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吾1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2，眾鳥巢3其上。武陽君4惡5殺生6，兒童婢僕7，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底枝，其鷇8可俯9而窺10也。又有桐花鳳四五百，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11為珍異難見，而能馴擾12，殊13不畏人，閭裡間14見之，以為異事。此無他15，不忮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16言：鳥雀去人大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鳶之擾。人既不殺，則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17觀之，異時18鳥雀不敢近人者，以人甚於19蛇、鼠之類也。
注釋
1.吾：蘇軾自稱。
2. 庭：院。
3.巢：築巢，名作動。
4.武陽君：蘇軾的母親。
5.惡：厭惡。
6.殺生：虐殺小生靈。
7.婢僕：泛指家奴。
8.鷇：初生的小鳥。
9.俯：彎下腰。
10.窺：偷看。
11.至：極其。
12.訓擾：馴服順從。
13.殊：一點兒。
14.閭裡間：鄉里人。
15.無他：沒有別的。
16.忮：兇狠。
15.野老：鄉下人。
16.去：離。
17.是：這樣。
18.異時：日後。
19.於：比。
20,異日：往後的日子。
21，得：能夠。
22，鷇（kòu ）：貓頭鷹。
23，集：聚集。
24，惡：痛恨。
25，此無他，不忮之誠，信於異類也：又有一種叫桐華鳳的鳥，四五百隻聚集在這裡飛翔。
啟示
人與動物和諧相處，我們所要創造的和諧社會，不僅人和人之間要和諧相處，而且人與動物，植物也要和諧相處，和諧是一種美，是一種特殊的意境。
全篇講的是愛鳥的故事。究其深意，在於一個“仁”字，篇末的“苛政猛於虎，信哉！”正顯出“仁”字的實質。凡人之情，皆出於“仁”，否則，其帶給社會的災害是難以估量的。所以蘇軾提倡以“仁”治天下，“百官之眾，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 從“仁”的哲學思想而廣展到“仁政”的主張，已屬政治思想的範圍。
這是一篇傑出的寓言散文，首段記作者母親因吃齋行善，故“ 惡殺生”，禁捕雀鳥，任其生長繁息，使眾鳥不畏人 捕而與人親近，實際上起到保護鳥類的作用。次段是以“有野老言”，道出他希望表達的願望：鳥類因有人類保護而免於猛禽的傷害，隱喻朝廷官府應保護平民，防止壞人侵害。並藉此暗諷朝政腐敗、官吏殘害百姓的現實，如文末引“苛政猛於虎”一語，使全文主題突出，寓意深刻。行文流暢，平易自然，輕描淡寫，以寥寥數筆勾勒出庭院鳥語花香的美景。然而，在平淡自然中顯出“ 猛於虎也”的雄奇，使文章顯得不同凡響。
翻譯
我在少年的時候,所居住的書房前,種有翠竹松柏以及一些花草,鬱鬱蔥蔥地長滿在庭院裡,許多鳥在上面築巢。武陽君對殺生的行為很痛恨，囑咐家裡的小孩、奴婢及僕人，都不能捕捉鳥雀。幾年的時間下來，鳥巢把樹枝都壓彎了，鳥巢里孵的小鳥低下頭去都可以偷偷地看得到。還有一種叫桐花鳳的鳥也有四五百隻，飛翔在院子裡，這種鳥的羽毛是最為珍貴很難得見得到的，但（這種鳥）卻能很馴服不受干擾（地待在那兒），而且也不怕人。鄉村裡的人見到這種現象，都認為是很奇怪的事情。（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其他的原因，不外乎是（主人）對待這些鳥雀的誠心，對待這些不同於人類的動物一直守信用的原因。 有鄉間老人說：“鳥雀的巢離人很遠，就一定會有蛇、鼠、狐狸、鴟、鳶的憂患，人若不殺鳥雀，（他們）自然就親近人，以免去這樣的憂患。由此來看，那時鳥雀的巢不敢靠近人，真是因為人比蛇鼠之類的更兇惡。
蘇軾
簡介
蘇軾（1037－1101），北宋文學家、書畫家。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漢族，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與父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他在文學藝術方面堪稱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在藝術表現方面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對後代很有影響，與辛棄疾並稱蘇辛；書法擅長行書、楷書，能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宋四家；畫學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論畫主張神似。詩文有《東坡七集》等，詞有《東坡樂府》。
生平
蘇軾生於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於眉州眉山（今屬四川）。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憤”的“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用功甚勤。蘇軾晚年曾回憶幼年隨父讀書的狀況，感覺自己深受其父影響。當然，假若沒有蘇洵的發奮讀書，也就不可能使蘇軾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後的文學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虛歲二十一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翌年，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後逢其母於汴京病故，丁憂扶喪歸里。1069年（熙寧二年）服滿還朝，仍授本職。他入朝為官之時，正是北宋開始出現政治危機的時候，繁榮的背後隱藏著危機，此時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變法。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在新法的施行上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 “平和世界”。 蘇軾因在返京的途中見到新法對普通老百姓的損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參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認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書反對。這樣做的一個結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離京的師友一樣，不容於朝廷。於是蘇軾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從此，蘇軾終其一生都對王安石等變法派存有某種誤解。 蘇軾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滿後，被調往密州（今山東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縣令。政績顯赫，深得民心。 這樣持續了大概十年，蘇軾遇到了生平第一禍事。當時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詩句扭曲，以諷刺新法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豐二年），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就因為作詩諷刺新法，網織“文字毀謗君相”的網羅罪名，被捕入獄，史稱“烏台詩案”。 蘇軾坐牢103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時期在太祖趙匡胤年間即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出獄以後，蘇軾被降職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團練副使（相當於現代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這個職位相當低微，並無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後，心情鬱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遊覽，寫下了《赤壁賦》、《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千古名作，以此來寄託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於公餘便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豐七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於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後被批准。當他準備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以王安石為首新黨被打壓，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東蓬萊）。四個月後，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後，升中書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為皇帝起草詔書的秘書，三品），知禮部貢舉。 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拚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後，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 他對舊黨執政後，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於是又遭誣告陷害。 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再次到闊別了十六年的杭州當太守。蘇軾在杭州修了一項重大的水利建設，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邊築了一道堤壩，也就是著名的“蘇堤”。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外放潁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執政，新黨再度執政，第二年6月，別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陽（今廣東惠州市）。1097年，蘇軾又被再貶至更遠的儋州（昌化軍，今海南）。據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後徽宗即位，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於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今屬江蘇）。葬於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享年六十四歲，御賜諡號文忠（公）。
文章風格
蘇軾的文學觀點和歐陽修一脈相承，但更強調文學的獨創性、表現力和藝術價值。他的文學思想強調“有為而作”，崇尚自然，擺脫束縛，“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他認為作文應達到“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的藝術境界。蘇軾散文著述宏富，與韓愈、柳宗元和歐陽修三家並稱。文章風格平易流暢，豪放自如。釋德洪《跋東坡（左忄（xīn）右允）池錄》說：“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成文。”蘇軾與歐陽修並稱“歐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後主持北宋文壇的領袖人物，在當時的作家中間享有巨大的聲譽，一時與之交遊或接受他的指導者甚多，北宋文學家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和張耒都曾得到他的培養、獎掖和薦拔，故稱蘇門四學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