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簡介
《與世紀同行》是朝鮮人民領袖金日成（1912～1994）在國家主席的職位上歷時數年創作的長篇回憶錄，回憶錄未及寫完，金日成便溘然長逝。
《與世紀同行》生動描繪了自1912年作者出生到1945年朝鮮獲得解放這33年間朝鮮抗日鬥爭的歷史畫卷。全書8卷，每卷3章，每一章下又設5-10節。每卷25萬字左右，各卷前都配發有一兩百幅相關圖片。
創作過程
作者寫回憶錄的目的不是單純地保存歷史資料，而是要把“與民族一同度過的一生中所體驗到的問題和先烈們為今天怎樣獻出了青春的事跡告訴給新一代”，從而啟迪人們領會革命的原理、原則和方法，繼承老一輩革命戰士熱愛祖國與民族、熱愛人民與同志的精神。進入20世紀90年代，朝鮮在各方面都經受著嚴重困難。面對日益嚴重的國內外形勢，金日成要求全體人民堅定建設朝鮮式社會主義的信念和意志，發揚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克服一切困難推進革命事業。《與世紀同行》鮮明地體現了這一思想，是一部從現實著眼描述、評說歷史，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的回憶錄。
1992年4月，為迎接金日成80壽辰，朝鮮勞動黨出版社和朝鮮的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與世紀同行》的第1卷和第2卷。到目前為止，朝鮮已用9種文字出版了1-8卷（第8卷問世於1998年），其它一些國家也相繼出版了此書。中文版現有兩種，一是朝鮮的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一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鄭萬興譯本。按金日成的構想，“要把自抗日革命鬥爭時期、解放後直到今天所發生的事情全部寫出來，大概要寫30多卷。”④但他生前只完成了回憶錄第一部《抗日革命》的前6卷，根據他“生前親自擬定的綱要、遺稿和黨的文庫所珍藏的許多歷史文獻資料與回憶資料”⑤，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受權編纂出版《與世紀同行》的續編，第8卷的問世標誌著第一部的完成。下文所論及的《與世紀同行》，特指其第一部。
作為一部回憶錄，《與世紀同行》最突出的藝術特色是化事件為故事，將歷史進程整體性地故事化，最大限度地恢復了歷史生動鮮活的原貌，從而以情節之美誘導讀者步入佳境。
儘管回憶錄是一種文學體裁，但很少有人從文學的角度研究回憶錄，往往是在充分論證其歷史價值以後附帶說幾句諸如“文筆流暢，感情真摯”之類的泛泛之言。為什麼沒有人去深入探討回憶錄的文學性呢？首先，敘述事實真實可靠是創作回憶錄的基本要求。秉筆直書，不能虛構，聯想和想像的空間受到了限制，開拓回憶錄文學價值的努力也就隨之受到制約；其次，創作回憶錄並非文學家的專利，任何人都可以把對自己歷史的回顧與思考付諸文字。很多人沒有把回憶錄當作文學作品來創作，而是純粹地記錄歷史，對回憶錄文學性的追求僅停留在對文字進行加工潤色的層面上，這樣的回憶錄只有歷史研究價值，而沒有什麼文學研究價值，為個人利益寫作的回憶錄，歷史研究價值也會大打折扣。
由於這主觀、客觀兩方麵條件的制約，使回憶錄的文學價值相對小說等其他文學體裁來說比較貧弱，不易引起文學研究者的注意。然而《與世紀同行》打破回憶錄的傳統寫法，歷史價值與文學價值交相輝映，令人耳目一新，為之一振。通過對這一璞中美玉的發掘，我們對回憶錄創作規律的認識會有質的飛躍。
作為一種敘事散文，回憶錄的寫法理應不拘一格，但事實上大多數作者都是採取的無技巧筆法，也就是一個接一個地敘述事件直至結束，其間加入自己對歷史的感受和思考。這種寫法的缺陷是事件與事件之間沒有緊密的聯繫，只是按照時間順序先後出現，使作品結構顯得鬆散，難於形成整體效應；對事件平鋪直敘，敘事節奏缺乏變化，靜態描述有餘而動感不足，再現出的是一幅幅靜止的歷史畫面而非一幕幕環環相扣的歷史活劇；以事件為中心，以人紀史，疏離了文學揭示人生問題的宗旨。當然，採用這種無技巧筆法的回憶錄也有成功之作，如《彭德懷自述》、巴金的《隨想錄》，但它們的成功主要得益於事實（Fact）的力量，而非事實的藝術（ArtofFact）的魅力。事實的藝術，這正是《與世紀同行》的價值所在。
《與世紀同行》譯者鄭萬興說，《與世紀同行》“對其形式和可讀性來說，像是一部很有趣的歷史小說”⑥。這一評語觸及了這部回憶錄的藝術特點。更確切地說，金日成將小說的根本要素——故事情節引入回憶錄創作，講述歷史娓娓動聽，通過故事、軼聞揭示人格，傳遞情感，宣揚理念。
《與世紀同行》中的故事情節不是作為穿插、點綴偶爾用之，而是作為支撐與容納人物、情感、理念的框架和載體貫穿全篇。整部回憶錄就是一個首尾圓合的完整故事，從國家淪亡、民族遭受苦難的縮影家庭痛史起筆，以祖國光復、重踏家門終篇，這其間是意氣風發的學生運動，危機四伏的地下鬥爭，萬里風雪的浴血奮戰，衝突發生、發展、高潮、結局的全過程展示地十分清晰。這種情節化的創造手法實質是在題材與主題規定的前提下對散碎的真實事件進行整合，使之構成緊湊的整體，從而克服了回憶錄創作中容易出現的結構鬆散、進展遲滯的毛病，而生動豐富的情節則可以強化人物性格、深化主題思想、增強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金日成不但善於講故事，而且能夠自覺地將情之抒發、理之表達融會其間，藉助故事情節塑造人物。蛟河大嫂幫助自己擺脫警察追捕的故事，充分展示了作者對真實事件進行思想開掘和藝術探索的深度。這件往事，金日成曾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過，當時他是這樣講述的：
可是不覺間有一夥警察盯梢追來，為了甩掉警察，我鑽進一條胡同，接著進了一家庭院。我求這家女人說，警察在追我，請你把我藏起來。聽我這么一說，她馬上把背上的孩子交給我，叫我趕快背著孩子到廚房假裝燒火。我坐在地上往灶膛里口添柴燒火，那個女人就在旁邊做飯。一夥警察很快跑進這家院子，打開廚房門問這家女人，剛才有人跑到這邊來了，你看見了嗎？她若無其事地說，沒看見，沒有人來過我家。警察指著我問，他是誰？她面不改色地說，是我丈夫。警察剛出門又折回來，說要見我，還嚷著讓我出來。女人說，男人犯熱病，還沒退燒，出門不行。就這樣，她巧妙地騙過了警察。
金日成在創作回憶錄時選取了這一素材，《與世紀同行》這樣寫道：
不知是誰告的密，警察追上來了。我絕望地想，這下可逃不脫了。在這危急的時刻，韓光家的鄰居大嫂把我從危險中救了出來。她急切地對我說：“我不知你是誰，看來有危險，快進廚房來吧！”說著她迅速地把自己背上的孩子讓我背上，她還說：“由我來對付他們，先生就坐在灶前燒火就是了。”看來，那時我比自己的實際年齡要大得多，扮成孩子他爹也看不出破綻來。
我背著孩子，手拿撥火棍坐在灶門前，開始扮演她叫我演的角色。在革命道路上，我曾經闖過無數難關，也碰到過不少令人驚悸的危急關頭，可是遇到這種情況還是頭一次。
警察們拉開門，問那家大嫂：“剛才來的那個青年哪兒去了？”
那位大嫂泰然自若地回答說：“青年？哪來的青年呀？我家誰也沒來過。”然後她小聲地用中國話說，“家裡沒有外人，快進屋來，想吃飯就吃點吧。”
我背上的孩子認生，哭個不停。我想哄哄孩子，可是弄不好，又會露出馬腳。我左右為難，只是用撥火棍撥弄灶里的柴火。
“跑哪兒去了？是不是看錯了？”警察們互相嘰咕了一陣，到別家去了。
警察走後，大嫂泰然地笑著說：
“警察走出村子前，請你再當一會兒‘主人’。我丈夫下地幹活去了，我這就去叫他快回來。你就放心在這兒等一會兒吧。等他回來，咱們慢慢商量下一步對策。”她給我擺上一桌飯菜，然後就到地里去了。
她剛回來，警察又折回來了。他們喊我出來，說有事要我跑跑腿。這位大嫂不慌不忙地說：“一個病人，怎么去跑腿兒呀？要是你們實在急，那我替他去一趟吧。”於是她替我跑了一趟。
就這樣，這位大嫂幫我闖過了危急關頭。她雖然是一位純樸的農村婦女，卻很勇敢機智，革命覺悟也相當高。
兩相對照可以發現《與世紀同行》中的敘述不是純客觀的敘述，而是對事件與人物作了思想觀照和感情濡染，內容有血有肉，細節多姿多彩，生活氣息濃郁，內心世界微妙，成功塑造了一個在緊要關頭機智勇敢地幫助革命者的農村婦女形象。必須指出的是，回憶錄中的情節設計與安排都是以尊重事實為前提的。金日成兩次講述蛟河大嫂的故事，所述經過基本一致，只是在個別細節上略有出入。講述同一件事，取得大不相同的效果，這不是作者進行虛構的結果，而是得益於他對生活的獨到發現和獨特表現。既真實又生動，這對回憶錄這一體裁來說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將情節藝術引入記實作品，金日成並不是第一人。中國作家胡曠創作的革命回憶錄《潘虎》就已開風氣之先。七、八十年代美國文壇出現了創造性記實文學（Creativenonfiction）流派，主張在不改變事實的前提下，將小說、戲劇的創作手法運用到記實文學創作中，將事實整合成有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的完整故事，通過故事吸引讀者，通過故事展現人性。這一流派的實踐者多為新聞記者，獲得普利茲新聞獎的JonFranklin和JamesB．Stewart是其代表人物。他們提出了“WritingforStory”（為故事而寫作）、“FollowingtheStory”（跟著故事走）的文學主張。和這些前人比起來，金日成的創新在於將整部歷史情節化、細部化，這是前人所未曾嘗試、不敢嘗試的。對常人來說，不虛構也可能寫出一兩個生動的故事，但要使整部歷史、整個人生情節化、形象化就力不從心了，這要求作者具備豐富細膩的人生體驗和高超的文字駕馭能力。金日成見人所未見，做人所未做，垂暮之年壯心不已，飽蘸激情，歷時數載，創作出《與世紀同行》這部鴻篇巨著回憶錄，一部充滿活力的歷史，令人嘆為觀止。
朝鮮文化藝術代表作
| 朝鮮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優良的傳統，並創造出了燦爛的文化。朝鮮人民無論男女老幼都能歌善舞。朝鮮政府和朝鮮人民十分重視文藝工作。朝鮮強調：文藝必須為朝鮮革命現實服務,必須具備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的內容。金正日指出，要採取發動民眾的方法發展文學藝術，實現文學藝術的大眾化。即讓全體人民都積極參加文學藝術活動，要求人們都會寫文章、畫畫，會作曲、唱歌、彈奏樂器、跳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