團防軍事判官、推官、府縣官等，並以三十日為限，幕職隨府者不在此例。”(中華本576頁)同年六月“丙子，詔諸道觀察使均補苗稅，將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頃畝，有嗣者排改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同上580頁)前一段似乎是對官員上任期限的規定，但不可理解的是為何少尹官高，獨另立程限，而天下之大，各州府道途近遠懸隔，又何能統一規定？查《冊府元龜》卷六三三，此處“上任”作“上佐”，兩處“日”均作“月”，原詔是對官員任職期限的規定，與上任赴職無關。後一段講均補苗稅，“有嗣者排改檢括”一句很難理解，一是“排改”不詞，二是僅講檢括田苗，何以牽涉到有無嗣子？查《冊府元龜》卷四八八，此處作“自肯者即具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是說有力人戶同意者就照此徵收，不同意而有詞訴者，再分段檢括，以作取捨。兩段史文，經此校改，文意方得豁然明曉。與前述人為諱改不同，這是流傳偶誤所致。
近代史學大家陳垣最早提出全面校訂清輯本，其構想見於其1936年所作而身後發表的《以冊府校薛史計畫》(收入《陳垣史學論文集》第二集，中華書局1981 )一文，認為應先編制四種目錄，然後據四種目錄將二書互相比讀，注出有無，進而逐字校讎，寫定文本。這一計畫，非常周密而可行。得力於這些比讀，他發表了研究《舊五代史》的一系列重要論文。1959年，陳垣為中華書局影印明本《冊府元龜》所作序中，提出了新的構想：“乾隆中四庫館輯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冊府》輯出，乃以《冊府》習見，外間多有，《永樂大典》孤本，為內府所藏，遂標榜採用《大典》，而《冊府》只可為輔。”可能是作序而特彆強調其重要的一種說法，實施情況不明。
中華書局校點本《舊五代史》的整理，是在“文革”特殊時期進行的。最初由陳垣承擔，後因高層干預，改由復旦大學中文、歷史兩系部分教師承擔。作為整套《二十四史》整理中的一部，體例是整理舊本而不是另輯新本，因此，校點本對清輯本系統的文本作了全面的清理和會校，可以說是清輯本的集成，但沒有突破這個基本框架。近年有些學者對此本《出版說明》中“輯本因避諱而改動的文字，除影響文義的外，一般不再改回”一段提出責疑，雖有道理，但似乎超越了當時的整理規範。
現存古籍中，引有《舊五代史》者有《永樂大典》、《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新五代史注》、《資治通鑑考異》、《資治通鑑注》、《容齋隨筆》、《廣卓異記》、《通曆》、《類要》、《方輿勝覽》、《錦繡萬花谷》、《職官分紀》、《折獄龜鑑》、《古今姓氏書辯證》、《玉海》、《能改齋漫錄》、《大事記續編》、《天中記》等三十多種書。其中一部分是清代的通行書，只是因為疏忽而未及檢用，有一些不太易見，如《類要》僅有鈔本流傳，《通曆》後經阮元奏進，《古今姓氏書辨證》則剛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這些著作引錄《舊五代史》，有些是直接標明引錄該書，取資較易，有些則未有說明，如《通曆》，但只要將其有關五代史文與清輯本《舊五代史》作一比讀，不難發現這部分全部據後者節寫而成。當然，輯錄《舊五代史》的主要依憑，或者說保存五代文獻的兩大淵藪，還是《永樂大典》和《冊府元龜》。
因為收進二十四史的《舊五代史》畢竟還是“輯本”，有些紀傳零落不全，十二篇志中序言僅及其半，後世史家對此深以為憾，總期望有全貌的《舊五代史》從民間再現。本世紀三十年代，曾有信息說安徽藏有一套金朝刊本《舊五代史》，後又傳說藏在上海，但經輾轉查詢，至今猶未問世。今輯本《舊五代史》經諸家研究考實，發現乾隆時從《永樂大典》抄出的原文，已被清朝史官篡改。著名史學家陳垣曾專著《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三卷，依次用《冊府元龜》對比了乾隆輯本凡一百九十四條，總結出清朝史官增刪挖補的十類，都有政治用意。因此，今天我們在研究和引用《舊五代史》時，是應當有所鑑別的。歷時二十年艱苦嚴謹的治學，復旦學者陳尚君完成了700萬字巨著《全唐文補編》、《舊五代史新輯會證》，這兩部書於復旦大學百年校慶之際，先後由中華書局和復旦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這是我國文史研究領域的又一重大收穫。
《舊五代史新輯會證》是二十四史之一的《舊五代史》的最新輯本。抗戰以前，史學大師陳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訂此書的構想，近二十年間，海峽兩岸也有許多學者作此倡議，但因所涉文獻極其浩博繁雜，此項工作始終沒有完成。陳尚君教授從1994年始，歷時11年，輯成此書。全書320萬字，內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訂，據不完全統計，共重新輯錄紀、傳、志53篇，新增列傳60篇，刪去清人誤收者9篇，增補逸文數萬字，改動、補訂、刪除、乙正史文近萬處，適當調整了原書的編次，同時附錄了該書據以編修的五代實錄的遺文達100多萬字。提供了這部正史的相對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後的一個新文本，對五代時期的紛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提供了五代實錄為主的大量第一手歷史文獻，揭示了該書編撰時所依據和刪除文獻的基本面貌，開創了正史注本的一種新範例。
最新出版《舊五代史新輯會證》的相關資料
最近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舊五代史新輯會證》一書，是由陳尚君教授整理而成。這是二十四史之一的《舊五代史》的最新輯本。
《舊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輯逸書，現在的通行本是清代乾隆間修《四庫全書》時，邵晉涵從《永樂大典》和《冊府元龜》等書中輯出，不是原書。這個輯本曾得到梁啓超的高度評價，但其工作疏忽而漏輯文獻、因政治忌諱而任意篡改原文等問題非常嚴重。抗戰以前，史學大師陳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訂此書的構想，近二十年間，海峽兩岸也有許多學者作此倡議，但因所涉文獻極其浩博繁雜，此項工作始終沒有完成。陳尚君教授從1994年接受出版社約稿，歷時十一年，方得完成。全書約320萬字，內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訂，據不完全的統計，共重新輯錄紀、傳、志53篇，新增列傳60篇，刪去清人誤收者9篇，增補逸文數萬字，改動、補訂、刪除、乙正史文近萬處，適當調整了原書的編次，同時附錄了該書據以編修的五代實錄的遺文達100多萬字。本書出版後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肯定，許多專家認為此書的學術價值，一是提供了這部正史的相對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後的一個新文本，二是對五代時期的紛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三是提供了五代實錄為主的大量第一手歷史文獻，揭示了該書編撰時所依據和刪除文獻的基本面貌，開創了正史注本的一種新範例。
書籍目錄
前言
凡例
引用書目
卷一 梁書一
太祖紀一
卷二 梁書二
太祖紀二
卷三 梁書三
太祖紀三
卷四 梁書四
太祖紀四
卷五 梁書五
太祖紀五
卷六 梁書六
太祖紀六
卷七 梁書七
太祖紀七
卷八 梁書八
末帝紀上
卷九 梁書九
末帝紀中
卷十 梁書十
末帝紀下
卷十一 梁書十一
后妃列傳一
文惠王太后
元貞張皇后
張德妃
卷十二 梁書十二
宗室列傳二
廣王全昱
廣王友諒
惠王友能
邵王友誨
朗王存
安王友寧
密王友倫
郴王友裕
博王友文
庶人友珪
福王友璋
賀王友雍
建王友徽
康王友孜
卷十三 梁書十二
列傳三
朱 瑄
朱 瑾
時 溥
王師範
劉知俊
族子嗣彬
楊崇本
蔣 殷
張萬進
卷十四 梁書十四
卷十五 梁書十五
卷十六 梁書十六
卷十七 梁書十七
卷十八 梁書十八
卷十九 梁書十九
卷二十 梁書二十
卷二十一 梁書二十一
卷二十二 梁書二十二
卷二十三 梁書二十三
卷二十四 梁書二十四
卷二十五 唐書
卷二十六 唐書二
卷二十七 唐書三
卷二十九 唐書五
卷三十 唐書六
卷三十一 唐書七
卷三十二 唐書八
卷三十三 唐書九
卷三十四 唐書十
卷三十五 唐書十一
卷三十六 唐書十二
卷三十七 唐書十三
卷三十八 唐書十四
卷三十九 唐書十五
卷四十 唐書十六
卷四十一 唐書十七
卷四十二 唐書十八
卷四十三 唐書十九
卷四十四 唐書二十
卷四十五 唐書二十一
卷四十六 唐書二十二
……
紀傅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