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出版的中英文專著熊毅從小受到良好的親職教育，養成用功讀書的習慣，萌發了科學救國的思想。在中學時，對數學和物理很感興趣，曾想學工。1925年，畢業於貴州省立第一中學，因其父親病故，年僅15歲的熊毅來到北平當時著名書畫家姚茫父（又名姚華）舅舅家。在舅父的鼓勵下，他考進北平大學農學院預科，兩年後進入本科，在土壤學教授劉和的教導及其影響下，對土壤學產生了很大的興趣，認識到當時中國的最大問題是吃飯問題，也就是要多生產糧食，而多生產糧食要靠肥料，所以，他選擇了農業化學系。1932年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同年被推薦到中央地質調查所土壤研究室工作。
1985年1月24日，熊毅在南京逝世。
生平簡介
與崔友文、熊毅、肖前椿在呼和浩特1932年畢業於北平大學農學院農業化學系，獲學士學位。
1932—1947年在原中央地質調查所土壤室工作，歷任調查員，技士、研究室主任等職。
1947—1949年在美國密蘇里大學學習，獲碩士學位。
1949—1951年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學習，獲博士學位。
1951—1953年任中國科學院地質調查所研究員。
1953-1956年任中國科學院土壤研究所研究員。
1956—1959年任中國科學院土壤隊研究員，隊長。1956年被國務院授予“全國先進生產者”稱號。
1959—1961年任中國科學院土壤及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員，所長。
1962—1978年任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所長。
1979年任中國科學院南京分院院長。當選為中國土壤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生態學會副理事長。
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
1983年任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名譽所長。
1985年1月24日逝世於南京。
貢獻
《土壤學報》40年代中期，熊毅研究農業生產問題，通過調查研究，發表了《江西紅壤之性質及其改良》（1946）等論文。
1945—1947年，熊毅擔任了中央地質調查所土壤研究室主任，除繼續進行研究工作外，還撰寫了《土壤工作十五年》（1946），全面概述了中國土壤科學研究初創時期的工作概況、學術貢獻及事業的推進。這一時期，中國土壤科學的主要研究內容包括中國土壤分布概況，分省土壤圖之編制，土壤之垂直分布，土壤分類工作，土壤分層方法，土壤學與新生代地質學間之聯繫，水稻土性態，鹽漬土概性。漠境土壤性質及其分類，土壤粘韌性及其套用，土壤膠體礦質成分在土壤生成學中之套用，土壤指示植物及作物土宜，華南土壤施用磷肥效果，土地分等，土壤肥力等。
熊毅參加工作後，他的研究工作涉及到鹽漬土概性、土壤膠體、土壤發生分類、土壤化學性質、水稻土性態等方面，說明他知識面的寬廣和對事業的追求，為他以後研究事業的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1947年，他獲得中華文化教育基金的資助赴美深造。在國際土壤學權威密蘇里大學馬歇爾（C.E.Marshall）教授指導下，從事土壤礦物研究，1949年獲碩士學位；後轉到威斯康星大學，又在傑克遜（M.L.Jackson）教授指導下，從事土壤膠體研究，1951年獲博士學位。
熊毅獲得博士學位之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他思念著故國鄉土，懷著赤子之心，繞道日本，於1951年8月回到日夜懷念的祖國。到廣州後，看到了新中國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心情十分激動，決心報效國家，為祖國的繁榮昌盛而努力工作。
他十分重視辦好學術刊物，自美國留學歸來後，他一直擔任《土壤學報》主編，1958年又創辦《土壤》雜誌，並且擔任主編，晚年還擔任《生態學雜誌》副主編和《環境科學》主編。他親自審稿，嚴格把好刊物質量關，並對編輯人員嚴格要求，耐心指導，經常鼓勵他們做好本職工作。他常說：“學術期刊是整個科研工作理論聯繫實際的橋樑，編輯人員是建成橋樑的螺絲釘，你們要把這座橋樑架好。”
在科研組織方面，熊毅也有豐富的經驗，他能博採眾長，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組織和支持新領域的開拓，促進聯合與協作，推動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和發展。
此外，對科技人才的培養和使用，他一直是十分重視的。在工作中培養了一批業務骨幹，有些已成為學科帶頭人，還親自培養了研究生10多人，其中有一名博士生。他對年輕人總是諄諄教導，誨人不倦，並要求他們聽黨的話，服從國家需要，在學術上“一要立志，二要勤奮好學，三要獨立思考；四要集思廣益。”熊毅主張：“因才施用，對科技幹部的考核，不僅考核單學科的成績，而且要注重於研究的深度，還要考察研究的廣度和廣泛的適用性”。面對國家建設中有許多大量的綜合性任務需要解決，他認為：“需要培養一些橫向科學人才，既需要懂得一些社會科學的自然科學家，也需要懂得一些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家，並加強各學科之間的橫向聯繫與滲透，培養大批基礎紮實、知識面廣，能向邊緣科學和綜合科學進軍的人才，這是一個迫切任務”。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幾十年來，他為祖國培養了大批土壤學專門人才。
土壤化學奠基人
取得的豐碩成果與此同時，他又開創了土壤粘土礦物的研究，根據土壤膠體礦物的組成，探討了更新世氣候環境與黃土形成的關係，撰寫了《由更新統沉積物的膠體礦物分析試論第四紀氣候》（1952），對東北的黑土、華北的褐土、潮土（草甸土）等進行粘土礦物分析後，發表了《土壤粘土礦物的結構及形成》論文，然後又進行了全國性的土壤粘土礦物分析，依據粘土礦物演變的順序，總結了《中國土壤中粘粒礦物的分布規律》（1964）。在此基礎上，編制了《土壤中粘土礦物分布圖》（1965）等。
中國農業素有施用有機肥料和精耕細作的優良傳統和經驗。熊毅十分重視對民眾經驗的總結，並善於提高到科學理論高度去認識。他從中國勞模，河南省長葛縣的馬同義大量施用有機肥料、深耕改土培育高產土壤的成功經驗中，研究了有機肥料對粘土礦物的作用，闡明《土肥相融是培育肥沃土壤的基礎》（1960），在總結北京郊區民眾豐產經驗中，論述了《通曉‘骨肉相稱’原理，提高水稻產量》（1961）。通過上述民眾經驗總結，為了進一步研究土壤肥力的實質，探索土壤培肥原理，他在國內又開拓了“土壤有機無機複合體”的研究領域，先後撰寫了7篇文章（1974、1975），對“土壤有機無機複合”作了系統闡述與介紹，在其後繁忙的工作中，仍然親自指導幾位科研人員從事專門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並在農業生產中得到驗證。
由於熊毅對土壤膠體化學研究的興趣和專長，從1979年起，他多次邀請美籍華人徐拔和教授來所講學，傳授新的學術思想和國際上的新進展，對中國土壤物理化學的研究起了有益的推動作用。在熊毅的晚年，終於擠出時間，組織和指導有關人員並親自撰稿和審稿，編成《土壤膠體》第一冊（物質基礎）、第二冊（研究方法）和第三冊（膠體性質），分別於1983年、1985年和1990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實現了他的宿願和遺志。本書根據國內外60年代以來的成果和資料，對決定土壤性質，構成土壤物質基礎的土壤膠體各組分和特性及其研究方法作了比較全面系統的總結。第一冊對層狀矽酸鹽的概念和混層礦物。氧化物與層狀矽酸鹽的關係。氧化物的專性吸附、土壤有機質中的碳水化合物以及有機無機複合體類型與特性等方面作了深入系統的論述，反映了土壤粘土礦物與土壤化學的最新發展與水平；第二冊分別介紹和討論有關土壤無機膠體、有機膠體與有機無機複合膠體的提取、分組，X射線與電子顯微鏡鑑定，土壤膠體的基本特性如表面積、電荷、電動電位、吸附性、親水性與粘度等的研究方法和具體測試技術。第三冊系統介紹和討論土壤膠體表面性質、電動特性、導水性、吸附性能以及粘土—水分散體系的穩定性和膠體物質的團聚作用，同時也討論了土壤膠體性質與土壤發生和土壤肥力的關係，反映了土壤膠體表面化學發展的80年代的水平。目前，國內外其他像這樣從理論到方法的專著尚未見到，它對中國土壤膠體的研究將起促進作用，同時還為地質礦物學特別是粘土礦物的開發利用、陶瓷工業、土木工程和地球化學探礦以及石油鑽井泥漿處理等有關技術提供了重要參考。
水稻土研究
水稻土水稻土在中國南方分布面積最廣。熊毅對水稻土發生和肥力的研究卓有成效，早在1941年他就發現：具有漂白層的水稻土的形成過程不是灰化作用，而是鐵錳還原淋溶的結果。這一正確觀點，後來得到國內外學者的公認，他擔任所長後，又親自組織了不同土壤分支學科的人員，多次深入實地，對太湖地區的水稻土及其肥力特徵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找出土壤滲漏性和土壤內外排水條件，是限制農業生產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並指出：如不因地制宜實行稻稻麥三熟制，可能會引起一些地區土壤性質的惡化。通過室內外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科學資料，總結了高產水稻土的水與肥的辯證關係，提出了爽水性是肥沃水稻土的重要標誌；良好的水稻土要有排水條件；耕層中的鱔血層和青泥層可以分辨水稻土的肥瘦；水稻土的結構性主要反映在微團聚體的數量和質量；水稻土對營養物質的有效利用依賴於土壤的化學性質和物理特性。並組織編寫了《太湖地區水稻土肥力研究論文集》，主編了《中國太湖地區水稻土》專著。在此基礎上，撰寫了《耕作制對土壤肥力的影響》（1980）論文。他對推廣雙三制中“一刀切”的作法提出了批評，他撰寫的《對蘇南地區耕作制度的看法和建議》一文在《人民日報》刊載（1979．1．13）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不僅對蘇南，而且對南方各省稻區因地制宜改革耕作制度作出了貢獻。
在熊毅的推動下，中國土壤學界對水稻土的研究逐漸形成了系統的學術觀點，外國一些學者認為，水稻土只是原始土壤的一種利用方式，而中國的科研實踐證明，水稻土是一個獨立的土壤類型，它經過淹水和脫水過程，土壤的物理、化學、生物性質都起了一系列的變化，特別是人為的作用，如耕作、施肥、灌溉、排水等也對土壤形態和性質產生影響，形成一個穩定的土體結構。圍繞這一論點而開展各方面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已在農業生產實踐中獲得了可喜的效果，現在這一論點引起許多外國學者注意並開始贊同我們的觀點，1980年10月中國科學院在南京召開的“國際水稻土討論會”上，許多國際知名學者對中國水稻土的系統研究及其成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
通過太湖地區水稻土發生以及土壤有機無機複合體的研究，熊毅發展了土壤肥力的綜合觀點，進一步闡明了土壤肥力的實質。他在《土壤科學研究要面向經濟建設》一文中明確指出：“土壤肥力是土壤的基本屬性和質的特徵，是土壤從營養條件和環境條件兩個方面供應和協調植物生長發育的能力，是有關農業生產的土壤物理化學和生物特性的綜合反映。由於土壤具有肥力，植物才能在土壤上定居和發育，並利用太陽能合成新的有機物質，”同時指出，“土壤肥力的因素及其指標是因時、因地、因作物而異的，並且還因所要求的產量水平不同而產生變化”（1983）。這種綜合觀點，強調了土壤營養條件、環境條件與植物生長三者的統一，修正了只以土壤養分為內涵的土壤肥力概念。
生態學研究
《土壤生態學》從土壤生態系統研究入手，熊毅進而研究《生態系統在農業生產中的重要作用》（1981），論述了農業生態系統的涵義和特點，強調要針對具體情況，分別採取保（護）、改（造）、建（設）的對策，這是農業生態系統研究的三大任務。
同時他建議把生態系統的研究和環境保護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在研究某一地區的土壤生態系統時，首先要研究該地區土壤生態系統在結構、功能與演變上的地區差異，採取調控措施，建立良好的農業生態系統。他認為，“生態系統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建設適於人類生存的最佳環境。根據各地生態系統的特點，必須把保護環境、改造環境，建設環境有機地結合起來，建立良好的人工生態系統，使其具有和諧的結構，高效的物質傳輸與能量轉換，為人類提供優質、高額而穩定的生物產品和潔淨、舒適的生存環境”（1982）。
由於熊毅對中國日趨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的極端重視，他曾多次強調：“人們總是離不開環境的，但是人們經常在改變和破壞環境，破壞環境主要是破壞自然資源。因此，開發利用自然資源一定要與保護生態環境相結合”。同時他指出：“有些人不懂得生態，做了蠢事自己還不知道，自然界是錯綜複雜的系統，要用系統方法利用它，保護它。人們從事生產活動，不能沒有生態系統的觀念”。因此，他積極完成了《試論土壤生態系統》的論文（1983）。臨終前夕，他正以老驥伏櫪的精神，案頭堆放大量的文獻、資料和手稿，撰寫《土壤生態學》一書，可惜的是，書尚未成，他卻與世長辭了。
推動土壤學發展
“文化大革命”中，熊毅被剝奪了從事科學研究的權利，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但在運動後期，儘管不斷有政治運動的衝擊，他十分珍惜寶貴的時光，出於愛國心和科學家的責任感，他和近百名同事們一起，集中集體智慧，用了近3年半的時間，和李慶逵共同主編了中國第一部土壤科學專著《中國土壤》。它是全面論述中國土壤科學的綜合性專著，是半個世紀來中國土壤科學的重大成果，系統論述了中國土壤類型、發生和分布；深刻闡明了各類土壤的基本性質和肥力特徵；科學總結和提高了土壤改良利用及培肥經驗。它不僅推動了中國土壤科學的進一步發展，而且在農、林、牧業生產的發展、土地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國土整治和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提供了基礎論據；它在理論上的創新和實際的套用價值，是中國土壤科學工作者對世界土壤科學發展的貢獻。繼主編《中國土壤》之後，為了形象、生動、直觀地反映中國主要土壤類型及其分布規律，土壤基本性質的地理特點，土壤分區及利用概貌，展示中國土壤資源和土壤肥力的概況，從1980年起，熊毅又主編了《中國土壤圖集》。它總結了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土壤科學的研究成果，是中國第一本大型的綜合性和系統性的土壤專業圖集，對生產和科學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重視和引用。
熊毅對土壤科學的研究涉及廣泛的領域，是一位比較全面的土壤科學家。他認為，“土壤學是研究土壤中物質運動規律及其與外界環境條件、植物生長關係的科學。”土壤學是一門綜合而又複雜的自然科學，涉及的面很廣，服務對象也多，研究難度也大。從地學角度看，土壤與大氣、海洋、岩層一樣是一個自然體，土壤應是地學的一個分支；從環境科學角度看，土壤是人類生存的重要環境要素之一，工礦企業發展不善，可引起土壤污染，從而影響人類生活與健康，所以土壤學是環境科學的一個方面；生物學是研究生命現象與環境之間相互關係的科學，而土壤又是生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土壤學也可說是生物學的一個分支；農學則把土壤看做是生產資料和勞動產物，從而認為土壤學是“農業科學的基礎科學”。“土壤雖是非生命體，但與生物的生息繁衍息息相關。假如說綠色植物是生產生物能源的工廠，那么土壤則是生產生命的能源，為人類提供衣食之源的基地。”熊毅的這些精闢論述，充分說明土壤科學在國家經濟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由於土壤科學的綜合性、研究的廣泛性和服務的多樣性，熊毅認為，土壤學是一門套用科學。為加速中國四個現代化進程，當前土壤科學面臨著需要解決的三大重要問題：一是土壤合理利用；二是低產土壤改良；三是土壤肥力的保持和提高。他特彆強調加強土壤科學理論研究的重要性，認為只有基礎理論方面有了重大突破，才能推動整個土壤科學技術向前發展。因此，他非常注意現代物理、化學和生物學的發展，關注這些學科向土壤科學的滲透，大力提倡和支持套用現代科學技術，開展土壤形成過程、屬性及分類、土壤有機質的組成和結構、土壤中氧化物的表面性質；土壤電化學性質及其過程；土壤一植物營養機理；土壤水鹽運動規律，土壤結構形成；土壤生態系統中物質環循與能量傳遞等套用基礎研究。他十分強調新技術在土壤科學研究中的套用，引進了色譜、質譜、掃描電鏡、電子探針、遙感技術、電子計算技術等現代測試技術和手段，從而推動了土壤科學的深入研究和發展，為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熊毅從事土壤科學研究整整53個春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他以科學救國的思想研究土壤科學。新中國成立後，他堅持用唯物辯證法指導自己的科研工作，並強調學科間的滲透和邊緣科學的發展，他認為，“學科滲透可以開拓研究領域，更好的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邊緣學科的研究，往往會使自己所研究的學科產生質的飛躍”。在這個思想指導下，促使他在土壤膠體化學、鹽漬土改良利用的基礎上，又進行水稻土發生和肥力的研究，在他的晚年又進一步涉足環境與生態學的研究。他試圖從巨觀上，從各種自然與人為因素的制約上，從生態系統這個大範圍內，來看待已取得的科研成果，並使之升華，為國家經濟建設作出更大貢獻。
熊毅是建國以後高級知識分子中加入中國共產黨較早的同志之一，半個多世紀以來，他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祖國的土壤之中，國家經濟建設的實踐，給他以豐富的科學營養，國家經濟建設的成就，又給他極大的精神鼓舞。他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熱愛人民，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兢兢業業，無私貢獻自己的一切。他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勇於探索，勇於攀登，把科學研究和推動經濟發展正確地結合起來，成效卓著。
熊毅到了暮年，雖感精力有所不及，但他仍珍惜寶貴的有限時間，更緊張地工作和著書立說。有時也回顧一些往事，他曾提到，1951年回國前，美國老師曾囑咐：“你的著作要多用英文寫，以便我能儘早看到你的著作。”這句話他一直記在心裡。但是多年來，由於他幾乎以全部的精力承擔國家任務去解決生產建設中遇到的土壤問題，實在抽不出更多的時間親自系統地從事自己專業特長的研究。他說：“我算了一筆帳，是我寫幾本書對國家貢獻大，還是培養幾十個人，解決幾十個問題貢獻大呢？從祖國和人民的需要，我選擇了後者。”
熊毅幾十年如一日，把一切都獻給了中國的土壤科學事業，土壤就是他生命的圖畫，融匯了他畢生的心血和燦爛年華。他的心血，肥沃了祖國廣袤的土地。
黃淮海平原治理
熊毅50年代在華北平原熊毅回國之時，正值建國伊始，百廢待興，國民經濟處於恢復時期。他不顧個人志趣，以國家任務為己任，按照祖國需要承擔了東北糧棉增產的土壤調查任務，以後又參加農業調查，工作取得很大進展，受到當地黨和政府的鼓勵和表揚，從而樹立了信心，激發了他的科學為生產服務的熱情，增強了為人民服務的願望。
1952年，黨和政府提出了根治黃河的綜合開發方案，研究黃河流域的梯級開發問題。為此，中國科學院派他參加水利部組織的西北水土保持考察，以後又參加黃河流域規劃。通過這些工作，撰寫了《陝甘黃土高原土壤初步考察與分析》，《如何改良西北的土壤》（1953）論文。通過這些工作使他學到了水利知識，並結合國民經濟建設開展了科研工作。
熊毅50年代在華北平原
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國家決定開發黃河水利資源，發展灌概農業，提高農業生產，因而需要進行黃河流域土壤調查。1954年，由中國科學院、水利部聯合主持，成立了土壤調查總隊，任熊毅為總隊長。他親自組建600餘人的隊伍，野外工作經歷了3年多的時間，工作地區包括黃河以北的冀、魯、豫、京、津平原部分，山西的大同、長治、晉中、忻定四個盆地，寧夏的銀川平原，內蒙的呼薩平原及河套平原等，面積達28萬平方公里。
黃淮海平原改良前的鹽鹼地通過黃河中下游沖積平原的土壤調查，熊毅用發生學的觀點系統地研究了華北平原土壤形成條件、過程、特性和分類，改變了過去統稱“沖積土”的命名，對各種層狀沉積物發育的土壤類型，特別是褐土、淺色草甸土（潮土）和鹽鹼土的形成過程、發展階段、分布規律及其特性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第四紀河流沉積規律，層狀沉積物結構、類型及其對土壤水肥特性、水鹽運動和農業生產的影響；開創性地研究了淺層地下水與土壤鹽鹼化的關係，根據沙、粘相間的沉積層次所形成的崗、坡、窪地形與水鹽運動狀況，總結出旱、澇、鹽鹼在發生上的聯繫，為有效防治土壤鹽鹼化提供了理論依據；首次明確提出春旱、秋澇和土壤鹽鹼化是阻礙華北平原農業生產發展的主要限制因素，特別是在無排水條件下發展自流灌溉引起土壤次生鹽鹼化，是限制平原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關鍵。這些開創性的工作和新的學術觀點，集中反映在他和席承藩合著的《華北平原土壤》一書和《華北平原土壤圖集》中，至今仍不失其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的參考意義。
在熊毅指導下封丘打出的第一口梅花井
在熊毅指導下封丘打出的第一口梅花井
李鵬總理1988年接見在黃淮海平原攻關中受表彰的 科技人員代表 80年代初，國家決定綜合開發治理黃淮海平原，並確定為國家“六五”計畫期間的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年逾七旬因病住院的熊毅，以其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執著追求和高度的工作責任心，在病榻前撰寫了《組織起來，聯合攻關，加速黃淮海平原治理的研究》的8000字的建議書，為國家獻計獻策（《光明日報》 1982，10．4第一版）。在這份建議書里，他回顧了以往多年從事黃淮海平原治理的研究工作，論述了加速這個地區綜合治理和開發的重大戰略意義和有利條件，也指出了仍然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應抓緊抓好的帶有戰略意義的工作，並把改造中低產田作為主攻方向，這些建議至今仍有很大的現實指導意義。
熊毅是50年代最早開展黃淮海平原科學研究的科學家之一，曾為這個大平原的開發治理作出了創造性的重大貢獻。為此，他曾於1956年被國務院授予“全國先進生產者”稱號；1988年被國務院追授“黃淮海平原農業開發優秀科技人員”榮譽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