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資源稟賦論實例圖自然資源稟賦論，是指由於各國的地理位置、氣候條件、自然資源蘊藏等方面的不同所導致的各國專門從事不同部門產品生產的格局。各國自然資源稟賦不同基礎上的國際分工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自然資源的“有與無”產生分工與無決定了一些國家要生產這種產品，而另一些國家根本不能生產這種產品，只能依賴進口。一些國家儘管蘊藏著較少的自然資源，但其需要量卻很大，另一些國家儘管蘊藏量比較大，但其需要量相對比較小，這就形成一些國家要像國內生產小於國內需要的國家提供一部分資源產品。自然資源稟賦論儘管直觀合理，但它僅適用於解釋那種建立在自然資源條件或地質、地理條件產品生產條件下的國際分工。因此自然資源稟賦論只能對一部分國際分工現象做出解釋。
基本概況
自然資源稟賦論土地規劃1.自然資源。自然資源是農業生產和發展的基礎，是傳統農業布局的依據。農業資源的空間分布及其組合對區域農產品生產與發展的影響主要表現為：自然條件的地理差異是農業生產地域分工的自然基礎。由於農業生產的最基本特點就是經濟再生產過程同自然再生產過程的一致性，因此，影響動植物生長的光、熱、水、土、地貌等自然因素就成為影響農業生產與發展的重要資源條件，其時空分布及組合直接影響到農業生產布局和區域間的農業生產分工。但是必須看到自然資源對農產品生產的決定作用正在減弱。由於技術的不斷進步，自然資源對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的形成並進而發展成為競爭優勢的約束作用較從前已經大大減弱。
2.要素稟賦。要素稟賦是農業生產活動中所需要的基本的物質條件和投入要素，它不僅包括傳統的生產要素，如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技術，還應該涵蓋制度、信息、管理等現代生產要素。這裡就勞動力、技術、資本要素做一簡略分析。
勞動力要素對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的影響主要取決於勞動力的素質高低。區域勞動力素質高對形成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區域勞動力素質高，創造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的可能性就大。
技術要素主要從以下兩方面影響區域農產品的比較優勢：一是技術進步可以降低單位農產品生產成本，二是技術進步可以提升農產品的質量。區域農產品生產可以通過採用現代的技術手段來提高農產品質量、降低產品成本，從而減少農業生產受自然界的制約，創造自己的比較優勢。可以肯定，現代農業技術的引進與創新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創造某種農產品的區域優勢，從而實現農業的跨越式發展。
資本要素對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的影響表現在通過加大資本投入可以改變落後的農業生產條件，促進農業科技進步，進而促進結構升級，使區域農產品生產結構和產品結構合理化、高級化，有利於農業生產結構和產品結構朝著更好地發揮比較優勢產業和產品的方向發展，從而提高區域農產品的比較優勢水平。
要素稟賦對農業生產比較優勢的影響很大，但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要素稟賦對某一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的影響是可以改變的，勞動力、技術、資本都可以自由流動，重新集聚，為某一有活力的區域所利用。總體來看，區域勞動力技術知識與管理能力，特別是區域農業企業家群體的管理能力，對農產品比較優勢再造非常重要。
理論基礎
自然資源稟賦論分析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的理論基礎來源於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理論體系。比較優勢理論最早可追溯至亞當·斯密。斯密認為一國在國際貿易中應出口生產成本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進口生產上占劣勢的產品，這一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家總結為絕對比較優勢理論。李嘉圖發展了斯密的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即使一國在生產所有產品上都具有較他國的絕對優勢或劣勢，也會通過國際貿易來實現更多的利益。他的理論被稱為相對比較優勢理論，並且由於其理論關注資源稟賦的配置狀況，又被稱為外生比較利益說。以後的比較優勢學說的發展主要是沿著斯密和李嘉圖這兩條相互聯繫又具有差異的思路進行。其中外生比較優勢理論由赫克歇爾和俄林進一步發展，總結成稟賦比較優勢說，或簡稱為H1－O定理。
比較優勢理論儘管最早源於國際貿易領域，但對區域經濟發展戰略起著很大的指導作用，影響區域經濟的發展格局，特別是在計畫經濟時代更是起著主導作用。這種慣性對今天的區域發展，特別是對農業經濟的發展影響仍是深遠的。顯然，比較優勢理論體系在產生正面作用的同時也帶來了負面影響。導致有些人談區域農業發展必稱比較優勢，有時沒有優勢就乾脆自封優勢，似乎到了一切從優勢出發、沒有優勢就不能發展的地步，而結果並不讓人滿意。於是人們開始反思比較優勢理論。
20世紀90年代波特提出了競爭優勢理論，指出比較優勢不一定是競爭優勢，只有競爭優勢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加快發展一國的競爭優勢是當務之急。這一理論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同樣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20世紀末，楊小凱在批評新古典主流理論的基礎上，從專業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對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他們認為，內生比較優勢會隨著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於分工提高了每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從而加速了個人人力資本的積累。這樣，對於一個即使沒有先天的或者說外生比較優勢的個人，通過參與分工，提高自己的專業化水平，也能獲得內生比較優勢。他們分析了經濟由自給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進的動態均衡過程，並闡釋了斯密和揚格的思想：經濟成長源於勞動分工的演進。他們的研究認識比較優勢、開發競爭優勢很有啟示。
因素分析
自然資源稟賦論資源優勢分工因素
分工對比較優勢的形成是至關重要的，分工可以提高區域勞動力的專業技術知識與管理能力，一般分工越精細其比較優勢就越強。
質量因素
質量因素在農產品比較優勢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農產品市場競爭日趨激烈，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差異逐漸縮小和消失，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區域農產品質量的高低直接決定了其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決定了其比較優勢的高低和強弱。
政府行為與經營體制因素
波特認為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政府通過政策調節、創造競爭優勢。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的提高離不開各級政府特別是鄉鎮一級政府的支持和保護。政府在發揮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中的職能主要體現在制定製度、提供信息、市場基礎設施建設和科學研究與推廣等公共基礎服務上。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政府或同一政府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政府行為對比較優勢的影響也不同，一般在有工業基礎的區域更有作為。
人文資源因素
人文資源可以包括歷史傳統、民族習俗、宗教文化等。它們在區域農業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一般不如自然資源那么直接，然而其影響是深遠的，是影響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再造的巨大的潛在因素。
影響區域農產品比較優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這些因素在不同區域的農業產業組織條件下，其對創造比較優勢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從下面的理論分析可以清楚地認識到這些。
模型驗證
自然資源稟賦論模型建造其中，g 表示人均GDP 的年均增長率，樣本的跨度是1970～2000年，這裡g 就是上面計算出的GEA7000.ln（Y[，0]）是初始時期人均GDP 的對數值，加入這一變數的目的是為了對增長方程的轉換動態加以控制，以使其符合條件收斂的假設。由已有的基本理論和研究文獻可以預期α[，1]＜0.，ln（Y[，0]）取值為1970年人均GDP 的對數值，記為LGDPEA70.R表示資源豐裕度，首先使用前面提到的SXP 變數來表示。Z 是即將加入的一系列控制變數組成的向量。
在分析之前，先對樣本數據的選取做出幾點說明。首先，將樣本時間選擇到2000年而未延伸至更新的年份，主要是考慮數據“一致性”的問題。國際學術界關於各國經濟成長研究中，其數據來源都是PWT 資料庫。出於可比性的考慮，照例也選擇了PWT 作為數據來源，並用了最新版的PWT6.1，2000年為該版最新的年份數據。以30年的時間跨度檢驗各國增長的軌跡應該是充分的。其次，選擇人均GDP 作為各國經濟成長的績效指標，主要是為了剔除國家大小和人口規模造成的偏差。再次，變數選用購買力平價指標，一方面是為了剔除名義匯率的大幅變動給換算帶來的不確定性和偏差；另一方面，對增長問題的研究往往更關注真實而非名義財富，這是國際上研究的普遍做法，也是為了和SW研究保持可比性。
“資源詛咒”的含義就是自然資源豐裕國家的增長反而較為緩慢，用計量經濟學的語言來表達，就是要檢驗方程
（1）中資源係數的正負性。首先將GEA7000，LGDPEA70和SXP 變數帶入上述方程，構建出基本的回歸方程：這一方程的回歸結果在表1第2列中列出，其中，SXP 的估計係數為-5.52.不過，據此判定資源豐裕度與經濟成長之間存在負相關還為時尚早。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回歸方程中如果只有資源豐裕度作為解釋變數，那么，計量分析所顯示出的負相關，實際上很有可能是因為包含了其他增長變數的影響的綜合結果，這樣的結果就是有偏的。因此，繼續在基本回歸方程中加入變數對這些影響進行控制是必要的。經濟開放和經濟一體化是戰後世界經濟最為顯著的特徵，因此，首先加入表示外向度的變數sopen ，用以控制外向度對經濟成長的影響。這裡，SOPEN 採用Sachs 和Warner（1995，1997）的定義。SW根據貿易壁壘、黑市匯率溢價、社會體制等多個方面的因素來判斷一國某個年度是開放（賦值為1）還是封閉（賦值為0），然後將樣本期內開放年度的數量除以總的時間跨度，即得出衡量外向度的指標SOPEN.，由於數據可得性的限制，選取的是1965～1992年的樣本期。之所以來選擇進出口貿易占GDP 的比重作為外向度變數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即開放是一個涵蓋經濟、制度等方面的廣義概念，並不僅僅意味著貿易的增長，而這一點是傳統貿易開放度指標所難以反映的。而且，事實上許多資源豐富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占GDP 的比重很高，但卻很難將其定義為開放國家，如奈及利亞、尚比亞等。因此，SW的SOPEN 指標是較好的選擇，加入這一變數的回歸結果在表1第3列給出。同樣，結果顯示SXP 的係數還是負值（-3.80）。
根據經濟成長理論的闡釋，繼續在回歸方程中逐步加入其他增長變數，分別用以控制制度、物質資本積累、商品價格衝擊等因素對增長的影響。其中，RL表示法律制度條件，用以控制制度因素的影響；INV7000表示1970～2000年資本投資占GDP 比重的平均值，用以控制物質資本積累的影響；DTT7000表示1970～2000年貿易條件的平均變化率，用於控制價格衝擊的影響。除了這些因素外，在新增長理論中，人力資本一直被視為促進經濟成長的一個關鍵因素，然而，在Sachs 和Warner（1995，1997）的研究中，這個變數卻令人遺憾地被遺漏了。這裡加入了代表人力資本的變數SCHOOL，即1970～2000年間各國1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用以控制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在回歸方程中加入以上變數之後，可以發現SXP 的係數仍然為顯著的負值（-5.05）。最後，又在回歸方程中加入了1960～1969年各國的PPP 人均GDP 增長率GEA6069.加入這一變數是基於如下考慮。假定存在一個影響經濟成長的固定變數，如地理因素，再假定資源在各國間的分布是隨機的，此時就很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隨著時間的流逝，那些擁有有利區位因素的國家將獲得高收入，這就會使其SXP 值降低；相反，地理條件不利的國家的SXP 則會升高。這樣得出的資源與增長間的關係就是虛假的，實際上是地理因素與增長間的關係，因此，還需要對地理變數進行控制。直接測量和比較地理變數是困難的（當然也並非不可能，但可得性意義不大），由於前期增長與地理變數肯定相關，因而可以將GEA6069作為地理的一個代理變數。在加入所有這些變數後，為了避免多重高度共線性，先計算出了變數間的相關性，分析顯示，變數間並不存在高度的正相關性，基本上可以排除高度共線性的顧慮。對加入所有這些變數的增長方程進行回歸，中的SXP 的係數仍然是顯著的負值（-4.74），這就是說，從1970年到2000年長達30年的主要國家的增長經驗來看，資源與增長之間確實顯示出顯著的負相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