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李特 （1902—1938）原名徐克勛，又名徐希俠，曾用名徐李特。
李特人物生平
投身革命
李特原名徐克勛，號希俠，1902年出生於安徽霍邱縣馮井鄉牛廟村徐家老樓東院。李特兄弟妹5人，排行第二。其父徐浴亭系清末秀才，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曾隨柏文蔚討袁。李特有未婚妻名楊子英，壽縣人。楊父與徐浴亭同在湖南為官，兩家相處很好而訂親。後來李特外出求學後，曾多次寫信回來，讓楊子英莫在等他，以免誤其終身。1930年李特由蘇聯回到上海，曾寫信回家，說他已與兩江總督羅松聽之女結婚並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然而經調查，羅松亭實有其人，但不是兩江總督；此外，經走訪與李特在蘇聯留學的師哲和他在鄂豫皖及長征時期的一些老戰友，都說他未曾結婚。因此，里特婚否有無子女，筆至今仍是個謎。1921年，里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學預科班。交大是著名學府，有英美兩個的教授，他們講課都用英語。李特入學後專心讀書，平時沉默寡言，不事其他活動。甚至學校組織學生去泰山春遊，他在車廂里也只是看書睡覺。但是，當唐山掀起路況大罷工的風暴時，他卻一反常態，積極投入聲援活動，並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唐山路礦大罷工運動波及各界，交大師生採取罷教、罷課、組織募捐等形式，聲援工人。吳佩孚十分恐慌，派一個旅的士兵前往鎮壓。全校師生團結一致，分歧反抗，並選派代表集體赴北京請願，致使軍閥內閣倒台。在這次鬥爭中，李特不僅表現了敢於鬥爭的精神，而且很有組織能力，因而引起學校黨組織的注意。
1924年，中共中央決定從唐山交大選派鬥爭中的積極分子前往蘇聯學習。李特喬裝打扮，肩負黨的使命，依依惜別培育他三年的學府，踏上新的征程。
李特個子不高，胖臉。到蘇聯以後，人們通常不喊他原名，而以英語戲稱“LITTLE”，從此他就以英語譯音改名李特。他是1924年秋到達莫斯科進入東方共產主義者勞動大學學習的。李特在校進步很快。
1925年由團員轉為中共黨員，並選為支部書記。同年底，馮玉祥派數百名學生到蘇聯學習。為了做好統戰工作，中國旅莫斯科部調李特、趙秀峰和另一名華僑，以當翻譯的名義到烏克蘭的基輔去做學兵工作。基輔中級軍官學校的中國班有32多人，其餘是國民二軍的。李特到這裡主要是發展黨組織等政治工作，他同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由聯繫，並經常向代表團負責人瞿秋白、蘇中兆等匯報工作。李特在留學期間，發展了不少黨員。
1926年師哲入黨，李特是他入黨的介紹人之一。
李特烈士簡歷長征路上
李特等就在這種情況下，於1930年秋離開莫斯科回國的。李特在鄂豫皖蘇區，歷任英（山）六（安）霍（山）羅（田）商（城）中共特委委員、書記、鄂豫皖中央分局彭（湃）楊（殷）學校教育主任、教育長，紅２５軍副軍長，隨營學校、紅軍學校教育長等職。在此期間，李特為訓練部隊，培養軍事人才，做出不懈努力，取得可喜成績。由於蔣介石發動的鄂豫皖第四次重兵圍剿，紅軍被迫撤離鄂豫皖蘇區進入川陝。1933年初，紅四方面軍軍入川北，建立川陝革命根據地。
1935年５月，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長征途中，李特歷任紅３１軍副軍長兼參謀長，紅四方面軍副參謀長。10月22日，紅一、二、四方面軍會師於甘肅會寧、靜寧地區，長征勝利結束。 在長征途中，中央就有在適當時期派遣一部打通新疆，取得蘇聯援助的意向。
1935年6月16日，由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簽署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建立川陝甘三省蘇維埃政權給宏四方面軍》指出，“（甲）為著蘇維埃運動之發展，放在更鞏固更有力的基礎之上，今我一、四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占領陝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
浴血河西
1936年11月12日，中央和軍委正式命令河西部隊組成西路軍，並批准車工努力西路軍軍政委，政委陳昌浩、總指揮徐向前，李特被任命為軍政委員會常務委員、西路軍參謀長。 西路軍下轄紅5、9、30軍，加上西路軍總部共21800人。而面臨黃河西岸的敵人卻有12萬餘人，包括國民黨的嫡系中央軍及封建軍閥馬步青騎兵第五師、馬步芳正規軍９個旅，馬鴻逵、馬鴻賓部隊及青、甘保全民團。同時，這個地區氣候寒冷、荒涼，物質缺乏，民眾基礎薄弱。1936年11月13日，中央書記處電告共產國際，已令西路軍依照國際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進，望國際準備接濟物質。11月15日，中央軍委復電徐向前、陳昌浩：“統一你們向涼州進，新疆接濟準備中。”在此前後，西路軍主力迅速西進，襲占古浪，攻克永昌，進占山丹。西路軍在占領山丹後，數次與馬步芳馬步青部隊激戰。由於戰線過長，兵力分散，補給困難，地形不利等原因，雖殲敵８０００餘人，但自身也有很大傷亡，陷於被動局面。在這之後的四個多月，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西路軍仍竭力奮戰。
生死抉擇
1937年3月4日，徐向前、陳昌浩］李特在給中央軍委的電報中說：“西路軍彈藥將盡，衛生材料早早用完，彩病號無處安插及糧水之困難，馬敵已派重兵封鎖要道，轉移困難……，我們相信勝利前途，準備戰到最後一滴血。”僅剩下400多名將士的西路軍，就是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艱難地向西行進，於4月底才到達甘新交界的星星峽，由黨代表陳雲、滕代遠把他們接到迪化（今烏魯木齊）。從1936年10月到次年5月，紅軍西路軍與數倍於自己的敵人喋血搏鬥，雖在消滅馬家軍2萬5千餘人後慘遭失敗，但在戰略上，卻有力地策應了河東紅軍和友軍，對爭取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對推動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均有不可磨滅的貢獻。西路軍包括李特在內的高級指揮員，始終執行中央和軍委的命令，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把餘下的四百多名西路軍將士帶回到黨中央身邊，這是不容抹殺的功績。 1937年5月7日，李先念、李特等率400餘名西路軍將士到達迪化後，隨即整編為西路軍總支隊，對外稱“新兵營”。總支隊長楊尚昆、政治委員劉慶南，下轄幹部隊和一、二、三、四大隊。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黨代表組織領導下，從1937年秋季開始，總支隊利用蘇聯援助盛世才的軍事技術裝備，以蘇聯和盛世才的軍事教官為教員，開展政治理論學習。西路軍總部及左支隊軍師級幹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特、黃超、曾傳六、宋侃夫、郭天民、李天煥、黃火青、歐陽毅、蘇井觀等沒有在總隊安排職務。
沉冤昭雪
一些紅四方面軍的高級將領並不認為李特是“托派”和反革命，對他評價頗高。紅三十軍軍長李先念對李特很了解，他曾說：“李特、黃超是反革命嗎？不是！當時和彭（德懷）老總吵架只是在氣頭上。”
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說：“李特資格很老，在蘇聯留學。李特人很好，和人相處不錯。他心很細，考慮問題比較周到，作戰命令、訓練指示，大都由他起草。這個人很能吃苦耐勞。”
曾任紅三十軍政委、建國後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裝甲兵副司令員的程世才中將說：“李特政治上沒有問題，人很好，理論水平很高，革命很堅決，能吃苦耐勞。至於1935年9月，李特奉命去追趕黨中央、帶領一部分四方面軍回頭南下，說中央北上是機會主義，一些人說李特是反中央，這不能和張國燾一概而論。所以，徐帥、先念主席對李特的問題很關心，指示要把李特的情況查清楚。”
原西路軍直屬縱隊司令員、騎兵師師長，建國後曾任蘭州軍區司令員的杜義德中將說：“李特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擁護的，是非常忠誠於黨的人。在西路軍那樣困難的情況下，能夠帶領幾百人到新疆，就說明了這一點。李特早就應該平反了。”
原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一軍第九十一師師長、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徐深吉中將說：“李先念（從新疆）回到延安時對我們說，我離開新疆的時候，李特和黃超還到機場送行吶，以後就不見了，一打聽，聽說被殺害了。把他們說成是托派，那只是藉口。不管怎么說，李特和黃超不是托派，不是反革命。李特這個同志品質很好，理論水平比較高，平易近人，有學問。”
原紅四方面軍機要局局長、電台台長，建國後曾任武漢市委第一書記、中顧委委員的宋侃夫說：“在西路軍，李特在總部主管軍事方面的工作，在那樣艱苦卓絕的環境條件下，工作是很努力的，也是有貢獻的。西路軍打了敗仗，同李特沒有關係。我們離開新疆以後，把李特、黃超留下來了，後來聽說把他們當做反革命處理了。我和四方面軍的同志都談過，當時把李特當成反革命是冤枉的，應該平反，因為他是一位好黨員、好乾部、好同志。”
悲劇人生
在劉鄧大軍千里躍進、途經安徽省霍邱縣時，曾經有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蹲在路邊，手裡拿著一條白布，上面寫著幾個大字：“徐克勛我兒歸來。”一般的幹部戰士是不會知道徐克勛是何許人也的，就是這位徐克勛的另一個名字也被歷史湮沒很久了，他就是紅軍將領－李特。在1996年6月5日，中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下發檔案，為李特平反，說：“李特同志在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中，為鄂豫皖、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為紅軍的建設與壯大，作出過貢獻；參加長征、西路軍，英勇作戰、歷經磨難、經受了嚴峻考驗。”[3]李特在含冤死後的58個年頭時，獲得了烈士的追認。
那么，李特之死的來龍去脈到底又是如何呢？
莫文驊在《永不磨滅的回憶》中披露一段關於李特之於中央紅軍和毛澤東等人的關係，第一個是李特飛馬追趕中央，“李特一面用皮鞭抽打不願回去的四方面軍的幹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機會主義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一會兒，李特和李德用俄語爭吵對罵。懂得俄語的博古說李德罵李特為流氓，李特罵李德為赤色帝國主義。”莫文驊的這段描寫在李德的《中國紀事》中也有所流露，根據莫文驊的記憶李德還提醒過莫文驊要注意李特的表現。
李特不僅不滿中央紅軍，還拉攏一方面軍的幹部，莫文驊回憶說李特拉攏他說：“象你這樣的幹部在四方面軍當軍級幹部也是可以的了。”莫文驊還談到這么一件事，“李特忽然嚴肅起來說：‘那么你是知識分子嘍，難怪不坦白承認錯誤!’我聽這話嚇了一跳。因為我知道張國燾歧視知識分子。在四方面軍，戴上知識分子的帽子是很危險的。”紅四方面軍裡面對於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一向嚴加監視，這點以後擔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的徐深吉深有體會，有一次，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傅鍾等幾個領導人聊天，徐深吉多嘴，說了一句：“牛頓也很有學問呢，他還發明了牛頓定律呢。”張國燾當時就愣了，說了一句話：“徐深吉了不得，還知道牛頓，你是不是要考考我們這幾個大知識分子啊？”多虧徐向前說話：“徐深吉都是問我知道的，他哪有什麼學問，赤衛隊隊員一個嘛。”於此可見，莫文驊的這個感觸還是有些道理的。
李特在追趕中央紅軍這方面給當時的主要領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李德在內，對李特均無好感。而當西路軍失敗以後，李特隨著西路軍餘部退入新疆後，仍舊在一次辯論會上大罵毛澤東和中央紅軍，這次會議的參加者有陳雲，陳雲當場就指出李特說的不對，但是，陳雲的態度相當溫和。
根據李先念編寫組編寫的《李先念傳》中介紹，（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在新疆的西路軍餘部都被要求做了是否回到延安的選擇，李先念等人表態堅決要回延安，而黃超、李特等人則沒有選擇回去。李特等人之所以沒有回去是否有向共產國際代表團告狀的企圖呢？不得而知。
不過，陳雲、滕代遠等人卻是在1936年12月初就出發準備救援西路軍，黃火青在他的回憶錄《一個平凡***員經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提及，陳雲等押送蘇聯支援西路軍的軍用物質一共步槍五萬支、重機關槍上百挺、火炮幾十門存在阿拉木圖，因為西路軍失敗這件事取消。從這件事上可以得知西路軍的啟動是得到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首肯的。
李特等人顯然是在王明等人到達新疆以後被捕的，王明離開新疆的時間是1937年11月，李特被處決的時間是1938年初（一說是1938年春），李先念也是1937年11月回到延安的，可見，早在王明等人回到延安之前，李特等人的命運就已經被決定了。
張國燾《我的回憶》中談及這件事，說是王明主動告訴張國燾，李特、黃超等人經過審訊已被確認是托派，受到處決，至於何時王明同張國燾說起這件事，張國燾沒有作出交待，但是，應該說是王明回到延安不久以後，一種可能是王明在得知李特等人被處死的訊息後告訴張國燾的，一種則是王明早就知道李特等人必須受到處死，提前把結果告訴張國燾的。
不管哪一種結果，王明的“經過審訊”這句話倒是透露出李特等人應該受到嚴厲的刑罰，這點張國燾在回憶錄中也用“憤憤不平”的口吻加以判斷。（張國燾在鄂豫皖經常做這類處決托派的把戲，所以，一定知道其中的內里）
青史留名
1997年7月21日，李特的個人詞條被收錄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中。全書軍事人物僅收錄933位。每個人物的概括評語均經中央軍委審核並報中央政治局審批。李特的概括評語為“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2]同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烈士名錄》、《中共黨史人物傳》均收錄了李特的個人事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