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年表
吳宓
1916年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科畢業，
1917年就讀美國維吉尼亞大學，
1918年轉入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獲學士(1920年)、碩士(1921年)學位。
1930年～1931年遊學西歐，在牛津大學、巴黎大學從事研究。
1921年～1949年先後任東南大學、東北大學教授；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國學研究院主任、外文系教授；武漢大學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相輝學院、勉仁學院、四川省立教育學院教授。其間曾兼任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雲南大學、四川大學、華中大學、重慶大學教授。
1950年起任西南師範學院外語系(1950年～1954年) 、歷史系(1955年～1957年)、漢語言文學系（現西南大學文學院）(1958年～1977年)教授、院務委員、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重慶市文聯常務委員，市文聯古典文學研究會副主任、四川省政協委員。講授過英語、英詩、翻譯、英散文、西洋小說、外國文學、歐美文學、古典文學、西洋文學批判、西洋文學名著、英國文學史、世界文學史、中西詩韻律比較、中國舊詩及舊小說研究、世界史、世界古代史等課程。五、六十年代，編寫有《世界通史》、《外國文學》、《外國文學名著選讀》、《中國文學史大綱》、《漢字字形、字音沿革(發展變化)簡表》、《簡明英文文法》、《法文文法》、《拉丁文文法》等講義和教材。在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期間，聘請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陳寅恪等任教，為國內培養了一批一流學者，如錢鍾書、季羨林、徐中舒、高亨等。
40年代，曾在昆明、貴陽、遵義、成都、武昌、漢口作紅樓夢演講。
1920年在哈佛大學發表《紅樓夢新談》(《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第三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後用中、英文發表有論文《石頭記評贊》、《紅樓夢之文學評價》、《紅樓夢與世界文學》、《紅樓夢之人物典型》。任學衡雜誌總編輯，出版79期。任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輯，出版316期。任武漢日報文學副刊編輯(1947年，撰、校、編)，出版52 期。用文言及舊詩韻律譯西洋文學理論及名著多篇，刊於學衡雜誌和大公報文學副刊上。曾應正中書局之邀校譯《袖珍牛津英漢雙解字典》，任總校。出版有《吳宓詩集》(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1956年將珍藏的世界歷史、文學書籍738冊譯出書名、附上作者簡歷、內容 提要，捐贈給西南師範大學圖書館（現西南大學圖書館）。
人物生平
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8月20日生，陝西涇陽人。晚清陝西女首富周瑩堂侄，本名吳玉衡，乳名禿子。“玉衡”取自《書經》“陳璇璣之玉衡”之義，是北斗七星之一。1901年，祖母決定為孫子改名，以破除不祥，增強體質。於是，請玉衡的姑丈，詩人陳伯瀾另取新名。這是吳家的大事，好酒好肉使主客如在節日之中，醉眼矇矓的姑丈在一張破紙片上寫出“陀曼”二字，吳玉衡也就變成了吳陀曼。吳宓之名是吳宓在1910年報考清華學校時自己所取。當時他隨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在某冊某頁，閉目確指，得一“宓”字，意為安靜。吳宓的字“雨僧”多認為出自南宋詞人蔣捷的詞《虞美人·聽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一句。1907就讀於三原宏道書院，受關學薰陶，與于右任、張季鸞同為“關學”余脈。1911考入北京清華學校（今清華大學前身）留美預備班。1912年春，清華學校因清廷倒台，民國改制而暫時休學，時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的北方“鄉下人”吳陀曼，被一些小洋奴的子弟同學所譏笑，他們趁吳陀曼課間外出，便在黑板上寫下頗具諷刺意味的“糊塗men”。待吳陀曼進門，教室里揚起一陣笑聲。他莫名其妙地環視四周，方發現在同學們的笑聲里，是把“吳陀曼”與黑板上“糊塗men”連在一起。於是，他決定以後在發表言論的場合，用“吳宓”，而不用“吳陀曼”。1917年23歲的吳宓赴美國留學，先攻讀新聞學，1918年改讀西洋文學。先在維吉尼亞大學英國文學系學習，獲文學學士學位。次年轉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師從新人文主義文學批評運動領袖白璧德教授，研習比較文學、英國文學和哲學。與陳寅恪、湯用彤並稱為“哈佛三傑”。留美十年間，吳宓對19世紀英國文學尤其是浪漫詩人作品的研究下過相當的功夫，有過不少論著。
1921年吳宓回國，即受聘在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更名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南京大學）文學院任教授，講授世界文學史等課程，並且常以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學整理及中國儒家學說這四大傳統作比較印證，開設“中西詩之比較”等課，開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之先河。吳宓在南京大學與梅光迪、柳詒徵一起主編於1922年創辦之《學衡》雜誌，11年間共出版79期，於新舊文化取徑獨異，持論固有深獲西歐北美之說，未嘗盡去先儒舊義，故分庭抗議，別成一派。這一時期他撰寫了“中國的新與舊”、“論新文化運動”等論文，采古典主義，抨擊新體自由詩，主張維持中國文化遺產的應有價值嘗以中國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吳宓詩文集》、《空軒詩話》等專著。1924年赴瀋陽，任東北大學外國文學系教授。次年清華大學成立，吳宓任清華大學研究院主任，聘請當時學術界最負盛名的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四位學者為研究院導師，一時號稱得人。研究院被稱為“國學研究院”，為國家培養了不少優秀的國學人才。
吳宓離開東大後到東北大學、清華大學外文系任教授，1929年9月錢鍾書考入其父錢基博曾執教的清華大學外文系，成為吳宓的得意門生，師生間常有詩詞贈答與唱和，然而1937年因錢鍾書一篇書評，師生關係曾緊張了多年。1928年，吳宓兼任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他編古典文學，邀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編新文學。1930年，吳宓赴歐洲旅遊，先後遊歷了英國、法國、義大利、瑞士、德國等許多國家，訪問了雪萊、司各特、盧梭等人的遺蹟。次年結束歐洲歸國，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按照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的方案創辦清華大學外文系。明確提出培養目標為造就“博雅之士”。在他的努力下，清華大學外文系很快成為國內第一流系科。
吳宓於1941年被教育部聘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吳宓代理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學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吳宓推辭了浙江大學、河南大學要他出任文學院院長之聘約，到武昌武漢大學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編《武漢日報·文學副刊》一年，其間清華大學梅貽琦和陳福田一再要他回去。至1949年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以文學院院長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陳寅恪亦在嶺南，教育部長杭立武邀他去台灣大學任文學院長，女兒要他去清華大學，而他即於4月底飛到重慶到相輝學院任外語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學院文學教授，入蜀定居了。1950年4月兩院相繼撤消，吳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學院，9月又隨校併入西南師範學院歷史（後到中文系）任教。結果是虎落平陽，晚景甚為不佳。
至“文革”到來，吳宓成為西南師院批鬥的大罪人，以種種罪名蹲入“牛棚”，到梁平勞改，受盡苦難。76歲的老人乾不動重活，還被架上高台示眾，頭暈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來跌斷左腿。之後又遭斷水斷飯之折磨。腿傷稍好，即令打掃廁所。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內障嚴重，就只好讓他回重慶養病。1977年吳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讓其胞妹吳須曼領回陝西老家終於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顧和溫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終年84歲。1979年8月平反昭雪。1981年1月17日，吳宓的骨灰，由吳須曼送至安吳堡，葬在白雪籠罩的嵯峨山下。
愛情故事
愛情悲劇
吳宓吳宓留給後人的是一個嚴謹的學術大師印象，但他的婚戀卻如同一枚堅澀的青果，令後人不敢恭維。
有人說，他是一個地道的“好色之徒”，話雖偏激，卻折射出了他在婚戀上不安分的一面。為此，陳寅恪看得頗為透徹，說他本性浪漫，不過為舊禮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發，積久而瀕於破裂，因此“猶壺水受熱而沸騰，揭蓋以出汽，比之任壺炸裂，殊為勝過”。
中國有句古老的名言“媒人跳進花轎里”，意指為人做媒的第三者與當事人中的一個相愛，反倒成了新郎或新娘，上了本不該屬於自己的花轎。吳宓的婚戀悲劇便是這句名言的最好註腳。
清華大學國學院1918年11月，留學哈佛的吳宓，突然接到清華留美同學陳烈勛的來信，欲將自己的妹妹陳心一介紹給吳宓為妻。信中說陳心一畢業於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師範學校完全科，現年24歲，為浙江定海縣一位國小教員，心氣很高，擇婿特別苛嚴。陳烈勛在信中明確指出，其妹在家中曾多次聽他談及吳宓，後又閱讀過《益智雜誌》、《清華周刊》中吳宓的詩文，尤其是看到《清華周刊》上吳宓的照片，萌發愛慕之情，願嫁吳宓，侍奉終身。吳宓接信後，怦然心動，立即回信認可，鏇即收拾好行裝，迫不及待地趕回了國內。悲劇的帷幕徐徐拉開。
1921年8月，留美歸來的吳宓沒休息兩天，便匆匆趕往杭州，相晤陳心一。然而，這次的相晤極富戲劇性，似乎從一開始便隱示著某種悲劇的意象。到了陳家，吳宓西裝革履，意氣風發，一副海外學子的風采。陳心一被牽引出來，按吳宓日記的敘述，大家只是默默相對。不曾預想，一會兒工夫，另一位女主角翩然出場。
吳宓作品這便是吳宓人生悲劇中最為關鍵的另一中心人物———毛彥文。事也湊巧，毛彥文本與陳心一是好友，這天，她神采飛揚地來訪，準備別過閨中密友，去北京上學，不想與吳宓不期而遇。除卻毛陳二女本是同學這層關係外，毛彥文的未婚夫朱君毅還是吳宓清華讀書時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長毛彥文4歲，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馬，感情甚篤。但在毛彥文9歲時，由其父做主，把她許配給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彥文浙江女子師範學校畢業時，方家怕生變故，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親的大轎抬至毛家大門之際，不甘命運擺布的毛彥文從後門勇敢地逃離。此前，她和表哥朱君毅早已月下為盟，私訂終身了。毛家在方家退婚後，由雙方家長做主，毛彥文與朱君毅正式訂婚。吳宓作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早在清華讀書時，便知道了毛彥文。那時，朱君毅每次讀完表妹的情書後，都會讓吳宓過目。
吳宓對毛彥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心中便涌動出異樣的情愫，礙於同學之誼，他不曾流露，而是深深隱藏在了心底。
吳宓在美留學時，收到陳烈勛欲將其妹說合給他的信時，曾委託朱君毅，讓毛彥文打探陳心一的情況，彼此溝通二人的信息。從這個意義上講，毛彥文實際上是吳宓與陳心一的媒人。這次，突然在陳心一家中不期而遇毛彥文，吳宓本就懷有好感，但見對方活潑雅趣，大方得體，一副新派淑女風範，吳宓頓時在心中暗生出一絲落寞，怎奈毛彥文名花有主，且是摯友之未婚妻。
下午，毛彥文告別他們回了上海。吳宓與陳心一一見如故，在陳父的安排下，雙雙泛舟西湖，吳宓心中殊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樂融融。吳宓在日記中這樣記述道: 是日之游，較昨日之游尤樂。家國身世友朋之事，隨意所傾，無所不談……此日之清福，為十餘年來所未數得者矣。
13天以後，吳宓和陳心一正式完婚。
隨後，吳宓與同學朱君毅雙雙被南京大學聘為教授。事實證明，如此倉促的婚姻對吳宓和陳心一來講，都是一個悲劇。本來，吳宓當初慎重地委託毛彥文在國內打探陳心一的情況，毛彥文並不因自己與陳心一是同窗好友，而一味溢美誇大。她認為，陳心一人品不錯，交友可以，貿然訂婚則無必要。吳宓與陳心一見面後，早忘了毛彥文在信中的忠告，好友陳寅恪勸他道:“一個男人，學問不如人，很是可恥；大丈夫娶妻不如人，何故難為情?” 吳宓遂與陳心一匆匆完婚。
毛彥文
不過，在南京大學，毛彥文真真實實地走入了吳宓的生活中。朱君毅這時候突然變卦，他以近親結婚有害下一代為由，堅決提出與毛彥文解除婚約。守候6年，逃婚只為下嫁表哥的毛彥文始料不及，她萬般無奈之下，只得轉而求助吳宓夫婦。吳宓於是作為一個中間人，往返於兩人之間，極力救火說和。怎奈朱君毅去意已決，堅決不肯與毛彥文締結白首。結果，朱、毛之合未成，終致解除婚約。
本欲救火的吳宓卻引火燒身，他居然在朱、毛二人分道揚鑣後，不顧有婦之夫的身份，向毛彥文表白了自己的愛意。毛彥文斷然拒絕。 令她不可容忍的是，撇開媒人身份、友情關係不說，吳宓的舉措實在荒唐。他幾乎在每次信中，都會不厭其煩地贅述自己從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處讀到她的信而漸漸萌生愛意，這令毛彥文大為反感，何況她與吳宓的結髮之妻陳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學。
細想起來，這也是吳宓情感旅程中的劫數。當初，兩位女主角初次亮相，同時出場。陳心一和毛彥文都是在吳宓生命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女人，陳是他結髮之妻且育有三個女兒，毛則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
當然，這場悲劇的始作俑者卻是吳宓自己。
英國戲劇家蕭伯納曾說過:“人生有兩大悲劇。一是得不到想得到的東西，一是得到不想得到的東西。”
吳宓為毛彥文所拒後，並不甘心。他索性做得更加離經叛道。結婚7年後，陳心一不忍吳宓情感上的叛逆，最終仳離。這一石破天驚之舉，讓世人目瞪口呆。“學衡派”同仁幾乎一致譴責，其父更是公開指斥他，“無情無禮無法無天，以維持舊禮教者而倒行逆施。”
毛彥文由默默不見經傳的人物立時成為了“三人間的中心人物”，她心中叫苦不迭，但面對吳宓的求愛，仍是不願就範。吳宓毫不氣餒。對毛彥文的追逐愈演愈烈，成為了一場愛情的馬拉松，中間包含了太多的故事，以至於在30年代的上海灘，他們的故事成了小報津津樂道的話題。
巴黎論婚
吳宓-2婚吳宓的鍥而不捨最終打動了美人芳心。女人的骨子裡，總是喜歡被愛的，毛彥文亦不能免俗。可是，兩人的愛情未因來之不易而最終瓜熟蒂落。吳宓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人，保守與浪漫，新派和舊派居然會對立地存在著。當毛彥文心儀於他，準備談婚論嫁時，吳宓卻生出了一絲隱憂，既想和毛彥文成為夫妻，又擔心婚後會不和諧，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情，讓吳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
1931年3月，吳宓赴巴黎進行學術交流。他一反以前溫情脈脈的樣子，將電報拍到美國，措辭強硬地令毛彥文放棄學業，迅速趕往歐洲，與之完婚，否則各自分手。有人指出，他動輒向毛彥文發出最後通牒，用語十分惡毒。與此同時，據傳說他還寫信回國，向一位叫賢的女人示愛，同時又與一位金髮女郎打得火熱。
毛彥文來了巴黎。
吳宓又不想結婚了，改為訂婚。滿腔熱情而來的毛彥文大為狼狽，原來是對方費盡心機追求她，她鬆口了，對方又變了卦。毛彥文哭著說:“你總該為我想想，我一個30多歲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難道我們出發點即是錯誤?”
吳宓不為所動，冷靜地說:“人時常受時空限制，心情改變，未有自主，無可如何。”對此，吳宓在日記中這樣記述:
吳宓文集是晚彥雖哭泣，毫不足以動我心，徒使宓對彥憎厭，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好一個“用情失地”。饒有興味的是，吳宓在此期間，卻對小報上炒得沸沸揚揚的魯迅、許廣平之戀陡生艷羨，他說:“許廣平夫人，乃一能幹而細心之女子，善窺魯迅之喜怒哀樂，而應付如式，即使魯迅喜悅，亦甘受指揮。云云。嗚呼，宓之所需何以異此?而宓之實際更勝過魯迅多多，乃一生曾無美滿之遇合，安得女子為許廣平哉?念此悲傷。”
這次巴黎論婚作罷後，吳宓與毛彥文從歐洲歸來。毛彥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吳宓迎娶。1933年8月，吳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先去杭州，向盧葆華女士求愛，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繼續討論是否結婚。友人勸他別老玩愛情遊戲，此次南下必須弄個老婆回來。結果又是兩頭落空，毛覺得他太花心，因此也唱起高調，說她準備做老姑娘，盡力教書積錢，領養個小女孩，“歸家與女孩玩笑對話，又善為打扮，推小車步行公園中，以為樂”。天真的吳宓並未察覺出這番話中的潛台詞，他大約覺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舊熱衷於自己的多角戀愛。毛彥文一氣之下，嫁給了熊希齡，一位比她爹還大的老頭。吳宓沒想到會有這步棋，毛的嫁人，讓他覺得自己有一種遭遺棄的感覺，同時也很內疚，認定毛是賭氣，自暴自棄，不得已而嫁人。很長時間裡，吳宓都沒辦法確定自己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負情郎，還是被負情的痴心漢，兩者都是，又都不是。不管怎么說，毛是他一生最鍾愛的女人，只有真正失去了，才感覺到珍貴。毛彥文結婚以後，特別是三年後熊希齡病故，吳宓一直糾纏不休，既是不甘心，同時也是真心懺悔。
與鄒蘭芳
吳宓——理想的使者1999年，台島內掀起一股“吳宓熱”。已是102歲高齡的毛彥文，並未因時光的流逝而沖淡她對吳宓負情的怨恨，她說，自己從未愛過吳宓。
倘使吳宓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吳宓與毛彥文的愛情馬拉松隨著毛彥文的悄然去台，而走到了終點。解放後，吳宓已近暮年，心態漸趨平和，但這時，他又迎來了一場驚世駭俗的婚戀。
1953年6月與20多歲的鄒蘭芳結為夫妻。
“黃花白髮相牽挽，付與時人冷眼看。”是愛情的魔力誘使多情的吳宓陷入黃昏戀，還是他的憐憫之心驅使他去救助一個生活窘困的弱女子?是鄒蘭芳利用了他的性格弱點，利用了吳宓多情善感，喜歡自己女學生的心理，亦或是鄒蘭芳設套布陣，捉弄了吳宓?凡此種種，在許多人心中打下了大大的問號，延至今日，未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鄒蘭芳的身世委實可憐，這位生於地主家庭的千金小姐走出大山溝到重慶求學，並最終完成學業，完全依靠兩位供職原國民黨川軍的哥哥救助。解放後，兩位兄長因參與武裝叛亂，被共產黨鎮壓，留下了幾個無人照顧的遺孤。鄒蘭芳不泯兄長情，只得接過哺養遺孤的重擔。要命的是，她出身不好，本就患有嚴重的肺結核，處境可謂艱難。當她看到了吳宓在《新華日報》上的“思想檢討”文章後，眼睛一亮，像抓了根救命稻草似的，決定立刻抓住吳宓。
吳宓像於是，她先是熱情洋溢地主動寫信給吳宓，聲稱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誠地崇拜他。吳宓戴著老花鏡，將來信讀得滾瓜爛熟，然後書生氣十足地回了信。隨即，鄒蘭芳不請自入，登門求教，並以學生身份為老師縫洗漿補，漸漸地，她不避世俗，終於使吳宓迅即迎娶了她。
須知，吳宓這時是二級教授，有不菲的工資，再則，他還是高級統戰對象，政治待遇遠遠優於他人。吳宓卻叫苦不迭。師生戀已令他抬不起頭，加之鄒蘭芳是一個病秧子，終日浸泡於藥物中，不能解脫。事後吳宓曾對朋友說，這哪是黃昏戀的愛情，實是在為蘭芳治病，在養蘭芳一家九口人。
三年後，鄒蘭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殞。吳宓從此背上了一個還不清的情債，他以自己的正直、善良，用他工資的大半，接濟養育鄒蘭芳的幾個侄兒、侄女。這種接濟和養育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吳宓不能自顧時才中斷。
與毛彥文
毛彥文20世紀30年代，毛彥文以其才貌雙全，善於交際，曾使得不少文人雅客傾慕，
這其中就包括風流才子吳宓。吳宓時任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教授，已經結婚生子，遇到毛彥文後，立刻墜入萬劫不復的情網。“吳宓苦愛毛彥文
，三洲人士共驚聞。離婚不畏聖賢譏，金錢名譽何足雲。”吳宓公開發表情詩，為了追求毛彥文，他真的與髮妻離婚，拋棄了三個幼小的女兒。吳宓的石破天驚之舉，遭到了大多數同人的譴責，父親更是公開指斥他“無情無禮無法無天”。但吳宓依然我行我素，對毛彥文痴心不改。
然而，毛彥文並不愛吳宓。他們一個是新潮女性，熱衷於政治、公益事業，一個是舊派文人，只會寫舊體詩，真可謂兩條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她對他只有敬重。面對吳宓鍥而不捨、愈演愈烈的追求，毛彥文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與他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吳宓認為這是她的矜持，或是在考驗自己，於是愛得越發熱烈。就這樣，7年過去了，吳宓深陷情網不能自拔，毛彥文卻果斷地嫁給了北洋政府前總理熊希齡。失戀後，吳宓痛苦不堪，大寫“懺情詩”，一連38首，詩句悽苦悲涼，皆是自怨自艾之作。詩句四處發表後，吳宓並沒有博得別人的同情，反而被很多人嘲笑為自作自受。吳宓仍不醒悟，又把這些詩拿到課堂上去講，成為學生們的笑料。吳宓最得意的門生錢鍾書深感痛心，他怒其不爭地寫了首詩送給老師：“有盡浮生猶自苦，無窮酸淚倩誰償。”因為在對待毛彥文的問題上與老師的觀點大相逕庭，還導致了錢鍾書與吳宓之間幾十年的誤解。
熊希齡去世後，吳宓又燃起了追求毛彥文的希望，他寫了很多感人肺腑的長信表達自己的情思，結果一點回音也沒有得到，有的信甚至被原封不動地退回。吳宓仍不死心，痴痴等待那永遠也不會回來的佳音。後來，毛彥文漂洋過海到美國，吳宓得知訊息後，又千方百計向海外歸國的人打聽她的訊息。吳宓的後半生，抑鬱悽苦，因思念太深，經常會在夢中與毛彥文相會，一覺醒來，淚濕枕巾。“文革”期間，飽受折磨的吳宓終於在對毛彥文無盡的思念中永遠地閉上了雙眼。
1999年的一天，研究吳宓的專家沈衛威教授在台北拜訪毛彥文。此刻，毛彥文年逾百歲，眼花耳背。沈教授大聲地對她說：“大陸出版了《吳宓日記》，裡面有很多關於您的內容，表達了吳宓先生對您的愛慕之情。您有什麼話要說嗎？”毛彥文面無表情，冷冷地回答了一句：“好無聊。他是單方面的，是書呆子。”這是吳宓痴情苦戀一生得到的最終回音。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在情感的世界裡，這是一句害人不淺的“至理名言”。能夠釋讀天書、洞察世事的吳宓教授，一生也沒有參透這個簡單的道理。魯迅先生曾說：“強不愛以為愛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愛情觀
吳宓的情感世界任何男人和任何女人之間的關係都是相對的，都在“多”之中。因此，一男愛一女，一男愛多女，一女愛多男，多男愛多女，或同時，或先後，這種種情形形上學地說都是有道理的。由此使戀愛極不穩定，如沙上築屋，常是輪盤式，三角式，交織式，很少互相式的，遂導致痛苦和悲哀。吳宓自己是一個經歷了失戀痛苦和離婚悲劇的人，所以這番話不僅是出於理性思考，
而且包含著身世之嘆。事實上，世上確無命定姻緣，男女之愛充滿著偶然和變易的因素，造成了無數恩怨。因此，愛情上的理想主義是很難堅持到底的。多數人由於自身經驗的教訓，會變得實際起來，唯求愛寧，把注意力轉向實力或事功。那些極執著的理想主義者往往會受幻滅感所驅，由情入空，走向虛無主義，如拜倫一樣玩世不恭，或如賈寶玉一樣看破紅塵。吳宓也是一個極執著的理想主義者，但他不肯放棄理想，試圖在愛情上也尋求“一多並在”的中庸，於是提出“由情入道”，“由情悟道”，即“由愛情入宗教”，“籍人生的痛苦經歷而逐步理解和信仰上帝的世界”。
吳宓對想像的生活比現實的生活更豐富，一個人的情感很難說是受現實還是受想像影響的。吳宓唐．吉訶德"騎士"一樣的真情實感，多少象個笑話。不過話說回來，吳宓不成功的愛情卻使俗到"無我"的後人看到一個民國文人別樣的風采與態度，讓人在好笑同情之餘生出幾分感慨。
家庭成員
1921年8月23日吳宓與陳心一結合，1929年9月12日二人離異。長女吳學淑，次女吳學文，三女吳學昭。
人物軼事
讀書入神 過目不忘
吳宓幼時，讀書刻苦，每餐必由家人送至書房。一晚，家人送餅一隻，油潑辣椒一碟，吳宓讀書入神，誤用餅子蘸墨大啖，連曰：“香，香，香。”
吳宓的字吳有即頌成章，過目不忘之才。1955年回安吳老家，於迎祥宮碑前小站片刻，只將碑文口誦一遍，即能一字不漏默寫而出。
站著乘車
吳性剛直，一貫克己守公，從不占人絲毫。
1944年，他去寶雞訪友，購得三等車票，上車無座位，只好站過道。其時，恰遇妹夫王俊生，該王持有免費乘車證，遂將他帶至二等車廂，找一空座。吳不知情，待查票時，列車員說：“三等車票，不能坐二等車廂。”王即出示證件，說明身份關係，查票員亦謙笑允準，但吳卻生氣異常，憤然返回三等車廂，依舊站於過道，直至寶雞。
“殺”胡適
吳宓一意捍衛國學和文言文，對倡導白話文的胡適意見甚大。有一次，他與胡適在一個聚會上相遇，當時北京人流行用“陰謀”二字，胡適戲問：“你們《學衡》派，有何新陰謀？”吳宓說：“有。”胡適笑著說：“可得聞乎？”吳宓說：“殺胡適！”這段對話一時成為笑談。
“吳宓風”與“對牛彈琴”
吳對《紅樓夢》研究，造詣極深，飲譽中外，凡聽吳宓紅學演講之人，無不屏息凝神，如醉似痴。末了輒發深嘆：“那不是聽報告，簡直是看演出。”吳一人將林，王，薛，賈演得活靈活現，惟妙惟肖。四十年代，西南古城即刮“吳宓風”，時人讚譽：“郭沫若與吳宓的報告，倘能一字不誤記錄下來，便是第一等絕妙好文。”1947年，吳宓來西安西北大學講學，知識界奔走相告，盛況空前。一日，陝西“三青團”一幫政客故做風雅，約請吳講《紅樓》，吳素鄙此等人物，遂婉辭拒謝。誰知，這幫人搬出吳宓父親吳仲祺先生極力通融。吳宓無奈，便胡謅一通，待其走後，吳父詰之：“何故未講？”吳答：“彼等似廟中之神，泥塑木雕，對之若談紅樓，猶對牛馬奉琴耳。”在汪曾祺的記憶中，吳宓先生講“紅樓夢研究”，經常有後來的女生沒有椅子坐，他看到後，馬上就去旁邊的教室搬來椅子，等學生都坐好，才開始講課。吳先生此舉，也引來一些有紳士風度的男生追隨學習。
愛情不是上廁所
吳宓和金岳霖是好朋友。吳宓是個勇敢的痴情人，他把自己的情詩發表在報紙上，其中有“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兩句。大家讓金岳霖去勸吳宓，他便對吳宓說：“你的詩好不好我們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彥文，這就不是公開發表的事情。這是私事情，不應該拿到報紙上宣傳。我們天天早晨上廁所，可我們並不為此宣傳。”這一下子吳宓勃然大怒，拍著桌子就說：“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金老一下也感覺自己話不大對，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釋，就站著聽吳先生罵了半天。
邱吉爾夫人的故事
陝西涇陽安吳堡吳宓故里吳宓平日表情嚴肅，不苟言笑，但心懷坦蕩，為人寬厚。1955年，他從涇陽回西安，在三原搭乘火車，一列車員倒開水時，不慎將吳手燙傷，慌忙中未及賠禮，吳卻站起，毫不介意地說：“無妨無妨，請勿耽誤公幹。”
服務員離去，同行數人，均感詫異。詢之於吳，吳曰：“昔英相邱吉爾去議會發表演講，下車之時，夫人手被車門夾傷，血流不止。邱氏瞥見，神情慌急，但夫人卻一臉鎮靜連說“無事”，待邱演講完畢，夫人方以實情告之。”
吳宓意在喻告人們，凡事不可以小誤大，以私誤公。
為《紅樓》砸飯館
青睞錢鍾書
1929年，錢鍾書以英文滿分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成為吳宓教授的得意門生。他上課從不記筆記，總是邊聽課邊看閒書或作圖畫、練書法，但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個學年還得到清華超等的破紀錄成績。吳宓對這個天才弟子“青眼有加”。常常在上完課後，“謙恭”地問：“Mr．Qian的意見怎么樣？”錢鍾書總是先揚後抑，不屑一顧。吳宓也不氣惱，只是頷首唯唯。 1933年，錢鍾書即將從清華外文系畢業，校長馮友蘭親自告訴他，將破格錄取他留校繼續攻讀西洋文學研究碩士學位。相傳錢鍾書一口拒絕，並狂妄地說：“整個清華，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一說這段話是在西南聯大時所說。但據錢鍾書夫人楊絳說，錢鍾書不曾說過此話，吳宓日記中亦無記載，恐為時人杜撰。不久，“長舌”的周榆瑞將這話告訴吳宓。吳宓一笑，平靜地說：Mr．Qian的狂，並非孔雀亮屏般的個體炫耀，只是文人骨子裡的一種高尚的傲慢，這沒啥。
幫學生作弊
吳宓曾在課堂上公開講：“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兒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人便覺濁臭逼人。”當年在清華大學上課時，吳宓看到女學生站著聽課，會立刻跑出去替她們找來凳子坐；有一次點名點到“金麗珠”這個名字，吳宓情不自禁地說：“這個名字多美。”全班大笑，弄得這位女學生也滿臉通紅。更離譜的是，吳宓還為女學生作弊，自己費勁翻譯的文章，署上女學生的名字拿去發表。
還我五塊錢
某次，中文系一位教師借了吳宓五塊錢，說好一周內歸還。可一周過去了，此人並沒有還錢，吳宓走到他家裡，向其討還了欠款。那位教師很憤怒，在外面說吳宓小氣。吳宓向別人解釋說：“我不是為了五元錢，我是在幫助他提高道德修養。”
有人也許不相信吳宓的解釋，認為他把錢看得很重，而把友情看得太輕，那么，請您耐心一點，再看下面兩個故事：
吳宓有個習慣，每月發工資那天都要上郵局匯錢，收款者中有他的親友，也有他的學生，有時不夠，還向鄰居借錢。某學生考取美國留學，但家裡沒有那么多錢，吳宓一次就給了他三百大洋，使這個學生如願以償。吳宓再三聲明：這筆錢是送給他的，不用償還。
“文革”後期，西南師範學院一位女教師看到吳宓孤苦伶仃，頓生同情，給他織了一雙毛線襪子。吳宓回報那位女教師100元錢。在那個時代，這是一筆巨款，可以買許多貴重的東西。旁人覺得吳宓給得太多了。吳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是把襪子的成本費、勞務費，還有無價的感情都算在裡面了，我給她的不算多。”
一聲“老師”熱淚盈眶
“文革”中，吳宓受到批判，再也無人叫他老師。有一天，吳宓獨自拄著拐杖，在街上散步，走累了，就坐在路邊石凳上休息。有一位青年見吳宓還活著，興沖沖地走過去，喊了他一聲“吳老師”。吳宓以為聽錯了，努力睜大昏花的眼睛問：“你在叫我吳老師？”青年回答：“是的。吳老師您今天上街散步？”吳宓不禁熱淚盈眶，摸索著從內衣口袋掏出一張10元鈔票，送給那位年輕人。該青年連忙搖手：“吳老師，我怎么能收您的錢？”吳宓說：“小伙子，已有很多年沒人叫我吳老師了，今天你是第一個叫我老師的，我心裡感動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則我心裡就會不安。”見推辭不了，青年只好收下，10元錢在那時足夠一個月的一伙食費。
爭來“反革命”桂冠
在三年困難時期，吳宓有一次講文言虛詞“猶……況”，他脫口：““三兩猶不夠，況二兩乎？”例句很生動，效果也很好，同學們都笑了。不過此言一出，班級里的愛國學生立即心明眼亮，下課狂奔教務處，報告階級鬥爭新動向，匯報說吳宓攻擊“黨的糧食政策”。時值大饑荒，成千上萬人餓死，吳宓此言，被定性為惡毒攻擊，從此不允許他授課，吳宓不得不作了檢查。吳宓品德高潔，言不阿貴，行不偎榮。文化大革命時，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受到掃庭犁穴般的破壞，而吳宓敢於在“批林批孔”時喊出“頭可斷，孔不可批”，他是“貨真價實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受到殘酷批鬥和監禁勞改，但他依然不思“悔改”，依然堅持自己的“中西融合”的治學理念，他堅持中華文化的價值所在。蹲身牛棚，猶大寫其“姚文元在江青的卵翼下”，“我罪實質，是認為中國文化極有價值，應當保存並發揚光大。”一類文字。吳宓做到了“不降志，不辱身”。昔日桀驁不馴、風流倜儻的吳宓教授，最終也沒有被改造成一個自卑、謙恭的順從者。於是，批鬥升級，勞改加重，帽子再加一頂“現行反革命”。在批鬥中，老人被架上高台示眾，頭暈眼花，直打哆嗦，但還被西南師大中文系的紅衛兵推倒在地，致左腿骨折。後來又雙目失明。其時，識時務者說：“吳宓的反革命帽子是自己爭下的。”據說在“文革”後期批林批孔運動中敢於公開站出來反對批孔的全國一共只有三個教授：梁漱溟、吳宓、容庚。有一次吳宓躺在床上想絕食求死，紅小將罵他，“絕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偉大領袖毛主席猖狂反撲……”於是，叫來幾個男女紅衛兵，把吳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裡通往食道處塞一根膠管，然後灌入一大碗廚房丟棄的潲水，裡面飯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鼓脹、穢臭不堪，熏得他腦酸淚流、痛苦難當。紅小將告訴他，這叫做“鼻飼”。經過四天“鼻飼”，吳宓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錢去買飯菜吃，紅衛兵們才停止了這種慘無人道的“鼻飼”
吳宓晚年吳宓被關入黑房，晝夜審訊鬥爭，黑房外有紅衛兵把守。吳宓關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髒癢難受，只好向把守的紅衛兵請求洗個澡。紅小將回答說：你這個老反革命想洗澡，這容易，我來侍候你。一會兒另一個紅小將提一桶涼水來，兩人合手合腳扒光他的衣服，把他從床上拉下來，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個拎著吳宓胳膊，另一個揮動刷大字報的毛刷，把涼水用搪瓷盆澆在吳宓身上，然後用刷打吳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節，涼水凍入心扉，吳宓渾身發抖，接著毛刷在他身上亂刷，直到吳宓跪下磕頭求饒哭叫，紅小將才將整桶涼水從頭淋下來，說是為他“提壺灌頂”。吳宓哭著說紅小將整他，紅小將說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樣樣割下來。他們問吳宓是不是想挨整，吳宓只好磕頭求饒，並向紅小將致謝，這才保住了耳鼻。
小人施詐 哲人受騙
吳宓心善，樂於助人，因此也常受人之騙。他戴的進口手錶，被兩個無賴以僅值六元的小鬧鐘哄騙而去。又有張姓之人對吳言說，吳一學生因病就醫，急需二百元住院費，吳不疑，即刻湊錢交付。嗣後，此張又來，言稱那學生開刀治療，又急需費用若干，吳此時手頭已空，正籌思之際，此騙子以為吳有疑慮，便拿出一封“求援信”，高聲朗讀，恰逢保姆進來，驚見客人正念白紙一張。（蓋此時吳患眼疾，視物不清）。於是保姆喚人，將騙子扭送公安機關。吳對此不勝感慨，又對保姆的精明稱讚不已。
主要貢獻
開創比較文學研究
參與創辦清華國學研究院
1925年初，清華學校欲設立國學研究院，在校長曹雲祥主持下，由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出面，先後聘請了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陳寅恪、李濟為教授，這就是後來名動天下、流傳久遠的“五星聚奎”。他們都是我國近代最傑出的學者，清華大學老校長梅貽琦曾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正是由於擁有他們，創辦後，開創出一股研究國學的新風氣，桃李門生、私淑弟子遍充幾代中國國學界，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研究院開創的優良傳統，在清華園延續，成為清華英才輩出的一個重要原因。其聲望就超過了早於它創立的同類學校，並且，清華國學院由此開始，建立了中國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傳統。馮友蘭曾說：“雨僧（吳宓）一生，一大貢獻是負責籌備建立清華國學研究院，並難得地把王、梁、陳、趙四個人都請到清華任導師，他本可以自任院長的，但只承認是‘執行秘書’。這種情況是很少有的，很難得的！”另外當國學大師王國維自沉頤和園前，遺書中指定陳寅恪和吳宓處理自己遺留下來的書籍。由此可見王國維對吳宓先生的信任。
創辦《學衡》雜誌
在南京任教期間，與柳詒徵、劉伯明、梅光迪、胡先驌、湯用彤等創辦《學衡》雜誌，任總編輯。該刊11年間共出版79期。其宗旨主要是提倡國學，兼介歐美學術。因於白話文持異議，與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形成對峙之勢。這一時期他撰寫了“中國的新與舊”“論新文化運動”等論文，采古典主義，抨擊新體自由詩，主張維持中國文化遺產的應有價值，嘗以中國的白璧德自任。吳宓認為“只有找出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普遍有效和亘古長存的東西，才能重建我們民族的自尊”。在“五四”運動之後，社會上提倡白話文、作新詩成為時尚，吳宓卻在介紹西方文藝理論，宣傳新人文主義的同時，大寫文言文，作白話詩，聲稱要“昌明國粹”，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人們對傳統文化極盡聲討的時代，吳宓創辦《學衡》，主張中西融合，既要吸收西方先進文化，又要保留傳統優秀文化，正是他在學術上“求衡”的體現。他的主張使自己處於新文化運動的風口浪尖之上。但吳宓不懼不讓仍堅持“儒道思想為國之本”，因此也被魯迅戲稱為“現代中國的孔夫子”。就像他曾總結自己一生時說道：“吳宓，一介平民，一介書生，常人也；做學問，教書，寫詩，均不過中等平平。然宓一生效忠民族傳統文化，雖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獨立、自由，追求學術上的獨立自由，從不人云亦云。”他並不是要為自己立一家之言，而是試圖將民族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視域內，去尋求一種普遍的、做真學問的道路。今天看來，這種當年被冠以“文化保守主義”的主張，已經分明表現出了它的前瞻性及現實價值。然而，長期以來形成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往往會形成這樣的觀念，似乎肯定了吳宓就意味著否定新文化派。也正是這一點，為他的人生打上了悲劇的底色。而之後在文革中，按照“反魯迅就是反黨”的政治邏輯，吳宓因為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偉大的文化旗手魯迅自然就成了“貨真價實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受到殘酷批鬥和監禁勞改，但他依然不思“悔改”，蹲身牛棚，猶大寫“我罪實質，是認為中國文化極有價值，應當保存並發揚光大”一類文字。於是，又被扣上一頂“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在批鬥中，致左腿骨折，後來又雙目失明。
“紅學”研究
教書育人
吳宓終生從教，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在近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曾經培養出大批學有所成的知名文學家、語言學家、哲學家以及外國文學的研究和翻譯人才。當代著名學者錢鍾書、曹禺、李健吾、趙瑞蕻、張駿祥、季羨林、李賦寧、田德望、張君川、王岷源、劉盼遂、高亨、趙蘿蕤、謝國楨、徐中舒、姜亮夫、姚名達、王力、呂叔湘、向達、浦江清、賀麟、沈有鼎（以上為清華大學時期）及王佐良、周鈺良、楊周翰、許國璋、趙瑞、王般、李鯨石、許淵沖、查良錚、何兆武、袁可嘉、金堤、杜運夑、李廷先（以上為西南聯大時期）等人，都出自他的門下或受到他的教誨。
人物逝世
最後時刻
臨終時刻
吳宓墓地“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這是吳宓1978年臨終前的囈語。在一個做學問的人的眼裡，教授是一個了不得的頭銜。沒有人記得他的教授身份，除了他自己。在知識不曾貶值的日子裡，教授貨真價實代表應得的榮譽和地位。教授的意義，是我們今天許多俗人無法理解的。 可見，“文革”中的不幸遭遇給老人的創傷是多么至深！“教授”兩字，在吳宓心中是多么的崇高！教授，在無知者的眼中，是一個不名一文的空頭銜；教授，在俗人的面前，是一種謀生的資本；教授，在學人的心中，代表著學問、榮譽和地位；教授，在吳宓先生那裡，是他一生自豪的稱號，是他理想人格的載體。吳宓，一個名副其實的教授。吳宓有著真學識、真性情，卻自比為古希臘悲劇的英雄，而他的命運，恰恰中了他的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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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遏吳宓書
閱讀吳宓
吳宓主編《學衡》雜誌的初步
考察
吳宓與《學衡》
《學衡》雜誌的貢獻——紀念吳宓先生96周年誕辰
論“學衡派”與五四新文學運動
論吳宓的中國傳統文化觀層層改變遞擅而為新——談吳宓的文化價值取向
吳宓先生的文化觀點吳宓的博雅之土觀：清華外文系的教育範式
吳宓文化擔當的兩種方式——學術論壇與大學講壇
吳宓和胡適：家族、地域文化及在新文化問題上的爭議
宗教作為一種可能的現代價值資源——論吳宓的宗教觀
吳宓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吳宓與新人文主義一個現代堂吉訶德的命運——吳宓及其文化保守主義遭遇吳宓與抵抗遺忘
第二輯文學·文體研兜
吳宓——中國比較文學的拓荒者
吳宓——中國比較文學之父
論吳宓的比較文學觀
吳宓與中國比較文學學習吳宓先生“文學與人生”
課程講授提綱後的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