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中、美二國集團]](/img/c/f39/nBnauM3XygjM5ADOzcDN0ED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3QzL1U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g2[中、美二國集團]")
由來
最早提出中美“G2”構想的是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登。他在去年夏天發表於《外交》雜誌上的文章首次提出，並在第四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閉幕後召開媒體電話會議，宣傳他的中美“G2”構想——如果美國要鼓勵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承擔更多的責任，就應該和中國分享全球經濟的領導地位。他建議，美中戰略經濟對話機制應進一步升級為“領導世界經濟秩序的兩國集團格局”。隨後，美國經濟史學家尼爾·弗格森也提出一個“新概念”，即“兩國集團”（Chimerica）。弗格森認為，現在中美已走入“共生時代”：美國是全球最大消費國，中國是世界最大儲蓄國；雙方合作方式是美國負責消費、中國負責生產。“中美國”論實際上是“兩國集團”論的另一個版本。
近來,中美“兩國集團”( G2)構想受到中美學界和媒體熱議,幾乎成為繼“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後最流行的關於中美關係的術語。這裡將擬梳理該構想的來龍去脈,並對其可行性進行初步分析。
中美“兩國集團”的提法早在2004 年就已出現。是年底,美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率先提出將中美“兩國集團”作為美未來應著力培養的四組G2關係之一。這四組G2關係分別為:美- 歐盟、美- 中、美- 日、美- 沙特。
這可視為中美“兩國集團”構想的發端。與此同時,美國內也有一些學者抱怨G7無能,呼籲美中日歐“四國集團”或中美“兩國集團”取而代之。
2006年9月22日,美“彭博新聞社”發表專欄作家威廉·佩塞克《新世界經濟秩序:中國+美國=兩國集團》一文,文中引用美知名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唐納德·斯特拉斯海姆(Donald H. Straszheim)的觀點稱:“最重要的全球經濟關係是美中兩國集團”。
中美“兩國集團”的提法經媒體傳播,開始受到關注。此後,陸續又有媒體在炒作此概念。英國《金融時報》2007年5月23日發表一篇題為《G2崛起,中美孤立G7》的評論文章,指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正在進行的中美戰略對話,很可能是未來主導全球經濟事務的G2組織雛形”。
在中美“兩國集團”的提法開始受關注的時候,“中美經濟共生體”(Chimerica,或譯為“中美國”)的概念也開始流行。2007年2月5日,哈佛商學院企業管理學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學經濟史教授莫利茲·舒拉里克(MoritzSchularick)發表《“中美經濟共生體”再認識》一文,認為當前世界經濟最明顯的特徵不是流動性過剩或資產短缺,而是企業利潤和實際利率水平間的差距,造成此現象的重要原因是“中美經濟共生體”的高調崛起。該共生體集合了中國這一世界增長最快的新興市場和美國這一全球金融業最發達的經濟體兩方之所長:美國精於企業管理、行銷和金融,中國則擅長工程設計和製造;美國富有且追求享樂,中國雖窮但生活節儉;美國消費大量中國產小商品,且熱衷於用房屋抵押借款消費,中國則更熱衷於儲蓄,將存款借給美國;美國滿足了購物慾,中國則獲得了就業機會。由此,中國創造了巨額貿易順差,然後又立即借給美國。通過政府之手,這些盈餘變成國債,中國降低了美長期利率。得益於低利率,美及相關國家的金融和房地產蓬勃發展。
2008年6 月,伯格斯滕在美《外交》雜誌發表《平等的夥伴關係:華盛頓應如何應對中國的經濟挑戰?》一文,主張美中組成“兩國集團”,“共享全球經濟領導權”,並使中國在某種程度取代歐洲。時值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 SED)在美馬里蘭州安納波利斯召開,伯格斯滕的觀點引起學界和政界廣泛關注。6月19日,就在第四次SED閉幕第二天,美“對外關係委員會”(CFR)在紐約召開“如何應對中國對全球經濟的挑戰”媒體電話會,伯格斯滕在會上再次積極宣傳其中美“兩國集團”構想。伯格斯滕認為,作為兩個經濟超級大國,美中應形成一個“非正式但目標明確”的集團,以有效而可持續的方式來共同管理全球經濟,為全球經濟的發展提供基礎; SED是實現“兩國集團”構想的“有益階石”,但無法取得實質性成效,因為該機制是在現行經濟體系框架內運作,而美國是該體系事實上的領導者,中國會認為美國試圖“收編”而非真正想合作;把中國放在“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位置還不夠,若想讓中國負起更多責任,就必須讓其成為真正的共同領導者。因此他建議SED機制應進一步升級為“領導世界經濟秩序的兩國集團格局”。
伯格斯滕的中美“兩國集團”構想提出不久,以雷曼兄弟公司破產為開端的金融海嘯波及全球。一時間,有關中美“共管世界”和“兩國集團”的話題在全球引起強烈反響。尼爾·弗格森認為,這場金融海嘯的成因是美國這個經常項目赤字超過世界GDP1%的國家與石油出口國、日本和亞洲新興市場等貿易盈餘國家間存在的巨大失衡。其中,“中美經濟共生體”———世界上最大的儲蓄國與最大的消費國之間的夥伴關係是關鍵。他建議歐巴馬總統就職第二天就召開“中美經濟共生體G2會議”。
在2009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論壇主席施瓦布也積極倡導中美“兩國集團”拯救世界經濟。2009年初歐巴馬政府上台前夕,正值中美建交30周年,中美關係到了一個新的歷史節點。美新政府的對華政策和未來30年中美關係的發展方向便成了中美兩國戰略界共同關心和思考的問題。在“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和“美國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於2009年1月12 - 13日共同舉辦的“紀念中美建交30周年研討會”上,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人公開倡導建立中美“跨太平洋戰略夥伴關係”和“非正式兩國集團”,使中美“兩國集團”構想從經濟層面上升到戰略層面。基、布二人的分量加上紀念中美建交30周年研討會的特殊場合,使中美“兩國集團”構想的影響力驟然擴大。隨後,基、布二人講話的主要內容又相繼在美《國際先驅論壇報》和英《金融時報》發表,引起各方關注。基辛格認為,中美關係需要被提到一個“新高度”,只有雙方發展出一套“共同目標”,當前危機才能被克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能源、環境等問題都要求加強中美政治關係;這一代領導人有機會將跨太平洋
關係塑造成一種“命運共同體”,就像戰後初期的跨大西洋關係一樣。布熱津斯基則提出中美兩國應“超越為化解經濟危機而通力合作的即時需要”,“拓展和深化兩國地緣戰略合作”;在伊朗、印巴、巴以、氣候變化、核擴散等地區和全球問題上,都需要中國參與,因此需要一個“非正式的兩國集團”來推動這些進程;美中關係必須是一種“全面的夥伴關係”,兩國最高領導人應“定期舉行非正式會晤,就雙邊關係乃至全球事務展開面對面的深入討論”;中國所強調的“和諧”可作為美中峰會的有益出發點。①布熱津斯基在2009 年1 月17 日接受日本《讀賣新聞》專訪時再次強調:“在雙邊關係方面,美國應加強與中國的關係,確立中美G2關係。”
背景
中美“兩國集團”構想出爐的背後有深刻的國際體系和中美雙邊關係背景,同時也與美次貸危機逐漸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大有關係。從國際體系層次看,當今國際經濟秩序和政治格局正經歷深刻變革,最重要的表現是新興經濟體崛起和全球“權力東移”。進入21 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繼續深入發展、全球產業結構的加快調整轉型, 許多開發中國家進入經濟成長“快車道”,湧現出以“金磚四國”為首,包括“展望五國”和“新鑽十一國”在內的一大批新興經濟體。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 2007年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成長率為8% ,大大高於發達經濟體2. 7%的增長率。新興經濟體2007年對世界經濟成長的貢獻率達75%。
在眾多新興經濟體中,尤以中國的強勁崛起最引人注目。過去30年,中國保持年均10%的增長率, 2006年的實際GDP是改革開放初期的13倍。中國一躍成為第二大國家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和第二大出口國,擁有全球最多的經常項目順差和外匯儲備。
伴隨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國際權力重心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和印度洋”④,“亞洲世紀”呼之欲出⑤。美戰略界對美實力地位是否下降雖看法不一,但都承認並接受“非西方的崛起”,開始思考“後美國時代”的國際秩序, 深知單靠美一家無法解決各種全球性問題。
與此同時,其他國家要求改革現行國際機制的呼聲日益高漲。於是便出現兩種改革路徑: 其一為“公平”路徑,即擴大現行國際機制的代表性,如G8 + 5、G10、G13、G16、G20等;其二為“效率”路徑,即倡導建立規模更小的國際機制以提高其有效性,如G4、G3、G2等。早在2002年初,伯格斯滕便主張建立G2機制,不過其指向的另一方是歐洲,而非中國。⑦ 2004年,伯格斯滕與時任德國財政國務秘書科赫·韋澤爾(Caio Koch - Weser)聯合發表文章,呼籲將G2作為“跨大西洋經濟關係”的理念基礎。但形勢發展表明,歐盟難堪重任。一則歐盟不能像一個民族國家那樣統一行動,二則歐盟還試圖挑戰美領導地位。所以,伯格斯滕轉而提倡中美“兩國集團”,原因之一是“中國雖然強大,但並不尋求挑戰現行秩序”。由是觀之,國際秩序的深刻變革是中美“兩國集團”構想出爐的深層背景。從雙邊關係層次看,中美相互依存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經濟上,兩國互補共生、密不可分。2006年中國超過墨西哥成為美第二大貿易夥伴;2007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美第三大出口市場,並超過加拿大成為美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從中國方面看,美自1996年起就已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而若按美統計方法,不把歐盟作為一個整體排列位次,美實則早已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中美雙邊貿易額2005年首次突破2000億美元,到2007年已高達3021億美元。
在弗格森等人看來,中美已然形成“經濟共生體”:中國在對美貿易中獲得巨額順差,通過政府之手,貿易順差轉變成美國國債, ①美長期利率得以降低,由此刺激美國內消費,推動美金融和房地產業蓬勃發展,反過來又推動中國對美出口,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政治上,兩國互動頻繁、合作密切。冷戰後,儘管中美政治關係跌宕起伏,但合作是中美關係的主題。“接觸”———“融合”———“利益攸關方”構成冷戰後美對華戰略“三部曲”,“建設性參與”———“建設性交往”———“建設性合作”則成為中國對美外交主軸。
迄今中美兩國已建立60多個對話機制,通過多層次的對話和溝通機制,兩國政府互動密切。在雙邊、地區和全球層面的“建設性合作”已使中美關係“遠遠超出雙邊範疇,越來越具有全球意義”。此外,中美民間交往也日益深入。在此背景下,美戰略界有關繼續提升中美關係以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呼聲不絕於耳,出現了中美建立“軍事同盟”、“中美共治”等思潮。這些思潮的共同特徵是對中國崛起地位的正視和對中國需求和倚重的加大。2008年5月,在美參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就中國問題舉行的聽證會上,美中國問題專家何漢理便指出,要想讓中國成為負責任的規範“執行者”,就要讓中國首先成為規範的“起草者”。
美“對外關係委員會”會長理察·哈斯則建議將G8擴大為G10,讓中國和印度參與其中。可以說, 中美“兩國集團”構想是上述思潮的邏輯延伸。在中美建交30周年的歷史節點上,該構想也反映了美戰略界對未來中美關係發展的深層思考。此外,金融危機對中美“兩國集團”構想的產生和發展具有推波助瀾作用。伯格斯滕在《外交》雜誌正式提出中美“兩國集團”構想之時距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僅有短短兩三個月時間。當時全球金融海嘯雖未爆發,但美次貸危機已使其金融機構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並逐漸危及實體經濟。各國政商學界都在尋找拯救世界經濟的藥方,伯格斯滕的中美“兩國集團”構想便是其中之一。“伯氏藥方”強調中美分享全球經濟領導權,“美國在處理世界經濟時,須將中國當作主要夥伴來給予真正的優先,在某種程度上以中國替代歐洲”。該觀點無疑具有很大爭議,但隨著金融海嘯爆發並波及全球、已開發國家處理危機力不從心,中美“兩國集團”構想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可行性分析
自中美“兩國集團”構想正式提出以來,尤其是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等美戰略家從戰略層次提升該構想之後,中美“兩國集團”便受到學界和媒體熱議。其中一個核心話題是:該構想是否可行? 一種觀點認為,中美“兩國集團”構想其實是個“套”,其中存在戰略陷阱, 因此該構想不可行;另一種觀點認為, G2名稱雖有爭議,但機制化的協調對話必將是中美雙邊關係繼續保持的趨勢,不能因為名稱有爭議就放棄建設中美對話合作機制的努力。也就是說,中美“兩國集團”構想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但本文認為,在目前條件下,該構想尚不可行。其原因並不在於美主觀上想對華“下套”,而是若干結構性制約因素使然。這些結構性制約因素主要體現在認知結構、經濟共生結構和國際權力結構等三方面。從認知結構看,中美之間仍缺乏互信。其一,美對華偏見依然頑固。美“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和韓國“東亞研究所”2008年6月聯合發布的一項民調顯示,儘管中美之間相互依存度很高、合作也日趨深化,但美民眾對華好感卻下降。若以0代表最無好感、100代表最有好感, 2008年美民眾對華好感度僅為35,低於2006年的40和2004年的44,呈下降趨勢。 該結果在BBC和皮尤近期的相關民調中也得到反映。這表明,美政府推進積極的對華政策缺乏足夠的社會基礎。
一方面,國會作為民意代表,其反華板塊仍將堅固。歐巴馬政府上台以來,中美關係開局良好。歐巴馬總統與胡錦濤主席兩次通話,表示願發展“更加積極和更加富有建設性的中美關係”;國務卿希拉蕊首次訪華身段柔軟,主張中美“同舟共濟”;兩國還就建立“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達成一致。但與此同時,國會接連通過涉藏、涉台議案,攻擊中國人權狀況;另一方面,美國防部和軍工利益集團中對華鷹派力量仍將限制中美關係發展的空間。其二,中國對美疑慮仍難消除。近年中國對美看法總體有所改善,對美有好感的民眾在增加, 但仍有許多中國人對美“不高興”,懷疑美戰略動機的人也不在少數。這種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對美認知往往具有很大影響力,一旦美做了“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之事,馬上會激起中國人民的反美情緒,進而影響中美關係。認知結構上的矛盾不消除,中美很難形成“兩國集團”。從經濟共生結構看,“中美經濟共生體”面臨挑戰。美國學者倡導建立中美“兩國集團”的原因之一是中美經濟上高度相互依存, 形成“經濟共生體”。但該共生體能否持續本身就是一個問題。2008年9月,“中美經濟共生體”概念的提出者弗格森訪問重慶後在英國《觀點》雜誌撰文,對該共生體的持續性提出質疑。弗格森認為,在當前危機的影響下,美國在可預見的將來經濟增速必將放緩,美元作為唯一國際儲備貨幣的時代行將終結;而中國經濟不會受危機太大衝擊,因為淨出口已不再是中國經濟成長的關鍵推動力。中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成長方式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環境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的真正制約因素。因此,中國會轉而依賴進口,從非洲等地進口大量能源和商品。如此,中美在經濟上能否和平共處便劃上了很大問號。
著名經濟學家、摩根史坦利亞洲主席史蒂芬·羅奇( Stephen S. Roach) 2009年2月17日在美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召開的聽證會上也指出:“在經濟學上,長期以來存在於美國這個低儲蓄的消費國與中國這個高儲蓄的生產國之間的自然共生現象已非常明顯。但不能想當然地將這種互補當作一種能永遠增進關係紐帶的相互依賴現象。”④只要儲蓄短缺的美國經濟繼續維持巨額經常項目赤字以支撐過剩的個人消費,就需要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債權國為其提供國外資本;同時,只要儲蓄過剩的中國經濟需要通過出口導向型的就業增長來維持社會穩定,就需要世界最大的消費國來吸收其產出。但如果美國開始增加儲蓄,其從中國借入儲蓄盈餘的需求就會消失;反之,如果中國開始增加支出,它借給美國的額外儲蓄也會減少。目前看,二者可能性都非常大。如果這兩方面的調整恰好精確地發生在同一時刻,那么一種不間斷的共生狀態就有可能發生。但兩大經濟體這種巧妙的同步再平衡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中美經濟共生狀態被不均衡狀態取代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這也“為中美關係的緊張局勢提供了新的緣由”。
從國際權力結構看,中美組成“兩國集團”必將引起其他力量中心反彈。中美“兩國集團”構想正式提出後,主要國家的主流媒體反應敏感,字裡行間流露出擔憂與疑慮。歐盟擔心“跨大西洋關係”被中美“兩國集團”邊緣化;俄羅斯擔心中美聯手瓜分世界;日本則對中美日益走近心存疑慮。事實上,中美“兩國集團”構想的提出者伯格斯滕也意識到其他力量中心反彈問題。他在《平等的夥伴關係》一文中指出,鑒於其他大國的敏感,中美公開使用“兩國集團”這一名詞“是不明智的”。為此,可考慮採取G3 (中美歐)和G5 (美國、中國、歐盟、日本、沙特)作為替代性的制度安排。①也正是因為擔心其他力量中心反彈,無論伯格斯滕還是布熱津斯基,其所主張的中美“兩國集團”都是“非正式的”。基於上述三個結構性制約因素,中美構建“兩國集團”機制的可行性不大。但這並不排除中美在具體問題領域構建一種類似於G2機制的可能性。按照伯格斯滕的說法,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已為這種機制建立了“制度性框架”,中美深化合作的模式也正在環境和國際金融等議題上形成。
總結
儘管中美構建“兩國集團”機制的可行性不大,但該構想對中美關係的發展仍具有重大意義。站在中美關係未來30年的歷史起點上,需要一些推動中美關係發展的新思維。中美“兩國集團”構想至少製造了一種刺激兩國積極塑造未來關係的“頭腦風暴”。該構想的機制性安排不大可能實現,但其中美合作和共擔責任的精神實質卻可吸收,並加以發展。隨著中國的發展,承擔全球責任已成為一個無可迴避的問題,而中美兩國元首在倫敦G20峰會期間提出“共同努力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就是對中美合作關係的深化。我們真正
需要警惕的不是中美“兩國集團”構想,而是那些呼籲美與盟友一致對華、促華承擔責任的主張。
不贊成“G2”提法的主要原因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開發中國家，要建成一個現代化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此我們始終保持清醒；
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與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結盟；
中國主張世界上的事情應該由各國共同決定，不能由一兩個國家說了算。
華盛頓的G20金融峰會已經草草結束，美國的專家智囊們對這次會議的低效和布希政--府的幾乎無所作為感到憤怒，所以他們直接向下屆候任總統歐巴馬建議，要求迅速召開中美兩國集團的G2會議。中美兩國集團的說法最早見於2006年，是美國著名經濟學者唐納德·斯特拉齊姆率先提出來的。斯特拉齊姆宣稱，“全球經濟關係中最重要的是美國和中國”，並進而提出兩國集團（G2）的概念。這一觀點被當時剛上任不久的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所接受，保爾森積極推動中美兩國的雙邊會晤，被認為是布希政--府裡面的著名親華派。美國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登也是這一說法的支持者，他在中美戰略經濟第四輪對話會議閉幕後開始宣傳G2構想：如果美國要鼓勵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承擔更多責任，就應該和中國分享全球經濟的領導地位。G20金融峰會閉幕後，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史學教授弗格森更是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直接將中美兩國集團稱之為“中美國（Chimerica）”關係，儼然我們已經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弗格森教授認為，最大消費國美國和最大儲蓄國中國是世界經濟關係中最具決定性的因素，他甚至提醒候任總統歐巴馬：不要等到明年四月的G20峰會才行動，就職後第二天便趕快召開“中美國”的“G2峰會”吧！
由此可見，中美兩國集團的說法，並非美國專家們的一時心血來潮，而是經歷了多年的醞釀後才在最近一段時間急不可耐地接連爆發。百草止水不禁疑惑，美國儘管遭遇金融危機，可仍舊是世界上最發達且唯一的超級大國，他的向來做派就是遏阻中國等潛在競爭對手的崛起，為何突然對中國如此親近且把中國的國際地位提高到無以復加的程度？要知道，中國只是一個開發中國家，無論政治、軍事還是經濟都無法和美國比肩，甚至在很多方面還落後於歐盟、日本、俄羅斯。就算美國的著眼點是在經濟上，可中國只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日本和德國的經濟規模都在中國之上，而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甚至超過美國，可為啥美國智囊們非要認為中美兩國才是世界經濟的中流砥柱？中國配嗎？美國到底看中了中國什麼？
美國專家提出的“中美國（Chimerica）”關係，顯然不是看中了中國的經濟實力，而是看中了其他的東西。弗格森教授稱中國是最大儲蓄國，中國是嗎？中國居民銀行儲蓄總額為20萬億元人民幣，日本的儲蓄率很低，但儲蓄總額高達310萬億日元，折合成人民幣就是22萬億元，比中國要高。美國的確是世界最大消費國，儘管國民儲蓄只占GDP10%~12%，但絕對數仍至少有1.3萬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9萬億元，比起中國來也不算太少。美國專家之所以說我們是最大儲蓄國，不是指絕對儲蓄額，而是儲蓄率。但無論儲蓄率還是儲蓄絕對額，對中國都沒什麼實際意義，因為中國絕大部分都是窮人，人均收入本來就低，高房價、高醫療費和低養老保險覆蓋率又迫使國人把有限的錢存到銀行，根本就不敢轉化為拉動經濟的日常消費實力。
事實上，美國專家對中國的青睞基於兩個方面，一個是中國的外匯儲備，一個就是價格低廉的商品出口。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高達2.3萬億美元，位居第二的日本只有9777.23億美元，比中國少1萬多億。如此高的外匯儲備，在當今金融危機肆虐全球的時候，無疑是最佳的救命稻草。所以自金融危機爆發後，美歐一改過去遏制和批評中國的腔調，紛紛讚揚和褒獎中國，稱我們為拯救全球的大救星，並不忘捎帶著要求中國拿出外匯投入西方金融世界。金融危機如此猛烈，全球經濟衰退已成定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低價出口商品就變得彌足珍貴，設若中國商品的出口價格一再上抬，全球非得出現大規模的通貨膨脹不可。經濟衰退已經是個空前的災難，如果再加上個通貨膨脹，後果將更加不堪構想。所以，在這個敏感時期，中國才會顯得格外重要。
現在看來，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中美兩國已經互相綁架互相依賴，兩者誰也離不開誰，要么一榮俱榮要么一損俱損，這的確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有趣的現象！所以，美國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們想通了，他們比中國政--府和專家們的合作共贏想得還要深遠，不僅提出了兩國集團和中美國（Chimerica）概念，還主動喊出兩國共享世界的誘人口號。其實早在美國曾經的助理國務卿佐利克喊出中國是美國的利益攸關者的時候，美國的學界和政界的精英們便已經有了初步共識，只是他們還不想迅速點破，他們還想看看中國還會不會有什麼變化，以便美國能夠拿出其他的可能選擇。但是，美國的金融危機來得太過迅猛了，美國實在招架不了了，才被迫集中而又突兀地亮出兩國集團和中美國概念的底牌。
一個是強國另一個是弱國，一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另一個是最大的開發中國家，兩國形成了一個密不可分的共生體，對中國來說固然是個千載難逢的發展良機，但對一貫遏制和阻撓中國的美國來說就顯得非常難堪。百草止水預計，雖然中美合作共生的認識已經在美國學界和政界越來越廣泛，但持續已經很久的反華慣性很難在短期內終結。當歐巴馬正式登台時，他在競選時針對中國的不利承諾肯定會得到實施，如果中國應對得當就會迫使美國像往屆總統那樣最終改弦易轍，然後中美國時代才可能來臨。當然，中國必須明白，中美國時代無論開始前還是開始後，中國都會注定處於弱勢和被動狀態，甚至會因為中國經濟的不景氣而提前夭折或終結，所以中國除了和美國打交道時如履薄冰小心應對外，大力發展經濟是中國的唯一選擇，而且後者也是激勵美國採取兩國集團戰略的最主要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