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在20世紀後半葉的50年中，關貿總協定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被認為支撐世界經貿和金融格局的三大支柱。這三大支柱實際上都肇自於1944年召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後兩者人們又習慣稱之為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年中，國際貨幣體系分裂成幾個相互競爭的貨幣集團，各國貨幣競相貶值，動盪不定，因為每一經濟集團都想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解決自身的國際收支和就業問題、呈現出—種無政府狀態。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和二次大戰後，各國的經濟政治實力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登上了資本主義世界盟主地位，美元的國際地位因其國際黃金儲備的巨大實力而空前穩固。這就使建立一個以美元為支柱的有利於美國對外經濟擴張的國際貨幣體系成為可能。
在這一背景下，1944年7月，44個國家或政府的經濟特使聚集在美國新罕布夏州的布雷頓森林，商討戰後的世界貿易格局。會議通過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決定成立一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即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一個全球性的貿易組織
1945年12月27日，參加布雷頓森林會議的國中的22國代表在《布雷頓森林協定》上籤字，正式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兩機構自1947年11月15日起成為聯合國的常設專門機構。中國是這兩個機構的創始國，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兩個機構中的合法席位先後恢復。
從此，開始了國際貨幣體系發展史上的一個新時期。
布雷頓森林體系以黃金為基礎，以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鈎，各國貨幣則與美元掛鈎，並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向美國兌換黃金。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可以兌換黃金和各國實行可調節的釘住匯率制，是構成這一貨幣體系的兩大支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是維持這一體系正常運轉的中心機構，它有監督國際匯率、提供國際信貸、協調國際貨幣關係三大職能。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在戰後相當一段時間內，確實帶來了國際貿易空前發展和全球經濟越來越相互依存的時代。但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著自己無法克服的缺陷。其致命的一點是：它以一國貨幣（美元）作為主要儲備資產，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因為只有靠美國的長期貿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使其他國家獲得美元供應。
但這樣一來，必然會影響人們對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機。而美國如果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就會斷絕國際儲備的供應，引起國際清償能力的不足。這是一個不可克服的矛盾。 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難題
從50年代後期開始，隨著美國經濟競爭力逐漸削弱，其國際收支開始趨向惡化，出現了全球性“美元過剩”情況，各國紛紛拋出美元兌換黃金，美國黃金開始大量外流。到了1971年，美國的黃金儲備再也支撐不住日益泛濫的美元了，尼克森政府被迫於這年8月宣布放棄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兌換黃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實行黃金與美元比價的自由浮動。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日本、加拿大等國宣布實行浮動。1973年2月美元進一步貶值，世界各主要貨幣由於受投機商衝擊被迫實行浮動匯率制。
匯率制，不再承擔維持美元固定匯率的義務，美元也不再成為各國貨幣圍繞的中心。這標誌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礎已全部喪失，該體系終於完全崩潰。
但是，由布雷頓森林會議誕生的兩個機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仍然在世界貿易和金融格局中發揮著至為關鍵的作用。
含義
最近10數年來，美國對中國等亞洲國家和地區一直維持著這樣的美元環流。在這個過程里大家可以看到到，一個直接的結果是美國的貿易赤字不斷拉大和亞洲各國的美元資產不斷升高。這種平衡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美國也不可能永遠印鈔票印個沒完。當亞洲國家持有的美元資產達到一定的程度，對美國是個很大很大的威脅，如果這些國家一起拋售，美國將就此崩潰。作為緩解的一個招數，當然是促使美元貶值而亞洲貨幣升值，這樣各國保有的美元資產都回減少，這個環流也可以持續長些時間。問題是誰也不願白白受美國的剝削，亞洲各國央行都在大量拋出本幣而購入美元以求匯率平衡。這時候美國動用的就是政治大棒了，逼迫日本停止匯市干預，逼迫中國升值。這是赤裸裸的強盜行徑。“我們不必要擔心美國日益增長的貿易赤字以及亞洲一系列國家幣值的低估。這些國家和美國已經有了默契：亞洲國家通過匯率市場調控低估本國貨幣，並以此來推動出口，促進經濟成長和緩解就業壓力。而他們從干預匯市以及貿易順差中積累的大量美元，又以極低的代價回流美國的資本市場，用於彌補美國巨大的貿易逆差。而這兩者之間形成了一個平衡。”
這就是被三位德意志銀行的經濟學家Dooley、Folkerts-Landau及Garber(DFG)稱做的所謂新布雷頓森林體系(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這個體系的核心就是亞洲國家維持本幣對於美元的相對低估，同時將貿易順差以及干預匯市得到的美元用於購買美元資產，促使美國資本賬目盈餘，從而平衡美國貿易赤字。並且DFG認為這個體系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得以維持。
在這個體系中，亞洲國家被認為是利用低估本國貨幣來推動本國經濟，成為了目前全球貿易失衡的重要原因。而由於中國目前是美國第二大國債持有者，在過去的兩年中持有的美元資產更是大幅攀升，並且美國目前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所以DFG將中國視為該體系中的中堅力量。
產生背景
布雷頓森林體系產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所謂的“特里芬難題”（Triffin dilemma）存在導致該國際金融體系具有內在不穩定性。從1958年到1971年，布雷頓體系共持續了14年。2005年之後，有經濟學家陸續用“新布雷頓體系”（Bretton Woods II）來描述當前的國際金融體系。在該體系下，美國持有大量的經常項目逆差，而其他國家則通過出口拉動本國經濟成長。為了給美國經常項目赤字融資，經常項目順差國家中央銀行購買了大量的美元和美元標價的金融資產。不穩定性
正如布雷頓體系具有自身的不穩定性一樣，新布雷頓體系也可能是不穩定的。關於新布雷頓體系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問題有許多研究，例如Roubini和Setser（2005）認為，如果美國不採取措施減少其對外部資金的需求或者；或者其他國家不採取措施降低本國經濟成長對美國需求的依賴程度，那么全球經濟成長將出現硬著陸（hard landing）。當硬著陸發生時將會伴隨著美元急劇貶值、美元長期利率快速上升以及包括股票和房地產在內的資產價格大幅度縮水。資產價格縮水導致美國經濟成長放緩、外需下降並直接導致全球經濟成長下降。Dooley、Folkerts和Garber早期的研究成果認為，由於亞洲新興國家經濟成長和就業對出口部門的依賴會促使這些國家繼續對美融資,同時美國巨額雙赤字短期內難以消除,因此新布雷頓體系可以在長期內穩定地繼續下去。Dooley、Folkerts和Garber認為新布雷頓體系至少可以維持到中國城市化進程將農村剩餘勞動力基本吸收，甚至“即使(中國)這一勞動力儲備不復存在,印度也將以其龐大的勞動力供應成為美國的‘外圍’”。然而Dooley和Garber(2005)關於新布雷頓體系的穩定性的觀點有所變化,他們認為美元最終將不得不貶值以阻止外債無限積累,但認為調整會在若干年後以軟著陸的方式進行。Dooley、Folkerts和Garber之所以認為新布雷頓體系之所以會在中期存續的最根本原因是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無論“中心”國家還是“外圍”國家都會受益。適應性
在新布雷頓體系下，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之間的關係具有不對稱性。在該體系中，外圍國家通過干預外匯市場造成本幣低估，一方面通過向中心國家出口拉動本國經濟成長，另一方面積累大量外匯儲備。在新布雷頓體系下，美元作為主要貨幣是純粹意義上的信用貨幣，各國之所以持有美元是基於對美元價值的預期。在金融危機中，以美元作為其主要外匯儲備形式的國家會不會乘機放棄美元，或者是否有某種貨幣可以取代美元成為新的世界貨幣？是否放棄美元作為主要世界貨幣取決於此舉的成本和收益。從收益角度，美元作為世界貨幣普遍被各國所接受，從鑄幣稅的角度而言來看，由於貨幣不僅在本國流通，因此貨幣發行國可以通過鑄幣稅獲得大量的收益而不必然引發國內的通貨膨脹問題。另一方面，由於美國主要的貿易順差國，特別是中國和日本據持有大量外匯儲備，美元貶值可能會造成各國所持有的美元資產大量縮水。從歷史經驗來看，布雷頓體系崩潰之後，由於美元對黃金的價格不再穩定，各國放棄兌美元的固定匯率，從而導致美元在整個1970年代呈現貶值趨勢，從1970年以來到1979年美元實際有效匯率下降約30%。
能否持久
在一個合適的代價下長期維持較低的國內債券利率、低通脹率和有效控制資本外流等要求，使亞洲國家可以維持本國貨幣低估，這是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礎。DFG表示，亞洲國家有足夠的能力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做到這一點。但是真正的風險並非如他們想像的那樣簡單。目前美國的貿易赤字正在持續的增長，這使國外的私人投資者開始越來越擔心美元的地位。如果要維持新布雷頓森林體系，亞洲各國將需要更大程度的承擔美國貿易赤字的負擔，但這將大大加大這些國家的風險。根據經濟學家的預測，亞洲國家的外匯儲備將在2010年前由目前的2萬億美元大幅攀升至7萬億美元，這將使這些國家需要在國內大規模發行債券。
以中國為例，在2003年到2004年，中國曾試圖通過發放大量短期債券的方式來消除由於外匯儲備大幅攀升而帶來的國內基礎貨幣供應過快增長的風險。但是即使如此，從2002年第四季度到2004年第一季度，中國仍然承受了巨大的信貸規模擴張和通貨膨脹壓力，這也直接導致了政府開始縮減銀行貸款規模。在未來的幾年，如果中國的外匯儲備再次數倍增長，很難想像中國金融將可以在不推動通貨膨脹的前提下渡過難關。
亞洲國家另外一個名正言順的理由就是國內債券利率與美國債券利率的差額。這表示相對於在本國發行債券的成本，大量的購入以美元為計價單位的資產仍然是有利可圖的。特別是在目前美聯儲持續調高美元基準利率正使這種差額逐步擴大。
但是，這種差額對於中國來說，卻可能只是一種誤導。目前，中國國債主要是流入國有銀行而不是公開市場的拍賣，這使得中國債券的利率水平並不能很好地反應市場的機會成本。如果這兩者之間的差距越大，就可以認為是維持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代價越大。而這種政府債利率與銀行貸款利率之間巨大的差距也正給銀行系統改革帶來了困難。
如果亞洲國家貨幣相對於美元升值，那將表示以本國貨幣為標價的外匯儲備將下降，而這時國內負債將維持不變。根據2004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的數據，人民幣如果升值15%，那么外匯儲備的損失將幾乎相當於中國GDP的6%。
而DFG的新布雷頓森林體系還忽略了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經濟周期的影響。對於亞洲國家，如果沒有長期性的勞動力剩餘問題，那么在經濟成長強勁時，他們往往沒有足夠的動力去干預匯率市場。
而對於美國而言，亞洲國家降低匯市干預的力度將直接導致美國國債的收益率上升。這在美國經濟成長復甦，美聯儲從寬鬆的貨幣政策轉向中性貨幣政策時顯得更加容易接受。這也成為了美國為何在目前開始鼓吹亞洲貨幣，特別是人民幣升值的重要原因。但是，在現實中，這兩者往往是不同步的。這也就注定了新布雷頓森林體系只會短期存在，而不是DFG認為的仍將持續10年或20年。
DFG提出的新布雷頓森林體系與中國的現實存在著相當大的出入，更為中國未來10年的發展提供了錯誤的建議。中國應該將目前的注意力集中在金融系統，特別是銀行系統的改革上，而不是去依靠低估的人民幣匯率來推動經濟。同時在中期推動人民幣的匯率改革，這包括相對一攬子貨幣的15%到25%的升值。這種“兩步走的貨幣制度改革”將有助於保持國內金融的穩定，資源的有效配置，為政府提供更多的巨觀經濟調控手段，更有助於出口更加健康的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