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名
正文
即法律所規定的犯罪名稱。犯罪是侵犯統治階級的利益並被統治階級認為必須加以懲罰的行為。由於統治階級在不同的形勢下，確定的打擊目標和辦法有所不同，因此法律所規定的罪名，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中國奴隸制時期和封建制時期，隨著階級鬥爭形勢的變化和奴隸主階級、封建統治階級司法鎮壓經驗的積累，犯罪的名稱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奴隸制時期罪名 據史料所載，在西周奴隸制國家裡，有“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史記·周本紀》）。在三千條刑法中,關於罪名的規定,必然十分繁密。但因史料有缺，已無法考知其全貌。僅從先秦史料來看,西周刑法中的罪名,有以下幾類：①屬於侵犯王權方面的主要有：違犯君命罪。《尚書·多方》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國語·周語上》載：“犯王命者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誹謗罪。《史記·周本紀》載：“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不敬罪。《禮記·王制》載：“山川神祇，有不舉祭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②鎮壓奴隸與平民反抗的主要有：寇攘奸宄罪。《尚書·康誥》載：“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暴亂為寇，竊取為攘，破壞法度謂之奸宄。寇攘奸宄，即以暴力手段奪取奴隸主財產的行為。③屬於破壞宗法制度方面的主要有：不孝不友罪，被認為是“元惡大憝”，因而要“刑茲無赦”。④屬於危害私有財產及破壞統治秩序方面的主要有：殺越人於貨罪、竊牛馬誘臣妾罪、群飲罪等等。總之,在奴隸社會裡,凡是侵犯奴隸主貴族利益，特別是侵犯周王的權力與威信，破壞宗法制度與統治秩序的行為，都被法律宣布為犯罪行為，並要給以極嚴厲的懲罰。
封建制時期罪名 中國社會進入春秋以後，奴隸製法律制度開始瓦解，成文刑法相繼出現。在奴隸制國家裡，雖有刑法，但不公布於眾。什麼行為構成犯罪，犯罪後應受何種刑罰，由奴隸主貴族隨意決定。《左傳·昭公六年》載：“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新興封建勢力興起以後，在法律上要求限制和取消奴隸主貴族隨意定罪的特權,故鄭國鑄刑鼎,晉國鑄刑書，遂有成文刑法的公布。到了封建社會初期的戰國，魏文侯相李悝，集諸國刑典,編制法經6篇，“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晉書·刑法志》）。由此可知，李悝的法經總結了春秋戰國以來各國刑法關於犯罪名稱的規定，用法典的形式將其整齊劃一，並根據新興地主階級統治的需要，把用暴力手段反對封建政權和侵犯地主官僚生命財產的所謂“盜賊”宣布為打擊的重點，這充分反映了封建刑法鎮壓農民反抗的階級本質。
秦、漢罪名 秦統一六國以後，建立了統一的法律制度，刑法中的罪名也有了極大的發展。從秦、漢史料的記載與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簡來看，早在秦統一六國以前,秦統治者在法經6篇的基礎上就加進了大量新的內容。及秦帝國建立以後，秦朝的法律已經是十分完備十分詳密了。正如《鹽鐵論》所載:“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在罪名方面，除了承襲法經的規定以外，新增加者有以下幾類：①屬於侵犯皇權方面的有：誹謗妖言罪、不忠不臣罪;②屬於鎮壓人民反抗方面的有:謀反罪、匿奸罪、不告奸罪;③屬於思想言論方面的有:以古非今罪、非所宜言罪、妄言罪、藏書罪、投書罪；④屬於軍事方面的有：降敵罪、譽敵罪；⑤屬於審判方面的有：縱囚罪、不直罪；⑥其他妨害社會秩序方面的有：誣告罪、奸非罪、舍人無驗罪。從秦律所規定的罪名來看，隨著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的建立，封建刑法把保護專制皇權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漢承秦制，漢朝中的罪名與秦律基本相同，只是比它更加完備更加繁密。到後漢章帝時，是“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後漢書·陳寵傳》)。據廷尉陳寵的統計，漢律中定罪的條款比奴隸制五刑3000條還多1989條。正如漢代杜林說：“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後漢書·杜林傳》）。人民民眾動則觸犯刑律，無所措其手足。這是秦、漢時期法律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
魏晉南北朝罪名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封建刑律由繁到簡的一個重要發展時期，在法律制度上也發生了一些大的變革。晉朝定律，本著“蠲其苛穢，存其清約”的原則（見晉代法規）,就漢律九章增加11篇,但定留唯有620條，比漢律4989條縮減了7/8。對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分別加以合併或精簡。南朝宋、齊、梁、陳沿用晉律，無大更改。北魏、北齊、北周都曾各自訂律（見北朝法規），但以北齊律最為適中,共12篇，949條為明確打擊重點，北齊律把侵犯封建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犯罪，列為重罪10條：即反逆、大逆、叛、降、惡逆、不道、不敬、不孝、不義、內亂。犯此10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在南北朝諸律之中，北齊律素以“法令明審，科條簡要”著稱，隋、唐律就是以北齊律為基礎發展起來的。
唐代罪名 唐代是中國封建法律制度的完備時期。唐律中的罪名,是在“斟酌古今,除煩去弊”的思想指導下制訂的（見唐代法規）。唐太宗李世民指出：“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貞觀政要》卷八）。因而唐律中的罪名，重複甚少，簡要明確，除《名例律》列有十惡大罪以外，《衛禁律》以下各篇定罪條款只有445條,比之北齊律大為省減。唐律所規定的罪名如下：
《衛禁律》中的主要罪名：①關於警衛宮廷方面的有：擅入宮殿門、上閣及御所在罪，向宮殿、宮垣、殿垣、上閣及皇帝所在地射箭、放彈及投擲瓦石罪。②關於保衛關津要塞方面的有：私渡、越渡、冒渡關津要塞及城門、武庫門罪，與化外人私相交易罪，與化外人共為婚姻罪，私與外人禁兵器罪，戍守邊境官員玩忽職守及烽候不警罪。
《職制律》中的主要罪名：①關於官吏職守方面的有：署置過限罪，貢舉非其人罪，稽緩制書與官文書罪，上書奏事犯諱、奏事有誤及應奏不奏罪，以及漏泄國家機密罪。②關於危害皇帝人身安全及尊嚴方面的有：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罪,諸造御膳誤犯食禁罪,御用車船誤不牢固罪，以及對皇帝批評攻擊的指斥乘輿罪。③關於官吏貪贓枉法方面的有:監臨主司受財枉法罪,受所監臨財物罪，貸所監臨財物罪（見六贓）。此外官吏如受財而為人請求及私自役使所監臨或借用奴婢、牛馬、車船等，都以貪贓論罪。
《戶婚律》中的主要罪名：①關於戶口管理及賦役方面的有：脫漏戶口罪，相冒合戶罪，私度入道罪，非法賦斂罪。②關於田產方面的有：占田過限罪，盜耕公、私田罪，妄認及盜賣公、私田罪，在官侵奪私田罪。③關於繼承與婚姻方面的有：立嫡違法罪，悔婚罪，冒婚罪，重婚罪，亂妻妾位罪，居喪嫁娶罪，違律為婚（如同姓為婚、良賤為婚、娶逃亡婦女為婚）罪，以及子女對父母不履行贍養義務的別籍異財和供養有缺罪。
《廄庫律》中的主要罪名：損傷官畜罪，故殺官私牛馬罪，庫藏被盜罪，私借官物罪，損敗官物罪，放散官物罪（見廄律、庫律）。
《擅興律》中的主要罪名:①關於軍事方面的有:擅發兵罪，乏軍興罪，放棄城守罪，臨陣先退罪，巧避征役罪，征人稽留罪，漏泄軍事機密罪。②關於興造方面的有：擅自興造罪，非法興造罪，私有和私造禁兵器罪。
《賊盜律》中的主要罪名：謀反、謀大逆及謀叛罪，強盜罪，劫囚罪，持質罪，謀殺人罪，以及偷盜皇帝御寶、制書、宮文書及宮殿門符罪，監守自盜及盜所監臨財物罪，略人為奴婢罪，竊盜罪。
《斗訟律》中的主要罪名:①關於鬥毆方面的有:傷害罪，斗殺人罪，戲殺傷人罪，過失殺傷人罪。②關於告訴方面的有：誣告罪，越訴罪，奴告主罪，子孫告祖父母、父母罪，投匿名書罪，及知謀反，大逆不告罪。
《詐偽律》中的主要罪名有：偽造（偽造皇帝御寶、官私文書印信、宮殿門符及發兵符等）罪，奏事上書詐不以實罪，詐欺取官罪，詐承爵位罪，詐偽取財罪，詐教誘人犯法罪，詐乘驛馬罪，證不言情及譯人詐偽罪。
《雜律》中的主要罪名：私鑄錢罪（見錢法），負債不償罪，盜決及故決堤防罪，侵占街道阡陌罪，犯夜罪，失火罪，奸非罪，賭博罪，不應得為罪等。
《捕亡律》中的主要罪名：官吏對逃亡罪犯追捕不力罪，服刑犯人逃亡罪，從軍征討逃亡罪，戍邊官兵逃亡罪，宿衛人員在值逃亡罪，服役丁夫逃亡罪，官私奴婢逃亡罪，逃避課役罪，以及知情藏匿罪人及過致資給罪。
《斷獄律》中的主要罪名：故出故入罪，失出失入罪，決罰不如法罪。
從唐律所規定的罪名來看，唐律是一部全面維護地主階級統治農民的封建法典，是地主、官僚、貴族鎮壓農民反抗的武器。由於唐律中的罪名是秦、漢以後封建統治階級司法鎮壓經驗的高度總結，反映了封建社會發展到全盛時期的經濟關係與階級關係，特別符合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因此自唐以後,歷經宋、元、明、清,各朝刑律關於罪名的規定，雖然有所損益，但唐代罪名的核心部分一直延續下來。及至辛亥革命以後，剷除帝制，建立民國，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刑法中的罪名才相應地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歷代刑法雖有罪名的規定，但反動統治者為加強鎮壓，經常法外施刑，不按罪名論罪。晉朝廷尉劉頌提出：“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晉書·刑法志》)。但在封建時代,除法律外,還有至高無上的專制皇帝。皇帝經常以言廢法，獨斷專行。所以劉頌的主張雖然符合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仍然是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