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內容
二人同為豪放詞派的代表，高佑釲《陳其年湖海樓詞序》引顧鹹三語曰：“宋各家詞最盛，體非一格，蘇、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嫵媚風流，判然分途，各極其妙。”
自晚唐“花間派”以來，詞以婉約為正宗，詩莊詞媚，幾成定格。到了蘇軾，才以豪健縱放之筆，創豪放一派，擴大了詞的題材範圍，開拓了詞的表現領域，打破了詞為艷科的藩籬，使詞體獲得了解放。胡寅為向子諲《酒邊詞》作序說：“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為皂隸，而柳氏為輿台矣。”
辛棄疾繼承了蘇軾的豪放風格，並把它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辛詞熱情洋溢，慷慨壯烈，具有浪漫主義的色彩，創造出瑰麗雄奇的藝術境界。辛詞多不受音律束縛，發口中語，寫胸中事，不少作品有散文化之嫌。（參“山東二安”條）
蘇、辛詞以豪放為主，但也有多種風格並存。所作婉約詞，並不亞於婉約派詞人的作品。在詞的發展史上，蘇、辛起了重要而積極的促進作用。
辛棄疾簡介
在中國文學史上,習慣於將兩宋詞人分為婉約派和豪放派兩個派系。辛棄疾便是豪放派的傑出代表,他與蘇軾齊名,史稱“蘇辛”。而在南宋豪放派的愛國主義詞人中,諸如岳飛、張元乾、張孝祥、陸游、陳亮、劉過,以及後來的劉克莊、劉辰翁等,其中辛棄疾的成就最高,影響最大,成為詞壇領袖人物。
辛棄疾(公元1140—1207年),字幼安,自號稼軒,山東歷城人。他出生時,金已亡北宋13年了,第二年,宋金“紹興和議”成,宋向金稱臣。辛氏祖上沒有做大官或成大文人的,但“忠肝義膽,千載家譜”。畢竟時勢造英雄,稼軒是在淪陷區百姓飢啼呼號的民族義憤的情緒中長大的,他的獨立意志與民族自尊與日俱增。當1161年金主完顏亮舉兵南侵時,年僅x歲的辛棄疾便在山東率兩千餘眾起義抗金,而後加入農民領袖耿京部,任其“掌書記”。義軍迅速發展到十餘萬人。辛為耿京謀策:只有與朝廷聯合抗戰,方可一舉收復失地。耿從其謀,並令他奉表南歸。在他完成使命北返途中,得知耿京被部下張安國暗殺而降金,他氣憤填膺,飛身上馬,率五十餘騎直搗萬馬金營,在其慶功宴上,生縛叛賊張安國,金兵追之不及,他又發動張所部數萬人“飛馬渡江”,一路不眠不休,直趨皇帝行在,獻上戰俘,斬張安國於市。這一壯舉,轟動南宋朝野,打擊了金兵氣焰。其“壯聲英概,懦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嘆息”(洪邁:《稼軒記》)。這一壯舉,說明青年的辛棄疾就智勇雙全,膽識過人,有不凡的軍事才幹。後來的實踐說明,稼軒還是個“有幹才、有作為的地方官”。如他任滁州知州時,使地處前線的滁州蕭條的經濟迅速得到恢復。他任潭州知府和湖南安撫使時,建立了威震金兵的“飛虎軍”。他還針對南宋朝廷內部一些對金屈膝言和而得勢的人,連續進《美芹十論》、《九議》等,縱橫分析了敵我雙方形勢,系統地批判了抗戰必敗的謬論,而且預見金國內必亂、不久必亡。稼軒堅決抗金復國的行為與意志,得到南宋有識之士的擁戴。劉克莊贊他的《十論》、《九議》“筆勢浩蕩,智略輻奏,有權書衡論之風”;陸游詩稱辛有管仲、蕭何之才;鎮江學者劉宰稱辛有張良、諸葛亮之謀,寄之以抗金恢復的厚望。
然而南宋君臣羸弱,妥協求和、偏安享樂思潮,瀰漫上下,統治朝政。稼軒雖有飛將軍李廣之勇,蕭何、諸葛亮之謀,胸懷復國強民之志,竟不為當朝所識,不為當朝所用,“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多次遭讒毀和擯斥。在南渡後的45年裡,只做過省以下的小官,又頻頻調動,沒有時間施展政治抱負。而且兩次被罷歸達20年之久。但其報國之心,恢復之志,始終未減。他把詞作為抒發壯懷和寄託悲憤的號角和武器,進行堅韌不拔的戰鬥。終於在他67歲那年,由於貧病交加,為人間留下620多首詞,高喊“殺賊!殺賊!”含恨歿世。
“以氣節自負,功業自許”的辛稼軒,本無意作詞人。他的詞是他生命意識的自然流淌。他將民族的命運,民眾的呼聲,以及自己全部生命理想都融人他壯美詞篇。當代詞史專家葉嘉瑩先生說:“辛氏乃是一個能以英雄豪傑手段寫詞而卻表現了詞之曲折含蘊之特美的一位傑出的詞人。”(《論辛棄疾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