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叄年，有官勛，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衣食，餘叄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市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遍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無傀者取焉。
“嘻！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叄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寶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石可為也。
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蓄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者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注釋
①圬：（wū）粉刷牆壁。技：手藝，技能。②業之：以此為職業。
③約：簡約，簡明扼要。盡：詳盡，這裡可引申為透闢。
④京兆長安：京兆，原意是地方大而人口多的地方，指京城及其郊區。京，大；兆，眾多。唐時長安屬京兆府，故稱京兆長安。
⑤天寶之亂：天寶，唐玄宗（李隆基）年號。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邊將安祿山、史思明起兵叛唐，史稱“安史之亂”。玄宗曾命榮王（李琬）為元帥，在京師招募士兵十一萬討伐安祿山。
⑥官勛：官家授給的勛級。唐制，有功勞者授以沒有實職的官號，叫勛官。勛官有十二級。
⑦鏝（man）：鏝子，粉刷牆壁的工具。
⑧市：街市。
⑨屋食：房租和一伙食費。當：相當的價值。
⑩視時：根據當時。上下：增加或減少。傭：受僱為人勞動。這裡作“工價”講。
⑾稼：種植。
⑿致：盡。
⒀理：治。因唐高宗名治，唐人避諱，用“理”代“治”。
⒁化：教化。
⒂易能：容易掌握的技能。
⒃直：同“值”，價值，這裡指報酬。
⒄力：指乾體力活。心：指腦力勞動。強（qiǎng）：勉力、努力。
作者介紹
韓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南陽（今河南省孟縣）人。貞元八年（七九二）進士。唐憲宗時，曾隨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鎮之亂。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諫迎佛骨，觸怒了憲宗，被貶為潮州刺史。後於穆宗時，召為國子監祭酒，歷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他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詩人。他和柳宗元政見不和，但並未影響他們共同攜手倡導古文運動。他們反對過分追求形式的駢文，提倡散文，強調文章內容的重要性。
韓愈時代的詩壇，已開始突破了大曆詩人的狹小天地。韓愈更是別開生面，也創建了一個新的詩歌流派。他善於用強健而有力的筆觸，驅使縱橫磅礴的氣勢，夾雜著恢奇詭譎的情趣，給詩思渲染上一層濃郁瑰麗的色彩，造成奔雷摯電的壯觀。
譯文
粉刷牆壁作為一種手藝，是卑賤而且辛苦的。有個人以這作為職業，樣子卻好像自在滿意。聽他講的話，言詞簡明。意思卻很透徹。問他，他說姓王，承福是他的名。祖祖輩輩是長安的農民。天寶年間發生安史之亂，抽調百姓當兵，他也被征入伍，手持弓箭戰鬥了十三年，有官家授給他的勛級，但他卻放棄官勛回到家鄉來。由於喪失了田地，就靠拿著饅子維持生活過了三十多年。他寄居在街上的屋主家裡，並付給相當的房租、一伙食費。根據當時房租、一伙食費的高低，來增減他粉刷牆壁的工價，歸還給主人。有錢剩，就拿去給流落在道路上的殘廢、貧病、飢餓的人。他又說：“糧食，是人們種植才長出來的。至於布匹絲綢，一定要靠養蠶、紡織才能製成。其他用來維持生活的物品，都是人們勞動之後才完備的，我都離不開它們。但是人們不可能樣樣都親手去製造，最合適的做法是各人盡他的能力，相互協作來求得生存。所以，國君的責任是治理我們，使我們能夠生存，而各種官吏的責任則是秉承國君的旨意來教化百姓。責任有大有小，只有各儘自己的能力去做，好像器皿的大小雖然不一，但是各有各的用途。如果光吃飯不做事，一定會有天降的災禍。所以我一天也不敢丟下我泥饅子去遊戲嬉戲。粉刷牆壁是比較容易掌握的技能，可以努力做好，又確實有成效，還能取得應有的報酬，雖然辛苦，卻問心無愧，因此我心裡十分坦然。力氣容易用勁使出來，並且取得成效，腦子卻難以勉強使它獲得聰明。這樣，乾體力活的人被人役使，用腦力的人役使人，也是應該的。我只是選擇那種容易做而又問心無愧的活來取得報酬哩！
“唉！我拿著鏝子到富貴人家幹活有許多年了。有的人家我只去過一次，再從那裡經過，當年的房屋已經成為廢墟了。有的我曾去過兩次，三次，後來經過那裡，也成為廢墟了。向他們鄰居打聽，有的說：‘唉！他們家主人被判刑殺掉了。’有的說：‘原主人已經死了，他們的子孫不能守住遺產。’也有的說：‘人死了，財產都充公了。’我從這些情況來看，不正是光吃飯不做事遭到了天降的災禍嗎？不正是勉強自己去幹才智達不到的事，不選擇與他的才能相稱的事卻要去充數據高位的結果嗎？不正是多做了虧心事，明知不行，卻勉強去做的結果嗎？也可能是富貴難以保住，少貢獻卻多享受造成的結果吧！也許是富貴貧賤都有一定的時運，一來一去，不能經常保有吧？我的心憐憫這些人，所以選擇力所能及的事情去乾。喜愛富貴，悲傷貧賤，我難道與一般人不同嗎？”
他還說：“貢獻大的人，他用來供養自己的東西多，妻室兒女都能由自己養活。我能力小，貢獻少，沒有妻室兒女是可以的。再則我是個乾體力活的人，如果成家而能力不足以養活妻室兒女，那么也夠操心的了。一個人既要勞力，又要勞心，即使是聖人也不能做到啊！”
解析
文章通過一個有官司勛卻棄官司業圬、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的口述，提出在封建制度下“各致其能以相生”的主張，和對“獨善其身”這種處世態度的評斷。本文反映了韓愈的社會主張和人生哲學。他維護封建制度主張“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這是不足取的。但能人“各致其能以相生”的認識出發，肯定真正無愧的是憑雙手勞動自食其力的人，以對照“多行可愧”、“食焉而怠其事”的剝削者，鞭撻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是難能可貴的。文表面上是傳記體，實際上是借傳記展開議論的雜文。王承福這個體力勞動者的形象，是作者根據士大夫“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塑造的。前段略述王承福身世；後段略就王承福言論加以評斷；中間大部分是借人物的口替自己說話。論說有理有據，波瀾起伏。最後以自鑒作結，實際上是規勸世人，意極含蓄。
在士大夫韓愈眼裡，抹牆是種低賤而勞苦的手藝。卻有人自得其樂，且談吐不凡。問之，姓王名承福，世代為農。安史之亂從軍一十三年，有官勛，卻棄而歸農。土地已失，抹牆為生三十年。租住市中，以抹牆所得交付房租食費。根據每年食宿貴賤調整工價。若有剩餘，盡予路旁殘廢、飢餓之人。 曰，任有大小，惟其所能。曰，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又曰，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 韓愈視其賢者，所謂“獨善其身”也，又說他過多考慮自己，不肯為他人著想，責他認為家庭太過費心而不肯供養妻子兒女。愚不以為然。此人“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豈謂之“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妻與子”，人皆欲之。此人自知能薄，不足養而“不有”，恰是為人著想。嫁入他門得飽，隨我則餓。生於他家則富足，生為我子則窮苦。如此，不若“不有”。 韓愈遇之而警，愚讀之亦省。愚力不及圬者，智或有過之。當習而能，學圬者“不敢一日舍鏝以嬉”，學圬者“勞無愧，吾心安焉”，學圬者“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 吾能幾何？吾當何任？吾家能養否？吾當鑒之，記之，不可忘也。
文中人物
人物簡介
王承福是中晚唐時期京城長安的一位農民。王承福生活的時代，推斷起來，應是玄宗後期及肅宗、代宗、德宗時期。此時，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危機四伏，大廈將傾。所謂的大唐，氣數已盡兆頭畢現，正一步步走向末世。在此背景下，王承福這個“典型”，實在談不上是在朝廷正確領導下而成長起來的，大唐當局也不可能將他送入什麼道德學校去深造。然而，王承福卻完成了自己的道德和人格升華。人物精神
其一，有功不居，甘做農夫。唐玄宗當政的後期，耽於酒色，重用奸臣，陷國家於重大危機之中，而自己卻渾然不知。忽一日，被他視為心腹的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率領20萬鐵騎一路狼煙向長安殺來欲取其位而代之，此時，方才將李隆基從溫柔鄉里驚醒。朝廷迅速徵調民夫從軍，王承福即在這時“光榮入伍”了。“萬箭千刀一夜殺，平明流血浸空城”（岑參語），這樣的戰鬥，這樣的九死一生，王承福不知經歷過多少次。然而，他老人家血海屍山滾爬13年，竟活著回來了，而且還立下了足以做官的功勳。解甲歸田後，王承福並不以“老革命”和李唐功臣自居，去向國家伸手，而是悄悄地回到了鄉間當了一位農民。在“土田已喪”，即已經沒有了自己“責任田”的情況下，他毫無怨言，轉而靠給人“打工”抹泥粉牆為生，而且一乾就是30年。這後十幾年的“賤且勞者”的重體力活，可想而知，對於已經上了年紀的王承福來說，將會是多么艱辛、艱難和可憐。那么，有官可做的王承福同志，為什麼不去做官而來下這種臭苦力呢？孰不知官帽到手，應有盡有，說不準還能“五子登科”。然而，讓人想不到的是，這個“最可愛的人”對不當官的回答卻極其簡單：因為我的能力有限，故只能 “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此言此行，若放在今天，保準能令很多人瞠目結舌，罵他為傻帽，笑他是白痴的，恐怕不會在少數。孰不知早有人說過：做官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假如一個人連官都不會做，那他還會做什麼呢？更孰不知，官場上多少充其量是“大路貨”者，卻常以天才、英明和唯我獨尊、非我莫屬而自居？而王承福恰恰是個“另類”。不過，反過來想一想，讓人堵心的事多，比如買官賣官、貪贓枉法、媚強凌弱、坑蒙拐騙……我想很大程度上，與“聰明人”太多有關係。其二，有一流的職業道德和良好的敬業精神。王承福有一句“名言”，常用來告誡自己：“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天舍鏝以嬉。”就是說，吃了飯卻工作懶惰，定會遭受天災的懲罰，所以我不敢丟下抹子而去玩樂。他老人家視用戶為自己的衣食父母，“用戶第一，質量第一”，泥起牆來兢兢業業，一絲不苟，要求自己乾的每一件活都要“無愧者取焉”。而且在工錢上絕不漫天要價，而是“視時屋食之貴賤”來決定自己的工錢。租賃的住房和飯錢上漲了，工錢就多些；反之就少些。這真是一位誠實守信、愛崗敬業、按勞取酬的好榜樣啊。
其三，心裡時刻想著窮人。王承福還是一個對“個人問題”非常負責的人，他考慮到自己“能薄而功小”，掙不來什麼錢，養不起老婆孩子，故而一輩子沒有娶妻。然而，他卻放心不下那些窮人，“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我想，王承福的這點善款，比今天的億萬富翁拿出百萬都可貴，因為那是他食、宿之後的全部所有啊。
後世傳誦
建築工人，在舊社會被稱作泥瓦匠，略帶輕蔑；另有一個書面稱號，叫圬者，說白了，就是乾髒活的，同樣不好聽。在封建時代，社會普遍的價值觀念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泥瓦匠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社會地位底下，被人瞧不起。他們的生平事跡幾乎從不載入史冊，也很少有人替他們樹碑立傳。然而，也有例外，唐代著名的大文豪韓愈（公元768～824年），就替一名叫王承福的泥瓦匠正兒八經寫過一篇傳記，題目是《圬者王承福傳》，使得一千多年之後，人們通過這篇八百多字的簡要傳記，能了解到一名唐代建築工人的精闢言論和高尚情操。王承福原先是個地道的農民，家住京兆長安（今西安），世代朝夕以“繡地球”為業，胸對黃土背朝天。安史之亂改變了他的命運，他拿起武器上戰場，這一乾就是十三個年頭。戰爭結束，脫下戰時袍，“復員”後的他本來可以憑著戰功當一名小官僚，但是，王承福是個明理的人，他覺得，與其做自己力不勝任的小官吏，不如“回家賣紅薯”。因為遭戰亂的破壞，家裡的土地喪失了，他倔強地拿起瓦刀，憑力氣幹活，維持生活。
三十多年，他風裡來雨里去，整天一把水、一把泥的與建築工程打交道，一點兒也不覺得辛苦，也不覺得丟什麼面子。他住在僱主的家裡，按實付給主人房租和一伙食費。結餘的工錢少得可憐，他卻總是拿來救濟殘疾、患病的貧困人。
在傳記中，韓愈如實記錄下這位建築工人所說的話，談不上是豪言壯語，也沒有故作姿態的矯情，然而，句句出自肺腑，令今人讀來仍感動不已。“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說：責任有大有小，只有各儘自己的能力去做，好像器皿的大小雖然不一，但是各有各的用途。如果光吃飯不做事，一定會有天降的災禍。所以我一天也不敢丟下泥鏝子去嬉戲。粉刷牆壁是比較容易掌握的技能，可以努力做好，確實有成效，還能取得應有的報酬，雖然辛苦，卻問心無愧，因此心裡十分坦然……要知道，這話是一千多年前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民工”說的呀，多么坦蕩的心胸，多么富有哲理的人生感悟！
平凡建築工人王承福的偉大還不止這些，他對待財富超然豁達的態度，即使在千年之後，仍閃耀著思想的光輝。因為經常出入於達官貴族家庭，替他們建房造屋，對富貴家庭“起高樓、樓塌了”的迅疾變化，王承福看在眼裡，記在心裡。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依賴祖先遺留下來的財富過日子，那是靠不住的。王承福說：光吃飯不做事（食焉怠其事）必然遭到天降的災禍，勉強去乾自己才智達不到的事（強心以智而不足），強行選擇與才能不相稱的事去做（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富貴也是很難保住的。所以，他老老實實以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為榮，決不這山望著那山高，整天想入非非，大事乾不好，小事又不願乾。王承福夠不上是“聖人”，然而，他懂得，人的能力有大小，有多少能力就應該發多大光，這些道理王承福不但跟韓愈說了，一定也身體力行地做到了。
韓愈把王承福看作是學習“楊朱學說”的人，批評他“獨善其身”，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這個結論相當武斷，也誤解了王承福。韓愈站在“勞心者”的立場，分析“勞力者”的內心世界，難免得出似是而非、隔靴搔癢的結論來。當然，在傳記的最後一段中，韓愈亮明自己的觀點，替王承福說了公道話：比起那些既擔心不能得到利益，又擔心失去利益的人（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為滿足自己生活中的欲望，貪圖不義之財而忘記道義，因此丟掉性命的人（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那要好得多了。韓愈是身居廟堂之上的高官顯爵（吏部侍郎），能夠如此評價處於江湖之遠的一介草民，並不惜“屈尊”為王承福同志寫傳記，也真是難為這位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顯赫的韓昌黎大人了。今天，農民工進城是很普遍的社會現象，學習韓愈精神，端正對農民工的看法，注意從細小處發現他們身上的亮點，應成為社會成員共同遵守的道德規範。
《圬者王承福傳》輯入宋刻《昌黎先生集》卷十二中，《古文觀止》和許多“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彙編集中，也大都收錄了這篇文章。文中鏗鏘有力的語句，後世廣為傳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