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國防部保密局重慶白公館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是解放前蔣介石集團中規模最大的一個特務機關，它是繼承了特務頭子戴笠的衣缽，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改組而成立的。1946年7月1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正式宣告結束，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由國防部第二廳廳長鄭介民兼任局長，原軍統局主任秘書毛人鳳為副局長。從1946年3月17日軍統局代局長戴笠摔死以後，正值抗日戰爭勝利不久，中國人民都希望能真正走向全國團結一致、和平建設的階段，各方面對這個一向為全國人民所痛恨的龐大特務機構，都希望能按照中國提出的主張早日撤消。但蔣介石對如何完整地保留這一組織。當初在沒有決定將保密局附設在國防部之前，毛人鳳與唐縱曾一度商量向蔣介石建議把軍統改為“國防警察局”。蔣介石沒有同意，他認為這一名稱不適合軍統工作的職權範圍。
由來和構成
保密局是1946年7月1日成立的，由鄭介民兼局長，毛人鳳任副局長。在保密局成立後不久，蔣介石曾召集該局處長以上一級的成員訓話。他表揚了戴笠一番，要大家繼承其“遺志”。保密局的內部組織，與“軍統”時期大致相同。在局長副局長之下，設局長辦公室主任，在鄭介民時期，辦公室主任先後由黃天邁和張繼勛擔任過。室下設專員及秘書，還有一個文書科。
局本部設七個處。第一處為情報處，由原“軍統”第二處處長何芝園任處長；下設軍事、黨政、經濟、國際四個科。第二處為行動處，由葉翔之任處長；下設行動、偵防、策反、心理作戰四科。第三處為人事處，因“軍統”原任人事處長龔仙舫已為戴笠陪葬，改由鄭修元任處長；下設人事行政、考銓、卡片等科。第四處仍和“軍統”一樣，是電訊處，由楊震裔任處長；下設通訊、機務、工務等科。第五處為司法處，由李希成任處長；下設審訊、獄管兩科，重慶“中美合作所”內的“白公館”和“渣滓洞”兩個看守所，以及西安、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看守所和集中營，都由這個處去管。第六處為經理處，由郭旭任處長；第七處為總務處，由沈醉任處長；都是“軍統”的舊班底。
保密局局本部還有三個室：督察室，由廖華平任主任；總稽核室，由張冠夫任總稽核；預算室，由朱光斗任主任。
在上述處、室之外，還有幾個組：
1、機要組，由“軍統”女少將姜毅英任紐長，主管譯電和密碼工作。
2、特種政治問題研究組，專門研究有關中G的問題，成員都是一些叛徒。這個機構在“軍統”時代，由張國燾主持，張離去後，由瞿夢秋任組長。毛人鳳對予這些人是不放心的，只想利用他們的舊關係為保密局工作，所以這個組不在保密局裡面辦公，只在有事時，找瞿夢秋去開開會，別的成員都不讓到保密局去。
3、特種技術研究組，由劉紹復任組長。專門研究暗殺、爆破、縱火等技術工作，並製造各種定時炸彈、毒藥、毒刀、縱火傘、縱火金筆等。
4、到1948年時，又從人事處劃出一部分人來，成立了一個布置組，由趙斌丞任組長，專門負責布置潛伏工作。
“軍統”原有的設計委員會，保密局照樣保留，專作儲備高級特務之用，先後由張嚴佛、劉啟瑞等當過主任委員。另外還有由局本部直接領導的高級情報員十四名，其中有的是國民政府中央各部門的高級幕僚，有的是大商人，有的是過時的官僚政客，專搞一些所謂上層情報。
保密局外勤省站的編制，按國防部核定的人數分為三種：如上海、天津、北平、四川、雲南等大一點地區，稱為甲種站，為一百六十人；安徽、貴州、新疆等稱為乙種站，為一百一十人；再小一點的地方稱為丙種站，為六十人。甲種站除站長、副站長外，有一個書記、一個至兩個助理書記，一個情報編審、一兩個助編，兩個司書，一個譯電員以及主管人事、總務、會計、交通等人員。此外，還有一個專搞學生特務工作的學運指導員，和一個專搞工人特務工作的工運指導員，與幾個直屬省站的情報員。另有一個由局本部督察室派去的督察員，受督察室和站長的雙層領導。
省站一級，大都由局本部電訊處配置一個電訊支台，各組則設有組台，由支台直接和保密局總台聯繫。這個支台是站的配屬單位，不受站長領導。支台一般有兩三部大型電機，組台都是小型的特工機。
保密局成立時，毛人鳳因為擔心對外勤人員控制不了，所以各省站的站長，用的大都是“軍統”臨澧特訓班的畢業生和提升起來的一些中級特務，有意不用資格老的人。但因為由“軍統”時期起便有一條規定：“秘密領導公開”，而各省公開單位的負責人，又多是“軍統”的老特務，他們對那些年資淺的省站站長都不買賬，所以各站的工作也就推不動。等到毛人鳳把鄭介民擠了出去之後，一方面已經大權在握，一方面也感到再這樣下去實在不行了，才決定把一些將官級的人員調出去當站長。並在一九四八年春天，把新調任的站長和準備保留的一些老站長總共三十人左右，在南京辦了一個站長講習班，由他自己親自主持，訓練了一個月。而把原有的一些資歷較淺的站長，降為副站長。在站長講習班結束時，蔣介石還在黃埔路“官邸”接見了這些參加講習的站長。他對毛人鳳調整省站人事的辦法，極為讚許。又說各省的工作重點應擺在省站，並要各省站的負責人，對外勤特務必須加以調整。又說保密局的外勤人員必須社會化，每個人都要有一個公開的職業作為掩護，以便打入社會各階層去活動，特別要設法打入各民主黨派和進步團體，多多拉攏一些動搖分子參加特務工作。而最主要的是要千方百計、不惜任何代價打入G產黨在各地方的組織去。他又吩咐，不稱職或身份已暴露的特務人員，應調到公開機關去安插。還要不斷吸收新人員參加。蔣介石說，各省站的負責人，除了管省站的工作外，還要親自去從事高一級的情報活動。並提出，省站站長可以用國防部專員的名義，在當地作公開活動，站長以下則要絕對秘密。
保密局的外勤站，先後設立的有北平站、河北站（設在保定）、天津站（分為兩站：一站搞一般情報，二站搞外事情報）、山西站、山東站、青島站、河南站、陝西站、甘肅站、新疆站、拉薩站、雲南站、貴州站、川西站（蓉站）、重慶站、康定站、湖北站、鄂北站、湖南站、江西站、安徽站、南京站、上海站、蘇南站、蘇北站、浙江站、福建站、台灣站、廣東站、廣西站、承德站、瀋陽站、長春站、察哈爾站、綏遠站、河西站、寧波站、瓊州站、香港站、南韓站、西貢站、新加坡站、曼谷站、開羅站、喀拉蚩站、菲律賓站等等。以後在站以上，又有過一螋高一級的組織，如東北督導室，由文強任主任；西南特區，由徐遠舉任區長；西北特區，由鬍子萍任區長。1949年蔣政府逃到廣州時，又成立過廣州辦事處，由郭旭兼主任；以後逃到藿慶，又成立過重慶辦事處，由唐治任主任。
控制部署
在戴笠生前，蔣介石因為一來局勢對他還不象後來這樣壞，二來他對戴也比較放心，對於特務機關的事，“躬親”的時候不多；但後來因為形勢對他愈來愈不利，他也愈來愈指望其特務機關能發生更大更多的作用，就比以前更加用神了。因此，在“軍統”改為“保密局”之後，他一再親自出馬對上層成員“訓話”，也一再集體的或個別的接見派到各地去的省站人員，指示打氣，希望他們多多拚命。而毛人鳳在這時期，為了爭取表現，鞏固其黑暗“事業”，也特別大賣力氣。他一方面仍學戴笠的老辦法，每天中午，在局本部與副處長以上人員一起吃飯，一起談問題，以期增加效率。在和公開特務機關的聯繫上，也保留“軍統”過去的成例，每月約集憲兵司令、“中統”局長、警察總署署長、國防部第二廳廳長等開會一次。保密局成立時，是在南京馬台街22號辦公，1947年上半年才遷入洪公祠新建的大廈。及後，毛人鳳又特別在傅厚崗通往玄武門的馬路上，弄了一幢房子，取名“誠廬”，作為各特務單位首腦開會之用。一些有關對付G產黨及鎮壓民主愛國運動等問題，便在這種會議上提出來，以便各特務機關能採取協作的步驟。毛人鳳還規定：各省站站長，必須參加各地省一級的特務會報，以便在反G方面，能取得更多的聯繫。又規定各省站站長每月至少要召開一次“公秘會報”（公開和秘密的特務機關負責人的會報），輪流報告各單位工作，然後匯報保密局。
在保密局時期，所能控制的公開機關，已不如“軍統”時期那樣多。而在被控制的機關中，由於權力之爭的加劇，其負責人也不如“軍統’’時期聽話。當時，最大的公開特務機關，要數國內警察總署，署長唐縱，因為是老“軍統”，表面上雖然接受保密局的控制和運用，但實際上也在搞他自己的一套。這個警察頭子的職位，如果戴笠不死，很可能落在“中央警校”教育長李士珍的手上，因李在抗戰勝利後所擬的“十年建警計畫”很得到蔣介石的重視。也有戴季陶等人的極力支持；且蔣之馭下，一向愛用互相牽制的手段，也有意把警權交給李。但戴笠一死，蔣為了使“軍統”的人安心，又把這一組織交給了“軍統”的唐縱。唐既被鄭介民和毛人鳳擠了出來，為了建立個人的勢力，便一心要搞出自己的一套。他首先提出要使警察人員“正規化”，凡不是警官學校畢業的人不能當警官。所以對於保密局介紹去的人，非經他親自批准，不派工作，實際上等於拒絕控制。但蔣介石雖把這個警察組織交給唐縱，但在重要人事上仍要加以控制，特別是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長，都得由他親自決定。因此又造成另一種情況：鄭介民和毛人鳳既不便越過唐縱去請蔣介石批准；而唐縱也不會為保密局去爭。結果，保密局要在警察系統安插人，更加不順手了。
抗戰勝利以後，各大城市的警察局長，都由蔣介石親自派出，上海給了宣鐵吾，北平給了陳卓，天津給了毛文佐，南京給了黃珍吾。本來，照戴笠的暗中安排，天津要安插李漢元，但這個在天津租界為外國人當了十多年奴才的“天津通”、老“軍統”，結果只好屈居毛文佐之下，當了個副局長。南京的首都警察廳長一職，戴笠一向培植任建鵬。在南京撤退時，任當首都警察廳保警總隊長，帶著一批武裝保全警察向重慶逃跑時，把首都警察廳的印信帶在身邊，早已野心勃勃。到重慶後，他改任內政部警察總隊長。由於有戴笠撐腰，以為勝利一來，首都警察廳長非他莫屬，豈知蔣介石卻給了別人。他自己只弄到一個漢口警察局長。以後北平的陳卓走了。憲兵司令張鎮又推薦他的參謀長湯永成去接充，戴笠派去的副局長祝維屏也沒有推上去。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幾個大城市的警察局長，才慢慢落到“軍統”的手上，先是天津歸了李漢元，北平歸了楊清植，上海在解放前給了毛森。因此毛人鳳常埋怨唐縱，說“唐先生只會向家裡（指“軍統”）要東西，要去了馬台街的房子，要去了不少的汽車，要去了中美所的刑事實驗室全部器材，就是不肯要人!”特別是以後唐兼了國防部保全事務局長之後，也只挑了趙世瑞等幾個人去工作，更加深了“軍統”老特務的反感。
保密局所控制的第二個公開的機關，是交通部全國交通警察總局，先後由吉章簡、周偉龍、馬志超任總局長。這個局的成員，大都是原來軍委會水陸交通統一稽查處和軍委會別動軍司令部及忠義救國軍的人馬，基本上還接受保密局的領導。當時，幾條鐵路的警務處長，如京滬、滬杭甬的王兆槐，平漢的朱若愚，津浦的吳安之，隴海的程一鳴，膠濟的賀元，粵漢的張輔邦，湘桂的史銘，滇越的田動雲，都是“軍統”老特務。公路方面，公路總局之下的各地公路局的警衛稽查組、和運輸處的警稽室，也都由“軍統”老特務控制。交通警察總局的二十多個交通警察總隊，也全是由原屬“軍統”指揮的特務武裝部隊改編而成的。
按照過去“軍統”的傳統，公開機關國防部第二廳，也應由保密局控制。這在鄭介民以保密局長兼第二廳長的時期，還不成問題。後來鄭被免去保密局長和第二廳廳長兼職，由副廳長侯騰升任廳長後，便不願受保密局的控制。侯還想把原來在第二廳的“軍統”特務排擠出去，一手把持軍事情報，而讓保密局專搞黨政情報，分庭抗禮。毛人鳳因為自知在軍事情報方面搶不過第二廳，但又不肯放手，只好暗中指使留在該廳的“軍統”成員，繼續與保密局保持工作關係，並設法與侯騰搗鬼。一直到逃台之前，雙方都勾心鬥角，互相爭寵。
保密局控制得最多的是各地的稽查處，這是“軍統”從抗戰勝利後便更首先搶到的公開單位，如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程一鳴、南京衛戍司令部稽查處長何龍慶、北平警備司令部稽查部倪超凡、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陳仙洲等等，都是戴笠親自安排的，以後也一直掌握在保密局手中。至於原來大後方的一些地區，如重慶、成都、西安、蘭州等地的稽查處，在保密局時期，也一直沒有放過手。另外，各大城市的偵緝大隊或刑警處，也都掌握在保密局手中。保密局在各地掌握了這兩種公開特務機關，不但對逮捕、搜查、監禁等方面的活動，可用“合法”的面目從事，得到很大的方便。
另外，在保密局控制下的，還有兵工署的稽查處。這個處成立於抗戰初期，原來叫警衛稽查處。抗戰勝利後仍舊保留下來，改名稽查處。保密局內部則稱之為兵工稽查處，以區別於各地警備司令部的稽查處。這個處的成立，是專門為了防止共產黨在各兵工廠活動和鎮壓各兵工廠工人的。國民政府又把各兵工廠工人列為現役軍人，不準組織工會。各兵工廠都設有警稽組和警衛大隊，他們對待兵工廠工人，也動輒是“軍法從事”。抗戰期間，這個處的處長是張師，勝利後是廖宗澤，這兩人都是投入“軍統”的間諜。
外圍組織
杜月笙保密局的外圍組織，最大的一個要算是“中國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這個組織，是由抗戰時期戴笠所主持的“人民動員委員會”擴充起來的。當時，戴笠的野心很大，想把中國的青幫、洪幫、袍哥、哥老會以及各地的流氓組織統一起來，歸他自己領導，以加強“軍統”的外圍力量。被邀參加這個組織的委員，有杜月笙、王曉籟、向松坡、楊虎、張嘯林、范紹增等近百人。1946年在上海靜安寺路麗都花園開籌備成立大會時，各路人馬均趕去參加，曾被認為是一個“盛舉”。戴笠死後，由“軍統”大特務徐亮負責，已經抓不起來，特別是在發展組織時，遭到“CC”和政學系等各方面的攻擊與阻撓。其中主要原因，是他們怕保密局掌握了各地幫會組織之後，對於選舉“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時，會起操縱作用，對於他們的派系不利。鄭介民和毛人鳳一看風頭不對，這個會才在無形中停止了活動。
“難產”的過程
蔣介石保密局成立前後，蔣介石所最為關心、考慮也最多的問題，倒不是用這一個名稱或那一個名稱，而是戴笠死後的繼任人能不能和戴笠一樣，把戴經營了十多年的這個龐大集團很好地領導起來，繼續為他效命；其次是這個集團今後在預算以外的龐大開支怎樣支付的問題。戴笠在世時，對這筆見不得人的巨款，大部分自行籌措。抗戰期間，戴笠製造淪陷區行使的偽幣去榨取淪陷區人民的血汗來充實特務經費的作法，勝利後已行不通。蔣介石為了避免以後由他經常下手令，按月支付預算以外的巨額特別費，便再三考慮怎樣能使保密局做到“自力更生”。他多次找毛人鳳、鄭介民研究這一問題，最後決定把軍統在抗戰勝利後在各地接收敵偽的現金財寶，不送交敵偽產業管理局，而準許交由保密局留下來作為本錢。此外，蔣介石還準許保密局經營接收敵偽的一些企業，並把與美國特務合作的“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剩餘物資，一併交由保密局經營，以便將盈利所得作為預算以外的特務活動費用。但蔣介石對鄭介民、毛人鳳、唐縱，又不像對戴笠一樣放得下心，便加派在他身邊多年的機要室主任毛慶祥共同主持這一工作，由他們四個人組成一個委員會。經多次研究結果，決定把軍統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接收的敵偽產業、企業和中美所剩下的2000輛十輪大卡車、印刷機器、照相器材等集合起來，組成一個“三有公司”，由毛慶祥任董事長，其餘為董事，以軍統大特務戴頌宜為總經理，總公司設在上海圓明園路。
當時屬於“三有公司”經營的企業，在南京方面，有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過來的裕豐紗廠，由保密局經理處長郭旭兼任經理。有開設在南京最熱鬧地區花牌樓安樂酒店對面的亭亭照相館，全部是中美所留下的器材，由軍統攝影師王文釗任經理。這是當時南京規模最大，資金、器材最雄厚的一家照相館，業務除照相外，兼售各種器材，還出租照相機，代客拍攝家庭生活電影。它一面為保密局賺錢，一面也從事一些特務方面的活動。還有開設在中山路的鴻業印刷文具公司，由軍統“四一”印刷廠廠長李如澍任經理。這也是當時南京規模最大的印刷公司，資本雄厚，使用中美所留下來的美國最新式的電動印刷機，還兼營文具紙張。原來還準備與南京江南汽車公司合作，由保密局拿出500輛卡車改裝成為客車，曾由我與江南公司總經理吳琢之接洽多次，以後他們怕惹不起這班人，才沒有合作起來。在上海方面，則有由日本人經營過的東方漁業公司，擁有40艘漁輪，可以出遠海捕魚，並有自己的冷藏倉庫。另外有由中美所500輛十輪卡車組成的啟明運輸公司，專辦上海附近各線的貨運，由上海陸根記營造廠老闆陸根泉任經理。還有一處大型鋸木廠和一處三夾板廠，都是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過來的，均由陸根泉代為經營。在北平方面，有一處日本人經營的無線電器材製造廠、一處中型旅館和幾處倉庫，天津也有一些倉庫和冷藏庫等，都是由軍統中一向搞商業活動的白蓮丞經營。“三有公司”除了經營以上企業外，還兼做投機倒把、囤積居奇的活動。因為保密局掌握有全國經濟情報，資本又多，人員可以隨時大量調用，自以為由這些人出來經營企業活動是占有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最優越的條件，從此可一帆風順，一本萬利，保密局會有用不完的盈餘，所以決定採用“三有公司”這個名稱。而一些了解這家公司內幕的商人，卻把它說成有勢、有錢、有人，都不敢去惹它，害怕賠了老本還要吃官司。
戴笠蔣介石為了準備自己當大總統以後，表面上要裝出一套民主作風，繼續欺騙人民，對過多的特務經費不願再由自己批發，便及早煞費苦心安排下來這一著棋。最初由於條件太優越，尚能差強人意，賺過不少的錢，但以後卻越來越不行了。因為條件雖優越，可是經營的人都是些外行，加上作風惡劣，一些轉到這些部門工作的特務還是老一套對待人的辦法，絲毫不曾改變，不但官架十足而且動輒兇橫霸道，蠻不講理，別人光顧一次之後，便不敢再度問津。特別是層層負責人都挪用公款經營自己的生意，加之法幣天天貶值，收入的現金只要遲交一兩天，便可獲不少利潤，而售出的東西卻再也買不進來。當經手的特務們每人腰包里都裝進不少黃金美鈔之後，最後終於把“三有公司”弄得垮台完事。蔣介石在剛一勝利時還有所顧慮，等到他發動了全面內戰以後，反共反人民的真正嘴臉已暴露無遺，就再也沒有什麼地方還要避諱，因而對特務經費的批發，仍舊恢復和過去一樣。他這時只要求特務把全副精力用在反共的活動上，便同意了毛慶祥、毛人鳳的建議，把“三有公司”的產業全部出售，不再從事經營。
保密局還沒有成立之前，軍統經費已經感到月月入不敷出。鄭介民一看這情況，知道再拖下去便不得了，常常說他不能和戴笠一樣生財有道，只能量入為出。1946年5月前後，當他匆匆由北平趕回重慶時，便和毛人鳳、唐縱商量，決定開始裁汰內外勤人員。過去戴笠在世時，只準進不準出的一套作法，一向被人看成參加軍統便是拿到了鐵飯碗，可以吃一輩子。這時，鐵飯碗也隨同戴笠乘坐的專機一樣摔得粉碎了。鄭介民的辦法，不但準許任何人員請長假自謀工作，而且對一些資歷淺一點、人事關係少一點、能力差一點的人員，更採用遣散與送往軍官總隊去轉業的辦法來解決這一問題。
抗戰時，軍統全盛時期，內外勤特務不包括武裝特務部隊便有近5萬人左右。直接在軍統局領取薪津的在後方有17600多人，在淪陷區有6000多人，海外各地有2000多人，其餘半數則分散在各公開特務單位，不在軍統局開支。勝利後，一些戰時性質的機關相繼撤消，這一大批過去不由軍統開支的特務，這時又都回到軍統請求另派工作。按照軍統慣例，特務們在沒有派定工作的“待命”期間，照樣要發給生活費。這樣一來，經費便更感到緊張，幾乎月月要先向軍需署透支。蔣介石對此也大傷腦筋，便同意採用汰弱留強及整頓經費等辦法，準許動用一部分接收漢奸的財物珠寶之類東西，變價出售來發遣散費。對死亡了的特務的眷屬，也一次發給一筆撫恤金之後，便不再負擔他們的生活費。按照軍統過去辦法，因公死亡的特務遺屬，每月或每年要發生活費或補助費，其子女入學，也由軍統負擔。10多年來，積累下來的遺屬遺孤數以千計，這一筆開支也很不小，並且無法報銷。這一次便發給約可維持3個月到半年的生活費之後，便不再置理。當時這些措施，在鄭介民和毛人鳳看來是他們的得意之作。這種快刀斬亂麻的手法，的確可以使以後經費的收支漸漸上軌道，不會再和過去一樣亂抓亂用。戴笠雖然弄過不少的錢回來，但是沒有積累，弄得越多，開支也越大，會計部門經常在過年三十夜，天天在喊錢不夠用。經過這次大肆整頓，情況是好了一些，但一些被遣散和被送到軍官總隊去的特務，以及拿到幾個月生活費的遺屬，卻對此大大不滿，到處充滿怨恨之聲。不過少數自動請長假離開的大特務，卻又極力歌頌這一處置。因為他們大都已經腰纏萬貫，戴笠不死，還天天在擔心被人揭發，要出問題了想走也走不了；這樣一來，正合了他們的心愿，可以無憂無慮地去享受下半輩子的清福了。而一些被遣散與送到軍官總隊去轉業的人，由於他們平日與外間關係少，貪污敲詐得到的錢也不太多，並且因為來得容易，也花得痛快，滿以為有此靠山何愁沒錢可用。但是，當他們還在軍統工作時，在社會上還有一批酒肉朋友，彼此互相利用，各方面還賣賣帳，等到他們離開之後，再去找這些朋友時，便都採回避敷衍的態度。例如一些擔任檢查工作的特務，當他們在水陸碼頭上耀武揚威的時候，一些輪船上的負責人和私車老闆、運輸商人，對他們真是恭維備至，一旦知道他們已離開了軍統而去找這些人想要點工作做的時候，態度立刻改變了，再也不和他們稱兄道弟，有的還送上幾文錢打發一下，有的乾脆不理。這時，他們才感到離開軍統活不下去了，想再回來又不可能，做生意又沒本錢，過去那種為所欲為的日子已不存在。到軍官總隊去的人只能拿到有限的生活費，住在擠滿人的宿舍里，吃著部隊一樣的一伙食。這些過慣了舒服生活、花慣了錢的特務們，要他們過那種日子，莫不叫苦連天，怨聲四起，再想見一見鄭介民和毛人鳳都不可能。
這時他們越來越懷念死去了的戴老闆。在重慶的一些特務，經常跑到戴笠生前在中美所松林坡的一座別墅去痛哭，因為戴死後這裡已被特務改為祀奉戴笠的“戴公祠”。另外那些一向靠軍統撫恤過活的遺屬，也很快把發給的一點兒錢花完。他們仗著自己的親人曾為軍統賣過命，戴笠在世一再答應養他們一輩子，他們便不管是誰負責，還是經常吵著要錢。保密局從成立到解放前逃往台灣，一直沒有停止過處理這類問題。這次裁汰人員的標準，主要是保留“核心分子”與“基本人員”，對一般特務則進行挑眩當時被軍統稱為“核心分子”的，大多是指抗日戰爭以前參加軍統的老特務；“基本人員”則多系抗戰期間軍統各個特務訓練班所畢業的學生；“一般分子”則多為抗戰期間從各公開機關中吸收來的和私人介紹進來的，以及由士兵中提升起來的。保密局成立後，把每年從士兵（主要是內外勤單位中的勤雜士兵）中提升一定比例的人參加軍統組織的辦法取消，不再吸收這類人員，當時軍統送往各地軍官總隊去轉業的特務，前後達到兩萬人左右。重慶最多，有5000多人，西安3000左右，江西800多人，其他各地也都是幾百到一兩千。
毛人鳳當軍統大量裁減人員還正在進行的時候，弄得人心惶惶，不但被裁的人員感到不滿，連被保留下來的一些人也同樣不滿。毛人鳳在表面上雖不敢反對，但內心卻是希望多保留一些。他同意軍統特務們的說法，軍統在抗日與反共方面賣過不少氣力，也死過不少的人，自命是抗日與反共的有功之臣，不應當在抗日勝利以後和其他機關一樣縮減人員。而鄭介民卻與毛人鳳意見有些相反，他是主張多裁去一些沒有多大作用的人員，減少一點目標。當他在北平聽到重慶方面有了不滿的情緒，怕特務們怪他不肯向蔣介石去力爭，便在1946年6月初又趕回重慶。他召集各單位負責人講話，說明今後軍統的工作重點是和共產黨作鬥爭，不是人多人少的問題，而是必須有精明強幹的人才能擔得起這項任務，所以寧可少些，但要精幹一些，目標越小越好。他特別把十八集團軍朱總司令給蔣介石的有關撤銷特務機關的一段電文，再次向大家提出，並著重說明共產黨早已公開提出這一要求，很得到各方面的贊成；如果不能自動先行縮小編制裁減人員，不但將來組織新政府時通不過，反而會引起很大反感，特別是增加蔣介石的麻煩。他一再要大家體念領袖苦心，顧全大局，順應時勢，切不可因小誤大。他為了使被裁的人安心起見，還提出被裁人員只算是暫時脫離軍統工作關係，準許他們仍保留有組織關係，等將來擴大編制增加人員時有被優先派用的權利。經過這一明確規定以後，一些被裁的特務才比較安定一點，知道自己組織關係還保留著，將來還有機會可以回去，於是吵吵嚷嚷的情況也稍好了一些。當時為了多安置一些人到軍統掌握的公開單位去，鄭介民和毛人鳳一再親自出馬，向許多公開單位的負責特務進行說服工作。過去戴笠在世時，凡是軍統所掌握的公開機關的人事安排，幾乎全由軍統局人事處統一調節，主管人員不能擅自任用私人。戴死後，情況馬上變了。一些公開單位負責人對局本部命令大都陽奉陰違，出缺不上報而自己找人；對派去的人不是說沒有缺額安插，便是推說資歷不合而拒絕任用。為了扭轉這一情況，只有用勸說的方式去進行，再不能和過去一樣作硬性規定了。一些沒有軍官資歷和不願去軍官總隊的人，便採用推薦辦法來安置。有些自己請求另謀工作的大特務找到了較好一點的工作，如張國燾活動到江西救濟分署署長，黃榮華活動到廣西救濟分署署長，余樂醒活動到救濟總署上海汽車管理處處長等單位之後，都有一些被推薦來的人請他們分別安置。對這么大一批人員的轉業安置問題，經過兩年多還沒有徹底解決。
1947年下半年還在蘇州成立一個轉業人員訓練班，收容了3000多人。當時由於軍統特務到處不受歡迎，許多機構一聽到就想法兒拒絕。以後加上各地大城市不斷地被解放，特務人員逃出後請求派工作的越來越多，毛人鳳始終感到這是最沒有辦法和最麻煩的問題。自戴笠死後軍統改組成為保密局起，便把過去軍統時期每年4月1日召開的大會，從1947年以後改於3月17日召開，以紀念戴笠在這天死去。“三·一七大會”與“四·一大會”性質完全相同，主要是召開一年一度的全國性工作會議。開會的日程也和過去一樣，第一天上午舉行公祭。先將大會禮堂布置成為靈堂，當中懸著戴笠的遺像，旁邊擺上隨同戴笠一道摔死的軍統人事處長龔仙舫等幾個大特務的遺像，後面用幾十張長條桌擺上過去軍統長期歷年因公因病死亡和被戴笠所殺掉的特務的照片，每一照片下面註明死者姓名、年齡、籍貫和死去的情況。公祭儀式完畢後改變布置，下午開大會。第二天開工作會議。所不同的，只是少了過去到公墓去祭掃的一項。中午會餐時，仍照例是敬三杯酒，第一杯祝蔣介石身體健康，第二杯祝所有的特務身體健康，只有第三杯改為祝鄭、唐、毛三人身體健康。開大會的第一天和工作會議閉幕的時候，也照例舉行一次文娛晚會。一般參加工作會議的人是，局本部科長以上，外勤代表一般是站長或副站長以及各公開單位正副負責人。先由局長報告這一年工作情況，局本部各處長報告主管業務情況，各省站長報告各省工作情況，以及幾個重要的公開機關負責人報告一下，便進行一般性的工作討論，再分組進行審查改進今後工作的提案。最後由局長作一次總結報告，提出下年度工作重點和應特別注意的一些事項。蔣介石沒有再親自參加過大會，而改為工作會議後召見出席會議的各省站負責人與局本部處長級大特務一次。保密局領導人鄭介民和毛人鳳不像戴笠一樣經常更換化名，鄭介民一直是用“傑夫”這個名字批閱公文和下手令，毛人鳳也一直用“以炎”這個名字。但局本部的化名卻經常更換，各處各室對外行文都有各單位的專用化名，每隔不久便又重新規定，列表通知外勤各省站。對無線電密碼的規定，也比過去更嚴密。一個省站有好幾套密本，翻譯密本的方法也經常變更，有些密碼錶只用幾次就不用了。這是怕中共方面偵收到這些密碼後容易研譯出來，因此對本身的保密工作十分重視。
保密局成立後，原來軍統局的機構雖大部保留下來，但都縮編和合併了，有的甚至裁撤。但保衛蔣介石安全的特別警衛組卻不但完整地保留下來，還由原來的200多人擴充到300多人。當時在蔣介石身邊擔任警衛的“隨節警衛組”，一向由侍從室開支，只專擔任蔣住宅與辦公地點的警衛，以及在蔣介石出外時前呼後擁地跟著他。“特別警衛組”則專任外層警衛，蔣介石外出時，便先在馬路上去布置，每數百步一人，均以左手執報紙為暗記。蔣最怕別人暗算他，每出必仔細看兩旁有沒有這些人在為他擔任警衛，如果到遠的地方，還得先把特別警衛組的人派去布置好以後，他才敢去。這個組先後由朱金驊、梁紹周任組長。
組織活動
保密局成立不久，約在1946年冬或1947年春間，蔣介石在召集這個局處長一級的大特務講話時，便著重指出了這個局以後的工作任務。當毛人鳳把聽訓者的名單交給蔣以後，他逐一點了名，並念念不忘地一再提到死去了的戴笠，要大家向他學習，繼承其遺志，在鄭介民和毛人鳳領導下，再接再厲地發揚過去的成績，保持過去的榮譽。接著他談到，今後工作的主要敵人是共產黨，這比過去同日本人與漢奸作鬥爭要困難得多。他要求每個人都必須全力以赴，稍不注意，不只是危及黨國，而且會死無葬身之地。最後他希望大家要多研究出一些辦法，多想出一些主意，隨時總結經驗和教訓，才能很好地擔負起這一項直接和共產黨作鬥爭的任務。
1948年4月，毛人鳳特別調集了30個左右的省站站長，在南京舉辦了一個站長講習班。一個月講習完畢後，蔣介石又接見了所有調訓的站長和出席“三·一七”工作會議的代表，地點仍舊是在黃埔路中央軍校後面他的官邸辦公室。他照例點了一下名之後，首先對毛人鳳調整各省站長的辦法極為讚許。原來保密局成立後，毛人鳳擔心對外勤負責人控制不了，所以任命的各省站站長大都是由軍統臨澧特訓班畢業的學生和一些中級幹部提升起來的。但他後來發現這些人由於在軍統的資歷淺，對各省的公開單位領導不起來，因各公開單位負責人都是軍統老幹部，對這些站長不買帳，站的工作推不動。等到毛人鳳取代鄭介民而當了局長之後，感到再這樣下去不行了，才決定把一批將級大特務調出去當站長，並且特別親自主持，把這些新調任的站長和準備保留的一些老站長調集到南京訓練一個月，把原有一些資歷淺的站長降為副站長。蔣介石對這一加強外勤各省站的工作很為滿意，他在講話中便指出各省站今後仍應和過去軍統局時期一樣，秘密領導公開，各省的工作重點應擺在省站。這次他講話的重點是要求各省站的負責人對外勤特務必須加以調整，保密局的外勤人員應當社會化，每個人都要有一個公開掩護職業，以便打入社會各階層中去進行活動；特別要設法打入各民主黨派和進步團體，除多多拉攏一些民主黨派中的動搖分子加工作外，最主要的任務是要千方百計、不惜任何代價打入共產黨在各地的組織，以便徹底消滅各省共產黨，鞏固後方；對一些不稱職或身份已暴露的工作人員，應調往公開機關去安插，留下來的必須是有能力和有工作路線的人，並要不斷吸收新的人員參加。他要求各省領導人不單是負責領導工作，還要親自去從事高一級的情報活動。他當時便提出省站站長可以使用國防部專員名義在當地作公開活動，站長以下則絕對秘密。最後他希望各省站領導人要搞好地方關係，與當地駐軍將領及行政負責人要有密切聯繫，發動各方面力量來搞好工作。他叫大家要重視利用中共叛徒的工作，但也應注意防範這些人。最使人不會忘記的幾句話，是他以非常親切的口吻對這些為他盡心竭力充當鷹犬的大特務極力讚揚。
看守所
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重慶白公館，原是四川軍閥白駒在重慶沙坪壩郊區的別墅，20世紀30年代，他為了養小妾而修建。1938年，軍統局用30兩黃金將其買下。1939年軍統將其改為軍統局本部直屬看守所，稱軍統重慶看守所，主要關押國民黨政府認為級別較高的政治犯。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後，白公館內犯人被遷移至渣滓洞。白公館改名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供美方人員居住。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美合作所撤銷，美方人員回國，白公館才又恢復為看守所。並且軍統將西南的軍統集中營，息烽監獄、望龍門看守所、渣滓洞看守所合併，成立了白公館看守所，後稱國防部保密局看守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