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經典
宗教文化中華文明史上，宗教文化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但在教徒的精神生活中發揮著作用，而且對
社會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產生了影響。
浩如煙海的宗教典籍，豐富了傳統歷史文化寶庫。
宗教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形成了浩繁的書籍、繪畫、建築等寶貴財產。她跨越歷史的時空，傳承著深厚的宗教文化傳統。如道教經典之集大成者《道藏》，內容宏富，包羅萬象，既有道教經典論著、科儀方術、仙傳道史，又有醫藥養生、天文史地、諸子百家；既是研修道教的經書寶典，也是探討傳統文化的珍貴資料，對於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歷史、文藝思想以及醫藥、化學、天文、地理等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佛教經典叢書《大藏經》，最先翻譯的印度佛教著作，已是鴻篇巨製，再加上我國古代佛教學者的闡釋和著述，形成了經、律、論三藏，更加蔚為大觀，成為研究我國古代哲學、倫理、邏輯、文學、藝術、歷史的寶藏。
至於伊斯蘭教經典《古蘭經》、基督教經典《聖經》，都是世界文化和知識寶庫中的財富。
表現形式
文化在人類生活中的表現形態和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但文化也表達著人類自身所能夠理解的意義，沒有人，文化的意義和價值也是不存在的。當然，文化是與自然相對而言，人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過程中，把人的智慧、創造、感情注入了自然，並使自然逐步發展為人化自然。我國也有學者指出“文化”就是“人文化”即“人化”的觀點。
宗教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本來就與文化難解難分，因為人類創造宗教的過程是一種更為高級而複雜的精神文化過程，它與文化一樣，給人類提供了一整套生活方式。所以，從廣義上講，宗教的歷史就是一部人類文化史，宗教是社會文化現象，是社會的自我意識，是人的自我意識，是人的本質的外在的表現。宗教文化通過對哲學思想、倫理道德、法律、教育、生活習俗、文學藝術、音樂、建築、繪畫、雕塑、旅遊、詩歌等方面進行滲透。
宗教政治
宗教文化宗教神學把萬物的起源歸因於神，自然把政治的起源也歸因於神，因而導致以宗教為政治的支柱，用精神現象說明政治現象的唯心主義，也必然把政治權力神聖化。馬克思主義否定政治起源於神，認為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作為經濟的集中表現和上層建築組成部分的政治是由一定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構成的經濟基礎決定的。政治與宗教一樣，在原始社會起源於該社會的經濟基礎，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幾乎渾然一體，表現為宗教與政治高度結合的神權政治。在階級社會，隨著社會分工的擴大，宗教與意識形態的其它形式和上層建築的其它部門日益分離，與政治的界限也日益明顯，逐漸淪為階級鬥爭的工具。這是因為，宗教既是觀念性上層建築，又是體制性上層建築，既可作為思想觀念去影響民眾，又可作為社會組織去統轄民眾，從而容易為社會政治鬥爭的各方利用。宗教成為政治鬥爭和階級鬥爭的工具，表現在它往往被統治階級利用作為鞏固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
統治階級利用宗教鞏固自己的統治秩序，採取的主要形式有：把某一宗教定為全民性信仰的宗教，使其成為國教。國教在封建國家是十分普遍的現象。資產階級革命後，宗教寬容和信仰自由逐漸被接受為現代政治的思想原則。宗教為統治階級利用的另一形式是政教合一。政教合一是政權與宗教權合一的政治現象。在封建社會，各封建國家用國教作為統治思想，政教合一現象很普遍。資產階級革命後，政教合一現象開始減少，但在某些國家和地區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中國西藏地區就是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統治階級對宗教的利用是把宗教當作使下層階級就範的統治手段，以鞏固統治為目的。
宗教與政治的關係，不但表現為它與統治階級的關係，而且表現為它與被統治階級的關係。在宗教是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社會中，被統治階級的政治運動往往借用宗教觀念，運用宗教文化，譬如宗教語言，使政治運動披上宗教外衣，才能動員和組織民眾。同時，一切革命的社會政治理論大體上必然就是宗教異端，所以異端常常與被統治階級聯繫在一起，發展為以下層民眾為主體的宗教運動。在基督教世界，異端運動往往通過宗教形式，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奴隸、農民、平民或市民的社會政治要求，成為下層民眾反抗統治階級壓迫的重要形式。
宗教文化人類社會幾千年的歷史經歷了許多政治變革、經濟進步和社會變化，一些歷史悠久的宗教經歷了一切變故依然存在，究其原因，除了宗教作為意識形態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之外，根本原因在於這些宗教為適應社會政治變化而進行了改革。宗教改革一般包括教義理論的改革和組織制度的改革，改革的動因在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16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是歐洲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一次決戰。這場運動除了造成一大批脫離天主教會的新教宗派外，還促進了歐洲各國的民族獨立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
歷史上一些偉大的變革常有宗教的變革相伴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的社會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的宗教也適應新的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變革。天主教、基督教內進行的反帝愛國運動割斷了教會同帝國主義的關係，肅清帝國主義的影響，實行中國教會自治、自養、自傳，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中國的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則廢除了宗教中的封建剝削和封建壓迫制度。1959年在西藏開展的民主改革，廢除了西藏社會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中國宗教在20世紀50年代所發生的這些變化使各宗教組織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不再是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控制和利用的工具，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愛國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
宗教哲學
宗教文化智慧深邃的宗教哲學，影響著民族文化。中國宗教哲學思想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它在中國文化中雖不處於核心地位，卻將其關於宇宙人生根本問題的智慧，程度不同地滲透進各個時代的主流文化，從而影響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原始道家認為“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在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強調“天人合一”，在人與萬物的關係問題上主張“一切萬物，人最為貴”。中國佛教哲學主張明心見性、自識本心、頓悟成佛，強調“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極力張揚人的主體意識。佛教哲學圓融的智慧和道家哲學龐博的哲理，為儒家文化所融攝，對形成天人合一、以人為本、貴和尚中、剛健有為的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有重要影響。
宗教倫理
宗教文化深刻完備的宗教倫理，強化了某些道德規範的功能。宗教倫理是宗教文化中對社會文明的演進最有影響力的部分。各種傳統宗教都具有完備的倫理觀，如宣揚善惡報應的倫理法則，重視清規戒律的約束作用，追求寡慾無為的人生境界，強調超凡脫俗的機會均等。宗教倫理借神聖意志的名義，將某些世俗道德的內容納入其神聖的領域，使普遍的倫理規範成了神的誡命和宗教戒律，平凡的道德準則變成了超凡的道德律令，這種倫理道德的神聖性對於信徒就具有了很強的約束自律作用，對其他社會成員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宗教建築
宗教建築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建築遺存，往往會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它們被看做全人類共同的財富，受全世界人民的愛護和擁護和欣賞。
法國大作家雨果曾經說過:人類沒有任何一種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築藝術寫在石頭上。”西方宗教建築如同石頭寫的史書一半，記載著西方宗教從古代產生一直發展到現代的全部經歷，帶給我們一把打開歷史之門的鑰匙。
1、科隆大教堂
宗教文化科隆大教堂是歐洲北部最大的教堂，它以法國蘭斯主教堂和亞眠主教堂為範本，是德國第一座完全按照法國哥特盛期樣式建造的教堂。科隆大教堂以輕盈、雅致著稱於世，成為科隆城的象徵，也是世界最高的教堂之一。它是當時德國人興建的一座宏偉的紀念性建築。後來成為德國宗教、民族和藝術統一的象徵。 科隆大教堂是最完美的哥德式大教堂。它始建於1248年左右，高157.38米，東西長約145米，南北寬約86米，建築面積約6000平方米。整個建築全部由磨光的石塊砌成。科隆大教堂的建造前後整整持續了632年，是歐洲建築史上建造時間最漫長的建築物之一，它還具有早期基督教時代的樸素風格。
雄偉的哥德式建築,有輕盈雅致的教堂內景
教堂中央是兩座與門牆連砌在一起的雙尖塔，高16l米，是全歐洲最高的尖塔，四周林立著無數座的小尖塔與雙尖塔相呼應。教堂內有10座禮拜堂，中央大禮拜堂穹頂高43米，中廳部跨度為15.5米，是目前尚存的最高的中廳。教堂的鐘樓上有重2.4噸的聖彼得鍾，被譽為"歐洲中世紀建築藝術的精粹"。教堂四壁上方有總數達1萬多平方米的窗戶，全部裝上描繪有《聖經》人物的各種顏色的玻璃，色彩十分絢麗。教堂內還有一座11世紀德國奧托王朝時期的木雕《十字架上的基督》，成為哥特藝術的先導，對後世的雕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科隆大教堂與巴黎聖母院、羅馬聖彼得大教堂並稱為歐洲三大宗教建築。
2、羅馬聖彼得大教堂
宗教文化聖彼得大教堂是梵蒂岡城國內最著名的一座教堂，現在的這座教堂建於文藝復興時期，是在4世紀建的舊教堂原址上建 造的。始建於1506年，建成於1626年，前後花了120年的時間。聖彼得大教 堂的建築風格具有明顯的文藝復興時期提倡的古典主義形式，主要特徵是羅馬式的圓頂穹窿和希臘式的石柱式及平的過梁相結合。
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許多著名的建築大師和藝術大師都參加這座教堂的設計和建設，如勃拉芒 特、拉斐爾、米開朗基羅、貝爾尼等。大教堂的堂基呈拉丁式十字架形，長212米，寬137米，中殿高46米，圓頂直徑達46米。 屋頂一座高聳的十字架，其頂尖離地137米。教堂可容納 25000名教徒。教堂前面的彼得廣場呈橢圓形，兩側環抱 半圓形大理石柱廊，這是貝爾尼設計的，建於1655到1667年。
3、巴黎聖母院
宗教文化巴黎聖母院位處巴黎的核心，市內發展均環繞著西堤島，並以此為焦點向外作同心圓式開展，加上，聖母院融合了古典及現代巴黎的建築特色，更漸漸成為法國的宗教、藝術及旅遊中心。於是，法國人便把聖母院的入口位置設為原點，然後將法國其它城市的坐標以此起算。所以，當人們站在聖母院前，也即是處於法國的中心點，可想而知，聖母院在法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巴黎聖母院是一座典型的哥德式教堂。它的正面有一對鐘塔，主入口的上部設有巨大的玫瑰窗。在中庭的上方有一個高達百米的尖塔。所有的柱子都挺拔修長，與上部尖尖的拱券連成一氣。中庭又窄又高又長。從外面仰望教堂，那高峻的形體加上頂部聳立的鐘塔和尖塔，使人感到一種向藍天升騰的雄姿。進入教堂的內部，無數的垂直線條引人仰望，數十米高的拱頂在幽暗的光線下隱隱約約，閃閃爍爍，加上宗教的遐想，似乎上面就是天堂。於是，教堂就成‘與上帝對話’的地方。它是歐洲建築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標誌。聖母院坐東朝西，正面風格獨特，結構嚴謹，看上去十分雄偉莊嚴。它被壁柱縱向分隔為三大塊；三條裝飾帶又將它橫向劃分為三部分，其中，最下面有三個內凹的門洞。門洞上方是所謂的“國王廊”，上有分別代表以色列和猶太國歷代國王的二十八尊雕塑。1793年，大革命中的巴黎人民將其誤認作他們痛恨的法國國王的形象而將它們搗毀。但是後來，雕像又重新被復原並放回原位。“長廊”上面為中央部分，兩側為兩個巨大的石質中欞窗子，中間一個玫瑰花形的大圓窗，其直徑約10米，建於1220—1225年。中央供奉著聖母聖嬰，兩邊立著天使的塑像，兩側立的是亞當和夏娃的塑像。
宗教雕塑與繪畫
文藝復興運動使黑暗中世紀一路戴下來的思想鐐銬“蹦楞”一下子給掙脫掉，人的藝術創造能量像復甦的維蘇威火山，呼的就噴濺出來。異彩紛呈的宗教藝術，裝點了多姿多彩的藝術殿堂。出現了《最後的晚餐》、《美麗的女園丁》、《大衛》等一系列藝術珍品。
1、達·芬奇
宗教文化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出生在芬奇鎮，或許人類有史以來，還不曾有過達·芬奇這樣全面發展的人。他涉獵的領域之廣、取得的成就之大，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美術只不過是他渴求理解世界的方式之一，並沒有占據他的全部時間和精力，但他在這一領域內卻獲得了驚人成就。把自然科學知識引人美術，是15世紀義大利人的重大貢獻，達·芬奇繼承了這種傳統並大大完善了它。
代表作品：著名的《最後的晚餐》(約1495--1498) 完美的構圖、和諧的形與空間、豐富的心理刻劃、深刻的人性，昭示著古典美。《蒙娜·麗莎》(約1503--1506) 達·芬奇歷時數年繪製的這幅半身像，他把這位商人妻子處理成兩手自然交搭，身軀和頭部不同程度側轉的方式，既克服了單調又顯得從容。蒙娜·麗莎富於實體感的血肉之軀及神秘的微笑，與宛如中國山水一般的淡遠背景結合在一起，給人留下無限遐想的餘地，使後人可以進行不同的闡釋。這種像現實生活一樣複雜豐富、讓人一言難盡的感覺，恰是最偉大的文藝作品特有的品質，為後人確立了一種半身肖像畫模式。
2、拉斐爾
宗教文化拉斐爾(Raphael Sanzio,1483--1520)，作品一直被人們視為古典美術精神最完美的體現。安格爾稱他是繪畫之神。拉斐爾是西方美術史上最擅長塑造聖母形象的大師。他那一系列聖母像，把感性美與精神美和諧無間地統一起來，從而傳達出人類的美好願望和永恆感情。平易近人、親切自然是拉斐爾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他筆下，深刻的知識和精心的推敲全溶在用流利線條構成的輕鬆自如的藝術世界中，一切都仿佛是天性的自然流露，是一派天籟之聲。純真優美、莊重自然、明快清晰、和諧簡潔，這些古典美術最推重的品質，在拉斐爾身上獲得了最鮮明的體現。因而，那些推崇古典風尚的美術家，都把他當成理想的楷模，恰如雷諾茲說的:他本人成為所有後代畫家的樣板。
代表作品：《美麗的女園丁》(約1606)，拉斐爾以圓潤流暢的線條把聖母、耶穌和聖約翰的優美形象和諧地組合起來，創造出充滿人間氣息的、親切的神的世界。這一世界遠離了中世紀的精神，它那純潔、明朗、單純、自然的情韻更接近希臘的精神。
3、米開朗琪羅
宗教文化西方最偉大的雕刻家米開朗琪羅(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在致力於領悟古人成就時，也致力於解剖人體，研究人體的結構和運動，這使他成為量充分發揮人體．表現力的美術家之一。不同於充滿深遂智慧之美的達·芬奇的藝術，米開朗琪羅的作品以力量和氣勢見長，具有一種雄渾壯偉的英雄精神。或許，他是一位最接近貝多芬境界的美術家。在他的雕塑上，在他的繪畫中，一個個巨人般的宏偉形象挺立起來，就連他塑造的女性形象，也都具有剛勇的氣概，仿佛是神話中的阿瑪宗女子。
代表作品：雕像《大衛》(1501--1504)，是美術史中最為人們熟悉的不朽傑作，也是最鮮明展示盛期文藝復興義大利美術特點的作品。在用一塊久被棄置的名貴石材雕刻大衛形象時，他真正實現了把生命從石頭中釋放出來的理想，以精湛的技巧、強烈的信心，雕鑿出這尊完美的英雄巨像。
宗教勝地
宗教文化宗教文化是人類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影響到人們的思想意識、生活習俗等方面，並滲透到文學藝術、天文地理等領域,是旅遊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旅遊既是一種經濟現象，又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現代旅遊是一種大規模的各種文化的交流，它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對宗教文化所起的作用，隨著旅遊業的發展，已越來越受到有關方面的關注。開發宗教文化資源,對旅遊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而旅遊業的發展，也有利於宗教文化的繼承、傳播、交流和研究。宗教文化與旅遊業的關係是相輔相成、共同發展的。風景秀麗的宗教勝地，積澱為旅遊文化的重要資源。旅遊業的發展，旅遊資源的開發利用，新的旅遊市場的開拓，吸引了更多的客人前來遊覽、朝聖和學術考察交流，這些都有利於宗教文化的傳播、交流和發展，對宗教文物古蹟也起著保護、修繕的作用。旅遊業的發展對於宗教文化的繼承、傳播、交流和研究都起到促進的作用。旅遊活動是人們需求層次提高的一種表現，能滿足人們求知的需要，通過旅遊可以增長人們的宗教文化知識，陶冶性情、修心養性。到宗教名勝古蹟的人一般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不僅有一般遊客，更有朝聖者、宗教信徒和專家學者。因此旅遊活動的發展也是人們傳播了解、探討和研究宗教文化的一個重要途徑。
宗教文化“天下名山僧占多”。自古以來，一些著名的佛教寺觀都建築在風景秀麗的山水之間，蒙宗教之神奇，鍾天地之靈秀，名山勝跡，珠聯璧合，成為旅遊勝地，觀光佳處。如被稱為“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素有“峨眉天下秀”美譽的峨眉山，被譽為“東南第一山”的九華山，有“海天佛國”之稱的普陀山等勝境，古寺名剎與奇山秀水混然一體，成為朝聖訪古、探幽攬勝的絕好去處。道教的洞天福地（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說），同樣是遊人們心馳神往的人間“仙境”。如道教聖地武當山就被宋代米芾譽為“天下第一山”而享譽中外；道教正一派的發源地——江西龍虎山，素有“神仙洞府”之美稱，為人們所嚮往；江蘇茅山因被稱為道教“第八洞天、第一福地”而馳名……諸如此類的宗教聖地勝境，經過歷代僧道的營造，成為我國寶貴的旅遊文化資源。
宗教禮儀
宗教文化內涵豐富的宗教禮儀，演變為民族風情的習俗文化。以祭獻、崇拜、祈求、節慶等為內容的宗教禮儀，是人類文化活動的產物。隨著歷史的發展，宗教禮儀與世俗相融流變，逐漸成為民族或區域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如原為紀念釋迦牟尼在十二月初八日“成道”，而以米和果物煮粥供佛的“成道節”，逐漸演變為臘八節吃“臘八粥”的漢地傳統習俗。
古代道教在七月十五日這天舉行祭祀活動，逐漸演變為民間祭祀祖先的習俗。一些地方佛道教寺觀定期舉行的旨在祈求福祉、消災免禍的禮儀活動，後來發展成為定期的集市（廟會），從而形成了趕集、看會的習俗。至於基督教的聖誕節、伊斯蘭教的“古爾邦節”，原有的宗教含義都已退居次要地位，而具備了喜慶、社交等多種功能，融於社會生活中，成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主要區別
西方的宗教文化發展源遠流長，但其大規模對西方社會生活產生重大影響開始於公元一世紀基督教興起之時，取得重大發展於羅馬帝國時期，中世紀得到發展的極致，而宗教改革政教分離之後其對世俗事務影響雖有明顯下降但仍然具有占據重要地位。縱觀西方宗教發展的千年歷史，不難得出其鮮明的超世俗主義特徵的結論。《聖經》中對天堂和地獄的描繪、靈魂和肉體的分離；奧古斯丁“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說法的提出；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宗教只關注人的精神事務”的主張，都是這一論點的有力證明。
對比西方的宗教文化，中國則顯然呈現出世俗主義的傾向。
儒家的經典文獻中大量充斥著世俗主義的教導，如“未知生、焉知死”、“修身起家治國平天下”、“君子理想”等，都是強調個人在現世生活中的所作所為，而不形而上的對宇宙起源、生死等問題進行論述。儒教的世俗主義傾向亦為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其經典著作之一《儒教與道教》早有論述。
道教在早期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自我境界的升華、個人厭世主義等特徵，顯然其教義與儒教相比要更接近於超世俗主義的標準。但在儒教在中國宗教文化中取得統治地位後，且在中國宗教服從世俗政府的體制下，道教亦不得不以世俗主義的精神對其自身進行修正。所以在隨後的道教發展歷史中，道教更多的演化成帶有占卜算命讖緯性質的特點。
佛教自從東漢傳入中土以來，在帶有明顯世俗主義特點的中國宗教文化下，亦很難讓其超世俗主義的特點得到中土文化的認同。所以在中國的文化體系中，佛教文化一直受到儒家文化的抵制、而其所取得的某些成就也大多是建立在吸收儒家文化的基礎之上。不難看出，佛教的超世俗主義的特徵在中國的宗教文化中的影響是有限的。
明朝末年西方基督教曾一度在中國傳播，但因為基督教義與中國的儒家文化存在巨大差別，因此很難得到認同。而在太平天國時期，洪秀全雖擴大了基督教在中國的廣泛影響，但其成就仍然是在用儒家文化對基督教義進行改造的基礎上取得的。在洪秀全所設計的教義中，其超世俗性與西方基督教義相較仍有較大差距。當下中國，宣傳的宗教觀主流是無神論，所以世俗主義等關於宗教的概念亦無從談起。
談及西方宗教文化政教分離，不得提及《聖經》中耶穌之言“這樣，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正是這一聖言成為了歷代宗教神學家、哲學家論述宗教分離最具權威性的論據。在西方的歷史上，雖然羅馬帝國曾經有政教合一的歷史、英國亨利四世有政教合一的做法，但其存在的時期卻很短暫。西方絕大多數時期內問題爭論的核心始終是在政教分離的基礎上教權和王權的權威孰高孰低。從聖奧古斯丁“兩個城市”的提出到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宗教只關乎人的精神事務”的主張再到美國憲法中不設國教的規定，在千年間西方的主流始終是主張政教分離。現代西方社會，政教分離已經是最為普遍的做法。
與西方宗教文化相比，中國則迥然相異。
從學術思想上看，中國文化中明顯缺乏論述政教關係的思想。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雖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但卻少有流派論述類似宗教觀念的主張，大多數流派的思想論述的核心始終圍繞在世俗秩序如何建立這一問題上。雖亦有不少類似西方宗教意義上的見解如鄒衍之“陰陽說”，但在當時世俗權力紛紛進行王權爭霸之時，亦無人問津關乎宇宙起源等超世俗問題。
從教派同世俗權力的相互關係來看，自秦開始建立統一的專制王朝開始，中國的學術思想明顯呈現出依附世俗權力的特點。秦王朝興法家、“焚書坑儒”是這一歷史的開端，而當董仲舒依靠漢武帝使儒家取得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地位之後，儒教成為世俗權力的卑女的傳統則一直蔓延千年。
所以即使中國學術思想有教權與王權分立的主張，但在中國千年專制王朝王權鼎盛的背景下亦很難有立足之地，而根據上述所述，中國的學術思想本身就缺乏政教關係論述之傳統，所以中國兩千多年呈現政教合一的歷史趨勢在所難免。
馬克斯.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一書中根據對中國儒教和道教的具體分析得出中國未產生資本主義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宗教文化的制約，而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把新教教義歸結為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一重要原因，從此角度不難看出中西宗教文化對中國和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明顯而有顯著差別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