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
我發現了《我發現了》（Eureka）是美國作家愛倫·坡於1848年完成的一部散文詩作。文中主要描述了坡的宇宙觀，其中對奧伯斯佯謬最早地提出了一些較為合理的解釋。文章有小部分取自坡自己的作品《未來之事》。
相關論文
我發現了——愛倫·坡的宇宙
作者：[malingcat]
19世紀美國作家艾德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年)，歷來被視為一個特立獨行的惡魔式人物，無論其私生活、還是其作品，均被貼上“瀆神”的標籤，比如D·H·勞倫斯就在他的《美國文學經典》(1923年)中憤怒地指出：在坡那裡，所有的人都是吸血鬼，尤其是坡本人。但很多人所忽略了的是：這同一個坡，曾經在1847年2月3日，在紐約的一家圖書館裡，面對60名聽眾，嚴肅地論證了上帝的存在。這次演說的講稿，經過修改，於四個月後出版，這就是被後世稱為“美國天書”的《我發現了》(Eureka)。
坡顯然把這本150頁的小冊子視作自己一生創作的最高成就與最後的總結，然而，這篇“藝術遺言”因為集天文學、邏輯學、神學、美學為一體，不可避免地有龐雜晦澀之嫌，所以多年來頗受冷落——研究界或者視而不見，拒絕評論；或者忽視其重要性，認為它系“業餘天文愛好者的拼湊之作”；更有甚者，乾脆將其視為作家神經錯亂狀態下的一派胡言。有意思的是，坡在《我發現了》的序言中曾自豪地宣稱：“我書中所言皆為真理——所以它不可能消亡——即使它今天因遭踐踏而消亡，有朝一日它也會‘復活並永生’。” 一百年後，坡的理論果然得到了“復活”：一方面，以瓦萊里、奧登、約翰·歐文、丹尼爾·霍夫曼為首的一批著名文學評論家給了此作以高度評價，比如哈羅德·布魯姆就宣稱：“就文學價值而言，《我發現了》比他的詩歌的價值要大得多” ；另一方面，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隨著天體物理學的發展，科學家們證明了坡的偉大，原來，《我發現了》所“發現”的實際上是宇宙的誕生和消亡原理，其中的假說與“大爆炸”、“熱寂說”等當代理論不某而合，按照天文學家的看法，坡是堪與克卜勒、牛頓、甚至愛因斯坦媲美的天才人物 。
《我發現了》的確是坡一生事業的巔峰，也是他全部思想觀念的一個總結。它的出發點是宇宙論，中心點是上帝論，落腳點卻是人生論和文學論。一方面，與其說坡“發現”的是一個科學的宇宙，毋寧說他“發現”的是一個神學的宇宙；另一方面，藉著愛倫·坡的“發現”，我們亦可以重新“發現”愛倫·坡本人的觀念世界和文學世界。
(一)
《我發現了》有兩個副標題，其一是“一篇關於物質和精神之宇宙的隨筆”。其二是“一首散文詩” 。這裡有一個問題，為什麼《我發現了》既是科學性很強的隨筆，同時又是“詩”呢？先要明白坡對“詩”的獨特定義。早在1831年他的詩集再版時，他就宣布過自己的詩歌信條：“我認為一首詩與一篇科學著作截然不同，它的近期目的不在於求真理而是求快樂。”奇妙的是，《我發現了》正是一部科學著作與一首詩的結合：一方面有科學真理，一方面又直接關注人生問題。
《我發現了》里的愛倫·坡是異常嚴肅的，甚至有些學究氣。在書的開篇，他宣布要與讀者一道探討一個最嚴肅、最廣博、最艱深、最莊重的問題：“我決意要談談自然科學、形上學和數學——談談物理及精神的宇宙，談談它的本質、起源、創造、現狀及其命運”。隨後，坡對“宇宙”做了界定：“指人類想像力所能及達的浩瀚空間，包括所有能被想像存在於這個空間範圍的萬事萬物，無論其存在形式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也就是說，坡將天文學意義上的“物質宇宙”視為“星系宇宙”，而他的宇宙觀念除了物質宇宙，還包括了精神宇宙。西方的宇宙觀念大體上有兩種表述，一是cosmos，來自希臘文 kosmos，本義為秩序，其反義詞是chaos，意為混沌。二是universe，來自拉丁文 universo，意為包羅萬象、萬有。坡的宇宙概念一方面包括了前者，有對宇宙秩序的探索；一方面更接近於後者，包容了一切。最有意思的是，坡的宇宙有一個認識論的前提：人的想像力，這有種唯心主義的色彩，也是他的特異之處，
借一封虛構的、來自未來世界公元2848年的“瓶中來信”，坡批判了以柏拉圖為代表的“演繹式”及以培根為代表的“歸納式”這兩種“獲得真理之路”。在坡看來，根本就沒有什麼“自明之理”，人的認識之路就象克卜勒發現定律一樣，要通過“直覺”和“想像”。既爾，坡“想像”出了一套宇宙粒子理論，然後用了將近五分之四的篇幅修正了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和法國天文學家拉普拉斯的星雲學說。坡指出，宇宙起源於虛無，在類似“大爆炸”的原始推動力作用下，原始粒子產生，並形成了多樣的物質和星系，但是，每一個粒子自誕生起就都處在回歸寂滅的狀態，也就是於擴散運動中回歸原始的“統一”。正是在由大串天文學術語構成的論述里，後世的科學家們驚喜地識別出了“大爆炸”、“黑洞”、“反物質”、“多重宇宙”、“熵”等等現代天文物理學理論。需知，直到1948年，西方世界才出現關於“大爆炸”的論文 ，而直到20世紀60年代之後，科學家們才把“熵”與宇宙的終結相聯繫，70年代之後方把“黑洞”與多重宇宙相聯繫 ——簡而言之，坡的宇宙理論，可謂相當超前。
但就象牛頓因為解決不了“第一推動力”最後要皈依上帝一樣，坡也在全文的五分之四處突然轉向了上帝。他指出星系宇宙的一切源於上帝，“隨著上帝之心的每一次悸動，一個嶄新的宇宙將從無到有、又從有到無”，馬上急轉直下的是下一段：“那么——這顆上帝之心是什麼？”坡回答說：“它就是我們自己”。
根據坡的理論，上帝的意志是宇宙的起點、也是宇宙的終點。在星系宇宙里，“實質性的虛無”就是上帝的原初狀態，這也是一個“統一”的混沌狀態。當上帝的意志開始運動時，從虛無中創造了原始粒子，上帝本身也就隨原始粒子分解並擴散，而每一個粒子都在擴散的過程中回歸向那個原始的“統一”狀態，也就是“上帝的狀態”。是以，星系寂滅的過程也就是向上帝靠近的過程。同理，與物質世界相仿，在精神的宇宙里，上帝的神性也分解為無數的粒子向外擴散，所以每個人身上都有上帝的神性，人的生命由生到死的運動，也就是“上帝的復原”，所以，“死”是個人的靈魂與上帝相“統一”的過程。整個宇宙——物質的和精神的——就是這樣在上帝的心跳中被創造、被毀滅、循環不已。
就這樣，《我發現了》指出一條道路，由宇宙通向上帝，再由上帝通向人心。在此意義上，它的確是首“詩”，因為它的主旨其實不是認識星系宇宙，而是把星系宇宙當成一個媒體，借觀察它來理解上帝的存在，進而探求人類的“快樂”。坡解釋說：“考慮到這一點(即死亡是向上帝的回歸)，只有考慮到這一點，我們才能領悟上帝不公和命運無情之謎。只有考慮到這一點，不幸之存在才變得可以理解；但也正因為這一點，不幸變得更多，變得更可以承受。我們的心靈不再抗拒加於自己的不幸——我們這樣做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為了——即便是徒勞地為了——延續我們的歡樂”。《我發現了》最後的句子，是充滿福音味道的、神秘主義的呼籲：“請記住一切都是生命——生命——生命中的生命——小生命在大生命中，而一切都在神靈之中。”
(二)
1849年10月7日，《我發現了》正式發表年余之後，坡走完了他命途多舛的一生，最後的遺言是“上帝幫助我的靈魂”。聯繫他昔日玩世不恭的所作所為，《我發現了》是否是作家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對自己過去的全盤否定呢？應該說，這篇文章里的思想，絕不是坡一時衝動的產物。在他的生活里，始終有宇宙的一席之地；在他的作品裡，亦有死亡與上帝的不絕回聲。
童年時代的坡，據說就已經懂得昴星圖，知道“阿斯塔特女神的鑲寶石新月以及月球上的山脈”。少年時代，在養父的豪宅中，陽台上架設著一支望遠鏡，更培養了他對天文學的興趣。大學期間，他博覽群書，知識淵博得驚人，除了文學，對化學、物理學、植物學、醫學、法學乃至數學都有所涉獵，特別是天文學，坡用心讀過法國天文學家拉普拉斯侯爵的著作，熟悉其《宇宙系統論》(1796年)所提出的星雲假說；也讀過英國天文學家約翰·赫歇爾爵士的《天文學論文》，對其提出的月球考察的可能性非常感興趣。 坡所生活的時代，正是西方第一次技術革命取得成效，而第二次技術革命正在進行理論準備的時期，全社會都有一種積極進取、探求未知世界的情緒。當坡於30年代進入報刊業的時候，恰逢大眾報業為了迎合讀者興趣而比較注重科普知識的年代，作為有“雜誌習性”的“雜誌人”，坡繼續發展了他的天文學興趣。尤為重要的是，1842年前後，自然科學界最大的成就是能量守恆與轉化規律的發現，這是牛頓力學理論體系建立以來物理學的最大成就，受其鼓舞，天文物理學進展迅速，德國天文學家亞歷山大·洪堡的五卷本著作《宇宙》第一分冊於1845年問世；另一位德國天文學家約翰·海因里希·梅德勒於1846年發表《中央恆星》；從1845年開始，一台長58英尺、直徑為7英尺、名為“巨獸”的天文望遠鏡直指蒼穹。所有這一切，都為《我發現了》準備了科學基礎。
而在文學創作方面，坡有兩個系列的小說一直頗受忽視，那就是科幻題材的小說和思辨色彩的小說。應該說，這些小說孕育了《我發現了》的母題。
屬於科幻題材的小說有三部：《漢斯普法爾歷險記》(1835年) ——主人公乘氣球登月，詳細敘述了飛行原理和太空景觀；《氣球騙局》(1844年) ——描述了乘氣球跨越大西洋的冒險；《未來之事》(1849年) ——公元2848年乘氣球旅行的人嘲笑“古代人”對於天文學和哲學的無知，是出現於《我發現了》中的“瓶中來信”的後續和補充。這三部小說實為一部小說的反覆再現，那就是通過氣球載人飛行的情節構架，來介紹天文學理論和假想飛行過程。坡不是一個好的科學幻想小說家，在他的幻想中，一千年後的人類，還在以氣球為飛行器，與凡爾納的潛艇、威爾斯的時間機器、乃至瑪麗·雪萊的科學怪人相比，在科學想像力上不可同日而語。但值得注意的是，坡並非為科學幻想而科學幻想，他實際關心的還是天文學後面對應著的宇宙體系。
屬於思辨色彩的小說有：《埃洛斯與沙米翁的對話》(1839) ——兩個在地球以外的靈魂的對話，回憶彗星掠過地球表面，引起大火而毀滅人類的故事。《莫諾斯與尤拉的對話》(1841) ——兩個已經死亡的靈魂的對話，對死亡的描述和對再生的思索。《催眠啟示錄》(1844) ——醫生與冥冥之域的對話，關於上帝是否是某種無粒子物質的討論。《言語的力量》(1845) ——宇宙中的兩個靈魂關於世界本質的對話。這四篇小說的形式都是對話的形式，而對話，實際上也就暗示著作家自己的思辨過程，是自己與自己的辯論。另外一個特點是：這四篇小說所探討的主題都有關死亡與上帝，除了《催眠啟示錄》是活人與死者的對話，其他三篇都是靈魂之間的對話，換言之，敘述角度暗示了另一個世界的存在，那是一個從普通的“死亡”角度無法解釋的世界。至於上帝，可以發現，作者的角度並非正統，“上帝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質的”，上帝是以“非結合形式存在的精神”，冥冥中存在的某種“性質”，正象在《言語的力量》中一個靈魂對另一個靈魂所說的：“要是在人類當中，這種看法會被視為極端的邪說。”
以上七篇小說，恰在坡的全部小說作品中占了十分之一的比重。正是這些幼苗，逐漸生成了《我發現了》那棵參天大樹。換言之，《我發現了》不是一個叛逆者的最後懺悔，相反，卻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思想的最後飛躍。
(三)
對於當代讀者而言，《我發現了》之所以顯得奇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的“兼容並蓄”：將科學觀念與神學觀念合二為一。而其實，這並非坡的獨創，卻始終是西方哲學傳統中的一個有機成分，須知，在近代之前，西方哲學家們是把全部人類知識當作自己的研究範疇的，所以神學和科學概莫能外。而哲學所關心的是人類的終極問題：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到哪裡去，也正是在這裡，神學和科學有了交叉點，形成了一個相當獨特的體系：宇宙論(cosmogony)。當代學者指出：西方哲學思想最令人費解的諷刺之一便是：物理學、特別是天文物理學，貌似科學，但實際上與神學一道，是最為形上學的學術。似乎人類對宇宙的認識越多，越覺得冥冥中有種決定性的力量，是以發現了相對論的愛因斯坦都要慨嘆：“這種深摯地、直覺地相信存在有一種更高的思維力量，顯示於不可思議的宇宙中，這就是我對上帝的定義。” 進入20世紀，科學與神學的對話不斷發生，大爆炸理論剛剛發表三年，天主教會就在1951年宣布，它和《聖經》相一致 ；1975年，美國粒子學家卡普拉發表《物理學之道》，從科學主義公開轉向神秘主義；80年代以來更是湧現出保羅·戴維斯的《上帝與新物理學》、《上帝之心》、史蒂芬·霍金的《時間和空間的本性》、伯耶爾的《被解釋的宗教》等等名著；與此同時，誕生了歐洲科學與神學研究會、科學與宗教論壇、伯克利神學和自然科學中心等等學術機構，“科學與宗教”成了大學裡的一門課程 。在某種意義上，只有從這個系統中反觀《我發現了》，才能發現它所從屬的傳統、以及它所帶來的突破。
西方的宇宙論紛紜複雜，大體上看，是以古希臘哲學為基礎，吸收了埃及、西亞的部分觀念，又與猶太教-早期基督教相匯合，再經過經院哲學的改造，並對文藝復興之後的科學發現進行了整合。這其中，最關鍵的幾個概念，是“第一推動力”、“光”、“粒子”、“理念”，它們又都與“邏各斯”觀念相關聯。
在“第一推動力”方面，率先提出這一觀念的是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他於公元前340年寫出了《論天》，指出“第一推動力”是天體運動的終極原因，第一推動者實際上就是神。公元2世紀的希臘大天文學家托勒密依據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構想了一個宇宙體系，這一體系幾乎原封不動地為基督教思想家所採納。到了經院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的《反異教大全》，就有了這樣的經典表述：“如果世界和運動有一個開端，十分明顯地就需要某種原因來說明世界和運動的這種起源。” 如果說在阿奎那之處還屬邏輯推論的東西，到了牛頓那裡，已經獲得了“科學證明”，三大定律無非是證明了“第一推動力”的科學必要性，由此，牛頓開創了“科學”的神學。 隨後出現的18世紀的自然神論雖然反對上帝具有人格和三位一體，但是他們把自然界看作一架由上帝推動的巨大的機器，依然承認“第一推動力”的存在。
其次，粒子理論方面。早在古希臘哲學派別中，雅典學派的開創者阿拉克薩哥拉，就把宇宙的本原歸之於“種子”，種子受到帶來秩序的“理性”(奴斯)推動，萬物通過旋渦運動分離。德謨克利特則對“種子”不以為然，他把宇宙還原為原子，認為原子在虛空中的結構規定了事物的性質。
與古希臘的“粒子”相對應的，在猶太-基督教教義中，是“光”的概念。與希臘的粒子理論類似，粒子並非全然的自然粒子，光也並非完全的自然之光。基督教之父斐洛在《論創世》中指出，上帝在創世之初首先造的光，肯定不是我們肉眼看得見的光，因為當時日月星辰還沒有造就，這不可見的光是只能由我們的精神(奴斯)觀照而領悟的，它就是邏各斯發出的智慧之光，也是星光的本源 。 新柏拉圖主義主要代表普羅提諾提出了“太一”概念，“應當把‘太一’想像成一種從太陽發出來的放射”，太一首先流溢出奴斯，物質是光芒的接受者。基督教神學的奠基者聖奧古斯丁，認為神聖以光的形式普照萬方，光照是上帝惠顧人心的恩典，“誰認識真理，即認識這光；誰認識這光，也就認識永恆” 。逐漸地，“光照”說代表了一種啟示真理。牛津大學的首任校長格羅斯泰斯既是主教，又是科學家，他寫過一部《論光》(約1240)，把古代自然哲學、奧古斯丁的光照說以及當時的數學、光學知識糅合在一起，在他看來，上帝最初創造的就是光，光瞬時充滿宇宙，並賦予一切以形式。射向宇宙的光先形成太陽，再依次形成天體，最終形成地球。大名鼎鼎的托馬斯·阿奎那認為上帝的理念即形式，形式必須有光，邏各斯因此就造出宇宙秩序。到文藝復興時期，布魯諾也認為普照的理性之光“充滿一切、照耀宇宙、並指導自然產生萬物，各從其類。”
有意思的是，近代光學有兩種理論，光的“粒子說”和光的“波動說”，這二者也都被神學所利用，和上面提到的粒子理論、光照理論相融合，成了“邏各斯中心論”的附庸。太初有道，道即邏各斯。邏各斯從上帝的心中流溢而出，象光一樣充盈世界，也使人得以恩澤。人因為有邏各斯，所以具有了神性。於是，邏各斯成為人獲得救贖、回歸上帝的中介。邏各斯理論紛繁複雜，而無論是“言語說”、“理念說”還是“基督說”，都各有支持者。
如果說，以上概念給坡帶來的尚是間接影響，直接影響了他的，大概要數在他所生活的時代、美國所流行的諸種哲學。
美國最偉大的清教神學家喬納森·愛德華茲指出：上帝的心靈是事物在空間中存在的場所。世界只是一種精神存在，它主要存在於上帝的心靈中，由神的自由意志構思出來，它也存在於人的心靈，上帝把一系列相互聯繫的、有序的觀念傳遞給我們。宇宙永遠從上帝出發，就像光不斷從太陽出發一樣。經過上帝的運作，宇宙成為神的心靈向被創造心靈的一種啟示。通往上帝之路是經“心”而過，而不“經”頭而過 。愛德華茲的思想後來發展為唯一神教，在19世紀統治了整個新英格蘭的文化。坡成年時期在新英格蘭地區生活多年，受其薰染在所難免。
當時盛行的蘇格蘭實在論對坡可能也不無啟發，比如弗朗西斯·鮑恩就指出：假設整個宇宙的自我具有一種直接的因果力量，這個無所不在的自我就是上帝，上帝是宇宙中一切事物或一切物質粒子的運動的最終原因 。
而影響巨大的德國哲學家康德，於1755年 發表《自然通史和天體論》(又名《宇宙發展史概論》)，其副標題是“根據牛頓定理試圖解答整個宇宙結構及其力學起源”，在書中，康德根據萬有引力定律提出了太陽系的星雲假說：在太初，宇宙空間中充滿了原始的物質粒子，這些粒子由於引力的作用而不斷聚集，由於斥力的作用而發生旋轉運動，逐漸向一個平面集中，最後成為行星繞太陽運轉的天體系統。一方面，原始物質粒子不斷形成新的世界，另一方面，世界不斷燃燒、重新分解成最小的粒子，他指出：“這個大自然的火鳳凰之所以自焚，就是為了從它的灰燼中恢復青春得到重生。”康德這一天才的構想被英國天文學家威廉·赫歇爾和法國科學家拉普拉斯所繼承，從而直接影響了坡。
由此可見，在《我發現了》里，上帝之心的悸動、粒子的流溢、星雲的形成等等觀念，並非坡的獨創，而是有著深厚的淵源。但坡依然是一個天才，他的天才性表現為：同樣的思想來源、同樣的宇宙論概念，他卻得出了顛覆性的結論。當前輩和同時代人對上帝的宇宙持樂觀態度的時候，是他率先指出了宇宙寂滅的黯淡前景。當別人在建構宇宙的時候，他卻在消解宇宙。如果說別人的宇宙帶給人類的是光明的福音書，坡的宇宙昭示給人類的則是陰森的啟示錄。正是這種性質，使他的科學假說與哲學觀念雖然在當時被人蔑視、卻能夠與後現代的世界一脈相通。
(四)
加上一個參照系，也許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坡。在美國學院派批判家心目中，坡與愛默生好比一對天敵，喜歡坡的人不可能喜歡愛默生，反之亦然。美國著名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點明：《我發現了》是對愛默生的《論自然》的一種應答。
《論自然》發表於1836年，同樣也提出了一個關於宇宙的整體理論，包括它的起源、現狀和終極；同樣相信人通過直覺認識真理，每個人都有內在的神性，因而在一定範圍內人就是上帝。但是，二者的差異是分外明顯的。約翰·道格拉斯·希里指出：“坡的理論，乃是溶解消蝕的理論，是終極滅亡的理論，透過幽閉症而得以實現。” 而愛默生的理論，卻是生機勃勃的理論，是富於建設性的理論，通過大寫的人字而實現。坡是極端的悲觀主義者，他承認上帝可以認識，但又宣布上帝神性的微粒在人身上表現為反常，因為“任何從正常的偏離都包含著一種向其指(上帝)回歸的趨勢”，即是說，對毀滅、本能、苦難、解體、墮落的屈從，反而成了對上帝的崇拜。而愛默生是極端的樂觀主義者，他認為上帝可以認識，而且可以從人自身上發現上帝的神性，雖然也承認社會的邪惡和人生的災難，但他無所畏懼，對建設、精神、幸福、自然、道德的肯定，成為他走向神聖自我的過程。如果說坡的上帝是否定性的上帝，帶給人的是“解體”和“毀滅”，愛默生的上帝則是肯定性的上帝，帶給人的是“創造”和“生命”。坡是消極的，更多地繼承了南方天主教傳統，認為原罪無可逃避，人必須要受詛咒，注定要忍受憂愁，並且不可避免地要毀滅。愛默生是積極的，更傾向於北方的清教精神，把“自助”作為對抗原罪的法寶。大概正因為這種涇渭分明的立場，坡非常討厭愛默生，堅定地認為愛默生與惠特曼、林肯一樣，不是基督徒、不是保皇黨人、也不是古典主義者。
如果說坡代表了虛無主義傾向，那么愛默生則代表了實用主義精神。如果說坡的上帝象徵了弗洛伊德所說的“死亡本能”，那么愛默生則象徵了尼采所說的“生命意志”。正因愛默生的思想繼承了富於美國特徵的、解放性的宗教觀念，又順應了美國社會那種飛速發展、情緒高昂的時代精神，所以最終匯入了以個人主義、理想主義、自力更生為特徵的美國精神的主流。而坡勢必不為當時的美國所理解，成為時代的孤獨者，很長一段時間被美國人遺忘。只到美國夢開始破碎的20世紀，美國人才能從他的悲觀里找到共鳴，所以批評家們現在評價坡具有“現代性”。布魯姆指出：“愛默生過去是現在還是美國的靈魂，但坡過去是且現在還是我們的歇斯底里，是我們在壓抑中表現出來的不可思議的一致性。”
理解了坡的宇宙與上帝，也就理解了他所創造的小說世界。在他的筆下，沒有美國的錦繡山河，沒有文明的燦爛前景，當同時代的人們歌頌自然與拓邊生活時，他卻創造了一個夢魘不斷的世界。他將自己的小說分為“怪誕”、“恐怖懸念”和“推理”三類，無論哪一類都是魍魎橫行、陰雲慘霧。坡聲稱“我的恐怖不是來自德國而是產生自心靈”，的確，從坡的宇宙觀來看，夢與醒、生與死、清醒與瘋狂都沒有絕對的界線，與德國的浪漫主義恐怖小說不同，他的創作“以精神錯亂、心靈感應、與其他一些不正常或特別的思想狀態作為手段”，在他筆下，反常成了人類的自然狀態，本能與環境永遠發生衝突，毀滅往往是作品的最終結局。坡推崇想像力，同一個推論出星系宇宙的想像力，也創造出一個龐大、可怖的世界：“這個想像力中充滿了悲觀、絕望、陰森的念頭，恐怖的幻覺、精神崩潰的大難將臨的驚恐。這個世界裡甚至看不到一絲陽光，它是一個哀傷和荒涼的世界，只有陰暗、災難、恐怖、復仇與罪孽，它是一個完全處於瘋狂和邪惡的卵翼下的世界，歇斯底里和疾病，癔想病、毀滅、瓦解和死亡的卵翼之下。” ——如果說宇宙是一個傾向於消解滅亡的宇宙，坡的小說可以說正是這一宇宙的最真實的反映。就這樣，死亡和反常成了小說的主題，解體的世界是小說的中心意象。
前言選讀
[近年的某版本]
坡去世前不久所作的《我發現了》，被世人尊為坡的名篇，此書也是一把用於解讀他所有作品的鑰匙，在文學與科學的意義上來說，都是不能被輕視的。
坡出眾的智慧與非凡的藝術才能投向了一個經常引起爭議的觀點——這個世界被創造起，它是持續地存在著，而它最終也將消失。坡創造了一件真實的、驚人的作品。從他這怪異的混合了詩與科學規則、事實和狂熱的思索中，他展現了令人驚訝的遠見，預見了在二十世界一些重要的科學發現。——派屈克·摩爾所著前言。
序
[TO the few who love me and whom I love — to those who feel rather than to those who think — to the dreamers and those who put faith in dreams as in the only realities — I offer this book of Truths, not in its character of Truth-Teller, but for the Beauty that abounds in its Truth, constituting it true. To these I present the composition as an Art-Product alone: — let us say as a Romance; or, if I be not urging too lofty a claim, as a Poem.
What I here propound is true: — therefore it cannot die; or if by any means it be nowtroddendown so that it die, it will "rise again to the Life Everlasting."
Nevertheless it is as a Poem only that I wish this work to be judged after I am dead.]
對愛我並為我所愛的為數不多的人——對那些愛感覺而不是愛思索的人——對夢幻者以及那些相信夢幻乃唯一現實的人——我奉上這冊真言之書並不是因為書中句句是真，而是由於其真中洋溢著美；此乃真之本質。對那些我僅將此書作為一 件藝術品奉獻的人：——請允許我們把它視為一段傳奇；倘若我的要求不算太高的話，或許可把它視為一首詩。
我書中所言皆為真理：——所以它不可能消亡：——即或它今天遭踐踏而消亡，有朝一日它也會“復活並永生”。
雖然此書僅僅是作為一首詩，可我仍然希望它在我死後被人評判。 [曹明倫譯]
正文摘抄
IT is with humility really unassumed — it is with a sentiment even of awe — that I pen the opening sentence of this work; for of all conceivable subjects, I approach the reader with the most solemn, the most comprehensive, the most difficult, the most august.
What terms shall I find sufficiently simple in their sublimity — sufficiently sublime in their simplicity — for the mere enunciation of my theme?
I design to speak of the Physical,metaphysicaland Mathematical — of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Universe; of its Essence, its Origin, its Creation, its Present Condition, and its Destiny. I shall be so rash, moreover, as to challenge the conclusions, and thus, in effect, to question thesagacity, of many of the greatest and most justly reverenced of men.
In the beginning, let me as distinctly as possible announce, not the theorem which I hope to demonstrate — for, whatever the [page 118:] mathematicians may assert, there is, in this world at least, no such thing as demonstration — but the ruling idea which, throughout this volume, I shall be continually endeavoring to suggest.
My general proposition, then, is this: — In the Original Unity of the First Thing lies the Secondary Cause of All Things, with the Germ of their Inevitable Annihilation.
In illustration of this idea, I propose to take such a survey of the Universe that the mind may be able really to receive and to perceive an individual impression.
He who from the top of AEtna casts his eyesleisurelyaround, is affected chiefly by the extent and diversity of the scene. Only by a rapid whirling on his heel could he hope to comprehend the panorama in the sublimity of itsoneness. But as, on the summit of AEtna, no man has thought of whirling on his heel, so no man has ever taken into his brain the full uniqueness of the prospect; and so, again, whatever considerations lie involved in this uniqueness have as yet no practical existence for mankind.
I do not know a treatise in which a survey of the Universe — using the word in its most comprehensive and only legitimate acceptation — is taken at all; and it may be as well here to mention that by the term “Universe,” wherever employed without qualification in this essay, I mean, in most cases, to designate the utmost conceivableexpanseof space, with all things, spiritual and material, that can he imagined to exist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at expanse. In speaking of what isordinarilyimplied by the expression “Universe,” I shall take a phrase of limitation — “the Universe of Stars.” Why this distinction is considered necessary will be seen in the sequel.
But even of treatises on the really limited, although always assumed as the unlimited, Universe of Stars, I know none in which a survey, even of this limited Universe, is so taken as to warrant deductions from its individuality. The nearest approach to such a work is made in the “Cosmos” of Alexander Von Humboldt. He presents the subject, however, not in its individuality but in itsgenerality. His theme, in its last result, is the law of each portion of the merely physical Universe, as this law is related to the laws of every other portion of this merely physical Universe. His design is simply synoeretical. In a word, he discusses the [page 119:] universality of material relation, and discloses to the eye of Philosophy whatever inferences havehithertolain hidden behind this universality. But however admirable be the succinctness with which he has treated each particular point of his topic, the mere multiplicity of these points occasions, necessarily, an amount of detail, and thus aninvolutionof idea, which preclude all individuality of im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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