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冀朝鼎1918年組織暑假修業團，任社長。
1919年參加北京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在六三大宣傳中被捕。參與組織校學生自
治會，任評議部委員，成立唯真學會，編輯出版《清華通俗周刊》，並組織工讀團。
1924年秋畢業赴美國留學，考入芝加哥大學攻讀歷史學。
1926年參加留美學生和華僑回響上海五卅運動的反帝愛國活動，任《芝城僑聲報》編輯，並被推選為大學國際學生會委員長及會計。同年冬被選為芝加哥中國留學生會會長，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和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
1927年前往歐洲出席世界反帝、反殖民主義大同盟大會，經與會的中共代表團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參與組織美國共產黨中央中國局，任委員兼《先鋒報》編輯。
1928年被組織派回國參加鬥爭，途經莫斯科見到周恩來，改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不久參加中共出席共產國際六大代表團工作，隨後調任中國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鄧中夏的秘書兼翻譯。
1929年被派到美國，參加美共《工人日報》和美共中國局工作，創辦《今日中國》和《美亞雜誌》。同時繼續攻讀經濟學，撰寫出《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專論，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此後應聘在美國各大學講學，曾在太平洋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作為留美學生代表曾回國考察。
1941年回國，被中共組織派到國民政府從事經濟工作。先後任平準基金會秘書長、國民政府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處長，併兼任聖約翰大學、暨南大學商學院教授等。抗日戰爭勝利後任中央銀行稽核處處長，到上海接收日、偽金融機構。他利用合法身份和經常接近國民黨要人的機會，為中共中央提供了許多重要經濟情報，為解放區購買醫藥器械，掩護許多地下黨員工作。
1948年到北平任“華北剿總”經濟處處長，曾數次與傅作義商談和平解決北平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副主席兼中國人民銀行副董事長、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副會長等職，創辦並主持貿促會研究室工作。曾多次率外貿代表團赴西歐訪問和舉辦展覽，被譽為“中國最幹練的經濟學家”。
1963年8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三通幹部
冀朝鼎的確是共產黨難得的一個“三通”幹部。因為他是：英文通、美國通、國民黨通。英文通
冀朝鼎在清華念書的時候，就打下了英文寫、說的基礎。在美國時，他經常在民眾集會上用英語發表演說，用英語與人辯論。他在美共《工人日報》當了十年的編輯，用英文寫了不少文章。這就說明他的英文功底很好，造詣高深。解放後他被委任為“毛選英譯委員會”成員，參與毛選英文譯文的審稿定稿工作。這個“毛選英譯委員會”主任就是冀朝鼎當年在清華和美國同學共事的老戰友徐永煐同志，其他成員有：金岳霖、錢鍾書、王佐良、鄭儒箴、唐明照、浦壽昌、章漢夫等；還有一些外國專家，如：愛潑斯坦（IsraelEpstein）、愛德勒（SolomonAdler）、柯弗蘭（FrankCoe）、夏皮洛（MichaelShapiro）等。英譯委員會的外國專家們都十分佩服冀博士的英文水平。愛潑斯坦稱讚他“精通（中英）兩種語文”。李騰伯格（SidneyLittenberg）說，冀朝鼎是最善於遣詞用語的人；他儘量要把譯文修飾得通順、生動和具有說服力。美國通
冀朝鼎先後在美國呆了17年。他在大學念過書，當過中學、職工學校教員，參加了許多民眾活動，經常在集會上用英語發表富有鼓動性的演說。他在美國的政治、經濟、學術界均有廣泛的關係。因此對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情況都很了解。國民黨通
在國民黨內，冀朝鼎是孔祥熙的親信，在政經學術各界都有不少熟人和朋友，如宋子文、翁文灝、胡適、蔣廷黼、陳光甫、貝祖眙、席德懋等都有交往，同許多達官貴人，過從甚密。他是我們黨在國民黨內部鑽得很深、接觸很廣的人。加之他在國民黨政府內身兼許多要職，當然對國民黨政府的內幕和社會各方面的情況都十分清楚。經濟間諜
他給國民政府的這些“禍國”建議很簡單：與民爭利。直到死後46年，他對創建這個國家所作的真正貢獻，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仍然是個謎。
與周恩來
1963年8月13日，副部級幹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主席冀朝鼎的追悼會，在北京首都劇場舉行。周恩來、陳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詞。這種規格顯然超出慣例。周恩來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級，廖訓振說：“也只有周恩來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
與陳立夫
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在以《成敗之鑑》為題的回憶錄中，專辟一節寫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禍國陰謀之得逞。”在這本近500頁的書籍中，為共產黨人開闢章節的，只此一例。
秘密身份
1939年底，中國環球進出口公司負責人陳光甫，在紐約的一家中餐館面試了一名36歲的應聘者。環球公司是國民黨政府專為促進中美貿易設立的國營企業，陳光甫則是擁有中將軍銜的國民政府大本營貿易委員會主任委員。
應聘者冀朝鼎，此時已在美國學界小有名氣。他從清華畢業後赴美，先後在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名校就讀，並獲法學博士和經濟學博士。
冀朝鼎的經濟學博士論文《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給他帶來了巨大聲譽。
根據陳光甫向友人講述，美國財政部的官員愛德爾向他介紹了冀朝鼎。
愛德爾1935年開始為美國共產黨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專門去北京大學拜訪了李大釗。這是他第一次和共產黨人接觸。冀朝鼎後來告訴廖訓振，這次見面讓他難忘，“暢談一次，印象很深”。
3年後，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魯塞爾參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會時加入共產黨，成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學生。後來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並為參加共產國際會議的中共代表鄧中夏等做秘書和翻譯。
1929年，經周恩來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國。
也許是組織授意，冀朝鼎結識了美國財政部貨幣研究室的柯弗蘭，並發展他加入了美國共產黨。柯弗蘭又將冀朝鼎介紹給美國財政部的經濟學家，其中包括羅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的助手白勞德。
這些對美國財政政策擁有發言權的學者們很快發現，年輕的冀朝鼎對中國形勢的分析判斷總是十分可靠，於是將其意見作為自己對華政策的依據。
後來冀朝鼎告訴廖訓振，他當時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國政府，這些對中國問題的預測和意見就來自延安，當然十分準確。
精明勤奮的冀朝鼎很快就獲得了陳光甫的信任，並擔任環球公司總務處主任。
貨幣政策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國民政府失去了與美國進行貿易的東南亞通道，陳光甫受命回國，冀朝鼎作為他的私人秘書同行。返回國內，最終導致了冀朝鼎與美國妻子的分離：她無法適應中國的生活。但冀朝鼎還是堅持了自己的選擇，因為這是來自延安的指示。
回國後，冀朝鼎逐漸脫離了陳光甫，開始接近陳光甫的政敵、國民政府的實力派人物——財政部長孔祥熙。
與孔祥熙
冀朝鼎與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親還曾是孔祥熙的老師。冀朝鼎回到重慶後，就住在孔祥熙公館。和他同住的還有已擔任美國使館經濟參贊的愛德爾。他們經常陪孔夫人宋藹齡打牌，這被陳光甫斥責為“不做工作”。顯然，陳光甫並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廖訓振說，冀朝鼎生前曾告訴他，當時他白天通過美國使館獲得了大量情報，晚上就化裝直接找周恩來匯報。
冀朝鼎回國後在“平準基金委員會”任職，這個基金會用美國提供的外匯來穩定國民政府貨幣。冀朝鼎任秘書長，陳光甫任主任。
結果由於孔祥熙的推動和美國方面的認可，冀朝鼎最終主導了擁有一億美元基金的平準基金會。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為中央銀行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並帶他參加了創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會議。
由於法幣與外匯具有密切的關聯，領導外匯核心部門的冀朝鼎，開始對國民政府的貨幣政策具有相當重要的發言權。他逐漸成為國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經濟學家。連他參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冀朝鑄也說：“大哥是跟國民黨走的，我自己則是一心嚮往革命的。”
根據美國學者拉鐵摩爾的回憶錄，蔣介石並非不了解冀朝鼎的馬克思主義背景。他解釋說，蔣介石構想，抗戰結束後中國將依賴美國，因此迫切需要了解資本主義的經濟專家。
與共產黨
1946年，內戰爆發。周恩來在撤回延安前通過鄧穎超給冀朝鼎留了一封書信。信上說：茲際時局嚴重，國運益艱，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時，深望能作更多貢獻。“損害國家和損害政府信用的壞主意”
陳立夫對於冀朝鼎在內戰期間的作為充滿憤怒。
他在回憶錄中說，抗戰期間就知道冀朝鼎和共產黨有關係，但是孔祥熙和後來任行政院長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陳立夫負責的中統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產黨。一天凌晨2點，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處當面質問，冀朝鼎從容應答：“老伯，我跟隨您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產黨。”
孔祥熙沉吟許久，說：“我看不像。”
陳立夫認為，宋子文一直在國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這個人英文不錯，可能投其所好。孔、宋兩人都因冀很能幹，結果冀為共產黨在我方財政方針任設計工作。他專門替孔、宋出壞主意，都是損害國家和損害政府信用的壞主意”。
他舉例說，抗戰結束後，宋子文主政的財政部提出以200元偽幣兌換1元法幣。結果國民政府盡收淪陷區的財富，卻盡失人心。
陳立夫認為，這些政策是“經過中央會議決定的，竟把我們趕出大陸了。因為那時老百姓對我們失望極了，心想換一個政府看看，或許還有希望，這種心理就幫助了共產黨成功。”
後來國民政府發行黃金儲蓄券，因財力緊張，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還本。陳立夫一再反對，並提出用第二期增發來全額贖回第一期。
“但蔣公太相信宋了，他總認為宋是財經專家。”宋說沒有其他辦法就沒有其他辦法，“從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掃地”。
後來國民政府又發行過美元儲蓄券，到期後應以美元贖回，宋子文卻不予兌現。
根據陳立夫講述，“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壞主意”。
與民爭利
到國民政府統治末期，冀朝鼎參與了號稱世界最大幣改的金圓券改革。按照設計，國民政府用金圓券強制收兌法幣、特別是金銀及外幣。“與民爭利”達到了瘋狂的地步。著名美國學者費正清後來分析說，當時最反共的城市上層中產階級，手中剩下的少許余財被束縛在金圓券上，平民百姓對國民黨事業的最後一點支持，也同金圓券一樣化為烏有。
不過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國民政府經濟通脹的建議有多少來自西柏坡，仍然不為外人所知。
30年代開始從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之子、軍事專家羅援稱：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國，他建議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使其爆發了更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導致經濟崩潰，加速了國民黨統治的覆滅。
金圓券崩潰之時，冀朝鼎已受山西同鄉傅作義邀請飛赴北平，擔任華北“剿總”司令部經濟處處長。他此行也是專門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義。後來，傅作義就是在冀家北京的老宅里決定起義的。
冀朝鼎曾向廖訓振講起北平剛剛和平解放時的一件趣事：當時他還沒來得及換裝，穿著國民黨呢子軍裝、坐著美軍吉普車出門，結果被解放軍抓住，以為他是漏網的國民黨高級軍官。
情況匯報到負責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劉仁那裡，他立刻讓放人。從此，冀朝鼎的共產黨身份才正式曝光。
“這讓國民黨大吃一驚，美國人大吃一驚，我們自己的同志也大吃一驚。”廖訓振說。
冀朝鼎在1949年之後最重要的工作，還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關係，突破對新中國的經濟封鎖，並建立了新中國的外貿體制。1963年8月8日，正準備出訪阿爾及利亞的冀朝鼎因突發腦溢血，暈倒在辦公室。次日中午去世。《瞭望東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