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
宋司馬光撰。此書於元豐七年隨《通鑑》同奏上。高似孫《緯略》載：“光編集《通鑑》，有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者。”《文獻通考》載：“司馬康所述有司馬彪、荀悅、袁宏、崔鴻、蕭方等，李延壽及《太清記》、《唐歷》之類。”洪邁《容齋隨筆》所摘，有《河洛記》、《魏鄭公諫錄》、《李司空論事》、《張中丞傳》、《涼公平蔡錄》、《鄴侯家傳》、《兩朝獻替記》、《後史補金鑾密記》、《彭門紀亂》、《平剡錄》、《廣陵妖亂志》之類。不過偶舉其數端，不止是也。其間傳聞異詞，稗官既喜造虛言，正史亦不皆實錄，光既擇可信者從之，復參考同異，別為此書，辨證謬誤，以祛將來之惑。昔陳壽作《三國志》，裴松之注之，詳引諸書錯互之文，折衷以歸一是。其例景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書，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實自光始。其後李燾《續通鑑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皆沿其義。雖散附各條之下，為例小殊，而考訂得失則一也。至陳桱、王宗沐、薛應旂等欲追續光書，而不能綱羅舊籍，僅據本史編排，參以他書，往往互相牴牾，不能遽定其是非。則考異之法不講，致留遺議於本書，滋疑竇於後來者矣。其中如唐關播平章事拜罷，專引《舊唐書》，而不及引《新唐書》紀傳年表以證其誤者，小小滲漏，亦所不免。然卷帙既繁，所謂牴牾不敢保者，光固已自言之，要不足為全體累也。其書原與《通鑑》別行。胡三省作《音注》，始散入各文之下。然亦頗有漏略。此乃明初所刊單本，猶光原書卷第，故錄之以存其舊焉。
典志組
《四庫全書·資治通鑑考異》提要云：“光編集《通鑑》時，有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者，因參考異同，別為此書，以正其謬誤而歸之於一。蓋前代紀事之書，傳聞異詞，稗官固喜造虛言，本史亦不皆實錄。光所采者，自正史外，相傳凡二百二十二家……旁搜博引，抉摘幽隱，擇可信者而從之。有舊史所不詳者，亦必參互考證而明其所以闕疑之故。既著其文於《通鑑》本棄取之意，辯論而折衷之，使讀者曉然於記載之得失是非，而不復有所歧惑，千古史法之精密，實無過於是者。”求真考實是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貫徹始終的嚴謹作風，而“參考群書，評其異同，俾歸一途，為《考異》三十卷”[1]乃其這種嚴謹作風的表現。
一、《通鑑考異》的考訂範圍
（一）考訂時間
《資治通鑑》的問世標誌著編年體與紀傳體兩大體裁併駕齊驅、秋色平分的格局最終形成。由於編年體體裁性質所決定，時間坐標軸上的時間的勘定不能不成為首屈一指的要務，故司馬光在《通鑑考異》中苦心孤詣所考訂最多的便是時間問題。
《資治通鑑》卷19載，漢武帝元狩二年，“三月，戊寅，平津獻侯公孫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安樂侯李蔡為丞相，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
《通鑑考異·漢紀上》曰：
《漢書·百官公卿表》：“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殺。”《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狩二年，御史大夫湯”。按李蔡既遷，湯即應補其缺，豈可留之期年，復與李蔡為丞相月日正同乎！又按《長曆》，三年三月無壬辰；又以得罪之年推之，在今年明矣。今從《史記·表》。
此條言《漢書·百官公卿表》有誤，以兩條理由說明《漢書》之誤和《史記》相關記載的正確。
（二）考訂地理
何炳松先生曾云：“歷史事實有一定之時也，時地失真，即屬謬誤，時地無考，即無史性，與自然科學之專究一般知識，不限古今中外者不同”。[2]《資治通鑑考異》除以極大精力考訂時間外，其次是將歷史事件的地理空間位置作為考辨的主要對象。
《通鑑》卷194載，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侯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柏海，還與李靖軍合”。
《通鑑考異》曰：
《吐谷渾傳》，“柏海”，作“柏梁”。今從《實錄》。《實錄》及《吐谷渾》皆云：“君集與李靖會於大非川”。按《十道圖》：大非川在青海南，烏海、星宿海、柏海關在其西；且末又在其西極遠。據靖已至且末，又過烏海、星宿川至柏海，豈得復會於大非川，於事可疑，故不敢著其地。《吐谷渾傳》又云：“兩軍會於大非川，至破邏真谷，大寧王順乃降。”按《實錄》歷破邏真谷，又行月余日，乃至星宿川。然則破邏真谷在星宿川東甚遠矣，豈得返至其處邪！今從《實錄》。[3]
此條考異乃在辨正大非川、柏海、星宿海等地的地望，說明《資治通鑑》中關於這段歷史表述在材料取捨上依從的考慮、斟酌。
（三）考訂人物
《通鑑考異》對人物的考訂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對人物姓名字號的考訂，因史書上人物姓名時有歧說，駁雜不一，加以考辨俾歸於一；二是考訂人物的身份及其與他人之關係；三是考訂人物的相關事跡。
例1：
《通鑑》卷183載，隋恭帝義寧元年（617年），“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餉士，（薛）舉與其子仁果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郝）瑗發兵。”
《通鑑考異》曰：
《唐高祖實錄》先作“仁果”，後作“仁杲”。新、舊《高祖》、《太宗紀》、《薛舉傳》、柳芳《唐歷》、《柳宗元集》皆作《仁杲》。《太宗實錄》、吳兢《太宗勛史》、《革命紀》、焦璐《唐朝年代記》、陳岳《唐統紀》皆作“仁果”。今醴泉昭陵前有石馬六匹，其一銘曰：“白蹄烏，平薛仁果時所乘。”此最可據，今從之。[4]
此條考異以昭陵六駿的銘文為依據校正新、舊《唐書》等中人名的訛誤，鐵證如山，終成定讞，足見史料搜羅用力之勤。
例2：
《通鑑》卷192載，唐太宗貞觀元年，“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的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為諸王時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窮為陛下不取。’上悅。未幾，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通鑑考異》曰：
韓琬《御史台記》：“伏伽，武德中自萬年主簿上疏極諫，太宗怒，命引出斬之。伏伽曰：‘臣寧與關龍逢游於地下，不願事陛下。’太宗曰：‘朕試卿耳。卿能若是，朕何憂社稷！’命授之三品。宰臣曰：‘伏伽匡陛下之過，自主簿授之三品，彰陛下之過深矣，請授之五品。’遂拜為諫議大夫。”按《高祖實錄》，“武德元年，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高祖詔授治書侍御史。”《御史台記》誤也。今據《魏徵故事》。
由於唐太宗納諫的故事甚多，韓琬《御史台記》所載孫伏伽以進諫而晉升諫議大夫之事頗有誇張、傳奇之嫌，故司馬光在此將諸種記載陳述備覽，表明《資治通鑑》表述的來源依據和審擇之慎重。
（四）考訂歷史事件
歷史文獻中對歷史事件的記述或自相矛盾，或各有偏頗而不完整，或因為記述者有所忌諱而加以曲筆妄書，這些情形都需要著史者慎思明辯。司馬光《通鑑考異》中有大量關於歷史事件的考訂，表現了著史者實事求是、秉筆直書的治史態度。
《通鑑》卷217載，唐玄宗天寶十三年七月，“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武部侍郎吉溫代之，國忠以溫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文部侍郎韋見素和雅易制，薦之。八月，丙戌，以希烈為太子太師，罷政事；以見素為武部尚書、同平章事。”
考異曰：
《舊·見素傳》曰：“時楊國忠用事，左相陳希烈畏其權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玄宗知之，不悅。天寶十三年，秋，霖雨六十餘日，天子以宰相或未稱職，見此咎徵，命楊國忠精求端士。時兵部侍郎吉溫方承寵遇，上意欲用之。國忠以溫祿山賓佐，懼其威權，奏寢其事。國忠訪於中書舍人寶華、宋昱等，華、音言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經事相王府，有舊恩，可之。”《希烈傅》曰：“國忠用事，素忌疾之，乃引韋見素同列，罷希烈知政事。”按明皇若惡希烈阿徇國忠，當更自擇剛直之士，豈得尚卜相於國忠！今從《希烈傳》。
在這裡，《通鑑考異》以常理來推斷史料中的訛誤成份，在異說並存的情況下衡諸情理擇善而從。
二、《通鑑考異》採用的方法
對於如何進行考異，司馬光在《答范夢得》信中表達得極為明確。司馬光在信中說，做長編時，凡遇“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互有詳略，則請左右採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並作大字寫。若彼此年月者，修入正文，余者注於其下，仍為敘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先注所舍者雲某書云云，今按某書證驗云云，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為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雲今兩存之。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5]
這段文字是司馬光考異法的夫子自道，最具權威性。前半段講事同文異可以不須考異入史的情形，後半段講史事有異的史料需要考異及考異之法，即：“（A）先注所舍者雲，某書云云，某書云云，今按某書證驗云云。（B）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為定。（C）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之今兩存之。”[6]這便是司馬光為考異方法設定的規則，今人陳光崇《論司馬光的歷史編纂學》將之稱為司馬光考異的公式。[7]如果僅從字面予以詮釋，司馬光這段文字所謂的考異方法包括三種類型：
A型，書證法。即通過文獻異說之間的比勘可以鑿鑿有據地考訂史事、時間、人物等記載，屬有案可稽者。
B型，理證法。用司馬光的話說，“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為定”。這是從人情常理予以推斷的方法。
C型，兩存法。此乃不能確定無疑，故兩存其說，不遽加妄斷正誤。
不過，司馬光的這段文字並不能將考異方法賅備無遺。關於司馬光考異方法的歸納總結，最為權威的敘述應首推張煦侯先生《通鑑學》一書中的研究。儘管該書成書較早，然迄今仍岸然挺立於學術研究旅程中，為人們所景行仰止。該書將司馬光的考異方法歸納為六類，茲不憚冗贅照賬譽抄以備自行觀覽取鑒：
其一，參取眾書而從長者：此類異說繁多，最費鉤稽；且眾書所記，皆有其可信與不可信之處。溫公普加鑑別，又一一為之平章，置其不可信者而用其可信者，務使幽隱無所棄，而毫釐無所失。最著者，如王世充鞏北之敗，安祿山喪師之赦，顏杲卿之倡義，李仲言之見用，楊嗣復、李珏等之貶，《考異》文字皆千言或數千言。溫公精力耗此最多。其抉摘標準，公雖未曾自言，然大要以年月情事二項為主：年月以《長曆》為準，有不合者，則據《長曆》以一之；朔閏與《長曆》合，而按之事實，有太遠太近之失者，或書月而不書日；兩書月日迥異，則量從其是，時或兼存其異於《考異》之中。情事以此人此事，恰為其時其地所可有，不生牴牾，而又恰為其人所可有者為準；而去其暖昧者，淺妄者，近於遊戲者，及誣善與虛美之較然者。又情事中間，有涉及數目字者，則以所書之數，能稱其事之大小為準。凡此之類，例難備舉。
其二，兩存者：如《唐紀》貞觀九年，文武官復請封禪，上不從；群臣固請，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此事《實錄》，《唐書》志，及《唐統紀》，皆謂太宗自不欲封禪；而《魏文貞公故事》，及王方慶《文貞公傳錄》，則以為太宗欲封太山，征諫而止。意頗不同，故溫公兩存之。
其三，兩棄者：如武德四年，初行“開元通寶”錢，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並書，迴環可讀。此事《唐聖運圖》，以為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故錢上有甲痕。《唐錄政要》則以為竇皇后事。《考異》以為是時竇後已崩，文德皇后未立，則皆不取。
其四，兩疑而節取其要者：如貞元二年，韓滉屢短元琇於上。庚申，崔造罷為右庶子，琇貶雷州司戶。此事《實錄》言琇判度支時，滉嘗誣奏琇，上未從；及滉總度支，遂逞夙心，益加誣奏。《鄴侯家傳》則謂琇判度支，曾支米與淄青、河中，沁及韓滉在外，皆不敢奏；及滉入朝，乃奏聞焉，司戶之貶以此。《考異》以為二說相違，恐各有所私，故不書其由，而但取其要。又如鹹通元年，浙東賊裘甫出降一事，《平剡錄》於此備言甫之詐降，及王式計誘之由；《玉泉子見聞錄》則以式許奏甫為金吾將軍，而又斬之，殺降不詳，而以《平剡錄》為曲筆。溫公雖用《平剡錄》，而不言詐降及計誘，又於《考異》中兼存《玉泉子》之論。
其五，存疑者：如武德五年，劉黑闥敗，或說徐圓朗迎劉世徹而奉之。此事《革命紀》以為盛彥師之言，《考異》以《實錄》彥師奔王簿後，黑闥乃敗，其在圓朗所時，黑闥未敗也，因於《通鑑》中但著或字以存疑。又如武德九年，齊王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眾，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奏雲暴卒，主上宜無不信。”此事舊傳，以為建成實有此言，而晊告之。《考異》則以建成前酖秦王，高祖已知之，今若明使壯士拉殺，而欺雲暴卒，高祖豈有肯信之理？此事殆同兒戲。今但云晊告云云，則事之虛實，皆未可知，所謂疑以傳疑也。
其六，兼存或說於《考異》中者：私史所云，其事已為溫公所棄，而《考異》中仍詳載其文。此緣其事流傳眾口，儼同實事，溫公懼後來學者或為所蒙，故雖不取，而仍存之，以明駁棄之故。又有其事亦情理之所可有，而溫公以其細而不書；雖曰不書，而亦不欲竟歸泯滅，故節存之以備參覽。前者如貞元八年三月乙未，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竇參為郴州別駕，未言受譴之由。《考異》則載柳珵《上清傳》全文，中謂陸贄陷參，參有青衣名上清者，沒為宮婢，為上言之，乃得洗雪。溫公以其事近兒戲，且按之事實，有不可通處，故卒不取其說；而仍錄之者，則以其事傳在人口，有待於駁之而後明也。後者如貞元元年夏四月丙寅，陳仙奇使醫毒殺李希烈，因以兵悉誅其兄弟妻子，舉眾來降。《考異》則附載杜牧《竇烈女傳》，以存桂娘設計滅賊之奇。又如大中十二年，上餌醫官李玄伯等藥，疽發背崩。懿宗即位，玄伯等皆伏誅。《考異》則附載《東觀奏記》畢諴獻美女於令狐綯，綯不納，醫官李玄伯以重貲致於家，獻之宣宗，又進丹砂以市恩澤，宣宗因以致疾之事，以廣異聞。此等事皆不必然，亦不必不然，溫公不用而乃存之，區處之最當者也。
以下詳述《通鑑考異》採用的方法。
（一）證實訂偽
文獻中的記載真偽並存，虛實混雜，司馬光在《考異》中利用書證、物證、校勘等手段證實訂偽，以還歷史原本的真相。這類考異一般都以可靠的依據對史事等予以坐實訂正。其特徵為證據充分、結論明確，常以“今從之”、“今從某某”、“今不取”、“故去之”等作結。
例1：
《通鑑》卷62載，漢獻帝建安三年（198年），“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余，布益困迫，臨城謂操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我當自首於明公。’”
考異曰：
《范書·布傳》雲“灌其城三月”，《魏志傳》亦曰“圍之三月”。按操以十月至下邳，及殺布，共在一季，不可言三月。今從《魏志武紀》。
此處取陳壽圍城三月之說，而否定灌城三月之說。因為司馬光有確鑿的外證證明曹操的活動時間，故能證實陳說之可取。
例2：
《通鑑》卷54載，漢桓帝延熹三年（160年），“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雨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偏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
考異曰：
太子賢注《范書》，“雨墮”作“兩墮”，雲“隨意所為不定”也。諸本“兩”或作“雨”。按雨墮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
按《後漢書》李賢註：“兩墮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墮。諸本‘兩’或作雨也”。（見《後漢書》卷108，冊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22頁）《通鑑考異》對李說持異議，通過理校和對校法來訂正李說之誤。
（二）以常理進行推斷
許多歷史事實儘管並無確鑿材料予以坐實，但揆諸常理可以推斷其真偽虛實。
《通鑑》卷217載，唐肅宗至德元年（756年），“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通鑑考異》曰：
杜牧《張保皋傳》曰：“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按於時玄宗未幸蜀，唐之號令猶行於天下，若制書除光弼為節度使，子儀安敢擅殺之！杜或得於傳聞之誤也。今從《汾陽家傳》及《舊傳》。
因杜牧所記與當時政局不符，顯然有誤，故司馬光對這一記載按常理推斷其失實而棄之不取。
（三）兩存其說
在歷史上，古書闕疑之法，始於孔子；異文互存，濫觴於劉向父子。兩存其說即司馬光《答范夢得》書中所謂“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雲今兩存之”之意。
例1：
《通鑑》卷194載，“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群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
《通鑑考異》曰：
《實錄》、《唐書·志》及《唐統紀》皆以為太宗自不欲封禪，而《魏文貞公故事》及王方慶《文貞公傳錄》以為太宗欲封太山，徵諫而止。意頗不同，今兩存之。
例2：
《通鑑》卷233載，唐德宗貞元四年（788年），“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
《通鑑考異》曰：
《舊·李勉傳》，勉對德宗已有此語，與《鄴侯家傳》述泌語略同，未知孰是。今兩存之。一本泌語之下有“與勉”二字。
（四）參取
諸說並存而各有其合理真實成份，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一棄一取、兩存其說或兩棄其說，只能參取其說去偽存真，裁擇史實，唯真是取，並加以說明。
《通鑑》卷237載，唐憲宗元和二年（807年），“高崇文在蜀期年，一旦謂監軍曰：‘崇文，河朔一卒，幸有功，致位至此。西川乃宰相迴翔之地，崇文叨居日久，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
《通鑑考異》曰：
《舊·崇文傳》曰：“崇文不通文字，厭大府案牘咨稟之煩，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捍邊戍，懇疏累上。”《舊·武元衡傳》曰：“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今從《補國史》，參以《舊傳》。
《通鑑》中“屢上表稱”以上取自《補國史》，以下則取《舊傳》，乃綜合二說擇善而從。
（五）闕疑
司馬光等在纂修《資治通鑑》過程中對史料的記載慎重去取，不強作解，往往疑以傳疑，寧闕勿濫而不以訛傳訛。
《通鑑》卷190載，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或說圓明朗曰：‘將軍為人所惑，欲迎劉世徹而奉之，世徹若得志，將軍豈有全地乎！仆不敢遠引前古，將軍獨不見翟讓之於李密乎？’。圓朗復以為然”。
《通鑑考異》曰：
《革命記》云：“盛彥師以世徹有虛名於徐、兗，恐二人相得，為患益深，因說圓朗使不納。”按《實錄》，彥師奔王薄，與薄共殺李義滿。三月，戊戌，王薄死，丁未，黑闥乃敗。彥師在圓朗所時，黑闥未敗也。今稱“或說”以闕疑。
（六）存佚
正如岑仲勉先生等人評論說，《資治通鑑》史料充實，考證詳細，文字簡潔。的確，司馬光等修《資治通鑑》有一個指導思想，即：取材欲其博，裁斷欲其精。欲其博，則可信可疑，均搜羅殆盡；欲其精，則多方考求以達其信。司馬光屢屢刪削文稿以求精簡，義例綦嚴，但對於一些材料入於正文在兩可之間或雖細而不書，但欲不使之歸於泯滅，乃在《考異》中節存備覽。
《通鑑》卷249載，大中十三年八月，“丙申，懿宗即位。癸卯，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以王宗實為驃騎上將軍。李玄伯、虞紫芝、王樂皆伏誅”。
《通鑑考異》曰：
《東觀奏記》：“畢諴在翰林，上恩顧特異，許用為相，深為丞相令狐綯緩其入相之謀。諴思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世所有，盛飾珠翠，專使獻綯。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畢太原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一見立返之。諴又瀝血輸啟事於綯，綯終不納，乃命邸貨之。東頭醫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於家，乃舍正堂坐之，玄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逾月，盡得其歡心矣，乃進於上。上一見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砂連進，以市恩澤，致上瘡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即位，玄伯與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棄市。”今從《實錄》。
三、在時間的長河之中：《通鑑考異》方法的定位
《四庫全書總目》的作者對《通鑑考異》的方法有這樣一個歷史定位：
……光既擇可信者從之，復參考同異別為此書，辯證謬誤，以祛將來之惑。昔陳壽作《三國志》，裴松之注之，詳引諸書錯互之文，折衷以歸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書，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實自光始。其後李燾《續通鑑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皆沿其義，雖散附各條之下，為例小殊，而考訂得失則一也。
一般學者對司馬光《通鑑考異》淵源的論述大多不出《四庫全書總目》這一簡明扼要的論斷藩籬。陳寅恪先生對司馬光考異法的淵源在認識上較《四庫全書總目》館臣要深刻得多。他認為，司馬光的“長編考異法”來源於魏晉時期的佛經“合本子注”。所謂“合本子注”，就是將同一經典的不同譯文，以一種為主作為正文，以其他譯本為子注，置於該句之下，以供人們參考。他說：“裴世期之注《三國志》，深受當時內典合本子注之薰習，此蓋吾國學術史之一大事。而後代評史者，局於所見，不知古今學術系統之有別流，著述體裁之有變例，以喜聚異同，坐長煩蕪為言，其實非也。”在陳寅恪先生看來，宋代史家之著述，如《續資治通鑑長編》、《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遺意”。[8]
不過，司馬光等《通鑑考異》方法最為直接的借鑑淵源估計應為當時日益完備的“實錄”纂修過程中的程式規則。在宋代，考據史學除修史過程中附錄的考史著作（附考）外，還有專門考據史實的著作（專考）和雜考史實的著作（雜考），前者如吳縝的《新唐書糾繆》、《新五代史纂誤》等，後者為主要集中於宋代的筆記考據，包括沈括《夢溪筆談》、洪邁《容齋隨筆》、王應麟《困學紀聞》等等。鄒志峰在《宋代考據史學三題》中說：
宋代無論官修史書還是私家修史，都形成了一種良好的史學傳統，即在史著正文下以注文的形式附錄簽帖考異，以明示去取之意，這是宋代史學家治史嚴謹的最好例證。這種傳統早在官修《宋太祖實錄》開始以朱墨雜書時已見萌芽，修史時以不同的顏色“朱墨雜書”以區別新添入的資料與原來的史料，從而儘可能地保持舊史書的原貌，是朱墨史的最大特點。與此相聯繫的是簽帖，宋人修史，尤其是在修國史時，如果對史料進行增刪，往往要附上一段說明，以說明此處增刪的理由。這樣後來讀史者就可以很容易地考察當時修史的具體情況，增加了修史的透明度。朱墨書與簽帖運用得最為成功的是《宋神宗實錄》的幾次修纂，由於宋神宗推行變法後，宋代黨爭愈演愈烈，因此《神宗實錄》重複修纂了五次之多，最後形成了墨本、朱本、新本三種不同的版本。這三種實錄現在均已亡佚，但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中，三種版本的《神宗實錄》的一些片斷得到大量保留，通過《長編》考察發現，在這三種版本中，均有大量的簽帖考異。另外，新本的作者范沖紹興五年二月上《論修神宗實錄及別撰考異疏》中，也對自己作考異的目的進行了說明：“神宗皇帝實錄，既經刪改，議論不一，復慮他日無所質證，輒欲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之意……臣記紹聖重修實錄本，朱字系新修，黃字系刪去，墨字系舊文，今所傳本，其刪去者，止用朱抹，又其上所題字，蓋當時簽帖，今考異依重修本書寫，每條即著臣所見於後，庶幾可考。”將《長編》中保留的簽帖考異與范沖所作的說明對照起來看，這些簽帖考異的作用的確是非常明顯的：朱本大量刪削墨本，而新本又大量刪改朱本，如果沒有簽帖考異，我們將無法明白當時他們進行這樣大面積改動的原因，同時也增加了考察當時史實的難度，不管當時史臣出於何種目的修史，新修的史書，也出現新的不實，但他們作出簽帖畢竟給後人留下足資考證的資料。
正如《四庫全書總目》館臣所言，司馬光等《通鑑考異》對後代影響極大，李燾《續通鑑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皆取法效仿，以之為楷模。清代乾嘉時期考據學隆盛一時，趙翼《廿二史札記》、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號稱乾嘉三大考史名著。此外，洪頤煊（1765-1837）的《諸史考異》亦不容忽視。梁啓超先生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即將此四書加以比較研究。錢大昕十分推重司馬光的史學成就，曾云：“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鑑》。《通鑑》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鑑》可以當之”。[9]司馬光等的《通鑑考異》可謂錢大昕等人“考異”的先驅和精神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