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最近西方一些國家政要和學者拋出的“中國經濟責任論”中，“儲蓄國責任論”是重要一環。按照所謂的 “儲蓄國責任論”，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過度儲蓄，並將這些儲蓄以較低的利率借貸給美國等低儲蓄國家，而資金的易得性又鼓勵這些國家消費者過度消費和投資者購買高風險資產，由此吹大經濟泡沫並最終導致金融危機。不僅如此，危機過後世界經濟復甦乏力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高儲蓄國家儲蓄率居高不下。根據這種邏輯，中國等高儲蓄國家不僅要承擔造成世界經濟失衡的責任，還要承擔降低儲蓄率以拯救世界經濟的責任。從近年來國民儲蓄率的波動趨勢看，儲蓄率較高的國家主要分布在產油國和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產油國的高儲蓄率主要是由其特殊的自然稟賦決定的，而中國等東亞國家的高儲蓄則是由多重原因形成。比如東亞國家受儒家思想影響，有崇尚節儉、反對奢華的傳統，而且東亞國家家庭結構緊密，承擔著養老撫幼等大量社會責任。
專家學者回應和批駁
中國的高儲蓄率具有典型的轉軌經濟特徵1997年以後東亞國家儲蓄率和外匯儲備的上升還與對掠奪性投機的被動防範有關。十餘年來，東亞國家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增加國際儲備和國內儲蓄，意在提高抵禦金融危機的能力。
除上述與其他東亞經濟體相似的因素外，中國的高儲蓄率還具有典型的轉軌經濟特徵。一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金融市場不完善顯著提高了居民儲蓄傾向；二是企業盈利能力的周期性增長和企業利潤分配機制不健全導致大部分企業利潤轉化為企業儲蓄，這是2002年以來企業儲蓄率大幅上升，進而推動國民儲蓄率大幅上升的重要原因；三是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發展大幅提高了國民收入，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國民儲蓄率。這些特徵具有明顯的階段性，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都會逐步發生調整。
中國現階段的高儲蓄有其合理性，符合經濟發展規律
根據羅斯托的經濟發展理論，在經濟起飛前與起飛中，要素供應特別是低廉的資金和具有一定技能的勞動力是開發中國家擺脫貧困循環的關鍵。而本國儲蓄是資本形成的兩大來源之一。就現階段而言，中國的高儲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幾乎所有開發中國家向已開發國家轉變的過程中都經歷過高儲蓄階段。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階段，也是日本工業化階段，此間日本儲蓄率基本保持在30%以上的高位，直到工業化完成後儲蓄率才逐漸下降。韓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同樣經歷了高儲蓄階段，其間儲蓄率一度接近40%的高位，而此時也正是韓國完成工業化、由開發中國家向已開發國家轉變的歷史時期。
中國的高儲蓄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中國經濟的出色表現，滿足了工業化、城市化階段所需的大量投資需求，為資本存量的快速積累提供了資金，同時避免了過於依賴海外融資渠道產生的波動性。當然，儲蓄率也不是越高越好。過高的儲蓄會導致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我們不刻意追求高儲蓄率，但是要利用當前儲蓄較充足的有利條件，加快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步伐，否則就會錯過重要的歷史機遇。隨著中國人口結構日漸老齡化，中國儲蓄率可能會隨之下降。有國內學者預測，2015—2025年，中國國民儲蓄率將下降12個百分點左右。可見，能留給我們的寬鬆期並不是太長。
將歐美國家出現的危機歸咎於中國高儲蓄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金融危機與美國低儲蓄率的確存在一定聯繫，但這不能歸咎於中國的高儲蓄。因為中國的高儲蓄與美國低儲蓄沒有必然聯繫。僅從儲蓄率波動的時間分布來看，美國個人儲蓄率的下降與中國儲蓄率的上升在時間上並不吻合，說明兩者之間並無顯著因果關係。美國高消費的習慣早在中國儲蓄率上升之前就已形成。在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美國個人儲蓄率就曾降到零以下，1933年甚至降至負1.5%的歷史低點。美國新一輪個人儲蓄率下降從1984年就開始了，到1999年就已降至2％左右的水平，並維持了6年之久。而東亞國家儲蓄率的提高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儲蓄率的大幅上升更是在2002年之後才開始的。
歐美國家儲蓄率之所以低，除具有較完善的社保體系外，最根本的還在其國記憶體在的結構問題、“過度樂觀”的情緒以及失誤的經濟政策。歐洲債務危機爆發的深層次原因在於希臘等歐元區國家經濟存在的結構性弊端，福利水平畸高，產業競爭力下降，財政紀律鬆弛。而這些問題顯然都是根源於其自身問題，歸咎於別國儲蓄率的做法是不公平也是沒有道理的。
實際上，歐美國家還是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高儲蓄的受益者。歐美國家自身儲蓄不足，難以滿足本國投資需要，如果沒有外部資金的支持，經濟發展將難以持續。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部分儲蓄借貸給歐美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它們儲蓄的不足，保證了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就連美國政要和學者自身也不得不承認，“過去10年美國的繁榮離不開中國”。
歐美一些國家出現的問題，責任不在儲蓄本身，而在於這些國家如何對待借來的儲蓄資金。大量國外儲蓄資金原本也為歐美國家轉變發展模式、實施經濟結構調整、提高產業競爭力、加強金融監管以及強化財政紀律等贏得了時間，但這些國家卻沒有把握機會及時進行改革和政策調整，而是用借來的錢維持並強化原有發展模式，繼續超前過度消費、擴大公共開支、吹大資產泡沫。西方國家在危機之後不自我反省政策存在的失誤，反而倒打一耙，怪“中國為什麼借錢給我”。這只能說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應從互利共贏的角度客觀看待儲蓄問題
西方國家不時拿中國的儲蓄率說事，其深層用意無非是轉移視線、推卸責任、緩解壓力、掩蓋矛盾，在謀求本國更大利益的同時牽制中國發展。那么，究竟應當怎樣客觀地看待儲蓄問題？
西方國家要求中國承擔儲蓄大國的責任。實際上，中國一直都在以實實在在的行動展現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中國不僅在亞洲金融危機和本輪金融危機期間，採取負責任的匯率政策，不實行競爭性貶值，主要依靠擴大內需保持經濟持續平穩增長，而且能正視國內經濟結構存在的一些問題，著力加強和改善巨觀調控，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在這些政策的作用下，經濟結構不斷最佳化，私人消費大幅增長，最終消費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率已由2003年的35.8%上升到2009年的53.1%，對推動全球經濟平衡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
當今世界共生共榮，主要經濟體有必要從互利共贏的角度客觀看待儲蓄問題，就其形成原因、影響及調整進行充分討論，凝聚共識，減少不必要的糾紛。
中國需要繼續推進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與改革，包括完善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住房和教育體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進一步增強內需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把握國際產業分工調整的趨勢，完善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等等。同時，通過建立多層次、多元化的金融市場，提高國內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引導儲蓄的合理流向和有效運用。
那些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更應認真反思，拿出實際行動，切實解決其內部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轉變過度依賴借貸消費的經濟發展模式，增強經濟成長的可持續性。在加強和改善金融監管，嚴格財政紀律的同時，加強巨觀經濟政策協調，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共同推動全球經濟強勁、平衡和可持續發展。
美國專家觀點
中國高儲蓄率不是國際金融危機起因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國際經濟項目主任尤里·達杜什日前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採訪
法國籍的尤里·達杜什在美國哈佛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先後擔任世界銀行經濟政策部主任和國際貿易部主任，並多次主持撰寫世界銀行國際經濟報告。
“我不同意有人將中國‘過度儲蓄’作為國際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事情很可能恰恰相反，中國的儲蓄有助於世界經濟在經歷不可持續的繁榮期之後避免出現更大崩潰。”在談及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時，達杜什表示，國際金融危機肇始於美國，它的經濟總量比中國大得多。危機的起因除了過度消費和不顧風險外，還在於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不恰當的經濟政策和不健全的金融監管體系。國際金融危機來自於金融和監管方面的缺陷，這是問題的核心，而不是來自於出口或者儲蓄過多。實際上，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是經濟發展和繁榮的一個重要模式。
達杜什表示注意到中國正在採取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並取得了顯著成效。他認為：“當其他國家需求都在下降之時，中國強有力地擴大內需，使得中國在避免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變得更糟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國採取的一攬子經濟刺激政策，包括增加公共投資、擴大銀行信貸等，很快見效，使中國經濟率先實現復甦。”
對於所謂“中國經濟責任論”等說法，達杜什表示，中國經濟發展給世界帶來更多機遇。同樣，一個穩定、不斷增長和可持續的世界經濟符合中國利益。應該看到，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有著自己的關切重點。中國必須致力於發展經濟，不斷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與此同時，考慮別人的關切，這是一種極具挑戰性的平衡要求。
爆炒“中國經濟責任論”意欲何為？
隨著世界經濟復甦曙光初現，一股論調也開始在全球流播，並越炒越熱——這就是部分已開發國家大加渲染的“中國經濟責任論”。一方面將中國定格為世界經濟舉足輕重的力量，一方面卻將中國描繪成世界經濟失衡的“罪魁禍首”，否認中國在促進世界經濟復甦中的積極作用，甚至將全球資源供應緊張都歸為中國因素。 西方國家如此爆炒“中國經濟責任論”，其醉翁之意是什麼？轉移國際社會視線
眾所周知，美歐等已開發國家是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華爾街的貪婪和監管失控直接釀成了這場“海嘯”，而世界經濟衰退和失衡的根子是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貨幣體系，以及一些已開發國家不負責任的財政、金融政策。目前，“最壞的時期”已過，但全球經濟復甦艱難，西方打出“責任論”這張牌，乃至高叫“中國是金融危機的最大贏家”，無疑是想找“替罪羊”，推卸責任，掩蓋、模糊危機的真正原因。中國由於經濟總量大、外向型經濟發展速度快，且在社會體制、價值理念上與西方不同，自然成為西方轉嫁責任的首要靶子。意在壓促中國按西方意圖進行政策調整
2009年主要已開發國家經濟成長率為負0.6%，而中國等主要開發中國家實現了較高增長，今年以來中國經濟保持回升向好的勢頭，西方“酸葡萄”心理日趨加劇。大劫之後的主要發達經濟體競相調整結構，不惜採取一切手段維護主導權，迫使其他國家“適應”其調整過程，以期繼續坐享優渥地位。比如美國不假思索地出台五年出口倍增計畫，並無視中國經濟的承受力，頻頻施壓，急於要人民幣快速升值，以達到擴大對華出口的目的。是要求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承擔更大責任
中國迎戰金融危機的亮麗答卷放大了中國與西方國家在世界經濟比重此消彼長的格局。當牽制中國的種種手段難以奏效，西方以中國經濟總量盤子較大和在危機中復甦最快等為由，企圖迫使中國肩負超出自身能力的更多責任和義務，以及在能源開發、氣候變化、海外投資等方面按西方標準行事。“中國經濟責任論”是“中國經濟威脅論”的翻版，也是對中國的一種變相“捧殺”。事實上，中國是金融危機的受害者之一，把危機和世界經濟復甦乏力歸咎於中國，不公平也毫無道理，更何況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在本輪危機中的貢獻毋庸置疑，為世界經濟復甦付出了實實在在的努力和擔當。值得警惕的是，“中國經濟責任論”可能成為後危機時代西方“規範”中國發展道路、制衡中國崛起進程的長期化、常態化輿論工具，並將以各種面目反覆出現。但是，中國仍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絕不會受外界鼓譟的影響而去承擔超出自身能力、有損國家重大利益的責任，而是首先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確保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這既是對本國人民、本國利益負責，也是對世界經濟和世界人民負責。
新聞述評
西方一些國家最近拋出所謂“順差國責任”、“債權國責任”、“儲蓄國責任”、“能源消費大國責任”、“碳排放大國責任”等論調。這些來勢兇猛的“責任”系列論調，實則是非常不負責任並且沒有事實依據的。中國已從相對較為封閉的歷史狀態全面走向世界，在由國際體系外圍進入核心，由國際舞台邊緣走向中心區位的過程中，西方世界向中國施壓、對中國提出更多要求的情況還會出現。如何正確看待和理性回應來自西方的種種責難，是對發展中的中國心理和智力的考驗。但是無論如何，腳踏實地走好自己的發展改革之路，比什麼都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