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四體書勢》一卷，是衛恆的書法理論著作，原文收入《晉書·衛恆傳》。
《四體書勢》一文，探討了漢字的構成、字形字型的演變，並對西晉以前的書法家進行了評論，指出他們在書法方面的得失。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對西普以前的書法史的總結，也是我國書法理論的重要文獻。
作者簡介
衛恆(?-291)，西晉書法家，字巨山，河東安邑（今山西省夏縣）人。
衛恆書法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秘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惠帝時為賈后等所殺。他出生在一個書法世家，祖衛覬、父衛瓘、侄女衛鑠都是著名書法家。家庭的教育和陶冶，使衛恆從小就喜歡書法。他任官之後，又主要從事於秘書性質的事務，長期抄寫文書，所以，練就了一手漂亮的草書和隸書。明代陶宗儀《書史會要》說他：善草、章草、隸、散隸等書體，但見於世的，多是他的草書。唐李嗣真《書後品》稱他的書法縱任輕巧，流轉風媚，剛健有餘，便媚詳雅。北宋《淳化閣帖》卷二收有他草書二行。衛恒生活在西晉統治者內部矛盾不斷激化的時期，在統治階級互相殘殺的“八王之亂”中，他和一家都死於這場鬥爭，他的書法墨跡也早已蕩然無從。“八王之亂”後，他得到平反，賜其諡號為“蘭陵貞世子”，肯定了他在書法藝術上的貢獻。
原文
昔在黃帝，創製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睹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 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象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以戈為武，人言為信是也。轉注者，以老為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
自黃帝至於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有見者。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仿佛。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以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雲。
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苯□以垂穎，山嵯峨而連岡；蟲跂跂其若動，鳥飛飛而未揚。觀其措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鏇；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突出，若龍騰於川；渺爾下頹，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鵠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婀娜，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蹟，為六藝之范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也。及平王東遷，諸侯立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承相李斯乃損益之，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政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杜人程邈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雲陽十年，從獄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定乃隸字也。
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酆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即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漢祭酒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新，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國中，扶風曹喜善篆，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中郎將，善篆，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閒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云：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要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效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激，鷹跱鳥震。延頸協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蚑蚑□□。遠而望之，若鴻鵠群游，絡繹遷延。迫而視之，湍漈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睹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華艷於紈素，為學藝之范閒。嘉文德之弘蘊，懿作者之莫刊。思字型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用之，獨符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灑直，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捬，梁鵠乃益為捬，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巨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雲是宜官書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書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書。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於世。作《隸勢》云：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從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郁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針裂，或砥平繩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鏇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設張，庭燎飛煙。嶄岩嵯峨，高下屬連，似崇台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睹，將秘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稱善作。後稱善作。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下筆必為楷則，常曰：“匆匆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仲將之徒，皆伯英之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同時，見稱於西州，而矜此自與，眾頗惑之。故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勢》云：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其墨翰；惟多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獸跂鳥跱，志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或□□點□，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螳螂而抱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若山峰施毒，看隙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漼焉若注岸奔涯；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事從宜。略舉大較，仿佛若斯。
譯文
古代在黃帝之世，創立法制，建造事業。有沮誦、倉頡兩個人，開始創作文字，用來代替結繩記事，大概是看見了鳥跡而啟發了思想的緣故。因而孕育成形，就叫它"字"，有六義呢。一叫指事，"上下"二字就是這樣；二叫象形，"日月"二字就是這樣；三叫形聲，"江河"二字就是這樣；四叫會意，"武信"二字就是這樣；五叫轉注，"老考"二字就是這樣；六叫假借，"令長"二字就是這樣。這指事的字，如畫一橫畫，在上面加一畫是"上"字，在下面加一畫是"下"字。象形的字，如"日"字圓滿，"月"字虧缺，就象它們的形狀。形聲的字，以部類為形，配以聲旁。會意的字，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就是如此。轉注的字，如用"老"字轉注"壽考"的"考"字。假借的字，是指數言同字，字聲雖各異，文意是相同的。
自黃帝到夏、商、周三代文字形體不改。到秦時用小篆，焚燒過去的典籍，古文就棄絕不用了。漢武帝時魯恭王毀壞孔子舊宅，得到《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當時的人已不再知道有古文了，就叫它蝌蚪書。漢代秘藏的典籍，很少有人見到的。魏初傳播古文的都出於邯鄲淳，恆祖父敬侯寫淳書體《尚書》，後來給淳看淳不能辨別。到正始年間，立三字石經，反而喪失了淳的筆法，因蝌蚪書有名聲，於是人們就效法它的形勢。太康元年，汲縣有人盜發魏襄王墓，得策書十餘萬字，按照敬侯所寫的書體，還有些相似。古文也有數種，其中一卷撰寫楚事的書跡最為工妙，我私下很喜歡它，所以竭盡愚鈍之思來讚揚它的美，愧不足以側身前賢之作，只希望以此保存古人書跡的形狀而已。古時沒有別的名稱，就叫它《字勢》吧！
黃帝的史官，沮誦、倉頡，觀察那鳥的足跡，開始創作文字。治理國家事務，頒布法律制度，王室的法令得以運用宣揚，質樸的內容與華美的形著明於世。及到殘暴的秦代，濫施權勢製造暴政，正道既已被泯滅，古文也隨著被棄絕不用了。魏文帝愛好古文化，當世傳播《九丘》、《三墳》，這是歷代都沒有傳播過的，所以真偽不分。偉大的晉代開創新紀元，弘揚正道布陳法規，天垂示其象，地光耀其斑斕的文采。斑斕的文采顯耀出來，燦爛呀這些文字，因聲會意，類物象形，很有法度。"日"處在君王的位置顯得充實圓滿而大度，"月"執掌臣的職責而虧虛一邊，"雲"像綿延屈曲的蛇一樣布在天，"星"則歷歷分明地舒放著輝光。"禾"茂盛的形狀因而下垂穗，"山"高峻的形勢而連著山岡；"蟲"爬行的樣子緩緩似在動，"鳥"昂頭企立似飛而未飛揚。看那下筆濡墨，用心精純專一，筆勢平和形體均稱，行止沒有間隙。有的字恪守法度遵循規矩，筆勢轉折迴旋；有的變通不局限規則，根據字形的不同而相應權變。那曲筆如弓，直筆如弦。筆勢堅勁地崛起，像龍騰於江河；筆畫長長地下墜，像雨從天上降落。有和揮筆奮力，像鴻鵠高飛，超凡出眾而很美；有的筆勢奔放而又輕盈柔美，像流蘇懸著飾羽，富麗而又安靜。因此遠遠地看去，像清風激水，激起清波細浪。真是黃帝、唐堯時遺留的書跡，是六藝規模格局的創先，籀文篆文大概是它的子孫，隸書草書就是它的曾孫玄孫。目睹古文形體進行思考，感到不是言辭所能表述的。
過去周宣王時史籀開著《大篆》十五篇，有的與古文同，有的與古文異，世人稱之為籀書。到平王東遷，諸侯國各自為政，家與家政策不同，國與國政策不一樣，而文字也有不同的形狀。秦始皇開始統一天下，丞相李斯就增減文字，上奏罷去不合乎秦國文字的文字。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採用史籀《大篆》，有的略加簡化和改變，說是所謂小篆了。有人說下杜人程邈作衙吏時，得罪秦始皇，幽禁雲陽獄十年，在獄中改大篆，少的增加，多的減少，方的使它變圓，圓的使它變方。奏到秦始皇那裡，秦始皇很滿意他，放他出來做御史，要他審定文字。也有人說程所定的是隸書。
自從秦時毀壞古文，文字尚有八體：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四是蟲書，五是摹印，六是署書，七是殳書，八是隸書。王莽時，要司空甄豐校訂文字，改定古文復又有六書：一叫古文，就是孔子壁中書；二叫奇字，就是與古文有些不同的文字；三叫篆書，就是秦篆；四叫佐書，就是隸書；五叫繆篆，就是摹印的書體；六叫鳥書，是書寫在幡信上的書體。到漢祭酒許慎撰寫的《說文解字》，以篆書為正體，作為體式範例，是最新的，值得評論。秦時李斯號稱為工篆，諸名山題刻及銅鑄人像銘文都是李斯書寫。漢建初年間，扶風人曹喜擅長篆書，稍有不同於李斯，也還稱善。邯鄲淳師法他，略達其妙處。韋誕師從淳而不及淳。太和年間，韋誕為武都太守，因為能書留補侍中，曹魏氏的寶器上銘文題署，都是韋誕的書跡。漢末又有蔡邕為侍中、中郎將，善篆書，採用李斯、曹喜之法，成為古今雜形，然則精密熟練就不如邯鄲淳了。蔡邕作《篆勢》云：文字的筆畫，開始是依據鳥獸足跡而來的。倉頡遵循聖人之意，創製文字作為大家的範本。篆書體式有六種，都精深微妙入神。或者像龜紋，或者像龍鱗，屈體放尾，長翅短身。筆畫下落如黍稷之穗下垂，筆畫積聚如蟲蛇之錯雜盤聚。有的像掀起了波浪，受到振動激盪；有的像鷹聳立身子，鳥顯得驚懼，伸頸張翅，勢必凌空飛去。有的筆畫向內輕捷下筆，交接於內部濃艷，筆跡似斷若連，像露珠順著線路下行，最後凝垂下端。有的筆畫像隨從，倒懸在別的筆畫上；有些彼此平行，排列的很有次第；有的飄逸斜趨，不方也不圓。它們有的若行，有的像飛，行的徐緩，飛的遲慢。遠遠的看它們，像是一群鴻鵠在天空往來不絕，倘佯優遊。就近看看，有如湍急縈迴的流水，不可盡其源頭。計研、桑弘羊這些歷史上有名的最善計數的人也不能數出它們筆畫的曲折，離婁這樣歷史上有名的目光最亮的人也不能看出它們結字的間隙。公輸般、舜臣倕這樣有名的巧匠會舉手推讓而不敢稱巧，史籀、沮誦這樣著名的書法家和文字創造者也會拱手而擱筆。今安排典籍之篇目，鮮明美好可供觀賞。鋪陳華麗的文字於潔白精緻的細絹上，供學習書寫書藝的作為樣板。讚揚禮樂教化的豐富蘊含，稱頌此篆書作者之高大手筆。思念文字形體之俯仰有儀，我只舉其大略論之而已。
秦既用小篆，奏疏的事特別多，這種篆字難以寫成，就令服役的隸人幫助抄寫，叫隸字。漢沿用這種字型，惟有符璽、幡信、題署用篆書。隸書，是篆書的簡化。上谷王次仲開始作規範化的隸書，到靈帝好書，當時很多人會書法，而師宜官算是最優秀的，大的呢一字一丈見方，小的呢一寸見方可以寫一千字，因而甚是誇耀自己的才能。有時未帶錢到酒家飲酒，因而在牆壁上作書，請觀看者來付酒錢，計算錢付足了就把字塗抹掉。每作書完就將書寫的木片削碎燒掉，梁鵠就給他增加木片，給他酒飲，等他醉了就拿走木片。梁鵠終於因書法得到了選部尚書的官職。宜官後來做袁術的將領，今天巨鹿郡宋子縣有《耿球碑》，是袁術所立，其書跡很精美，說是宜官所寫。梁鵠投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招求得到梁鵠。梁鵠是做選部官職的。魏武相給他洛陽令而他以為是北部尉，所以懼怕起來就自縛到軍門。魏武就任命他為軍假司馬，在秘書令以勤書奉獻力量，所以今天多有梁鵠的手跡。魏武帝將他的書懸掛在軍賬中，及用釘釘在牆壁上進行觀賞，認為勝過了師宜官，今天宮殿的題署多是梁鵠的書跡。梁鵠適宜作大字，邯鄲淳適宜寫小字，梁鵠說淳得次仲筆法，然則梁鵠的用筆，可說窮盡次仲的筆勢了。梁鵠的弟子毛弘受教於秘書令，今天流行的八分書都是毛弘的筆法。漢末有叫左子邑的，稍與淳、鵠不同，然也有名。魏初時，有鍾繇、胡昭二家為行書法，都從學於劉德升，而鍾氏稍有優異，然也各有其巧妙，今都盛行於世。作《隸勢》云：篆書的變通，是由於隸書，它減損繁文，從此就簡單易行。它的用途既然很大，摹寫物象又有法度，鮮明如星辰陳空，明盛如彩雲布天。它的大字一字一尋見方，小字細如毫髮，字型的大小要根據事情的情況來決定，沒有一陳不變的常制。有的高大寬宏，有的筆畫櫛比排列如針劃裂痕，有的坦平筆直，有的曲折錯雜，有的長斜撇掠如犀角一樣勁利，有的筆勢又迴旋屈折。筆畫長短相稱，字的形體不同而同樣有氣勢。有的重磔輕提，筆畫相離而筆勢不絕。小波多點，排列在字中，像懸鐘的格架已經張設，像庭中照明的火炬已經點燃。有的介那峻岩坎坷不平又高下相連，像那高台連著重疊屋宇，又像那積聚的雲氣籠罩在山頭。遠遠看去，像是飛龍在天；就近察看，就感到心亂目眩，因為那筆畫奇姿變幻，叫人不能窮盡其筆勢的源頭。計研、桑弘羊這樣善計數的人也不能算出它的曲折 ，宰予、端木賜這樣善於辭令的人也說不清那莫測變幻的筆勢。為什麼草書篆書就足可稱道，而隸書就不予宣揚？是不是規模宏大難以看清，或者是奧秘不能傳播？我愉快地沉思詳盡地觀察，略舉大概論說罷了。
漢代興起後有了草書，不知作者的姓名。到章帝時，齊相杜度，號稱善草書。後來有崔瑗、崔寔，也都稱工草書。杜氏殺字很安妥，而書的形體稍瘦；崔氏甚得筆勢，而對字的結構安排和形勢布置略有疏忽。弘農張伯英，專門精練其巧，凡是家裡的衣帛，必先寫字而後漂洗。他臨近池邊學書，池水都黑了。他下筆必為楷模，常說：“匆匆忙忙沒有空作草書。”他作書的片紙都不見遺棄，至今世上非常珍惜他的書法，韋仲將稱他為“草聖”。伯英弟文舒，僅次於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一些人，都是伯英的弟子，有名於世，但遠不及文舒。有羅叔景、趙元嗣二人，與伯英同時，見稱於西州地方，而恃此自許，大家頗有些迷惑不解。所以伯英自稱：“我上比崔、杜不足，下比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也有名，然他雖與崔氏同州，卻不如伯英得他的筆法。崔瑗作《草書》云：文字的產生，開始於倉頡，他描寫那鳥獸蹄迒之跡，用來制定文字。及到後世，典籍越來越多；時世有許多不常見的事，政治有許多權變；官事荒蕪了，因為要抄寫文章。有很多輔佐書寫的隸人，刪簡過去的文字。草書的寫法，大概還要簡略，順應時勢表明意思，用於傖促緊迫之中，功效加快，與篆隸同樣使用，愛惜了時間節省了精力，這些純粹是簡略方面的變化。為什麼一定要堅守古老的體式呢？觀看它的形象，低昂都有它特有的儀態形勢。方呢不合量方形的曲尺，圓呢不合量圓形的圓規。抑左揚右，看去像是傾斜的。像獸踮起腳鳥聳起身子。想要飛走離去；像狡兔突然受驚，將賓士而未賓士。有的（黑知）（黑主）點（黑南）地下點筆勢，形狀像是連珠，筆畫完了而而墨跡相連。蓄積壯氣心情悒鬱不快，縱放出來就會發生奇異的情景。有的像迫近深邃而恐懼戰慄，抵據高處面臨危難；旁點偏斜相附，像螳螂抱著枝條。筆畫完了要回收筆勢。有如將剩餘的線縷纏繞起來。有的如山蜂施放毒氣，沿著那罅隙進行；有的像那騰蛇入穴洞庭湖，頭進去了尾還垂在外面。所以遠看它們，那摧崩的氣勢呀像洶湧的波濤傾岸奔涯湊近去察看它們，一畫也不可易移。它的要妙之處，就在當其時其事而採取的適宜的做法。這裡略舉大概，仿佛就如此吧！
內容思想
衛恆的《四體書勢》，在文字的起源和漢字的構字方面，並沒有超出東漢許慎的認識，一本倉頡造字的說法，並完全沿襲許慎的“六義”之說，也認為漢字是通過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等六種方式構成的。值得指出的是，他在敘述字型由古文、篆書、隸書直到楷書、行書、草書的發展過程中，注意到漢字字形由繁到簡，由難到易的不斷簡化的規律，以及這種變化發展的社會原因。他在《四體書勢》中說，秦以前的籀文，字型繁難，再加六國分裂，文字各異，難以識認，所以到秦國統一，由李斯作《倉頡篇》，胡毋敬作《博學篇》、趙高作《愛歷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成為小篆。“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日隸宇”。“隸書者，篆之捷也”。這就是說，隸書是篆字的簡捷寫法，所以有篆字向隸書的轉化，是當時用字繁多，篆書很難適應各種詔令奏議的書寫。正因為隸書的簡捷易書，因而，“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說明了隸書逐漸代替篆字而大行於世的原因。 草書、楷書代替隸書而興起，也經歷了一個自身發展演變的過程。在《四體書勢》中，衛恆引東漢崔瑗的《草書勢》加以說明，崔璦在這裡說，隸書是對前此字形的簡化，而“草書之法，蓋又簡略”。其所以有這樣—個簡化的過程，是因為“時之多僻，政之多權，” “應時諭指，用於卒迫”，繁重的抄寫任務，不得不使人變化筆勢，以求其迅捷。可這樣一來，大家都感到草書寫起來， “兼功並用，愛日省力”，逐漸成為習慣，反倒覺得字型就不一定拘泥於古式了．
對於字形字型的發展變化規律，衛恆的總結無疑是正確的，儘管他引述了別人的觀點，說明他對這種看法是贊同的。從這些議論中，也能夠使人們了解到漢字字形發展的大致輪廓。除了這些之外，衛恆在《四體書勢》中還對篆、隸、行、草等各體書法家的書法藝術作了比較，真正把書法提高到藝術上來。在秦的小篆的書寫藝術上，他認為當首推秦朝的李斯。到了漢朝，有扶風人曹喜也善寫篆體，其筆法與李斯少異：曹魏時期以曹喜為師而寫篆體的是邯鄲淳，他善於領略篆書的精妙之處，篆書寫得很似曹喜；而韋誕以邯鄲淳為師，寫得卻不及邯鄲淖。至於東漢末年的蔡邕， “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閒理不如淳也，”他認為，蔡邕所說的篆體“形要妙，巧入神”，應該是篆體的精髓，只有把握這一點，才能達到藝術的高度。
談到楷書、行書，他推崇東漢師宣官的楷書，說他的楷書“大則—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有筆法：而梁鵠暗暗模仿他的筆法，又勝於師宣官。至於行書，他也讚揚曹魏時鐘繇的書法。
對於草書體的書寫，他更有較詳細的評述。他認為，東漢時期的杜度、崔璦、崔寔，都善寫草書，“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而草書最稱精巧者，要數弘農的張伯英，他“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室其書”，因而號為“草聖”。張伯英弟子很多，但沒有一個比得上他。與張伯英同時期的其他草書家，都不如張伯英得草書之法。
衛恆的上述這些議論，概括了西晉以前書法發展的情況，在今天看來，因為魏晉墨跡殆盡，就更顯得它的寶貴。同時，在《四體書勢》中，他也引用魏晉以來一些書法家對各種字型筆法的闡述，形象而生動地層示了篆、隸、行、草各種書體的筆法勢態，給人以一種美的享受，因為到了西晉，現行的所謂真、草、隸、篆等字型已經形成，各種字型的書法家紛然出現，使得這一時期的書法藝術達到了相當高的境界，所以，他對這一時期的整個書法藝術特別讚賞，說是“籀篆益其子孫，隸草乃其會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可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