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二月規定，每丁納“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
又規定了均田制實行辦法，丁男十八歲以上，授田百畝，其中二十畝為永業田，八十畝為口分田。死後還田。政府依據授田紀錄而向人民徵收租庸調。不論貧富，一律繳納定額的租庸調。
租即田租，每年要納粟二石。庸則是力役，每年替政府服役二十日，這項制度原本在隋朝開皇二年（582年）試行，原是役期一個月，三年（583年）減為二十日，也可用物品折抵役期。調是戶調，男丁隨鄉土所產而納。除租庸調外，人民還須負擔雜徭和色役。本質上承襲了北魏的“租調”稅收制度。
「租庸調」規定以“人丁”為本，不論土地、財產的多少，都要按丁交納同等數量的絹、粟，庸調由縣尉負責徵收，八月開始收斂，九月運往京師或指定地點。租即田租，則在收割後於十一月開始運送。租庸調製中以納絹來代役的方法，在均田制的同步實施下，使農民在有土地耕種的同時保證了農耕的時間，推動了農業的發展。
陸贄稱許租庸調法：“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以之厚生，則不堤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眾寡可知；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
制度內容
租庸調製的內容是：每丁每年要向國家交納粟二石，稱做租；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稱做調；服徭役二十天，閏年加二日，是為正役，國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則每丁可按每天交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標準，交足二十天的數額以代役，這稱做庸，總體而言，“納絹代役即為庸”，也叫“輸庸代役”。國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二十五天，免其調，加役三十天，則租調全免。通常正役不得超過五十日。若出現水旱等嚴重自然災害，農作物損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租，損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調，損失十分之七以上，賦役全免。制度不奪農時，合理解決就業問題，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之上的制度。
傳承發展
隋朝沿用北魏以來的租調製，租調數量比北周輕，農民服役時間也短。後來又規定"民年五十，免役收庸"，即交納一定的絹代替服役。
唐朝在隋的基礎上，以輕徭薄賦的思想改革賦役制度，實行租庸調製。租庸調製規定：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繳納一定量的穀物，叫作“租”；繳納定量的絹或布，叫作“調”；服徭役的期限內，不去服役的可以納絹或布代役，叫作“庸”。唐朝的庸不再有年齡限制。租庸調製使農民的生產時間較有保證，賦役負擔相對減輕，政府的賦稅收入有了保障。[1]
取消原因
租庸調破壞的原因是因為均田制的破壞。租庸調製是要配合均田制的，其後均田制破壞，租庸調亦不可行。唐代人口不斷增加，到後來政府已無足夠土地實行均田制，領田者所得土地不足，但又要繳納定額的租庸調，使農民負擔不來，唯有逃亡，而造成租庸調製的破壞。另外，唐中葉後，土地兼併重。均田令雖然禁止買賣田地，但經府批准，田地仍可轉讓，使免課戶如官僚，寺院等可以兼併土地。失去土地的課戶仍要納租庸調，故在無法負擔的情況下不得不逃亡。大量課戶的逃亡，使政府的徵稅對象減少，削減國家稅收，由此可見租庸調的破壞是因均田制的破壞。
又租庸調製本身存在不少漏洞，以致後來不得不破壞。首先，課戶與免課戶的分別，使免課戶無須負擔負役，並且享有占田占地，建立莊園的特權，而且原來針對免課戶的戶稅和地稅，也由課戶一併承擔。而租庸調中的定額稅率，在人人領田一百畝的情況下是公平，但到後來人民領田許多不足百畝，而卻要繳納與領田百畝一樣的稅額，是絕對不公平的，故在不合時宜的情況下，租庸調不可行。
歷史評價
總結來說，租庸調在唐初配合均田制的情況下，確是一個利民利國的制度，但隨著歷史的發展，此制本身的漏洞便湧現，再加上其它客觀因素，租庸調製變得不合時宜，故唐不得不以兩稅製取而代之。
隋和唐前期推行的租庸調製，有明顯的作用，主要表現在：農民生產時間較有保證，賦役負擔相對減輕，使許多荒地開墾出來；政府的賦稅收入又了保障，府兵制也得到鞏固。這些都使國家富強起來。
主要影響
引致租庸調製破壞的另一原因是戶籍散失。租庸調是依照完整戶籍來徵收賦役的。但在開元時代，承平日久，官員疏於整理，丁口死亡，田畝轉讓等未記入戶籍，國家於是失去徵稅根據。德宗時，情況更壞至不可挽救的地步，造成有田者不納稅，無田者仍要負擔之情況，此舉造成人民逃亡，而賦稅卻由逃亡戶的鄰保代交，稱為攤逃，結果更造成惡性循環的逃亡潮，迫使朝廷不得不放棄租庸調而改行兩稅。
最後，租庸調製中以男丁為徵收對象，向其徵收定額的賦役，即是說國家的收入取決於丁的多少，缺乏彈性。自安史亂後，國家支出甚大，國家無法再以租庸調製來維持經濟，於是改行另一較彈性大的兩稅制，使稅收可以田畝為徵收對象，確保收入來源，故租庸調不得不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