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行為主義政治學
20世紀60年代世界局勢動盪不安，美國國內反對侵越戰爭、反對貧困和種族歧視的鬥爭浪潮日益高漲，行為主義政治學對這種現實無力解釋，暴露了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缺陷。美國政治學界在“新左派”運動和“反文化”思潮影響下，紛紛抨擊行為主義政治學。一批青年政治學者組成“新政治科學核心小組”，以表示他們對現存的政治學理論的不滿。1969年，新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伊斯頓發表題為《政治學的新革命》的就職演說，標誌後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起。後行為主義政治學以現象學認識論為基礎，認為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客觀存在於人們認識社會的過程中，行為主義的所謂“價值祛除”不過是掩蓋其保守主義傾向。政治學不應該也不可能在評價問題上持中立態度，不能將事實和價值截然分開。政治學研究應著重“關於統治目標的系統的考察”,注重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肯定“規範”在經驗政治理論中的地位和作用。基於社會政治問題的複雜性與迫切性，後行為主義政治學批評行為主義政治學局限於抽象的分析和描述，使政治學與現實世界嚴重脫節，強調政治學必須關心人類所處的環境，關心社會政治問題，注重政治和社會目標與行為的關聯。呼籲政治學者承擔社會責任，將自己的特殊知識付諸改造社會的實際行動，即政治學要“政治化”。針對行為主義政治學“寧可錯誤,也不可含混不清”的口號,後行為主義政治學提倡“寧可含混不清，也不可於世無補”，指責行為主義政治學過分注重方法與技術的精確，狂熱地追求科學主義，忽視了政治學存在的意義；認為實質性的內容比高深嚴密的研究方法與技術更為重要，提倡政治學要向套用性方面發展，加強基礎理論和實際套用的結合，價值和科學方法的結合。在後行為主義政治學推動下，歐美政治學逐漸向政策科學過渡，運用決策分析、理性抉擇、博弈論、政治心理學等方法研究可行的公共政策。
後行為主義政治學自詡為“取向未來的革命”，是“理智與道德覺悟的運動”，它並不完全否定行為主義政治學，只是在研究方向與內容上對行為主義政治學加以修正，贊同行為主義政治學要使政治學成為一門科學的主張,並在以下兩點上與行為主義政治學意見一致:所有與政治有關的事物都是政治學的研究對象；研究目的是對同政治有關的問題作出概括性的論述。行為主義政治學並不是一個發展完善的學說或流派，內部意見也不盡一致,但基本方向為伊斯頓所稱,要使政治學變得“更有創造性和更富有想像力”。後行為主義政治學有兼容並蓄，博採眾家之長的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