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形式邏輯的傳入 隨著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的出現和西方各種學說的傳入，產生於西方的傳統邏輯開始在中國傳播，導致了中國邏輯思想（見中國邏輯史）發展的歷史性轉折。早在明朝末年，李之藻和傅泛濟合譯了由傳教士帶入中國的西方傳統邏輯著作《亞里士多德論辯學概論》一書的前10卷，定名為《名理探》。原書是中世紀時期葡萄牙高因盤利大學的一本敘述西方演繹邏輯的講義。該書的翻譯出版，是在中國介紹西方邏輯的開端，但在當時的中國知識界中幾乎沒有產生什麼影響。此後，又有幾部西方傳統邏輯的著作在中國翻譯出版。1900年，嚴復翻譯出版了英國哲學家、邏輯學家J.S.密爾（舊譯穆勒）的《邏輯體系》一書，定名為《穆勒名學》。該書是西方關於歸納邏輯的名著，嚴復在翻譯時加了許多按語，以闡發他本人對西方邏輯的看法。從此，西方傳統的演繹邏輯和歸納邏輯受到中國學術界的重視。20世紀初以來，包括演繹和歸納在內的西方邏輯著作不斷被翻譯和介紹，中國學者自著的傳統邏輯著作也開始出版，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出版發行的傳統邏輯著作已經超過100種。在教育方面,不少大學、師範甚至高中都開設了邏輯課。屠孝實、陳大齊等學者曾為介紹、傳播傳統邏輯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從20世紀20年代起，數理邏輯開始被介紹到中國來。最早做過數理邏輯的介紹、教學和研究工作，並且做出了相當成績或有較大影響的中國學者有：俞大維、沈有乾、張申府、金岳霖、湯藻真、傅種孫等人。從1930年起，金岳霖在清華大學講授普通邏輯和數理邏輯，他是第一個系統地在中國傳授數理邏輯的人，他所著的《邏輯》一書，就包括傳統邏輯和數理邏輯的內容，是當時最有影響的大學邏輯教材。他在國內培養了第一批研究數理邏輯的專門人才。抗日戰爭時期，沈有鼎、王憲鈞、胡世華等曾分別在西南聯大、中山大學、中央大學，稍後莫紹揆在南京大學專門從事數理邏輯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為傳播數理邏輯知識，為使數理邏輯的教學逐漸從邏輯方面轉到數學方面，為培養中國第三代數理邏輯的專門人才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在中國近代邏輯思想的發展過程中，20世紀30年代發生了一場關於辯證法和形式邏輯的論戰（見“唯物辯證法”的論戰）。這場論戰，雖然涉及形式邏輯，但本質上是哲學的論爭。論戰雙方，都沒有區分辯證矛盾和邏輯矛盾，沒有認識到形式邏輯是不同於作為哲學世界觀的形上學的一門獨立科學，混淆了形式邏輯與形上學。因此，這場論戰對於邏輯科學的發展，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
對中國古代邏輯的研究 在形式邏輯傳入、傳播的同時,長期以來一直不受重視的中國古代名辯邏輯(見先秦邏輯思想），也重新引起學術界的關心和興趣。清代學者傅山、汪中、畢沅等人對古籍的整理、考證和註解，特別是張惠言、俞樾、孫詒讓等人對《墨子》、《公孫龍子》等書的校釋、註疏，為研究中國古代的名辯邏輯創造了條件。
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梁啓超的《墨子論理學》和章炳麟的《原名》、《明見篇》等文，是繼西晉魯勝以後研究先秦名辯思想的重要專論。1922年，胡適用英文發表了《先秦名學史》，這是中國最早的一部關於先秦名辯邏輯的專著。郭湛波的《先秦辯學史》和虞愚的《中國名學》也先後在30年代出版。這些著作不僅比較具體、詳細地總結了先秦名家、墨家、儒家和法家等各派的名辯思想,而且初步探討了這種思想的發展過程和特點,肯定了先秦特別是墨家已經建立了初具規模的邏輯思想體系，從而使中國古代邏輯逐漸為中外學者所了解和承認。
對世界三大邏輯傳統的比較研究 在近代，特別是20世紀以來，由唐代高僧玄奘等介紹到中國來的印度因明（見印度邏輯史）也再度受到了重視和研究。呂澂的《因明綱要》、熊十力的《因明大疏刪注》、陳望道的《因明學》、周叔迦的《因明新例》等著作先後出版。一些比較熟悉西方傳統邏輯和中國名辯邏輯的學者，還對西方邏輯、中國名辯和印度因明三種邏輯作了比較研究，並取得可喜的成果。梁啓超在1904年發表的《子墨子學說》一書中，首先將西方邏輯和墨家邏輯作了比較研究。他還在《墨經校釋》和《墨子學案》二書中指出，《墨子》一書中的論式，有的相當於西方傳統邏輯的三段論，而更多的則相當於印度因明的三支論式。章炳麟在其所著的《原名》中，更具體地論及了因明、邏輯和名辯的關係和區別，提出了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觀點。他認為因明三支最為優越，先秦名辯和西方邏輯都可以歸納為宗、因、喻的三支推論法，其區別只是排列的次序不同。章士釗在著述《邏輯指要》一書時，以西方邏輯體系為經，以中國名辯思想為緯，並不時論及因明。他在《名學他辯》一文中，將公孫龍的“他辯”和墨家的“故理類三物”類同為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和因明的三支論式。這些中國近代的邏輯思想家們對世界三大邏輯傳統（見邏輯）所作的比較研究，充分證明邏輯科學的全人類性質，為確立中國古代邏輯在世界邏輯發展史上的應有地位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