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植物學出現與演化
在遠古時代，當人們依賴於採集野生植物為食的時候，就同植物界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出現了對所謂“原始民族”和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動物及其產品的粗略研究。1895年美國學者哈什伯傑（J.W.Haoshbdeger)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學”的說法，即Etbno-botany，指出民族植物學是研究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通過研究他們用作食物、衣著、住房材料的植物，闡述土著民族文化的地位，揭示植物的分布和傳播的歷史狀況，確定古代貿易的路線，並可能為現代製造業提供某些原型知識。37卷2期以後，對民族植物學的研究越來越深入。研究內容包括土著民族植物產品、栽培植物考源、考古現場植物遺骸鑑定、土著民族對植物的命名等，並進一步研究植物環境對人類活動、習慣、意識和日常生活的影響。1941年美國植物學家瓊斯(H.J.Jones)對民族植物學重新作了定義。他認為民族植物學僅僅著眼於研究土著民族利用過的植物是不夠的，應該是研究早期人類和植物之間相互關係的一門科學，研究的內容應包括早期人類對周圍環境植物的影響，人們如何使自己適應於周圍的環境，人們利用哪些植物，以及人類的經濟活動、思想行為等如何被植物界所影響的。1954年美國學者康克林(Conklin)報導了菲律賓哈魯喏(Hanunoo)族地區民族植物學研究的結果。康克林研究了這一土著民族利用的各種植物，包括與農業、採集、狩獵、祭祀、節日、民間故事等有關的植物；他還研究了哈魯喏人使用與現代分類系統相對應的“屬”和“神”的分類概念。哈魯喏人把當地的植物分為1600個種，而現代分類學只能將這植物分為1200個種，表明民間分類系統是深入而細緻的。伯林(Berlin)等地描述了居住在中美洲墨西哥恰怕斯(Chiapas)高地上講瑪雅語的澤爾塔爾(Tzeltal)印第安人的民間植物分類、當地利用的植物產品以及植物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等。
以後，美國民族植物學家福特(R.I.Ford)進一步發展了早期學者對民族植物學的定義，著重強調“人與植物的直接互動作用”這一核心，並設計了民族植物學研究的綱目，即民族植物學的理論研究，土著民族的認識論和民族植物學，民間資源利用的原則，民族植物學與村社社會，史前經濟和古民族植物學。根據福特的觀點，民族植物學是研究不同歷史時期對植物的意識和利用，以及人類活動和行為對植物環境的影響。
對民族植物學的研究關係到一定地區(民族、部族、人文地理組合)與植物界的全面關係，包括所有在經濟、文化上有重要作用的植物，如食用、編織、蓋房、草藥、文學、藝術、宗教、民俗鄉規、民間禁忌等所涉及的一切植物。在研究這些“民族植物”的同時，研究社會的結構、行為和植物之間的相互作用。因此，民族植物學的研究涉及到植物學、人類學、生態學、語言學、農學、園藝學、藥物學、植物化學等學科的內容，從事民族植物學研究的植物學家和人類學家，運用各自的學科基礎知識和專業方法，進行定點調查和整理研究，共同總結民族植物學的理論、觀點和方法，不斷發展和完善這一綜合性的交叉學科領域。
民族植物學從十九世紀末被提出到本世紀以來幾十年間的發展演化，已經日趨成熟。從早期研究對土著民族利用植物進行的調查、鑑定、編目，逐漸發展到人類對這一過程的意識、利用和這一過程對人類本身的影響，由於自然界的植物及其群落對人類的活動和行為並不是完全被動的，因而植物種群和群落總是以一定的方式對人類活動和意識不斷施加影響，加以限制。這樣，一個日趨完整的“民族植物學”概念——以人類與植物界之間直接互動作用的動態過程為核心的概念，已經形成。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西方國家在早期殖民過程中，為了大規模移民所面臨的對新的自然環境的適應，以及滿足殖民政府開發新大陸豐富的植物資源，為大規模發展中的工業生產提供廣泛、充足的植物原料，民族植物學研究便成為當時社會和生產的實際需要，受到社會的支持與鼓勵，並逐漸發展了起來。
民族植物學的新發展
近年來，科學家們對民族植物學研究的興趣正在與日俱增。這是因為現代社會對於從民間知識中尋找新的藥物、刺激劑和殺蟲劑的勁頭越來越大，現代工業對天然植物原料的需求愈來愈廣泛。人們發現，在對植物資源進行開發利用的過程中，民間傳統經驗十分有用。
在過去的五十年里，科學家們從南美、非洲、亞洲、歐洲以及其他地區的土著民族使用的劃藥中，發現了一系列“奇蹟藥品”，例如，肌肉鬆弛劑簡箭毒鹼(curine)是從美洲印第安人使用的箭毒(防己科植物，Chondodendron tomento-sum)中提取出來的，治療高血壓病的藥物蘆丁(rutin)是從歐洲民間植物藥中發現的，另一種降壓藥物利血平從印度民間草藥蛇根草中提取出，激素藥物可的松從美洲和非洲民間草藥薯芋和茄屬植物中發現，可用於抗癌的細胞毒素是從美洲印第安人草藥鬼臼中發現的，凱林(knellin)是從北非民間草藥阿米(Ammivisnaga)中分離提取的，甚至最常用的治感冒的藥阿斯匹林，最早也是發現於歐洲民間藥用植物柳樹皮之中。最近三十多年來，我國科學工作者在中草藥化學成分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發現了數百個藥用化學物質，至少有百種以上已經用於臨床和製藥工業。其中有些新藥是從我國少數民族的民間草藥中發現的，如肌肉鬆弛劑錫生藤鹼是從雲南西雙版納傣族民間藥中發掘出來的，治療癲病新藥青陽參製劑，是從雲南西北部納西族、白族民族藥中發現的。
近年來，國外科學家十分注意民間麻醉致幻植物的研究。如非洲產的若干種馬錢屬植物，具有麻醉致幻作用的蘑菇，南美洲亞馬遜地區印第安人使用的致幻植物“雅各”(Banisteria caapi.防己科植物。據傳服用該植物能使人產生一種獨特的感應感測反應)等都是正在研究探索的對象。具有麻醉致幻作用的植物一旦被人們誤用，必然造成極大的危害，如鴉片、大麻、古柯鹼(古柯鹼)等；但如果正確使用，它會解除疾病患者莫大的痛苦，尤其是這類藥物在治療精神病方面可能有極大的前途。曾經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極其神秘莫測的致幻植物“鎖麻(soma)的奧秘，也正在通過民族植物學的研究逐漸被揭曉。這種神秘的民間藥物。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已經使用了兩千年以上，科學家對它的植物來源已經開始有了一些解釋。普遍認為“鎖麻”可由若干種植物提取，這些植物具有藤狀、肉質、無葉或幾乎無葉等特徵，生稱於沙漠、荒漠地區，如木麻黃、槓柳、蘿藤科植物Sarcostemma以及飛蒜菌(Amania muscaria)等，後者至今仍為西伯利亞土著人用作麻醉劑。
從民間知識中尋找新的殺蟲劑，是另一個重要的發展動向。古老的民間除蟲植物如除蟲菊、毒魚藤、苦楝皮等，至今仍是世界上重要的安全殺蟲劑。近來國外的研究工作表明，從菊科、楝科、芸香科及其他一些含有荷爾蒙、揮髮油成分的植物中尋找新的殺蟲劑是十分有希望的，而民間經驗往往可以導致這類成分的發現。國外已從一種植物中撮出新型殺蟲劑。殺蟲力優於合成農藥DDT，而且對人和家畜安全無害。
對民間生態學知識或概念的研究，是民族植物學研究的生態學內容，目前，由於這一方面工作有助於農村發展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開發，因而顯得比較活躍，一個叫“民族生態學”(Ethnoccology)的新名詞已經出現。民族生態學是指對過去和現在土著人類社會和他們周圍的生物與非生物環境之間相互關係的研究。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社會，已經建立起一個高度複雜而又十分具體的、有關當地的植被系統的知識體系。直到相當近代，他們仍然基本上依賴於自然界的動植物維護基本生計。他們有傳統的土地維持基本生。他們有傳統的土地利用方法和耕作技術；他們採集各種植物的器官，如地下莖、塊根、樹皮、果實、種子、花、樹葉，以及纖維、木材、樹脂、樹膠、密、蠟等植物產出物；他們發展了民間的生態學概念，運用文化、宗教和信仰的力量，通過鄉規民俗、禁忌、祭祀等手段，崇拜和保護某些植物、動物、原始森林和自然環境要素，以求得與自然界的和諧與相安。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都已經認識到，這種傳統的生態學知識或概念，對於當地的開發和經濟發展十分有用。 近年來，許多熱帶國家對刀耕火種農業的評價問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據統計，目前世界上有兩億人口依靠這種原始的農業手段謀生，在東南亞地區，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積是刀耕火種耕作區。我國熱帶地區的少數民族也使用這一耕作方法，如西雙版納、海南島、廣西南部山區等。這種農業耕種方法，問題是十分明顯而突出的：浪費森林資源，引起水土流失，單位面積產量低，危及生態平衡，大片的森林變成了極度退化的草地甚至荒漠。與此同時，要制止或改變這種精神方式，又存在著固定耕地的一系列技術問題和社會問題，如灌溉設施、肥料來源、雜草控制、病蟲害防治、深翻土壤引起的更加嚴重的水土流失，以及當地居民的飲食習慣、放牧場所、狩獵地區、蓋房用草等社會問題。許多熱帶國家的政府在對待刀耕火種農業的政策問題上，長期處於進退維谷的境界，解決這個難題的途徑之一，是通過全面系統地研究這種傳統農業的深刻歷史背景和刀耕火種農業民族的傳統知識，配合農業、林業、園藝、種植經濟作物等多方面的技術措施，進行綜合治理，在民間傳統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實現改良。
栽培植物的起源，是民族植物學的又一重要內容。人類在建立自己的文明過程中，栽培植物和馴化野生植物是極為重要的一個方面。在現今世界上栽培的666種主要植物中，被確定起源於我國的有136種，占20.4％，這是我國勞動人民對世界文明作出的重大貢獻。許多重要栽培植物的起源和傳播，至今仍不十分清楚。近來，國外學者對玉米、菜豆、南瓜、腰果、西瓜、筍瓜、葫蘆、刀豆、小米、向日葵、莧菜、高粱、藜谷米等栽培作物，套用語言分析、考古鑑定、農業技術、園藝學、藥典等多種途徑，研究它們的起源、傳播等。民族植物學的研究還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即幾乎所有的重要培植物都是由早期人類馴化栽培成功的，就邊被稱為“新作物”的油棕、三葉橡膠、中粒咖啡、桃棕等，也是早就為原產地土著民族家化了的植物，僅僅是由於近代工業發展的需要，重新發現了它們的價值才被擴大種植的。 目前，世界各國的民族植物學家已經深刻地感覺到，開展對土著民族的民族植物學調查和研究工作已十分緊迫，現在世界上還有兩億被稱之為“部族人”的土著民族。世界上的熱帶雨林、苔原地區、沙漠、高山和一部分島嶼，發展了各自的語言、文化、家庭和社會結構，掌握了極其豐富的植物知識，他們的食物、藥物、生產和生活資料大部分來自植物，因而通曉當地動植物種群的分布規律、分類特性和用途用法等。他們用於預防疾病、避孕、箭毒、狩獵、捕漁、麻醉刺激劑的各種植物，目前仍然屬於科學上的未知。現代社會從他們當中獲得的知識極其有限，往往只知道一些植物的單項用途，如奎寧、利血平或別的化學單體成分，現代文明在世界內的迅速擴展，已經開始滲入大部分的土著民族社會。土著民族的傳統知識和多樣文化的基礎，已經面臨著解體的危險。目前，民族植物學的研究重點，已經開始移向熱帶雨林、高山、苔原、沙漠和島嶼的土著民族社會，特別是那些沒有文字記載其歷史文化的民族，以及至今仍然保持著濃厚原始生活風貌的土著社會，已成為民族植物學調查和探索的主要目標。
當前，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面臨著發展經濟和維護傳統民族文化的共同任務。民族植物學的研究應該而且能夠在這兩個方面作出貢獻。通過調查民間利用的各種植物，發掘現代工業生產的新原料、新用途，有助於工業化發展和增加人民的收入；研究民間知識體系的作用，特別是在維護農業生態系統、保護動植物種群、保護森林植被等方面的作用，對於區域發展計畫、資源開發和民族文化的多樣性，都有十分重大的意義，近年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如印度、泰國、馬來西亞、巴西、墨西哥等，都紛紛建立了民族植物學的研究機構，開展了全國性的或區域性的民族植物學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如印度的民間傳統藥物研究，泰國東北部森林地區少數民族的農業生態系統模式研究，馬來西亞沙撈越地區的民族植物學研究，巴西亞馬遜地區雨林經濟植物的研究等，都是卓有成效的。
我國民族植物學研究的現狀和前景
我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全國56個民族中，約占人口4％的55個少數民族分布在占全國土地面積60％的邊遠、山區、森林和沙漠地區，各民族歷史、文化、農業的發展與植物的利用是分不開的。我國又是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地跨寒、溫、亞熱三帶，植物種類和植被類豐富多樣，高等植被約有30000種，民間草藥估計在4000種以上，我國各族人民歷來重視實踐和記載各種作物的性質、E管途、分布等知識。古代植物學研究在最近三十年來迅速發展，具有一定的基礎和規模，這為我國開展民族植物學研究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就民族植物學研究本身而言，我國目前尚處於初級階段。
最先進入這一領域的是由我國藥學界發起的對少數民族藥物的研究工作。1978年起，他們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發掘整理工作，在對藏藥、蒙藥、維(吾爾)藥、傣藥及其他少數民族用藥進行廣泛普及的基礎上，提出了1200種民族藥，從選擇了一批重要的常用藥品，編輯成冊。與此同時，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具有我國特色的少數民族醫院也紛紛創立，如西藏的藏醫、內蒙古的蒙醫院、雲南西雙版納的傣族醫院。我國科學工作者對民族藥物的植物學鑑定、化學成分分析、栽培、加工等也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進展。 套用民族植物學的原理和方案。開展我國民族植物學的專門研究，起始於七十年代後期。地處西雙版納少數民族聚居區的中國科學院雲南熱帶植物研究所，在這方面開展工作已有七八年歷史。由於該所長期從事熱帶植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保護研究，科研人員較為熟悉當地傣族、哈尼族等少數民族的民間植物學知識；同時發現民間的傳統知識和經驗在植物學的書本上很少記載，但在科學上卻十分有價值。
傣族廣泛人工種植的薪炭林樹種“鐵刀木”，是一種獨特的人工薪炭林。在我國的56個民族中，西雙版納的傣族是傳統栽培薪炭林的唯一民族。傣族聚居於熱帶森林茂密的地區，天然林可以提供大量的木材作燃料。但是他們從不砍伐森林取薪材，而發展了一種叫做“鐵刀木”的人工薪炭林技術。鐵刀木原產於泰國，引入西雙版納至少已有四百年以上的歷史，作為一項薪炭林種植技術，已經遍及西雙版納海拔一千米以下的每一個傣族村寨，是傣族人民居家生活的主要能源。由於鐵刀木生長迅速，不費管理工時，萌發力強，木材燃燒性能良好，當地人口平均每年消耗僅1～1.5立方米木材，每人種植面積只需1.5畝左右即足夠輪伐利用。這一傳統栽培技術不僅充分利用了這種樹木的生物學特性和生態學特性，而且在經濟上十分合算，並對當地熱帶森林的保護十分有益。從民族植物學的觀點來看，人工栽培鐵刀木在傣族傳統文化中的發生、發展和普遍套用，可視為熱帶地區從事定耕農業的民族對濕熱帶生態適應的一個良好例證，在民族文化和生產實踐上都有一定的意義。
西雙版納傣族的“神山”(Nong)是一種原始宗教——多神教的遺蹟，至今仍然保留於民間的信仰系統之中。傣族把自己村寨附近的一處熱帶原始森林，信俸為“神山”，即“神居住的地方”。這個地方的動植物都是“神的家園”里的生靈，是“神”的伴侶，不能侵犯，應當愛護和崇拜，以求得“神”的保護，消災免難，保障家園平安和康寧，因此，居民們每年定期舉行“神山”的祭神儀式，十分虔誠。這種表面上看來是一種自然崇拜的迷信習俗，卻包含著深刻的早期人類生態學觀念。他們崇拜大自然的產物，而藉助“神”的力量去保護人們的平安和健康，以求得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一致，是人類早期階段與自然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一種產物。當然，由於這種信仰本身不是科學的產生，往往為統治者所利用，成為他們鞏固統治地位的一種信仰力量。但是，從研究這一傳統信仰對森林植被的作用而言，卻達到了保護森林的效果。西雙版納境內“神山”總數約400餘處，估計面積為30000～50000公頃，目前許多保存完好的熱帶森林都是“神山”。
西雙版納的傣族、布朗族都是信奉小乘佛教的民族。小乘佛教又稱上座部佛教，約在唐代中期至下四世紀初期間，白緬甸或泰國傳人。按該教教規，建立一座佛寺寺院，必須有四項基本內容：(1)釋迦牟尼塑像；(2)一座佛塔；(3)不少於5名僧侶；(4)若干種特定的寺院栽培植物。按照僧侶對這些寺院栽培植物所作的解釋，栽培這些植物於佛寺寺院之中包含三種不同的類別和目的，一是佛教禮儀植物，如貝葉棕、菩提樹、高榕樹等都是“佛樹”，只能種於佛寺內及近旁；二是果樹，如椰子、鳳梨蜜、牛心果、繡球果等；三是觀賞綠化環境植物，如雞蛋花、睡蓮、文珠蘭、蜘蛛蘭等。初步調查表明，共有58種寺院栽培植物常見於這一地區。這些植物的傳播肯定與早期宗教傳播有關，通過對這些植物的引種交流歷史分析，可以認為歷史上曾經有一條傳播栽培植物的道路存在於我國這一地區與東南亞國家之間。小乘佛教的信仰是這些植物傳播的重要媒介。
根據對西雙版納傣族、哈尼族、基諾族等少數民族植物學調查，科學工作者發現當地少數民族利用的植物極其豐富多樣，他們利用植物於食物、穿衣、草藥、蓋房、編織、裝飾、觀賞、狩獵、捕漁、驅蟲、祭祀、民歌民謠、民間故事、節日活動、傳遞信息、表達情感等。例如傣族民間草藥達300餘種，野生蔬菜120餘種，野生食用果類100餘種，野生香料40餘種，野生用材樹種76種，與宗教有關植物58種。他們採集各類野生植物，人工或半人工栽培有經濟價值的植物，人工或半人工栽培有經濟價值的植物，其中僅在傣族村寨家庭小園圃中栽培的就有280餘種。他們把多餘的植物產品拿到當地市場上出售或以物易物，交換他們短缺的生產、生活必需品。根據對當地集市植物產品的初步調查，這一地區常見的集市植物達170種之多。許多植物在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例如，西雙版納的傣族十分喜愛黃美花、香露兜等熱帶花卉，傣族婦女常以這些花朵為頭飾物品；山地少數民族普遍流行耳飾，不同年齡、性別和婚姻狀況的人群，常佩戴不同的植物為耳飾，以示區別，年青的未婚男女，喜歡佩戴一種叫“刺蕊草”的植物於耳部，西雙版納少數民族對植物的經濟利用、文化利用和生態利用的知識是如此的豐富，為民族植物學研究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場所。
雲南少數民族中還有許多有關植物的神秘傳說，例如，在雲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一帶流傳著一種神秘的植物叫蚱瑪蓮，傳說此種草藥消炎鎮痛力極強，有“起死回生”之效，在舊社會為土司山官所控制，凡百姓發現此草必須送交土司頭人，在外地市場上出售價格昂貴，常常以金相換。又如傣族十分迷信於“神樹”，對此，科學家尚不能確切地加以解釋，植物學和木材學鑑定並未發現任何奇異的特性，暫作“迷信”對待。這些源出民間經驗的“迷”，只有通過科學的研究和檢驗才能作出真實可靠的解釋。
我國其他地區的少數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朝鮮族、壯族、瑤族、黎族、高山族等，都擁有各自的利用植物的豐富經驗和獨特文化。生活在草原地區的少數民族，十分懂得草原生態系統中各種生物、非生物要素之間的辨證統一關係。他們的傳統草原生態學知識對於草原地區的生態平衡建設是十分有用的。但目前對於這些民族的植物學知識，還很少進行研究。
我國的民族植物學研究工作，必須圍繞植物資源的開發、區域經濟文化的發展，特別是各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為社會主義四化建設服務。筆者認為，應首先考慮以下幾方面的研究工作：(1)少數民族傳統利用的經濟植物，在文化上有重要意義的植物，以及利用這些植物資源的原則和方法。(2)少數民族民間藥用植物，包括治療和預防疾病的藥物、興奮劑和刺激劑、強身保健、避孕、解毒，以及有毒、有害、驅蟲殺蟲的植物。(3)少數民族的認識論和民族植物學，包括民間對植物的分類、語言、意識，對植物界的解釋與信仰，植物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與作用。(4)各地區、各民族傳統栽培的植物及其起源、傳播的歷史和途徑，以及對民族經濟和文化的影響。(5)某些民族地區的傳統農業生態模式和區域社會經濟的聯繫。如熱帶、草原、高原、沙漠和島嶼等地區少數民族的傳統農業、牧業、狩獵、採集等生產活動的生態意義和對民族經濟的影響。(6)考證各類專著、志書、經書，本草、札記、遊記、圖畫、詩歌等文化材料和有形資料，以及各族人民古代利用的植物；對人類學考古現場的植物殘骸進行鑑定，古民族植物的研究工作，也應當考慮在內。(7)在各地植物園開闢專門的民族植物收集區，或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民族植物園，廣收當地富有民族特色的植物，展示我國多民族的文化，同時起到遷地保存植物種質資源的作用。 我國的民族植物學研究工作然起步較遲，但是前景十分美好。我國悠久的歷史，多民族的文化，豐富多樣的植物資源，是開展這一領域研究的肥沃土壤；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歷史潮流，是推動這一學科發展的強大動力，黨的民族政策和我國各族人民之間親密無半的團結合作精神，是我國開展民族植物學研究的獨特優勢。可以預料，具有我國特色的民族植物學研究工作，一定能夠獲得迅速的發展，使我國躋身於世界民族植物學研究的先進行列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