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校舍 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培養和訓練軍事、政治、專業幹部的學校。1936年6月，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在陝北瓦窯堡開學。1927年11月，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後，為提高部隊的軍政素質，創辦了紅軍教導隊，呂赤任隊長，陳伯鈞任黨的書記。
這是中國工農紅軍最早培訓幹部的機構。1930年4月，閩西紅軍學校擴建為中國工農紅軍軍官學校第1分校，蔡申熙、何長工先後任校長，鄧子恢任政治委員。在這前後，還相繼成立了紅5、紅8軍隨營學校，紅1、紅3軍團隨營學校，贛南和閩粵贛紅軍學校等。1931年11月，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上述學校合併組建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紅二方面軍的學校1929年春，湘鄂西紅4軍在鄂西建陽創辦學生隊（亦稱特務隊），由董朗負責。紅四方面軍的學校1930年9月，鄂豫皖紅1軍在河南省正陽成立隨營學校，李開達、張琴秋負責該校工作。
中國工農紅軍大學1935年11月，紅一方面軍原幹部團與陝北紅軍軍事政治學校合併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周昆任校長，宋任窮任政治委員，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中革軍委決定，將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擴建為西北抗日紅軍大學，周昆任校長，袁國平任政治委員，莫文驊任政治部主任，郭化若任訓練處長。6月，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正式成立，毛澤東任校教育委員會主任兼政治委員，林彪任校長，羅瑞卿任教育長，莫文驊任政治部主任，劉亞樓任訓練部長。
下設第1科（陳光任科長、羅榮桓任政治委員）、第2科（周士第任科長）、第3科（又稱附屬步兵學校，周昆任科長兼校長、袁國平任政治委員）。10月，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3個方面軍的紅軍學校分別編入中國工農紅軍大學。12月，林彪任紅軍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劉伯承任副校長，羅瑞卿、劉亞樓先後任教育長，傅鍾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1月，第1校遷至延安，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
成立過程
何長工 1927年11月，紅軍教導隊創辦之後，隨著形勢發展和部隊調動，紅軍教導隊先後易名或擴建為紅4軍教導大隊（陳毅、張之江先後主持建隊工作，梁軍任大隊長，蔡會文任黨代表）、井岡山紅軍學校（彭德懷兼任校長）、紅4軍隨營學校（石遲峰任校長、鄧子恢任黨代表）、閩西紅軍學校（譚希林任校長、鄧子恢兼任政治委員）。
1930年4月，閩西紅軍學校擴建為中國工農紅軍軍官學校第1分校，蔡申熙、何長工先後任校長，鄧子恢任政治委員。在這前後，還相繼成立了紅5、紅8軍隨營學校，紅1、紅3軍團隨營學校，贛南和閩粵贛紅軍學校等。1931年11月，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上述學校合併組建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蕭勁光、劉伯承、葉劍英、何長工先後任校長，劉伯承、葉劍英先後兼任政治委員。1933年10月，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分編為中央紅軍大學（何長工、周昆、張宗遜、彭雪楓先後任校長）、彭（湃）楊（殷）步兵學校（陳賡任校長、劉希平任政治委員）、公略步兵學校（林野任校長，陳鐵生、張際春先後任政治委員）和通信、特科、衛生、供給等4所專業學校。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進行長征，彭楊步兵學校、公略步兵學校及特科學校合併為中央紅軍幹部團，陳賡任團長、宋任窮任政治委員。1935年6月，幹部團與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合併，組成紅一、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倪志亮任校長（未到職），何畏任政治委員，李特任教育長，劉少奇任政治部主任。下設高級指揮、上級指揮、上級政治3個科和步兵團。該校後併入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紅二方面軍的學校1929年春，湘鄂西紅4軍在鄂西建陽創辦學生隊（亦稱特務隊），由董朗負責。以後，學生隊先後改名為洪湖教導隊和紅4軍教導大隊，廖卓然任大隊長，張一鳴任黨代表。1930年2月，紅6軍在湖北省監利成立教導大隊，周逸群兼任大隊長。隨著湘鄂西蘇區的擴大和紅軍人數的增加，紅4、紅6軍教導大隊合併組成湘鄂西紅軍洪湖軍事政治學校（亦稱洪湖學校），孫德清、趙奇、唐赤英、劉鳴先先後任校長，胡光霞任政治委員。11月，該校易名為湘鄂西赤色軍事幹部學校，亦稱焦山河軍校。1931年秋，該校又改稱中國工農紅軍軍官學校第2分校。1932年春，由左右江輾轉到湘贛蘇區的紅7軍河西教導大隊（閻伯衡任大隊長，袁任遠兼任政治委員）改建為湘贛紅軍學校第4分校，陳東日、馮達飛、楊茂等先後任校長，李朴、曾毅之、譚富英、周志高先後任政治委員。該校後分別編入紅2、紅6軍團教導營（亦稱隨營學校）。
1935年7月，湘鄂川黔紅軍學校成立（亦稱中國工農紅軍軍官學校第6分校），蕭克兼任校長，張子意、王震先後兼任政治委員。10月，該校也分別編入紅2、紅6軍團教導營。1936年9月，紅2、紅6軍團教導營合編組成紅二方面軍紅軍大學，劉伯承任校長，陳伯鈞任副校長，陳外歐任教育長，李乾輝任政治部主任。下設上級指揮科及第1、第2、第3營。該校後併入中國工農紅軍大學。
宋任窮 紅四方面軍的學校1930年9月，鄂豫皖紅1軍在河南省正陽成立隨營學校，李開達、張琴秋負責該校工作。1931年2月，隨營學校擴建為中國工農紅軍軍官學校第4分校，曾中生任校長，劉杞任政治委員。4月，第4分校改稱彭楊學校，蔡申熙任校長，劉杞任政治委員。1932年夏，又改稱紅四方面軍彭楊學校。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蘇區，該校停辦。1933年7月，紅四方面軍擴編時又恢復彭楊學校，倪志亮任校長，傅鍾任政治委員。在此期間，還成立了紅四方面軍蘇維埃學校。1934年11月，彭楊學校改編為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倪志亮任校長，李特任副校長。下設高級、初級、政治、特科4個班和教導隊。
1935年6月，該校與紅一方面軍幹部團合併組成紅一、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9月，張國燾公開分裂黨和紅軍，不執行中央北上方針，擅自率紅四方面軍南下。紅一、紅四方面軍及紅軍大學分開後，紅四方面軍在卓木碉（今四川省馬爾康縣腳木足）又組建了新的紅軍大學，劉伯承兼任校長，何畏任政治委員。該校後併入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此外，陝甘蘇區和其他蘇區也都相繼成立了不同類型的紅軍學校，培養和訓練了大批軍事、政治幹部。
中國工農紅軍大學1935年11月，紅一方面軍原幹部團與陝北紅軍軍事政治學校合併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周昆任校長，宋任窮任政治委員，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中革軍委決定，將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擴建為西北抗日紅軍大學，周昆任校長，袁國平任政治委員，莫文驊任政治部主任，郭化若任訓練處長。6月，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正式成立，毛澤東任校教育委員會主任兼政治委員，林彪任校長，羅瑞卿任教育長，莫文驊任政治部主任，劉亞樓任訓練部長。下設第1科（陳光任科長、羅榮桓任政治委員）、第2科（周士第任科長）、第3科（又稱附屬步兵學校，周昆任科長兼校長、袁國平任政治委員）。10月，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3個方面軍的紅軍學校分別編入中國工農紅軍大學。12月，林彪任紅軍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劉伯承任副校長，羅瑞卿、劉亞樓先後任教育長，傅鍾任政治部主任。下轄第1校（林彪兼任校長，羅瑞卿兼任政治委員，傅鍾兼任政治部主任）、第2校（劉伯承兼任校長，袁國平任政治委員，周昆、郭化若先後任教育長，張際春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1月，第1校遷至延安，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第2校遷至甘肅省慶陽，改稱慶陽步兵學校。同年春夏之交，慶陽步兵學校改歸紅軍前線總指揮部直接指揮。
組織機構
劉伯承 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兼政治委員是何長工（後由周昆、劉伯承代理，張宗遜、彭雪楓繼任校長，徐夢秋曾代理、彭雪楓兼任過政治委員），李德兼任過紅大顧問。因培養紅軍幹部作出了貢獻，何長工榮獲二等紅星獎章。紅大的成立，標誌著紅軍幹部的培養，已由初、中級階段開始向高一級的階段發展，不僅對當時的革命戰爭，而且對未來的革命事業，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1933年10月，中革軍委在關於《改組軍事學校辦法》中規定工農紅軍大學的組織機構為：在校領導之下設訓練部、政治部、經濟部三個部。政治部設黨支委。訓練部部長鍾緯劍、副部長蘆壽椿；政治部主任徐夢秋；經濟部部長楊至誠。紅大還設有衛生所、俱樂部、模型室。
中國工農紅軍大學還設有高級班、上級指揮科、高級政治科、參謀科、後勤科，附設教導隊、高射隊、測繪隊。紅大從1933年10月第一期學員入校至1934年9月下旬第三期學員畢業，共培訓了3期學員。每期收訓學員200餘人。他們是中革軍委與紅軍總政治部以命令形式，從紅軍中選調的久經戰火考驗、富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師、團幹部。
中國工農紅軍大學開辦之時，有專職軍政“教授”16人，如郭化若、周士第、王智濤、何滌宙、陳時驥、肖勁光、張如心、李翔梧、吳亮平等；另聘請了許多高水平的兼職“教授”，主要是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和中革軍委總部的負責人，以及從前線因事到瑞金的一些紅軍高級將領。
中國工農紅軍大學設在瑞金西郊大槐樹村。學員入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校領導、教職員們築造自己的校園。他們自己設計，並一起動手填溝壑、挖土方、運石頭、開路、砌樓、建禮堂，在短短的3個多月時間，就建起了被譽為“山林軍事學堂”的擁有一排排整齊的兩層樓房、禮堂和俱樂部的校園，贏得了領導和根據地軍民的稱讚。
教學方式
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毛澤東作報告 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成立後不久，毛澤東於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針對紅軍學校的教育工作指出：“紅軍學校應當使之成為比較過去更能訓練大批高級的與初級的軍事政治幹部的學校……，鞏固紅軍使紅軍成為鐵軍的工作，與政治工作同等重要。而為現時紅軍所迫切需要的，就是軍事技術的提高。這一任務的解決，在戰爭的規模日益擴大，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軍隊日益採用新的軍事技術面前對於我們是絕頂重要的。'學會與提高新的軍事'技術的口號，應該深入到每個紅軍戰士中去，紅軍學校應該為了這一目的去盡他最大的努力。”
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在教學原則和教學方法上是理論與實際並重，前方與後方相結合。為了更加緊密地聯繫戰鬥實際，紅大派人參加在前線戰鬥的指揮集團工作。有時前線紅軍指揮官犧牲了，即由紅大派學員暫時代理其職務，直至有接替者後再回校學習。紅大的領導和教學隊伍也經常和部隊、機關交流，進行前線、後方的輪換。這樣就使校領導和教學隊伍了解實情，了解部隊，了解戰爭的需要；從而懂得在教學中聯繫什麼實際，怎樣聯繫。紅大是紅軍的縮影，紅軍部隊是紅大的擴大。紅大所教所學的，正是紅軍所需所為的。
針對敵人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所採取的堡壘主義方針，朱德就親自為紅大學員們擬訂了兩個研討課題：“論敵人的堡壘戰術”和“積極防禦的實質是什麼”。這樣，紅大就及時收集前線的作戰經驗和各方面真實的材料，更好地充實到教學中去，使紅大的教學富有青春活力和極大的現實性，教學方法靈活多樣。學員既被當作學生，也被視為先生。實踐證明，只有這樣的教育方針、原則、方法，才能培養出具有高度政治覺悟和鐵的紀律，具有優秀的軍事技術和指揮大兵團作戰能力的高級人才。
學習和生活
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學習和生活 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學員的生活、學習完全是軍事化的。每個學員不論官職高低都過著戰士的生活，人手一支步槍。早操後，一天上6個小時的課，接著是班組討論和個人複習。紅大學員還積極參加以革命鬥爭為軸心的社會活動，回響根據地黨、政、軍領導機構及民眾團體組織的各種運動的號召。如積極參加擴軍、查田、選舉、春耕秋收、慰勞祝捷、募捐援助白區的鬥爭等。
在革命根據地物質十分匱乏的條件下，學員們的學習生活十分困苦。但他們勇於克服困難，自己動手修理書桌和各種學習用具，並自力更生辦起了學校的軍人書店、軍人合作社、畜牧場、碾坊、園圃等，來改善自己的學習、生活條件。生活雖然艱苦，學習雖然緊張，但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調節了學員們的情緒，使紅大校園裡瀰漫著樂觀向上、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氛圍。
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十分重視紅大的工作，對其充滿關懷和希望。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劉伯承、劉少奇、鄧小平等都給紅大學員作過報告或講過課，軍委各總部的一些部長也都在紅大兼課。
周恩來曾作過《把敵人消滅在我們面前，瓦解在他們心間》的報告，鄧小平講過《黨的建設》課，劉伯承作過軍事報告，王稼祥、賀昌講過政治課，總政治部組織部長李弼廷、敵工部長李翔梧都為紅大講過課。在中央的關懷下，紅大學員有時能旁聽中央的重要會議。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紅大學員就旁聽了毛澤東的政治報告和朱德的軍事報告，對紅大的教學質量的提高大有裨益。
“在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學習期間條件非常艱苦，沒有桌子、板凳，石頭就是板凳，自己的膝蓋就是桌子，學文化沒紙筆，就用木棍在鋪平的沙子上寫字。”一位老紅軍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除學習外，我們的業餘生活也很豐富，打球、下棋……鄧穎超大姐還給我們上“生理衛生”課，使我們這些來自農村的土包子逐漸養成了良好的生活習慣。”
重要貢獻
中國工農紅軍大學 在中央蘇區，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在其他軍校中起著教育核心作用，經常組織考察小組到各校調查，並對各校負有指導之責。中革軍委專門指定由紅軍大學負責擬定各校的教學計畫。在中革軍委的統一領導下，在紅大的努力下，中央各軍校分工協作，取得了很好的育才樹人的成績。
1934年8月，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制定了第四期招生計畫，並由中革軍委、總政治部領導人簽署了關於各兵團、各軍區選送學員的命令。但由於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致使紅大第四期未能正常開辦。
1934年9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四期學員入校報到。同年10月1日，四期學員和校領導機關、教職員隊伍編入中央紅軍幹部團上級幹部隊，參加了舉世聞名的長征。此後，侵占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因痛恨紅大這座煉就紅軍高級幹部的革命熔爐，而將其校舍毀壞。但紅大是摧毀不了的，它正以另一種形式，繼續著為革命培育精英的事業。1937年1月，紅軍大學在延安重建，成為後來赫赫有名的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
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從開辦到長征，尚不足一年時間，但它為紅軍輸送了大批軍政指揮人員，如彭雪楓、宋任窮、程子華、韋國清、鄧華、周子昆等。紅大學員中許多人在創建新中國的戰爭年代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或統率千軍萬馬的高級將領。新中國成立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他們中的許多人又成為黨、國家和軍隊的領導人。這座革命的大熔爐，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極為重要的光輝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