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宋仁宗（西元1010年－1063年），名趙禎。西元1022年至1063年在位，明道二年（西元1033年）開始親政。太宗李世民的年號為“貞觀”，唐玄宗李隆基的年號為“開元”、 “天寶”，而宋仁宗的年號眾多為“天聖”、“明道”、“景祐”、“寶元”、“康定”、“慶曆”、“皇祐”、“至和”、“嘉祐”。由於仁宗年號眾多更變頻繁，所以歷史上不好以一個年號代表宋仁宗的盛治。由於天聖、明道十幾年，仁宗並未親政，主要由章獻太后掌權聽政與其共同治理國家。寶元、康定、至和各只有一兩年時間，而慶曆、嘉祐各七年。所以歷史上有“慶曆、嘉祐之治”之稱，尤以“嘉祐之治”為多。在這裡我把仁宗在位及親政治理國家的時期概括為“仁宗盛治”。
在歷史上“仁宗盛治”在人民的影響並不亞於“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在眾多學者文人的眼裡甚至要超過“貞觀之治”、“開元盛世”。
清朝的小說無名氏寫的《東坡詩話》這樣形容仁宗盛治：“宋朝全盛之時，仁宗天子御極之世。這一代君王，恭己無為，寬仁明聖，四海雍熙，八荒平靜，士農樂業，文武忠良。真箇是：聖明有道唐虞世，日月無私天地春。”這代表了幾百年來“仁宗盛治”在民間世人眼中的地位。
[編輯本段]明人推崇歌頌的仁宗及其“盛治”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宋論》中說：“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台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明朝孝宗時翰林院庶吉士鄒智在《立齋遺文》中說：“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辣懷奸挾詐，孤負任使則罷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效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摺之。故能北御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佑之治號為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
明萬曆文人天都外臣在《水滸傳敘》中說：“小說之興，始於宋仁宗。於時天下小康，邊釁未動，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樂部纂取野記，按以歌詞，與秘戲優工，相雜而奏。是後盛行，遍於朝野。蓋雖不經，亦太平樂事。”
明文學家沉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說：“宋仁宗趙禎（1010－1063）享朝四十二年，為北宋諸帝之冠。又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遼宋‘澶淵之盟’，至嘉祐八年（1063年）其死，（宋）已‘承平’近60年。”
明代文學家瞿佑在《歸田詩話》中說：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民安俗阜，天下稱治。葬昭陵，有題詩道傍者曰：“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過，春風吹淚灑昭陵。”
明初學者梁寅在《梁石門集》中說：仁宗，其遏西夏之兵者，韓琦、范仲淹之功也；致“慶曆之治”者，亦韓、范與富弼三人之力也。而帝之恭儉愛民，四十二年始終若一，真可謂仁矣。
“仁宗盛治”在宋人眼中崇高的地位
宋仁宗趙禎生前嘉祐四年（西元1059）以宰相富弼為首的群臣連續五次上表請求給他加尊號為“大仁至治”，但是趙禎都沒有批准。但他死後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給他加上“仁”的尊號了。翰林學士王珪等群臣給他寫謚曰：“臣聞元精磅礴，濟萬物而不昭其跡者，薦名曰天；至德汪洋，澤萬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謚於帝……維其歷古聖賢之君，莫不極所以尊明令顯之稱，又或至於代相襲之。夫仁者聖人之盛德，豈獨未有以當之耶抑當時鴻儒巨學反略於稽求抑又天之所啟、期以克配先帝之廟乎《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之謂歟惟功以創業為祖，德以守成為宗，皆尊尊之大義也。先帝尊謚，宜天錫之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曰仁宗。”“仁”就是對帝王的最高評價，“為人君，止於仁。”《宋史》這樣評價讚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他的群臣們這樣歌頌“仁宗盛治”：“四十二年於茲，可謂海內大治矣。竊跡羲黃之前，敻乎莫索其詳。自《詩》、《書》之載，未有如茲之盛者也。”
北宋學者邵伯溫這樣讚美“仁宗盛治”：蓋帝知為治之要：任宰輔，用台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台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呂誨雲。嗚呼，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歟？”
北宋政論家陳師錫這樣懷念“仁宗盛治”：“宋興一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慶曆、嘉佑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
大文豪蘇軾說：“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天聖、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號。南宋宰相趙鼎也宣稱：“至於仁宗，四十餘年號極治。”即使目空無人的南宋宰相秦檜也曾說到：“昔我仁祖臨御，親選天下十有五人崇論宏議，載在方冊。慶曆、嘉佑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以復慶曆、嘉祐之治，乃國家福也。”南宋人名人衛徑也稱：“嘉祐之治”振古無及。宋寧宗在詔書中則說道：“親君子，遠小人。慶曆、元佑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罰、薄稅斂，慶曆、元佑所以惠天下也。”
“振古無及”、“遠過漢唐”、“自《詩》、《書》之載，未有如茲之盛者也”當然包括被新中國所尤為歌頌讚美的“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在大多數宋人眼裡，“仁宗盛治”遠過“貞觀之治”、“開元盛世”。
在宋代讚美、歌頌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太多太多，這些人包括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曾鞏、胡安國、劉光祖、周必大、楊萬里、王璧、陳俊卿、劉克莊、趙汝騰、葉適、王十朋、文天祥等等。由於太多太多這裡不多例舉。後面文章也會有很多涉及。
“振古無及。”“上參唐虞，下軼商周” “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自《詩》、《書》之載，未有如茲之盛者也。”難道這些都是宋人誇大其詞？都是宋人的一相情願的讚美溜須拍馬之言？
下面筆者從經濟、文化、政治、科技、軍事等等大方面，探討論述“仁宗盛治”。之所以拿“貞觀之治”、“開元盛世”與“仁宗盛治”並論，一是因為有個比較、參考，能夠顯示“仁宗盛治”的高度。二是因為“貞觀之治”、“開元盛世”被近代尤其是新中國吹噓過高，而對經濟、文化、政治、科技各個方面的成就遠過“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的“仁宗盛治”卻很少提起。
“經濟的盛世”
經濟是衡量國家繁榮、富強一個最重要的指標。經濟包括一個國家各個行業的各個方面的水平。經濟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就是包括農業、製造業、商業、娛樂業等大的產業。而這些大的產業又包括各個行業。評價衡量一個古代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有太多的方面，由於篇幅有限及本人的能力、精力都有限，所以就簡單的從人口戶數多少、國家的年收入、城市的數量、質量（人民聚集居住地的範圍條件）、鋼鐵金屬產量、貨幣流通量、人民的幸福奢侈程度等方面做粗略的概述。以驗證“仁宗盛治”之盛。戶數
北宋張邦基在《墨莊漫錄》中記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史料，可以間接看出宋仁宗盛世時期之盛，宋仁宗曾問包拯歷代編戶的數目，包拯經過認真考證後回答道：“以謂三代雖盛，其戶莫得而詳。前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兵革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國鼎峙，版籍歲減，才百四十餘萬。晉武帝平吳之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戶不滿三百萬；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之亂，乾元已後僅滿一百二萬；武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四方竊據，大約各有數十萬。太祖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以來，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拯以謂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
人口戶數是衡量國家富強的一個重要方面。蘇東坡曾說：“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 南宋文學家朱弁在《曲洧舊聞》中說：“漢文帝時，戶口繁多，而隋開皇過之，元祐間（宋哲宗時期）又過於開皇。予親見前輩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狹於漢、隋，而戶口如此，豈不為太平之極也！”司馬光在《資治通鑑》，歐陽修、宋祁等人《新唐書》中都明確的說，唐朝最盛時人口數還不如漢朝盛時，由此得出結論唐朝之治不如漢朝。“唐之治不能過兩漢”唐朝的還不如漢朝，那怎么和宋朝比呢？
宋真宗趙恆末年（1021），戶數是867萬戶，1993萬口（丁男）。宋仁宗趙禎末年（1063），增加到1246萬戶，2642萬口（丁男）。宋仁宗統治國家人口增長了三百七十九萬戶，六百四十九萬口男丁。而相比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是相對寒酸了。仁宗這增長的三百七十九萬戶就相當於唐太宗貞觀時期的總戶數。仁宗之盛可以想見！！！
貞觀之治時期人口只有三百多萬戶，開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萬（開元二十年全國民戶數為780萬戶）。而“仁宗盛世”一千多萬，包拯得出的結論“自三代以降，跨唐（貞觀之治、開元盛世）越漢，未有若今（仁宗盛世）之盛者”相當客觀。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稱宋朝“太平之極也！”是有道理的。大文學家曾鞏自豪的說：“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那是千真萬確的！
稅收
北宋末理學家葉水心在《應詔條奏 財總論》說：“祖宗盛時，收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一再倍就是四倍。南宋史學家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初至紹熙天下稅收數”中記載道：“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真宗年號）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佑（仁宗年號）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宋太宗時期一年國家稅收貨幣歲入數已是唐朝最多貨幣歲入時的兩倍了，到宋仁宗時已是的四倍以上了。其實唐朝極盛時玄宗時最高的貨幣歲入只有二百萬緡，而宋仁宗慶曆年間最高時的貨幣收入達到四千四百萬緡。兩者相差多少倍呢？“仁宗盛治”時最高的商稅是兩千二百萬緡。“仁宗盛治”只是的商稅貨幣收入就是“開元盛世”的全部貨幣收入１０倍以上。唐朝前期每年貨幣歲入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商業不發達，沒什麼收入。大部分稅收來自農業，以實物稅賦為主。
以貨幣加實物粟、絹、綿、布等總數計：玄宗時天寶八年，唐政府把租、庸、調、地稅、戶稅所有收入，數額加起來共五千二百三十萬（貫、石、屯、疋等計量單位）。而這樣一個數額《通典》作者唐朝的杜佑已經指明：“其時錢穀之司，唯務割剝，回殘賸利，名目萬端，府藏雖豐，閭閻困矣。”這個數字是不正常情況下“唯務割剝”取得的高額數字，這也是整個唐朝稅收的最高數額。可以肯定“開元盛世”之時的稅收遠遠小於五千二百三十萬這個數目。而且這個數字不止是稅，很大部分來自於庸、調。唐朝賦稅真正的重頭是庸調。所以這個數字水分太大。即使這樣和“仁宗盛治”正常的稅收數額貨幣加實物比也相差兩倍，所以曾鞏：“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皇祐（仁宗年號）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而“貞觀之治”時期無論是稅收還是戶數等具體實際指標都是很少的，不值一提。可以斷定無論怎么比“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時國家稅收數額加起來也不如“仁宗盛治”。
“仁宗盛治”這么高的國家收入是因為當時的稅高嗎？剝削嚴重嗎？顯然不是，北宋時期實行的是“藏富於州縣，培護本根”的政策。宋仁宗統治過於寬仁，造成許多地方上供朝廷的錢財、糧食等物虧欠太多，這是當時的弊病。所以後來進行改革，按照五條原則考核地方官員，即戶口的增減，田地荒蕪程度和墾闢情況，茶鹽酒稅是否比原來的數目有所增加，上供、和糶、和買是否與歷年數目一致；呈報朝廷的檔案必須齊備等等。
北宋朝尤其是仁宗統治期間稅是相當輕的。時人崔伯易在《感山賦》中曾說：“以皇祐（仁宗）之版書，較景德（真宗）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就是說宋仁宗時期的田地開墾程度較宋真宗時期比大大增加了，而田稅收的卻減少了。北宋尤其是仁宗統治時期，隱田漏稅的現象十分嚴重與普遍。隱田漏稅對廣大的農民、地主們意味著什麼，應該很清楚，那就是負擔輕、幸福！
那宋仁宗時期龐大的國家財富來自於哪？前面已經說過來自商稅，除農村、農業、農民外，更來自於城市、商業、商人。宋太宗時宋朝一年的商稅收入約四百萬貫。真宗景德年間，商稅也不過四百五十萬貫，而仁宗慶曆時，商稅增加竟猛增到兩千二百多萬貫。可見仁宗統治期間商業的巨大發展與繁榮程度。正是在仁宗以後，宋朝已經擺脫農業社會進入商業社會。所以美國學者們費正清、賴肖爾、克瑞格在《東亞：傳統與變遷》中感慨：“事實上從宋朝開始，農業的經濟價值已日益變得無足輕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