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路上
余樂醒，1901年出生在湖南醴陵縣浦口鎮的一個普通農家。余樂醒少年之時，學業成績很好，考入湖南名校廣益中學就讀，各門功課中，物理最為擅長，而且勤於動手，在同學中出類拔萃。當時正是新文化運動興起時期，蔡元培等人倡導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各地有志青年紛紛回響這一號召，在湖南也掀起了赴法勤工儉學熱潮，有志於做工程師的余樂醒也積極投身於這一運動。1919年10月31日，余樂醒作為第五批赴法勤工儉學學生，乘坐法國寶勒加號郵輪由上海駛往法國馬賽，和他同船赴法的有李富春等湖南青年42人，經在海上艱苦漂泊1個多月後到達法國。
余樂醒在法國期間，先後進入羅亞爾省的索米爾工業高等專科學校和巴黎工業大學學習，在這兩所學校里，他系統學習了機械和化學方面的專業知識，在他後來的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據他的同學沈沛霖回憶，余樂醒“人極聰明”，“在法時，是一個十分活躍的人士，擅騎射，百發百中”。索米爾城是法國著名的馬術之城，課餘時，余樂醒學會了騎馬，還經常到靶場練習射擊技術，是同學中出名的神槍手。除了練習騎射之外，他也積極參加了中國留法學生組織的各種活動，特別是參加了由李維漢、李富春等人發起的“工學勵進會”，這一社團組織是旅歐中國學生中較早建立起來的進步團體，主要發起人都是毛澤東創建的新民學會的會員，早期思想傾向上接近於無政府主義，但同時也受毛澤東等人革命思想的影響。
隨著形勢的發展，1920年8月，工學勵進會改稱工學世界社，並在蒙達尼召開了社員和新民學會會員共同參加的3天會議，經過熱烈的辯論，大多數社員贊成以信仰馬克思主義和實行俄國式的社會革命為工學世界社的宗旨，自此，工學世界社成為留法學生中的社會主義團體。余樂醒因事沒有參加這次大會，但在會後他表示了贊同會議的決議，因此他也成為較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旅歐學生中的一員。
1922年6月，周恩來、趙世炎、李維漢等人發起成立“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余樂醒也加入了這一共產主義青年組織，並很快成為團組織的骨幹，擔任了索米爾工業高等專科學校的共青團書記。1924年7月13日至15日，共青團旅歐支部在巴黎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因原支部負責人周恩來要按照組織要求回國參加革命，這次大會即在周恩來主持下選舉產生了新一屆旅歐支部的執委會，並由周唯真、余樂醒、鄧小平組成書記局。周恩來在介紹余樂醒時說：“我們今天選出的支部負責人是一位工程師。”
1925年，余樂醒完成了在法國的學業，又到比利時和德國遊歷。當年8月，按照中共黨組織安排，他和蕭朴生、歐陽欽等11人參加第三批旅歐歸國團，於8月10日到達莫斯科，隨後留在蘇聯學習，進入軍事院校學習政治保衛專業。
革命途中
1926年，國內革命形勢高漲，急需革命幹部，余樂醒結束了在蘇聯的學習，回到廣州參加革命。余樂醒被安排在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工作，併到黃埔軍校兼課。在黃埔，他結識了從湖南湘雅醫學院畢業的校醫沈景輝（沈醉的姐姐），兩人自由戀愛並結婚。北伐前夕，余樂醒夫婦均調到北伐軍中工作，余樂醒擔任葉挺獨立團中共黨總支書記，對外身份是該團的政治指導員。北伐開始後，由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為骨幹的葉挺獨立團擔任全軍的先鋒，攻無不克、無堅不摧，為第四軍贏得了“鐵軍”之名，特別是在與吳佩孚主力決戰的賀勝橋、汀泗橋之戰中，葉挺獨立團不怕犧牲，力克強敵，一舉擊潰敵軍，成為最先打到武昌城下的部隊，率先實現了北伐軍飲馬長江的目標。
1927年1月，葉挺獨立團進行了擴編，其原有骨幹部分編為第七十三團，余樂醒仍留在該團工作，繼續擔任黨總支書記。其後，國內形勢突變，蔣介石、汪精衛公開叛變革命，中共決定在南昌發動武裝起義，余樂醒隨部隊參加了這次起義，並隨起義軍南下。在行軍途中，組織上調余樂醒到前敵委員會領導下的軍事指揮機關參謀團工作，由武昌趕來的陳毅被派到七十三團接任他的工作。陳毅到團部報到時，時任該團七連連長的林彪也到團部報告，說是七連一個月的一伙食費都被勤務兵背跑了，團長黃浩聲盛怒之下，要槍斃林彪，和陳毅早在留法勤工儉學時就非常熟悉的余樂醒急忙出來打圓場，建議由陳毅來處理此事，陳毅以大戰在即不宜輕易槍斃幹部說服了團長，林彪這才保全了性命。
南昌起義部隊在行至廣東潮汕一帶時，遇到優勢兵力敵軍的圍攻，部隊失敗。在這個關鍵時刻，堅定的革命分子沒有退卻，繼續奮鬥下去，余樂醒卻幹了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私拿部隊黃金作了逃兵。據余樂醒後來寫給周恩來的信中說，他因為當時看到部隊在潰散，覺得再堅持下去也沒有意義，於是私自決定脫離部隊，甚至“當時無便衣，結果乃取勤務兵之便衣之”，然後他以周恩來“病重，正在茅棚下酣睡，弟不忍再擾我兄也”為由，不辭而別，同時，他手邊還有一批李立三交付保管的黃金，在他出走時也一併帶到了上海。及至後來周恩來也到了上海，召余樂醒談話，余樂醒才承認“此次出走，手續上有錯誤，不應將金器帶走，願接受學校（引者註：指黨組織）的處罰”。但在寫過這封信後，余樂醒再也未和中共組織聯絡，已成為事實上的脫黨分子。
脫黨後的余樂醒卻有了另外一個事業，他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今黃陂南路)761號創辦了中華汽車專門學校，這是中國第一家綜合性汽車專門學校。機械專業出身的余樂醒給這所學校設定了三個專業，分為高級機械班、初級班和駕駛修理速成班，前兩個班的學制是一年，駕駛修理速成班則是三個月為期。從專業設定上看，有汽車學、機械學、材料學、電學、數學等課程，是那個時代國內僅有的專業齊備的汽車學校。後來有人吹捧余樂醒辦的學校，說“我國汽車，實自此始”，此話雖有些過分，但這所學校確實對汽車技術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一定作用。到1930年，這所學校高級班畢業4期、初級班畢業5期，畢業學員達到千餘人，都分發到各省從事汽車專業工作。
1929年，余樂醒受馮玉祥之邀，前往西北參加蘭州的建設工作，第二年，又接受楊虎城的任命，擔任了陝西省機器局的副局長。陝西省機器局名為機器局，實際上是楊虎城主持陝西政局後建立的一所規模龐大的軍火企業，專門為楊部生產槍炮、彈藥，是在馮玉祥駐陝期間建立的幾家兵工廠的基礎上組建起來的綜合性企業，楊虎城委派曾在北伐軍總政治部任職的連瑞琦為局長，負責籌建工作，余樂醒擔任他的助手。對於出身機械專業的余樂醒來說，這個地方倒也算是學有所用。但因機器局系新組建，主持者經驗不足，在一年多的籌備工作中，每月花費10萬元的經費，生產不出5萬元的產品，所以到1931年的下半年，楊虎城撤換了連瑞琦的局長職務而由自己親兼，余樂醒也只好辭職返回上海。
委身魔窟
1932年春，蔣介石委派黃埔六期生戴笠籌建一個新的特務組織，當時以復興社特務處的名義活動，也就是後來支撐起國民黨特務工作半邊天的軍統的前身。讓人頗感意外的是，閒居上海的余樂醒，沒有再繼續他汽車學校的事業，也沒有靠他學到的機械、化學方面的知識謀生，而是參加了戴笠領導的復興社特務處的工作。余樂醒對戴笠的影響巨大。戴笠平日的處事做人，尤其是對部下的駕馭，有一套所謂“辯證法”理論和實際套用，即所謂“製造矛盾、運用矛盾、控制矛盾”，這套東西就是余樂醒貢獻出來的，並成為戴笠處事對人的不二法門。戴笠把余樂醒當作能人，關鍵時刻，常會向余樂醒請教。西安事變發生後，蔣介石被扣押，在南京的戴笠如喪考妣，召集手下大特務一起研究如何應對，在會上他哭著讓余樂醒找幾個能飛檐走壁的高人去救出蔣介石，余樂醒也是沒有妙計，只得表示願意隨同戴笠化裝進入西安展開營救。好在沒過多久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他們這一出救主的好戲才沒上演。
1932年秋，余樂醒被戴笠派往上海，接替原特務處上海站長翁光輝的職務，戴笠並把上海站升為華東區，任命余樂醒做區長，這也是余樂醒在戴笠手下僅有的負責一個地區特務工作的經歷。戴笠對出身中共的余樂醒寄以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夠扭轉對中共情報不靈的局面。當時華東區可以領導上海、浙江、福建、徐海等地區工作，但事實上除上海幾個組肯聽余樂醒這個區長的話以外，其餘幾個單位根本不願接受他的領導，因此華東區有名無實，沒多久便又改為上海特區，專門負責上海地區的工作。
這年冬天，余樂醒的妻弟沈醉在湖南因鬧學潮被學校開除，來到上海投奔他，經他介紹參加了特務工作，此後，余樂醒又介紹了多位親屬做了特務，這批人也逐步成為戴笠手下的骨幹，其中尤以沈醉最為突出，28歲就成為軍統局八大處之一的總務處的少將處長，被戴笠視為心腹。
余樂醒做了一段特務處上海特區區長，卻在對中共的特務活動中並無太大收穫，不免讓戴笠失望。正巧此時戴笠在浙江警官學校創辦了特務警員訓練班（後來在軍統中以其校址在杭州而簡稱為“杭訓班”），杭訓班是繼復興社特務處創立時在南京洪公祠開設訓練班之後，真正開始成規模進行的特務培訓，也是特務處抗戰前最有系統的特務訓練機構。這個訓練班的主任當然是由戴笠擔任，而實際主持訓練工作的就是被委任為副主任的余樂醒。
余樂醒受此重任，也是使出渾身解數，把自己的平生所學都拿了出來，他一個人就在訓練班裡開了特工理論、秘密攜帶、化學通訊、毒藥、麻醉等課程。他在教學方面確實很有一套，善於把枯燥的理論說教和生動鮮活的例子結合起來，讓受訓的學員能夠融會貫通。比如他主講特工理論，就從《三國演義》中三顧茅廬的故事講起，以諸葛亮為什麼要等到劉備第三次來訪時才見，說明情報的蒐集、研判、套用各個環節之間的關係。結果一部《三國演義》從余樂醒的口中講出來，就成了一部特工理論的形象教科書，等到最後余樂醒對學員談到工作中要像諸葛亮那樣巧於安排、工於心計、知己知彼、出奇制勝時，學員們在不知不覺中學會了特工的基本理論。
杭訓班教學的成功，讓余樂醒在特務機關中聲名鵲起，成為軍統最著名的“訓練專家”，更是被他訓練出來的特務學員視為導師。其後抗戰初期舉辦的青浦訓練班、臨澧訓練班等主要訓練機構，莫不由他來主持。余樂醒把訓練班搞得有聲有色，言傳身教，幹得很賣力。他善於總結特務工作中創造的新經驗，在臨澧訓練班，他主講行動術，就把軍統在上海搞暗殺的一套辦法總結出來，以當時刺殺唐紹儀等人為例，強調暗殺武器的選擇與套用技巧，作案前的設計、布置與安排，執行的機智與勇敢，同時，他還強調刺殺對象都是漢奸、執行者都是民族英雄，以此來給學員鼓勁。果然，他的一番努力有了回報，憑著淵博的學識和平易近人的作風使他得到受訓學員的廣泛肯定，甚至在學員中的威望超過了戴笠，這也讓戴笠心生嫉恨，找了個由頭把他調離了訓練機構。
河內刺汪
1938年12月，國民政府副總裁汪精衛逃離重慶，由成都轉道昆明後去越南河內，並發表聲明，回響日本首相近衛文麿調整中日關係三原則。這一事件，使蔣介石感到很惱火，在謹慎處理的同時，指示軍統頭子戴笠立刻派人去河內刺殺汪精衛。戴笠指派陳恭澍和余樂醒負責這一工作。余樂醒早年曾學習化學與機械方面的專業知識，後又在蘇聯專門學習過情報業務和秘密保衛工作，長於對爆炸技術及藥物的研究，1932年加入軍統後，很得戴笠賞識，曾在軍統臨澧特訓班擔任副主任。這時，戴笠把余樂醒叫到重慶，讓他作刺殺行動小組的“參贊機要與技術指導”，也就是刺殺行動的參謀長兼技術顧問。戴笠要求他務必儘快幹掉汪精衛，戴笠還在特務總隊內挑選了武術和槍法最好的唐英傑、陳邦國、陳步雲等6人，由陳恭澍、余樂醒率領前往河內，執行刺殺任務。
陳恭澍、余樂醒一行人到河內後，很快在汪精衛居所附近找到一套房子租下來。經仔細偵察後發現，汪精衛身邊有大批當地軍警護衛，遲遲無法下手。余樂醒向戴笠匯報後，戴笠很著急，怕汪精衛去南京後更難找到下手機會，一再催促行動小組早日動手。到3月21日，戴笠認為再也不能等了，要求當天晚上越牆進入汪的寓所實施暗殺。當晚半夜，行動小組越牆進入汪的公寓後，直奔汪的房間，原計畫用斧頭砸開門，而事先準備好的一柄斧頭卻在翻牆時丟失，他們只好用槍柄將房門上的一塊玻璃打碎，用手電照著向室內射擊。槍聲驚動了保衛的軍警，結果有4人被逮捕，囚禁在河內，直到抗戰勝利才被釋放。余樂醒和另外幾人逃脫，在國民黨駐河內領事館的掩護下回到重慶。可是，行動小組刺死的並不是汪精衛，而是汪的秘書曾仲鳴。特務們半夜越牆進去後，劈門的時候，曾仲鳴鑽到床底下，只露出半截身子，特務以為是汪精衛無疑，結果錯殺了曾仲鳴。
回歸光明
回國後，余樂醒被戴笠派到主要從事軍事運輸的西南運輸處工作，擔任貴陽修車廠副廠長。沒多久，他又被調到設在遵義的軍統植物煉油廠任廠長。戰時物價飛漲，而煉油的原料又常常缺貨，善於動腦筋的余樂醒就想出了一個辦法，他讓人在原料缺貨時把資金買上其他商品囤積，等原料來貨時再把商品賣掉去買進原料，這一進一出，其中就有些盈餘，被他用來貼補生活。結果此事被覬覦他位置的副廠長以貪污的罪名檢舉到戴笠那裡，戴笠就派擔任總務處長的沈醉去處理。沈醉經過調查，弄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顧及親情，向戴笠建議給予余樂醒撤職處分。豈知此時的戴笠卻不再是當年那個向余樂醒虛心求教的戴笠了，他對余樂醒此前在幾個訓練班中樹立起來的威望極為忌憚，生怕余在軍統中形成危及自己地位的一派勢力，所以幾年來把他投閒置散不予重用。這次抓住他“貪污”的把柄，更是想藉機把他徹底打倒，於是命令把余樂醒關進在重慶的軍統監獄。余樂醒入獄不久即心臟病復發，沈醉只得跑去向戴笠求情，戴笠也考慮余樂醒死在獄中必會引起部屬的不滿，於是同意將余樂醒轉押到軍統局的醫院，算是從監禁變為軟禁了。這一關就是幾年，直到1946年戴笠墜機摔死後，余樂醒才重獲自由，並通過關係在上海的善後救濟總署謀了個公路汽車管理處處長的職位，算是在名義上脫離了特務機關。
十幾年的特務生涯，余樂醒也算是盡心盡力，最後卻落得個鋃鐺入獄的下場，這著實讓他對國民黨產生了極大的不滿。於是，在解放戰爭中，他與中共地下黨組織建立了聯繫，在他家掩護了一部地下黨組織的電台。
從戴笠時代起，軍統特務就是終身制的職業，到了後來毛人鳳的保密局，還是沿襲這個傳統。所以余樂醒雖然在名義上不再是特務，保密局卻沒把他當外人，保密局在上海的各種高級會議，他都是重要的參加者。這層重要的保護身份，為他配合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活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多年從事特務工作的經驗，也使他行事極為謹慎。
雖然余樂醒處處小心，還是被毛人鳳覺察到了他的活動。對這樣的“背叛”，毛人鳳當然不能容忍，於是派擔任上海警察局長的毛森去逮捕余樂醒，卻被毛森手下的一個余樂醒的學生提前泄漏了訊息，等到毛森帶人趕到愚園路余樂醒寓所時，已是人去樓空。其實毛森也是余樂醒早年在杭州特訓班的學生，但毛森對執行“團體”紀律卻是絲毫不含糊的。毛森既沒抓到余樂醒，認為他可能是臨時外出，即布置手下在余宅周圍監視，誰知左等右等，也不見他回來，於是他們再次沖入余宅，卻發現原在室內的行李和圖書都不見了蹤影，再仔細搜查，才發現在藤蘿覆蓋的院牆上有一個隱蔽的小門。後來特務們以此事來嘲笑毛森，說他是向貓學藝的老虎，學來學去，也沒把最後的絕招學到手。
毛人鳳雖然沒能抓到余樂醒，但他始終對余樂醒留在上海放心不下，於是特意交代保密局上海站站長王方南，“余樂醒是一個有技術的人，希望能夠把他弄到台灣去，不要讓他留在上海為共產黨所利用”。不過其時上海已經臨近解放，保密局的特務也沒有精力再去找他，余樂醒得以在上海平安迎來了解放。
上海解放後，進駐上海的三野聯絡部部長陳同生希望通過余樂醒的關係策動沈醉起義，因為這時沈醉還擔任著保密局雲南站站長的職務，是西南地區特務組織的重要負責人。於是余樂醒寫了一封給沈醉的信，由曾在臨澧訓練班受訓的一名同志攜帶這封信去了昆明，不意當時雲南方面正在蔣介石命令下進行大搜捕，在此情況下，帶信的同志無法去見沈醉，就回了上海。余樂醒為沈醉沒能藉此機會走向光明而懊惱，感嘆：“是我給他領錯了路，是我毀了他。”
後來，余樂醒被派到一家機械廠作工程師，在抗美援朝中，他負責的產品出現了偷工減料行為，於是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因現行問題和歷史問題被捕入獄，不久，因病死於獄中，結束了他曲折複雜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