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起源一
又傳說，大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陽，荊山腳下的焦岱湖就被人們稱作“鼎湖”。這在典籍《說文》中記載：“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漢朝時期的漢武帝抱病後，就居於鼎湖宮。
中國歷代古籍中所指的荊山，皆是指關中地區的荊山。例如據史籍《漢書·地理志》等眾多古代地理志記載，荊山當在岐山和黃河之間，也就是今天的渭北荊山原。“荊山之陽”在荊山原南，就是今陝西省西安市閻良區的荊山。
因此，夏禹當在今陝西省西安市閻良區的荊山“鑄鼎”，絕非在今湖北省武當山東南的荊山，也非今河南省靈寶縣閿鄉的荊山，亦非今安徽省懷遠縣的荊山，更非今廣東省肇慶市的鼎湖山，因為夏禹、黃帝的勢力範圍從來就未到過嶺南地區。
荊山原上，葬有漢高祖劉邦的父親(漢太上陵)、大唐王朝的開國皇帝唐高祖李淵(唐獻陵)、唐武宗李炎(唐端陵)和唐敬宗李湛(唐莊陵)。
古代，居於荊山、鼎湖地區的住民，有以帝王鑄鼎之史為姓氏者，稱鼎氏，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起源二
不過，在史籍《左傳·宣三年》中記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
比較起來，作為民族精神的表征，本書還是崇尚比《史記》更加古老和原始的記載，即鼎為夏禹始鑄。不過，不論是誰先鑄造的大鼎，以鼎為國家之表，都是中華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徵。
實際上，代表國家象徵的鼎一共有十二座，而不是人們流傳的“九鼎”。這在典籍《周禮·天官·膳夫》中即有記載：“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鼎有十二，牢鼎九，陪鼎三。”也就是說，當君王即位登基之時，一共要抬出十二座鼎，其中代表荊、梁、雍、豫、徐、青、揚、兗、冀九州大地的鼎為九座，稱為“牢鼎”，義示“九州大地江山牢固”，而代表君、臣、民的鼎有三座，稱為“陪鼎”，義示“君為臣之陪，臣為民之陪，民為國之陪”。
由於“鼎”代表了國祚、代表了社稷，是國家的象徵，因此在兩周時期，輔佐周王朝和各諸侯國的主政大臣，亦稱作鼎鼐(國相)、鼎台(宰輔)、鼎臣(宰相)等。
在鼎鼐、鼎台、鼎臣等的後裔子孫中，有以先祖的官位稱號位姓氏者，省文簡稱鼎氏。
起源三
在春秋戰國至秦朝時期，人們稱城郭的東門為鼎門，因為當年大禹鑄九鼎之後，鼎是從城池的東門運入城中的。例如，在史籍《後漢·郡國志》中就記載：“雒陽東城曰鼎門。”
在古代居於城郭東門區域的住民中，有以城門別稱位姓氏者，稱鼎門氏，後省文簡化為單姓鼎氏、門氏。
起源四
鼎官，是周王朝時期的官名。在史籍《前漢·東方朔傳》中記載：“夏育為鼎官。殿前舉鼎者也。”
在夏、商、周乃至戰國時期，歷代皆有護鼎之官，稱作“鼎鉉舒”，俗稱“鼎官”。
夏育，是春秋時期的衛國勇士，也是大力士，他在周王朝殿堂前將千斤重的鼎舉了起來，還能將強健的大公牛的尾巴活活拽下來，國君為之驚嘆，封其為鼎官。在史籍《史記·范雎蔡澤列傳》重記載：“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在典籍《裴駰集解》中引《漢書音義》注釋：“或雲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晉朝道祖葛洪在《抱朴子·辨問》中解釋：“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後世人將“夏育”、“杜回”、“鼎官”等作為大勇士的代稱。
在夏育的後裔子孫中，有以先祖的官職稱謂為姓氏者，稱鼎官氏，後省文簡化為單姓鼎氏、官氏等。
起源五
秦悼武烈王嬴盪身高體壯，勇力超人。他重武好戰，常以鬥力為樂，凡是勇力過人者，他都提拔為將軍，置於身邊。當時的烏獲和任鄙皆以勇猛力大聞名，秦武王就破例提拔為將，並給予高秩厚祿。
有齊國人孟賁，力大無窮，勇冠海岱：陸行不怕虎狼，水行不避蛟龍，一人同時可制服兩頭野牛。孟賁聽說秦武王重用天下勇士，便趕赴鹹陽面見秦武王。秦武王考驗之下，孟賁比烏獲、任鄙還厲害，因此當即被任命為大將，與烏獲、任鄙享受一樣的待遇。
周郝王姬延九年(秦悼武烈王四年，公元前307年)，雄心勃勃的秦武王嬴盪率領孟賁、烏獲、任鄙等隨從到東周都城洛陽觀看九鼎，這九鼎代表九州，上鎦刻有各州的山川、人物、土地貢賦之數。
秦武王逐個審視，在看到雍州鼎時，對眾臣說：“這鼎有人舉過嗎？”
鼎官回答說：“自從有鼎以來，沒有聽說也沒有人見過舉起這隻鼎，這鼎重達千鈞，誰能舉得起呀！”
秦武王問任鄙、孟賁二將：“你們兩個人，能舉起這鼎嗎？”
任鄙知道秦武王恃力好勝，婉言辭謝：“臣只能舉百鈞之物。這鼎重千鈞，臣不能勝任。”
而孟賁則伸出兩臂走到鼎前，說：“讓臣試舉，若舉不起來，不要怪罪。”說罷，緊束腰帶，挽起雙袖，手抓兩個鼎耳，大喝一聲“起！”只見那雍州鼎被孟賁抬離地面半尺高，就重重地落下。孟賁感到一陣暈眩，站立不住，幸被左右拉住，沒有倒莊地上。
秦武王看了發笑：“你都能把鼎舉離地面，難道寡人還不如你嗎？”
任鄙勸道：“大王萬乘之軀，不要輕易試力”。
秦武王固執不聽，卸下錦袍王帶，束緊腰帶，大踏步上前。任鄙拉著秦武王苦苦勸阻，武王生氣地說：“你不能舉，還不願意寡人舉嗎？”任鄙不敢再勸。
秦武王伸手抓住鼎耳，心想：“孟賁只能舉起地面，我舉起後應移動幾步，才能顯出高低”。於是，深吸一口氣，使出乎生力氣，喝聲：“起！”雍州鼎也被舉起半尺，秦武王接著移動左腳，不料右腳獨力難支，身子一歪，鼎落地面，正砸到右腳上。秦武王慘叫一聲，倒在地上。眾人慌忙上前把鼎搬開，只見秦武王右腳足骨被壓碎，鮮血流了一灘。等到太醫們趕來時，秦武王已昏迷不省人事了，但仍然在自言自語；“心愿已了，雖死無恨。”入夜，秦武王氣絕而薨。周赧王聞報大驚，親往哭吊。
右丞相樗里疾護秦武王之棺回鹹陽，立秦武王的異母弟贏稷為王，是為秦昭襄王。安葬完畢之後，樗里疾追究責任，將孟賁五馬分屍；獎勵任鄙勸諫之能，升為漢中太守；同時諫議秦昭襄王，追究左丞相甘茂聳恿秦武王入周觀鼎之罪。
這件事在戰國歷史上稱為“舉鼎絕臏”。
孟賁死得冤枉之極，因此在孟賁的後裔子孫和族人中，有以“舉鼎絕臏”這一歷史事件為姓氏者，稱鼎絕氏，後省文簡化為單姓鼎氏。
起源六
源於姬姓，出自西漢朝中期的重臣匡衡，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
匡衡，字鼎，後字稚圭，東海承縣人，就是今天山東省的棗莊市嶧城區，一說是東海蘭陵人，即今山東省的蒼山縣魯城鄉，是著名的西漢經學家。
匡衡自幼勤奮好學，但由於家貧，晚上連油燈也點不起，他見鄰居家燈火通明，就在自己家牆上鑿了一個小孔，讓燈光透過來藉以刻苦讀書。歷史上流傳千古的“鑿壁偷光”故事即由此而來。同鄉里有一大戶，家中豪富，藏書很多，匡衡便自願為其做傭工，不要報酬。富戶感到奇怪，問他緣故，匡衡表示願讀盡其藏書。富戶聽後頗為感嘆，遂取出藏書供匡衡攻讀。
頑強的學習毅力使匡衡獲得了淵博的學識，後來他跟著名學者后蒼學經，對《詩經》有深刻研究，特別對經學有精闢的見解，當時流傳著“匡衡說詩，解人頤”。匡衡善於講《詩》。一次他與別人講《詩》時，相互駁難，別人被說得啞口無言，只好慌忙地穿著鞋溜走了。
由於才智過人，博古通今，經學絕倫，被大漢朝廷看中，後來匡衡功成名就，位列三公，在漢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成為一代宰相。匡衡開始只做了個小官，地位不高，加之漢宣帝劉詢不大喜歡儒生，便被派到地方上任職。為此，當時長安城內很多學者給漢宣帝劉詢上書，請求將其留在京城，但未被漢宣帝沒被採納。
漢元帝劉奭即位後，匡衡因知識淵博而被調回京都。漢元帝經常讓其對國家大事發表意見，他也曾上書給漢元帝，指出：百姓生活十分貧困，而許多官吏卻貪贓枉法，大肆搜括民財，一味追求享受；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不顧廉恥，大搞裙帶關係，阿諛奉承等。匡衡建議朝廷壓縮開支，考訂國家制度，整頓朝綱。這個建議得到漢元帝的重視和採納，卻收效甚微。
匡衡後來歷官博士、給事中、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光祿勛、御史大夫，丞相。最後被晉封為樂安侯。但是在匡衡當了丞相後，卻對專權宦官不敢揭露鬥爭。直到漢元帝逝世後宦官失寵，他才大著膽子上書彈劫宦官，因此受到朝廷眾大臣指責和非議。匡衡因而在羞愧中辭去承相之職。
後來，匡衡明知百姓疾苦，卻自己大量強行占有土地達兩萬三千頃。因此，漢成帝劉驁認為匡衡“言實不符，以權謀私，背法而不合春秋之義”，遂將其罷官貶為庶民，他于歸家後不幾年就病逝了。不過，匡衡“鑿壁偷光”的故事卻在千百年來激勵著歷代莘莘學子們。
在史籍《西京雜記》中記載：“鼎，匡衡小名也。”在史籍《前漢·匡衡傳注》中也記載：“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狀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
在匡衡的後裔子孫中，有以先祖小名“鼎”為姓氏者，稱鼎氏。
起源七
源於封建制度，出自隋朝時期創建的科舉制，屬於以官職稱號為氏。
隋朝時代，與隋文帝開鑿大運河同時實行的另一項促進民族大融合的措施就是科舉制。
科舉制度始於隋文帝楊堅，隋文帝為了國祚興盛，民族團結，規定不分出身和民族，皆按考試成績選拔國家官員。後來的隋煬帝楊廣將科舉制度推廣和普及，希望通過這一制度解釋江南漢人的不滿情緒，給中下層讀書人提供入仕之途。考生不分出身，地位一律平等。考試是在小屋中進行的，考生往往一連考上幾天，中途不許離開這些屋子。
科舉制度，一直延續到公元二十世紀初期，是古代讀書人成為國家官員的一道龍門。中榜者的名字被高高張貼，有很多人去觀看。從隋王朝起採用的這套科舉制度為國家選拔官員提供了依據。從此以後，所有的歷代朝廷官員包括地方長官都必須是科舉合格者。由於一旦考中便可以衣錦還鄉，享受榮華，所以有不少人考到白髮蒼蒼。
中國的科舉制度不論民族、出身，而是憑能力選拔官員，形成封建社會所能採用的最公平的人才選拔形式，為封建王朝吸收大量中下層社會的優秀人士進入統治集團提供了條件。
在科舉過程中，隋煬帝楊廣將一甲殿試中的前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稱作“鼎甲”，蓋因鼎有三足，而在一甲中皇帝只取前三名，故而稱一甲為“鼎甲”，後世稱“三鼎甲”。
科舉製成了隋朝以後歷代封建王朝選拔人才的重要措施和用人的支柱，在唐朝時期，科舉制度基礎上的人事體系逐漸完善，狀元、榜眼、探花經基層歷練後，大多成為帝王宮婿(駙馬)、王公府婿(郡馬)、朝廷重臣等。
在“三鼎甲”的後裔子孫中，有以先祖的榮耀歷史為姓氏者，稱鼎氏。
淵源八
源於地名，出自宋、元朝時期的鼎州，屬於以居邑名稱為氏。
鼎州，亦稱鼎城，古稱嵩州，
秦昭襄王嬴則三十年(公元前277年），蜀郡守張若“伐取巫郡及江南”，建築城池，稱張若城，隸屬於黔中郡。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分天下置三十六郡，在黔中郡內置臨沅縣。黔中郡治在沅陵西境，臨沅縣治在今常德市區內。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改黔中郡為武陵郡，張若城改稱武陵城。隋文帝楊堅開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改置為朗州，治所在武陵縣(今湖南常德)。宋真宗趙恆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朗州為鼎州。
鼎州既是古代南北的交通樞紐，又是上溯黔東，下達蘇皖的運輸要道，素有“荊楚唇齒”、“滇黔咽喉”之稱，又是江南聞名遐邇的“魚米之鄉”。
元朝時期，蒙古大軍攻克鼎州，在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設常德府安撫司，後在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為常德路總管府。其時有原南宋鼎州住民以故居地名稱“鼎州”為姓氏者，稱鼎氏。
起源九
源於回族，出自元朝時期散曲家玉元鼎，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
元朝時期，有著名的元散曲家阿魯丁，他後來後改漢名為玉元鼎。
玉元鼎是元朝至治、天曆年間人（公元1321～1330年），曾為翰林學士。
在史籍《吳文正公集·玉元鼎字說》中記載：“學者阿魯丁，以玉氏，以元鼎字。其先西域人也，始祖玉速阿刺，從太祖皇帝出征，同飲黑河之水，為勛舊世臣家，名載國史。”
玉元鼎所作的散曲，今存小令七首，套數二套；或寫景狀物，或吟詠閨情，詞皆流美，用韻響亮，風格明麗委婉。元朝史籍中的《松雪齋文集·古今歷代啟蒙序》即為王元鼎所作，略云：“金陵玉君元鼎，取自三皇五帝以來事跡，編為四言，又韻其語，欲以教童蒙，使之誦習，俾知古今。攜以見示，求為序引。蓋自唐李翰已有《蒙求》矣。然不若王君所編為包括古今，該備治亂，不悖於先儒之論議，於國小不為無補。然余疾讀一過，猶以事跡之繁非童子所能悉者，雖成人亦可讀之以為歷代史記之目也。若王君之用心不既勤矣乎？敬題卷首而歸之。”元朝學者夏庭芝在《青樓集》中還記載了玉元鼎曾與當時的雜劇演員順時秀交往甚密，並說玉元鼎是一位嘲風弄月、惜玉憐香的風流文士。
回回玉元鼎的後裔子孫主要分布在雲南地區，以先祖名字漢化為姓氏，有稱玉氏者，也有稱鼎氏、元氏者。
淵源十
源於滿族，出自金國時期女真獨鼎部，屬於以部落名稱漢化為氏。
據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滿洲八旗姓》記載：
①滿族都克達氏，源於金國時期女真獨鼎部，以姓為氏，滿語為Dukda Hala，世居留福村(今俄羅斯興凱湖勒富河流域)，是滿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清朝中葉以後，多冠漢姓為鼎氏、都氏、山氏等。
②滿族瑚鼎氏，滿語為Huding Hala，世居和羅山秦(今俄羅斯霍爾河流域南岸)，清朝中葉以後，多冠漢姓為鼎氏、胡氏。
鼎姓郡望
鼎 州：亦稱武陵、朗州，即今湖南省常德市。公元前三十萬年，常德地區就有原始人群在沅、澧二水流域的平原山川生活、聚居。澧縣澧南鄉、張公廟鎮、津市市窯坡鄉、石門渫水下游一帶以及鼎城區灌溪鎮崗市等處有舊石器時代的遺蹟四十多處，經挖掘出土的石器有石片、石錘、石球、尖狀器、砍砸器等。原始人利用這些簡陋的原始工具採集果實，獵取野獸。澧縣彭頭山遺址的發掘證明，距今九千年前，常德開始進入新石器時代，這時期的原始人已掌握了石器磨製和陶器製作技術。距今七千多年的石門皂市下層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早期文化的代表之一。這時期生產工具已有河卵石加工磨製的斧、鑿等砍伐用具和魚網墜，並已掌握了原始制陶技術，生產簡單的飲食器皿。距今六千五百多年的安鄉湯家崗遺址，反映了常德當時以母性為主導地位的母系氏族社會的繁榮生活。距今無前多年的安鄉劃城崗遺址，是常德進入父系氏族社會的有力證明。這時期生產工具大為改進，石器鑽孔、切割和拋光技術比較成熟，陶器普遍採用慢輪修整。商周時期，常德境內人丁興旺，經濟繁榮。全市共有商周時期遺址五百五十多處，出土物有鏃、簪、魚鉤、熔銅爐等。春秋戰國是歷史上社會變革時期，常德境內有上千戰國墓，有澧縣雞叫城、桃源菜菱城、臨澧宋玉城等戰國時期的城址。常德(今常德市、縣)在歷史上有過臨沅縣、武陵縣、常德縣等名稱，先後隸屬於武陵郡、建平郡、武州、沅州、朗州、嵩州、鼎州、常德路、常德府、武陵道、常德專區等縣以上行政機構。楚頃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蜀郡守張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在今常德城東築程以守。常德有城，自此開始。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分天下置三十六郡，在黔中郡內置臨沅縣。黔中郡治在沅陵西境，臨沅縣治在今常德市區內。西漢初時，仍稱臨沅縣。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改黔中郡為武陵郡，郡治駐義陵(今漵浦)，臨沅縣屬武陵郡。漢武帝分天下為十三部州，武陵郡屬荊州。新莽時期(公元9～23年)，改臨沅縣為監沅縣，改武陵郡為建平郡。東漢建武六年(公元30年)，監沅縣復稱臨沅縣，建平郡復稱武陵郡。東漢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武陵郡治移駐臨沅縣，此為設常德郡治之始。同時分臨沅縣沅水以南之地另置沅南縣。東漢陽嘉三年(公元134年)，荊州刺史改治漢壽(今常德縣斷港頭鄉)。東漢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武陵郡為後蜀攻占。東漢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與孫權分荊州，武陵郡屬劉備，臨沅縣仍屬武陵郡。東漢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孫吳奪取荊州，武陵郡屬吳。三國時仍之。兩晉時期，臨沅屬荊州武陵郡，郡治在臨沅縣，州治在武陵。南北朝宋、齊時代，臨沅縣屬郢州武陵郡。南朝陳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合荊州、郢州各一部沒武州，臨沅縣屬武州武陵郡。陳宣帝太建七年(公元575年)，武州改名沅州，臨沅縣屬沅州武陵郡，陳代的郡治、州治均設於臨沅縣。隋朝初期實行州縣二級制。隋文帝開皇九年(公元589年)，臨沅、漢壽、沅南三縣合併，改為武陵縣，是為武陵縣之始，直到中華民國二年改名常德縣，武陵縣一名沿用了一千三百三十四年。同年，武陵郡改名嵩州，隋文帝開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改置為朗州，治所在武陵縣(今湖南常德)，轄武陵、龍陽二縣，州治在武陵縣。隋煬帝大業初年，又改朗州為武陵郡，仍轄原武陵縣、龍陽縣。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廢武陵郡置朗州。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分天下為十道，朗州屬江南西道。唐天寶元年(公元724年)，又改朗州為武陵郡，改屬山南東道。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復為朗州。五代時期，武陵縣隸於楚的朗州。宋朝初年，武陵縣隸於朗州，屬荊湖北路。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武陵縣西境置桃源縣。北宋真宗趙恆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朗州為鼎州，改澧州為澧陽軍州，均隸屬荊湖北路。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升鼎州團練為常德軍節度使。“常德”取孔穎達《詩經·大雅·常武疏》：“言命譴將帥，修戎兵戎，無所暴虐，民得就業，此事可常為法，是有常德也”，“常德”之名始於此。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改鼎州軍為常德府，武陵縣為其屬縣。自南宋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始，為荊湖北路安撫使治所。元朝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設常德府安撫司。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為常德路總管府，屬湖廣行中書省，領武陵縣、桃源縣、龍陽縣、沅江縣。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864年)，明太祖朱元璋的軍隊攻克湘北，又改常德路為常德府，仍領上述四縣。明朝時期，武陵縣為常德府治，隸屬湖廣布政使司。清朝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分置湖南布政使司，常德為湖南布政使司岳常澧道常德府，至清查朝末期，常德府轄武陵、桃源、龍陽、沅江四縣；直隸澧州轄石門、慈利、安鄉、安福、永定五縣。民國二年(公元1913年)，廢府，改武陵縣為常德縣。民國三年(公元1914年)於常德城設定武陵道。民國五年(公元1916年)撤銷武陵道，常德縣改隸湘江道。民國十一年，撤湖南道制，僅存省、縣兩級，常德縣屬湖南省直轄。民國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湖南分為九個行政督察區，常德縣屬第二區，專員公署駐常德城。民國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全省改設十個行政督察區，常德為第四區。民國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7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常德城。1949年設常德專區，專署駐常德縣。轄常德、臨澧、澧縣、安鄉、南縣、華容、桃源、慈利、石門等九縣。1950年由常德縣析置常德市，由澧縣析置津市市，常德專署駐常德市，轄兩市、九縣。1952年原益陽專區所屬益陽市及益陽、沅江、安化、漢壽、桃江(駐桃江鎮)五縣劃入常德專區，轄三市、十四縣。1953年常德、益陽、津市三市改由省直轄。1958年常德、益陽、津市三市劃歸常德專署領導。1959年常德市交由常德縣領導；益陽市交由益陽縣領導；津市市交由澧縣領導。1961年常德縣領導的常德市、益陽縣領導的益陽市、澧縣領導的津市市均交由常德專署領導。1962年將益陽市及益陽、華容、沅江、南縣、安化、桃江等六縣劃歸益陽專區，常德專區轄兩市、八縣。1963年撤銷津市市，併入澧縣，常德專區轄一市、八縣。1970年常德專區改稱常德地區，地區駐常德市。轄常德市及常德(駐常德市)、臨澧、澧縣、安鄉、漢壽、桃源、慈利、石門等八縣。1979年恢復津市市，常德地區轄兩市、八縣。1988年1月23日，國務院批准(國函[1988]18號)檔案，撤銷常德地區和常德縣，常德市升格為地級市。常德市設立武陵、鼎城兩區。武陵區的範圍包括原常德市和常德縣的武陵、斗母湖、河洑、石門橋四個鎮和丹洲、康家吉、南坪崗、河洑、蘆獲山五個鄉；原常德縣其餘的三十六個鄉鎮為鼎城區的行政區域。常德市轄桃源、石門、灃縣、漢壽、慈利、臨灃、安鄉七縣。津市市由省直轄。截至2004年12月31日，常德市轄兩個市轄區、六個縣，代管一個縣級市；全市共有十個街道、一百零四個鎮、一百零六個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