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流派
《白鯨》是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作之一。浪漫主義文學產生於18世紀末,在19世紀上半葉達到繁榮時期,是西方近代文學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在縱向上,浪漫主義文學是對文藝復興時期人本主義理念的繼承和發揚,也是對僵化的法國古典主義的有力反撥;在橫向上,浪漫主義文學和隨後出現的現實主義文學共同構成西方近代文學的兩大體系,造就19世紀西方文學盛極一時的繁榮局面,對後來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浪漫主義文學是西方近代文學兩大主流體系之一,對整個西方文學產生的影響是勿庸置疑的。縱向上看,浪漫主義強調創作的絕對自由,徹底摧毀了統治歐洲文壇幾千年的古典主義的清規戒律,是西方文學在近代歷史上的又一次“文藝復興”。20世紀的現代主義文學的諸流派,都可以看作是浪漫主義文學蛻變、演進的結果。很多現代主義者自稱“新浪漫派”,可見浪漫主義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之間密切的聯繫。在宏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中看,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文學思潮和風雲變幻的社會變革如此密切的結合。浪漫主義文學是近代歷史上人們對科學理性、物質主義帶來的異化現象的一次徹底的檢視和清算。浪漫主義顛覆了西方資本主義舊的價值理性,以強烈的反叛精神構建了一個新的文化模式。
此外,許多浪漫主義者重視對民歌、童話等民間文學的整理和蒐集,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並發揚了西方文學的民間傳統。在德國和英國,浪漫主義就是從蒐集民間文學開始的。浪漫派廣泛從民間傳說、神話、童話中擷取題材,極大的豐富了文學的表現手法,為現代主義文學題材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作者簡介
麥爾維爾(1819~1891)Melville.Herman,美國作家。1819年8月19日生於紐約的一個商人家庭,1891年9月28日卒於同地。麥爾維爾的祖先是蘇格蘭的一個名門望族,早在麥爾維爾祖父那一輩,就已經來了美國,並且參加了獨立戰爭,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影響。在他少年時代,父親破產,家庭一下子從富裕墮入潦倒之中。爾維爾12歲時不幸喪父,15歲時就結束了僅僅四年的學校生活。因家境惡化,使他不得不走向社會獨自謀生。他先後做過銀行職員、農場工人、鄉村教師,備嘗了人世間的冷暖。因父親破產,未成年便離開學校,自立謀生。此後不久,他不得不從銀行職員做起,先後做過店員、農場工人和國小教師,嘗盡了生活的酸甜苦辣。1837年,18歲的麥爾維爾懷著滿腔的忿懣和對社會的牴觸,逃上了一艘帆船,開始了他的航海生涯。第一次的航海只是激起了他更強烈的願望,1839年,到一艘往返於美國紐約和英國利物浦之間的輪船上當服務員,開始了5年海上生活。其間曾在幾艘捕鯨船和郵輪上當過漁叉手和普通水手,足跡踏遍四大洋,還曾流落到塔希提島和馬克薩斯島上,在有食人風氣的土著部落中生活過一個時期,並作為水兵在美國號戰艦上服過役。從1841年起,他開始登上捕鯨船做水手了。在隨後的3年間,麥爾維爾隨著捕鯨船到了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大大開闊了眼界。不僅如此,他還和捕鯨船上的其他夥伴一起,同捕鯨船上的專制行為做了一定的鬥爭,並且還曾因暴動等原因被監禁。後來,麥爾維爾加入了美國軍艦“美國號”,在艦上服役,直到1844年他在波士頓上岸,結束自己的航海生涯。這些經歷為日後他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1844年,麥爾維爾退伍回到紐約,開始創作生活。最初的長篇小說《泰比》 、《奧穆》 、 《馬爾迪》都是以他在南太平洋的生活為依據寫成。其中《泰比》描寫了他在馬克薩斯島上的食人部落泰比人中的驚險經歷,揭示了資本主義文明給當地土著人的淳樸生活帶來的破壞,因此受到教會的譴責。另外兩部長篇小說《雷德本》和《白外套》也是描寫海洋生活的。這些作品給美國文學帶來了嶄新的領域和內容,在美國讀者中廣受歡迎,作者因此贏得了海洋文學家的稱譽。
圍繞著麥爾維爾,一切都是悲劇。創作悲劇作品本身並不是悲劇,只有創作悲劇作品的人成了現實悲劇中的主人公時,真正的悲劇才產生了。梅爾維爾最初的兩本書《泰皮》(1846)和《歐穆》(1847)是根據他在泰皮和塔希提的見聞經過藝術加工而寫成的遊記。1847年梅爾維爾開始創作《瑪地》,並同紐約文藝界接觸,經常為文藝刊物寫稿。1849年梅爾維爾出版《雷得本》,1850年出版《白外衣》 ,都寫航海生活,也都獲得好評。這年夏天他與霍桑相識,兩人成為鄰居和朋友。1866至1885年他在紐約任海關檢查員。1866年他自費印行第1部詩集《戰事集》。1876年又自費出版以宗教為題材的18000行長詩《克拉瑞爾》,1888年和1891年自費出版詩集《約韓·瑪爾和其他水手》和詩集《梯摩里昂》,各印25冊。
麥爾維爾於1891年9月28日去世。一生潦倒不得意,他的作品在當時大多也不受歡迎,1851年,他發表了自己的代表作《白鯨》(又名《莫比•迪克》),但沒有引起讀者和評論界的重視,這使他十分失望。《白鯨》之後,麥爾維爾後期作品中比較重要的有小說《彼埃爾》(1852年)、《伊薩雷爾·波特》(1855年)、《騙子》(1857年)、長篇小說《比利•巴德》(死後於1924年被整理髮表)和短篇故事集《廣場故事》(1856年)。但是以上這些作品在當時都受到讀者的冷遇,麥爾維爾本人也幾乎被人遺忘。1891年,麥爾維爾在世人的漠不關心中逝世於紐約——他的出生地。死後3天, 《紐約時報》才在一個不起眼的位置刊登了這個不幸的訊息。這些作品長期沒有得到重視。直到20世紀20年代,麥爾維爾的價值才被美國文學界“重新發現”,確立了他在美國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西方評論家才對麥爾維爾的後期作品,尤其是《白鯨》非常感興趣,讚譽它為一部美國文學經典著作。內容簡介
1851年完成的長篇小說《白鯨》(即《莫比·迪克》)是麥爾維爾的代表作。這是一部寓意豐富、深刻、筆觸雄渾的長篇小說。它記述在19世紀上半葉美國捕鯨業蓬勃發展的年代,從事捕鯨業40年的裴圭特號捕鯨船船長亞哈在同一條巨大兇猛的白鯨莫比·迪克搏鬥中船破身亡的經歷,反映出作者對當時資本主義巨大發展的疑慮和惶恐心情。
書中描寫了海上航行和紛繁的捕鯨生活,被譽為"捕鯨業的百科全書"。整部作品,寓意深刻、語言流暢、感情凝重、切合主題,並用象徵性手法,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罪惡,人物刻畫栩栩如生,內心描寫委婉生動。
但是,這絕不是一部單純地敘述發生在海洋上的一個人與黥生死相博的傳奇故事;麥爾維爾對海洋和海洋生物的嚴酷態度比故事本身更讓人精心動魄。在他講述的可怕而殘忍的故事裡,作家絕無一絲愛憐海洋生物之意,他是為那些來不及洗濯雙手的海洋征服者擂響戰鼓,為那些以血腥方式征服大自然鬥士們的瘋狂行動,盡最大可能進行合理性辯解。幸運的麥爾維爾成功了:追殺白鯨的血腥故事獲得了一圈彩虹的光環,成為一部不朽的著作,成為西方文學中的經典,迷倒了一代又一代讀者。《白鯨》一書是美國文學史上公認的經典文學著作,是史詩般的小說。它氣勢磅礴,場景宏大。不僅反映了美國水手向大自然進軍的艱辛歷程,而且也表達了人類不斷進取的堅強信心。
作品背景
1851年,美國作家麥爾維爾完成了他的長篇小說《白鯨》。《白鯨》出版後,麥爾維爾曾給霍桑寫過一封信。他在信中稱:“我剛剛寫了一本壞書,現在我感到自己像羔羊一樣純潔。”自稱寫了一本“壞書”,卻“感到自己像羔羊一樣純潔”,這話聽起來有些玄妙,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樣的自白都不能不給讀者帶來幾分迷惑。究竟是麥爾維爾本人對如何評價自己的作品缺乏洞見,還是有意以謙卑的姿態,取悅他所崇敬的作家?從麥爾維爾與霍桑的個人友情看,似乎兩者兼而有之。不過,更有趣也更重要的,是作家無意中在這一段話里顯露出的某種微妙的心理狀態:對寫出這部大有別於普通讀者口味的《白鯨》,帶有幾分自嘲,懷著某種歉意,同時又流露出作品脫手後難以抑制的喜悅。在歉意與喜悅交錯相融的情緒之間,這明顯地暗示著什麼,似乎作家意識到自己接近了一個宏大的目標,且有充分的把握貼近和捕捉它;並且,在追尋和捕捉這宏大目標的過程中,他的心靈得到了升華,有一種潔白如雪的愉悅感。那么,麥爾維爾欲言又止,隱而不談的到底是什麼?
深究這個問題,1851年這個年頭決不能忽視,它是一把必不可少的入門的鑰匙。因為今天重新解讀《白鯨》,我們不能只關心文本,不能把閱讀死死地框在文本的小牢籠里,相反,恰恰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識地放棄在文本的曲折小徑里流連徘徊的“細讀”方法,讓歷史回到閱讀和批評中來,以從整體上理解麥爾維爾的寫作以及作家所處的時代。
一旦讓歷史之門敞開,我們就不能不看到《白黥》絕不是某種象牙塔中的寫作,不能不看到這部作品與歷史之間那種曲折隱蔽的關係,並將其視為龐雜歷史系統的一部分。這段歷史就是1848~1875年前後資本主義對全球的擴張和征服。對新興的資本主義而言,這一時段極為顯赫,借用霍布斯鮑姆的話說:“資本主義在1848年前的60年裡已經獲得歷史性的突破,在經濟陣線、政治—意識形態陣線上皆取得勝利。”在其《資本的年代》一書中,霍布斯鮑姆不僅概述了資本主義工業化初期的重要事件,分析了一些事件的正負面影響,還特彆強調了這一時期經濟和技術方面的成就:“全世界澆鑄了幾百萬噸的鐵,穿越各大洲的綿延鐵路,橫跨大西洋的海底電纜,蘇伊士運河的開鑿,芝加哥等美國中西部處女地上拔地而起的大城市……”等等。歷史學家認為“這是一出歐洲和北美強權主演的戲劇,世界被踩在它們足下。”
霍布斯鮑姆還將1851年前後的移民活動,稱為“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移民浪潮”,他注意到1846~1875年之間,約有900多萬人離開歐洲,其中大部分到了美國。克羅斯比在《生態擴張主義》一書中,分析大約整個歐洲人口的1/5移居美洲的推動力時,認為主因是“人口爆炸及由此導致的耕地短缺,民族間的爭鬥,對少數民族的迫害。”
對比之下,霍布斯鮑姆的觀點比較溫和,他認為造成移民大潮的直接原因,涉及到當時歐洲都市化浪潮和鄉村普遍的貧困化,還因為“有幾批移民是從較糟糕的農業環境離開,遷移到較好的農業環境定居。”在這裡,霍布斯鮑姆的筆觸已經點到了生態環境,但並未把它當成大問題認真探究。不過,這位歷史學家指出,大批歐洲移民移居美國的後果,在1867~1883年短短的十幾年間顯現出來,這就是大約1300萬印第安人慘遭屠殺(包括歐洲人帶入的天花、霍亂等疾病給原住民造成的生態災難),甚至連印第安人賴以生存的幾百萬野牛也在新移民的槍口下滅絕。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指出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及其探險活動,已經將“世界地圖上的空白逐漸填滿”,但霍布斯鮑姆還是疏漏了一個廣闊的領域:海洋。
另一位歷史學家沃勒斯坦在對資本主義體系進行歷史性動態分析時,注意到早在17世紀初,或更早一些時間,荷蘭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取得了霸權地位之後,不僅壟斷了北海的鯡魚捕撈業,還壟斷了冰島以及斯匹茲卑爾根的鯨魚捕撈業,甚至統治了世界海運貿易。當時的荷蘭的造船業已經十分發達,在阿姆斯特丹“有一系列相互連貫的工業部門:纜繩工廠、麵包房、供應船用雜貨,以及製造航海儀器和繪製海圖的部門。”
布羅代爾則在他著名的歷史著作《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中提供了另一幅圖景:“……阿姆斯特丹總是船滿為患,一名旅行者於1738年說:‘我從未見過如此驚人的奇景。如果沒有親眼目睹,不能想像有2000條船在同一港內的絕妙場面。’1701年的一本旅行指南談到,港內的8000條船,‘檣桅林立,遮天蔽日’。船隻數目到底是2000或8000,我們不必深究。可以肯定的是,從丹姆廣場放眼望去,只見到處都是船旗。真是讓人不能相信,更遠處是專門從事捕鯨的大船。”這是多么龐大的船隊。據推測,當時造一艘大船需要2000棵樹齡達100年的橡樹,而生長2000棵橡樹那時需要500英畝的土地。沃勒斯坦認定,早在16世紀,由於造船等其它經濟因素“致使西歐、義大利、西班牙和地中海諸島的森林面積緩慢而穩步地減少。”其實,征服海洋的行動早已開始,作家法利·莫厄特在《屠海》中對此作了詳細描述,從他掌握的資料看,1851年前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對海洋的征服,對海洋生物的圍剿與同一時期慘殺美洲印第安人的行動相比,同等的血腥、同等的瘋狂。按照莫厄特的考證,捕鯨人在外海捕殺抹香鯨後,新英格蘭人變成真正的捕鯨者。到1765年,有120多條新英格蘭的捕鯨船在外海捕鯨。他們捕殺抹香鯨、座頭鯨、還有黑色露脊鯨,捕殺量驚人。新英格蘭捕鯨船隊組建後,環繞了整個地球,他們在南大西洋、南北太平洋和印度洋巡獵。在1804至1807年間,共捕殺了20多萬頭鯨。黑色露脊鯨成為被獵殺的目標後,僅50多年時間裡幾乎在世界範圍滅絕。按照莫厄特的分析,歐洲人首次到達北美大陸時,僅北大西洋中有15萬頭格陵蘭鯨。莫厄特認為,巴斯克人、英國人、蘇格蘭人、荷蘭人、德國人以及美國人,在百餘年內將格陵蘭鯨滅絕。1847年前後,美國人成了捕鯨業後來居上的霸主,它擁有3倍於歐洲的捕鯨船,數量達700艘,從事捕鯨的人過兩萬。美國的捕鯨船隊僅用50年時間,完全滅絕了太平洋中的弓頭鯨。可以想像,當非洲的黑人被作為奴隸販賣,海洋中鯨魚的腦、須、齒被視為昂貴的商品,還有什麼東西不可以成為資本和利潤所追逐的目標。新興的資本主義已如同一頭無比貪婪的大怪獸,其無休止的吞噬行徑,其盲目、瘋狂的掠攫活動,不僅到處製造災難,而且在它所征服的一切領域留下了抹不掉的血腥印跡。正是依靠這樣一系列殘酷的對世界的發現和開發,從16世紀至18世紀的200多年間,資本主義成功地將自己的勢力擴展到地球的各個角落。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有過深刻的概括:“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這就是麥爾維爾所生活的時代,這就是1851年前後處處瀰漫著征服和占有氣息的社會氛圍。麥爾維爾這位富有航海經歷的作家,雖然不能說正處於新興資本主義的中心,但他卻置身於這一歷史發展最敏感的地帶,應該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氣息,把握到其脈搏。在當時,資本主義雖然已經在歐洲、在北美,在東西南北不同的地理區域,“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但它在如何徹底地控制大自然,如何完整地占有大自然這一事關資本主義未來的重大問題上,還沒有為自己的行動找到合情合理的解釋,並沒有為自己的殺戮和貪慾找到可供減緩心理壓力及可滋效仿的偶像。或許,麥爾維爾並未真正意識到這是新興資產階級的急迫需要,它與資本主義體系的歷史命運相聯結,是與這一體系共存亡的大主題。但他適時地行動了,並在文學寫作中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個人想像¾¾這些想像明顯植根於閱讀前人作品(培根、莎士比亞、埃斯庫羅斯、卡萊爾、《聖經》)獲得的靈感,植根於那一時代的整體氛圍、諸多刺激性因素和普遍性情緒之中。麥爾維爾的寫作不可能超越時代。
內涵寓意
主人公亞哈船長和白鯨莫比·迪克是一對尖銳的矛盾,這個矛盾集中代表了人類與自然界的強烈的衝突。用我們關於人與自然的關係來衡量,這個衝突的發生是客觀的、必然的、不可迴避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的一個非常形象化的體現。亞哈船長是人類在自然面前的代表,是人類派來征服自然的。他是普通的人,卻有著普通人所沒有的堅毅剛強和不為名利所動的種種美德,但同時,在他的身上我們還發現了瘋狂、自私、剛愎自用等種種劣跡,使我們對這一形象產生了全面立體的認識。從他的美德看,他近乎神明,讓人信奉和激動不已;從他的陰暗的一面看,他又越來越接近莫比•迪克而成為了一個惡魔,讓人感到可憎又可怕。正因為如此,亞哈船長才是一個真實而強大的人,只有他才能完成人類所賦予的剿滅白鯨的使命。對於亞哈來講,這使命是神聖的,是歷史性的。人類征服自然的過程是由無數個剿滅白鯨一樣的過程組成的,每一個過程都有一個亞哈作為領袖。這領袖非亞哈莫屬。因為亞哈既強大威嚴得像一個神,又確實是一個人。人類不可能依靠神力來征服和改造自然,那只是被稱作神話的美好願望。亞哈擔起了進擊自然的使命,它贏得了所有勇敢的人的尊敬和愛戴,他招致在自然面前縮首縮腳的懦弱的人的恐慌甚至憎恨。於是,人類自身的矛盾產生了,並且一步步加劇,僅次於人與自然的矛盾。人類在征服自然的過程中,必須解決好內部的矛盾,必須克服自身的種種弱點,只有這樣,才能在與自然的較量中獲得成功。
亞哈船長剿滅白鯨的過程包括了以上種種的因素。“裴廓德號”是人類社會本身的一個高度概括,是那個年代人類狀態的一個縮影。亞哈船長剿滅白鯨的過程是人類征服自然的過程中的一個濃縮,是無數次殊死鬥爭中的一次。白鯨莫比•迪克是自然的代表,當然它也是自然陣營中最傑出的代表。莫比•迪克是一種自然力量的象徵,是同樣強大的自然的一種具體體現。自然由強大的莫比•迪克和無數個平庸的其他組成,正像人類由強大的亞哈和無數個平庸的斯達巴克、斯塔布和弗拉斯克組成一樣。自然是豐厚和大度的,它是人類的依靠,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寶庫,是人類的衣食父母,失去了它,人類將不復存在。自然是吝嗇的,它從來都不主動給人類什麼,人類從它身上得到的一切,都是靠著自己索取甚至掠奪而實現的。所以,人類搞不清自然究竟是人類的恩人還是仇人,還是時而是恩人時而是仇人,這一點,恐怕它自己也搞不清楚,因而才如此的矛盾重重。但是,僅就大鯨而言,自然和人類的衝突只可能是你死我活的,因為,人類行為方式在大鯨的身上只體現出對自然最殘酷和最無道的一面,同樣,大鯨所回報給人類的也只有殊死的反抗和陰險的報復。
在這樣無數的矛盾之中,無數的衝突產生了。莫比·迪克充當著自然界的酋長,自命為自然的守護神,因而亞哈和莫比·迪克的衝突不可避免。在自然與人類的衝突中,結局的勝負是事關重要的,它影響著世界的前途,自然也決定著人類和自然的命運。最終亞哈和莫比•迪克同歸於盡了。人類和自然誰也征服不了誰,他們就像是地球的兩個極一樣,互為依靠,互為補充,維持著世界的運轉。人類和自然,是做敵人還是做朋友,這個問題找不到答案。逝去了的亞哈和莫比•迪克解決不了這個難題,現代人不知能否解決。人類如何面對自然,是人類所永久面臨的一個話題,是人類能否保持自身的一個關鍵。
《白鯨》是偉大的作品,是力量和思想的所在,是美國文學史上的史詩之作。作者從富有到貧困的轉折決定了他坎坷而閃耀著光彩的命運,而命運的多舛和對命運的不斷抗爭,則決定了他人生的力度和作品的力度。
主題分析
跳開1851年,站在21世紀的視點重新審讀《白鯨》,細心的讀者將會發現,《白鯨》從始到終貫穿一條主線:人一旦置身於大自然中,惟一的選擇只有充當征服者,他與被征服對象的關係必然是對立的,兩者是彼此仇視的、互不相容的。麥爾維爾對亞哈船長的塑造尤其突出了這一點,使其成為《白鯨》這部書的靈魂。在麥爾維爾筆下,虛擬的大海與真實的大海相去甚遠,麥爾維爾的大海永遠是變幻莫測、充滿險惡的,它是“冷酷惡毒的”,它有“幽靈似的白浪滔滔的洋面”,即使晴朗的天氣,“在它那一派蔚藍的、柔和的底里,隱藏有一種邪惡的魔力。”這就是“大壽衣似的海洋”,一切邪惡皆來自它的最深處,它孕育了兇殘無比的大白鯨,還有嗜人血的抹香鯨,而大白鯨在大海中橫行無忌,簡直就像個“蠕動的海魔王”。總之,在作者的描述和勾勒下,翻動著白色浪花的大海與幽靈般的白鯨,兩者在陰險、邪惡的軌道上融為一體。為使閱讀者真切地感受大海的險惡,作者從《白鯨》最初的章節起始,竭力渲染緊張、恐懼的氣氛,他引領讀者走進與棺材諧音的“彼得·科芬”大鯨客店,那裝飾古怪的居所處處閃露著凶兆,使人聯想到無處不在的死神。連人們尋求心靈庇護的教堂,也無法使你擺脫對死亡的恐懼,面對一座座葬身於大海的海員墓碑,讀者直接感受那索取人性命的元兇迫近的氣息。神父的布道更是異乎尋常,他“曳長而莊嚴的聲調,有如一隻陷在迷霧的海上的船隻那種不斷敲擊的鐘聲”,他的吟誦將人們的恐懼拖至深淵:“大鯨的恐怖和肋骨/困我在陰森可怕中/神光普照的浪濤滾滾而過/把我高高舉起/重重拋進毀滅之都……”似乎這還遠遠不夠,神父反覆宣講《聖經》中“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了約拿”的那一段落,將大海,及大海中的生物同基督教歷史神話連線起來,將人的恐懼、人的死亡歸罪於大海,將人與大海、與大海中那“一條大魚”的對立與衝突視為歷史的必然。甚至那艘以滅亡的印第安部落名稱命名的“裴廓德”號捕鯨船,也是隱喻“死亡與決鬥”。這艘“用它獵逐到的敵人的骸骨來打扮自己的船隻”,竟是用花白的鯨骨打造的。
這些描寫和敘述不僅將大自然惡魔化,而且不可緩解的仇恨壓倒了一切。仇恨的對象具體而明確,就是那頭出沒於大海中邪惡無比的白鯨,人與大海、與海中巨獸的對立和復仇情緒,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發。在此,人們不能不提出疑問,在真實的人類狩獵歷史活動中,某一種狩獵活動,在它的準備狀態,在其行動的前期階段,果真要在獵手的心靈中灌輸和強化對所獵取對象的恐懼情緒,直至把這種情緒引向仇恨嗎?這是容易被閱讀者忽略的常識性問題。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作家在這裡明顯進行了有意的歪曲和改寫,其中隱含了作家寫作的深層動機和目的。閱讀和了解人類學家所記載的狩獵部族習俗,我們將會發現,無論在印第安部落、還是在愛斯基摩人中,無論在非洲和亞洲曾以狩獵為生的原住民中間,他們與獵取對象的接觸或遭遇,更多的是欣喜,同時伴隨著久遠的敬畏(類似的場景,還能從美國電影《與狼共舞》所復原的印第安部落習俗中看到片段)。假如某個獵手對某種獵物有了怨恨,不管他是部族頭人還是首領,都不會把個人的怨恨提升為整個部族的仇恨,那將引發瘋狂的濫殺,或退而避之,全部族選擇遷徙之路。但這勢必危及群體的生存,甚至毀掉整個部族的生計。為此,我們不能不追問,麥爾維爾是否犯了常識性錯誤,將他所描述的獵手對獵物的仇恨當成人類固有的、原發的、普遍化的共通現象?這裡更可能的是,作家並不只是簡單地犯下常識錯誤。探究其源由,根本原因恐怕還在於麥爾維爾所處社會環境的變化,這變化是前所未有的、來勢洶洶的、難以抵擋的。1851年前後的那一時段,一隻看不見的大手將歷史折為兩截:被翻過的那一頁,無論其多么漫長(包括所謂封建社會),從總體上說人類對大自然取一種敬畏的態度,在經濟生產和社會生活中都是維持低限度生存水準,以同大自然保持相對協調;翻過的這一頁,是以“資本和利潤”為推動力的歷史新開端,征服和占有大自然成為它的題中應有之意。美國心理學家弗羅姆在他《占有還是生存》(1976年出版)一書中對此有過深刻的論述,他認定“十八世紀的資本主義逐步地發生了一種深刻的變化,經濟行為與倫理學和人的價值觀念分離開來。”他認為資本主義已是“一個有著自己的動力和規律的運動著的系統”。他分析了重占有和重生存這兩種不同的生存方式,追溯其歷史淵源,從中得出的結論是:“這兩種生存方式的區分以及愛活物和愛死物這兩種不同形式的愛,是人類生存的至為關鍵的問題。”毫無疑問,麥爾維爾全身心地沉浸在類似於“愛死物”的那樣一種衝動中,他竭力渲染人與大自然的對立情緒,將這一情緒引向仇恨。這種仇恨一旦合法化,就能為那些追逐利潤的人們,為貪婪得發瘋的資產階級,為整個資本主義體系隨之而來的在更大的海域、在更廣闊的大自然中,進行更瘋狂的屠殺,無休止的占有,找到了無所顧忌的行動口實,清除了征服者的心理障礙。
“征服和占有”確實是1851前後那個時代的大主題,麥爾維爾緊緊地抓住了它,又在《白黥》寫作中占有了它。
《白鯨》為讀者提供了這樣一段有趣的場景:亞哈船長一隻手抓著護桅索,一隻手高舉著一枚西班牙金幣,口中高喊著:“你們隨便哪一個給我發現這條白鯨,就可以拿到這枚金幣,朋友們!”在大海中,在航船上,以西班牙金幣懸賞第一個在桅桿上發現獵物的人,這樣的情景令人眼熟,肯定在哪裡發生過。它與某一段歷史,某位聲名顯赫的征服者有關。查一查, 《哥倫布航海日誌》中就有類似的記述,那應該是1492年10月至12月的某一天,哥倫布乘“平塔”號探險船航行在大西洋上,他就是以同樣的姿態,同樣的口氣,以西班牙國王的名義宣布:第一個在桅桿上發現陸地的人將得到賞金。這是歷史的照搬和刻意複製嗎?究竟是麥爾維爾無意中設定了這一情節,還是因為大海和航船等相似的場景,使他下意識地套用了當年殖民擴張時哥倫布的焦慮?這一時難以認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兩個發生於不同時代的故事,既然使用了相同的情節,必然在某些方面有內在的聯繫:主人公(或當事人)意識到征服和占有是他此行的惟一目的,意識到金錢所具有的無法抗拒的魔力。從這富有象徵和隱喻色彩的情節中,讀者或許應該不難找到這樣一種聯繫:在麥爾維爾的潛意識中,哥倫布,或這一類人是值得效仿的楷模:他要做一樁大事情,他要完成有一個大發現,他要征服一個大目標。這征服欲,也就是弗羅姆所說的“愛死物”的欲望。這一欲望通過愛爾維爾所虛構的人物和故事一點一滴地表露出來。
麥爾維爾在“鯨類學”章節中,有意展示了他所掌握的有關鯨類的豐富知識,不僅將不同的鯨進行分類描述,還在描述其形態和習性的過程中,指出哪一種鯨的“商業價值又是最高的;因為它是人們能夠從它身上獲得貴重的東西,即鯨腦的惟一動物”;從哪一種鯨的“嘴巴里所提煉出來的芬香可口的油是極其名貴的,是珠寶商和鐘錶匠所竭力搜求的東西。”他出示收集到的資料,還談到獨角鯨的角,聲稱在古代它是被“當做抗毒的靈劑的,因此,它的製劑售價很高。”但有關這種獨角鯨的信息少之又少,只有在1576年的文獻中有段記載,那是英國的馬丁·弗羅比歇爵士探險歸來,將一隻獨角鯨的角獻給了伊莉莎白女王。至於鯨類的食用價值,細心的作家並沒有忽略,他在“做菜的鯨”一章中津津有味地談到,300年前,法國就把“露脊鯨的舌頭當做一種珍餚美味,而且價格賣得非常高。”說到小抹香鯨,“把它的腦髓當成一樣上等菜。用一把斧頭,將這種精巧的腦殼敲開後,肥肥白白的兩大爿就折裂開,然後把它們和著麵粉,煮成一種最惹人喜歡的食品,味道之芬芳,有點像小牛腦……”
很明顯,作家在這裡是向一大批為數眾多的隱形讀者訴說。這批讀者對獵取和屠殺沒有興趣,他們不願自己的雙手染上血跡,但他們卻有很高的消費趣味,有很強的好奇心,他們的關注點集中在珍希物品上。為了滿足這些隱形讀者的特殊口味,麥爾維爾被“資本和利潤”浸透過的商品意識已溢於言表。從這一角度閱讀“割油”、“絨毯”、“海德堡大桶”、“龍涎香”、“手的揉捏”、“煉油間”等章節,從那大段大段工廠化操作的描述中,被牽著鼻子繞來繞去的讀者終會發現,原來這裡談及的,才是遠洋捕鯨的真實目的,它與金錢和利潤直接掛鈎,它是捕鯨、獵鯨、屠鯨的原初動機,與所謂的“復仇”和“仇恨”根本就沒有什麼瓜葛。在這條軌道上還談什麼正義與邪惡!捅破這一層窗戶紙,讀者或許有上當受騙之感。特別是在“抹香鯨頭——對比圖”和“露脊鯨——對比圖”這兩個章節,麥爾維爾引領讀者以占有者的姿態把玩手中的獵物,他觸摸鯨的唇、舌、須,把玩鯨的頭顱,將鯨的“整個頭當成一隻大提琴,而那些個噴孔,就是大提琴的聲板上的壁孔。”他細細地觀賞鯨“頭頂上的奇特、隆起、雞冠形的覆蓋物——這種碧綠而纏來纏去的東西……”他翻看鯨的牙齒和嘴巴,“這隻嘴巴真是多么漂亮雅致呀!從地板到天花板都有鑲里,或者不如說是用一層白色薄膜裱褙的,光輝閃爍,宛如新娘穿的緞子。”這情景恰如一隻老貓把玩爪下的小老鼠。夠了,這到底表現了一種什麼心理?與捕鯨手的心態(無論怎么說《白鯨》還是以捕鯨為主線)是否相符?我們不能不有所質疑。從人類學家泰勒、弗雷澤的專著中不難發現,狩獵部族獵獲之後通常是以敬畏的心情撫慰自己的獵物,安慰它,討好它,並以多種方式為自己的行為開脫、謝罪,這不只是部族成員自覺履行的習俗,而是他們自然信仰的一部分,同他們的生存方式合為一體。這樣的習俗在亞洲、在中國的北方,在西伯利亞的密林中,一直延續到20世紀60年代。如今,在世界某些邊遠地區的部族文化中仍然存留著。美國作家海明威在他的《老人與海》 (出版於1952年)中,就以令人信服的細節描述了老漁民與一條大魚搏鬥的經過,其虔誠、敬畏的心境和獵取大魚後的失落感,給人以刻骨銘心的記憶。顯然,麥爾維爾清楚地意識到他面對(或者說他感興趣的)的是什麼樣的讀者:這是一個新興的強力集團,是特殊群體,這一群體的行為心理特徵早與傳統相悖,特別在對待大自然、對待自己占有物的態度上,同古老的傳統有了本質別。
現在還是讓我們回到1851年,回到麥爾維爾和他的《白鯨》吧。雖然麥爾維爾在他的小說的非敘述性章節中,塞進了大量浸透和渲染了占有的快感,也就是“愛死物”的快感的文字,直接表述了帶有資本主義原始資本積累時期強烈特徵的價值觀念,不過這畢竟是構成小說的次要結構因素。麥爾維爾的主要貢獻是塑造了一個經典的人物形象亞哈船長。從《白鯨》問世以來,如何看待麥爾維爾筆下的亞哈船長,一直是人們爭論不休的話題。1988年出版的《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對亞哈船長給予很高的評價,在談到這一人物給閱讀者帶來的歷史性聯想時,認為亞哈的對手白鯨,是“一條‘約伯的鯨’,是和那些原始的傳說中的惡龍和海怪同屬一類的,是那些肆虐於創世之際的混沌的力量象徵;而亞哈則是柏修斯、聖喬治式的人物,自願擔當起救世的重任,去實現《以賽亞書》中的預言,去‘屠殺海里的惡龍’。”在這樣一個神話的映照下,亞哈還是“一位十九世紀的思想家。”
按照這一思路,亞哈船長儼然是為正義而行動的悲劇性英雄,他在思想與行動上與《聖經》中的英雄神話、英雄人物一脈相承。在這篇短文里,不便討論基督教早期自然觀的利弊得失,引人注意的卻是麥爾維爾為把亞哈船長、甚至將整部《白鯨》同基督教神話傳說聯繫起來的種種努力。他在《白鯨》臃長的引文里,例數聖典中有關“巨獸”、“大魚”、“大鯨”的記載,借用神話寫作的方法,將亞哈船長裝扮成半人半神的形象,他的仇敵也被賦予某種超自然的力量,形成了虛擬性敘事與神話性虛擬兩種表述方式相互交融的敘述策略。這種寫作策略亦虛亦實、亦神亦鬼,容易使閱讀者產生類似服用迷幻藥那種虛實顛倒的幻覺。亞哈船長一出場,就像“一個剛從火刑柱上解下來的人,一條細長的、青白色鞭痕似的東西,像根線一般從他那簇灰發里蜿蜒而出,直順著他那焦黃色的半邊臉和脖子而下,消失在衣衫里。”作者並不點明造成這副傷殘面孔的直接原因,而是引導閱讀者按照他的暗示去想像。作者勾畫了亞哈船長半倚半站的輪廓,強調的卻是他的那條殘腿,告知讀者它是用“抹香鯨的顎骨加以磨光修整做成的”,省略了造成這位捕鯨船長傷殘事件的緣由。將一個飽受傷害的形象推到讀者面前,使讀者沒有機會思考那樁事件的原發過程:究竟是獵手攻擊獵物在先,還是傷殘了的獵物被動反撲在後?在這裡,一個前提,一個必不可少的獵取和占有的動機被悄悄地掩蓋了。那頭大鯨變成了天生的惡魔,它成了捕鯨手的“天敵”(進而也就成了人的天敵)。而這位受傷害者所有的仇恨,所有的復仇行動因此變得正當,變成情理之中的事情。作者輕鬆地滑過了對那頭大鯨,對大海,對整個大自然恐懼和仇恨起因的解釋,以純粹的復仇掩蓋了一切,掩蓋了遠比宰殺一頭惡獸更為實在的圖謀。同時,小說為亞哈的瘋狂和偏執,為那些同他的行為相類似的舉動,找了可辯解的理由:“他對於白鯨的報復心理可能會多少擴大到一切抹香鯨,他越多殺巨獸,就越增加機會,因為這樣一條條地殺下去,最後的一條鯨就會是他所要獵擊的可恨的鯨了。”這是推出亞哈這一形象的圖謀所在,也是這一形象的功用和價值所在。無論作者怎樣遮掩,這一人物顯然是為“擴張和征服”的目的塑造的,他具備這一目的所需要的一切特徵:他頭腦中只有一個目標,胸中翻動的只是一種情緒:他要徹底毀掉那頭鯨,哪怕追殺到地獄的盡頭。他成了馳騁於大海之上無所畏懼的超人,他是“船上的可汗,海中的之王,也是大海獸的太君”;他成了力量的象徵,“施行一種隨心所欲的霸權”;他是以自我意志為中心的旌旗手,不顧“裴廓德”號船員的生死,行為完全被所謂的“鬥志和意志”所支配。這位與古代君王同名的捕鯨船長,最終以三天三夜的搏鬥,完成了英雄的征程,按照作者的設計以殉道的方式與白鯨一道沉入海底。至此,這部虛擬作品釋放了全部能量,把緊張、恐懼、仇恨、復仇的極端化情緒塞進了讀者的記憶,進而成為長期存在的公眾形象記憶的一部分。不管人們喜歡還是不喜歡,亞哈船長最終成了一尊在大自然面前不負任何責任,毫無敬畏和懺悔之心的冷麵偶像。在後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這一形象助長了在大自然中無所顧忌、瘋狂的行動,影響了這一行為向更大的範圍蔓延。這一點,人們可以從1851年之後的那一段歷史,從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在陸地、在海洋,肆無忌憚的擴張中,從陸地生物和海洋生物大量滅絕的境況中有所感悟。
麥爾維爾確實捕捉到了一個大目標,他為早期資本主義對待大自然的態度,勾畫出大體輪廓,也預示了其未來。麥爾維爾在《白黥》所拓展的母題以及相關的氣氛、基調和人物,在後來的文學和藝術發展中被不斷地因襲和複製,一個多世紀以來竟然潮起潮落,從未停歇。直至20世紀中葉,美國的電影公司還推出與《白鯨》相類似的海洋恐怖故事,它就是影片《大白鯊》 。無論從什麼角度看,《大白鯊》都是《白鯨》的現代複製版。我相信,類似的敘述性作品今後還會陸續問世,只不過它的背景很可能不再僅僅是海洋,而是漫無邊際的地球外層空間。
可以說,這就是《白鯨》寫作的謎底。對人類社會的進步而言,無論它是一本好書,還是一本“壞書”,已是歷史的一部分,成為支持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話語的重要部分,與當今人們的生活緊密相連,與人類的未來生死攸關。將1851年的麥爾維爾與資本主義體系捆綁在一起,進行批判性思考,有如翻弄一本陳年舊帳,但只要能給眼下被生態環境問題困擾不安的人們,帶來一些有益的啟示,就是值得的。
影視資料
名稱: 《白鯨記》 (mobydick)導演:約翰•休斯頓JohnHuston
編劇:HermanMelville、FrancRoddam
演員表:
派屈克•斯圖爾特....CaptainAhab
格里高利•派克....FatherMapple
比爾•亨特....Capt.Boomer
BruceSpence....Elijah
TedLevine....Starbuck
影片梗概
1956年06月27日,由導演約翰·休斯頓JohnHuston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白鯨記》(又名MobyDick)在美國上映。
本片是根據美國名著麥爾維爾的同名小說改編,被多次搬上螢幕,其中最出名的是1956年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版本了。1998年翻拍的電視電影版本,年邁的格里高利.派克也出演其中一個角色。
《白鯨》(Moby Dic)是世上偉大的小說之一。全書的焦點集中於南太平洋一條名叫莫比敵的白鯨,以及捕鯨船皮廓德(Pequod)號的船長阿哈(Ahab)如何對它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阿哈在一次航行中被莫比敵咬掉一條腿,立志報仇,指揮皮廓德號環航全球追蹤,終於發現了它。經過三天放下小艇緊追。雖然刺中了這條白鯨,但它十分頑強狡猾,咬碎了小艇,也撞沉了大船。它拖著捕鯨船游開時,繩子套住阿哈,把他絞死了。全船人盡皆滅頂。只有一個水手借著由棺材改制的救生浮子而逃得性命。整個故事以這個水手伊希梅爾(Ishmael)自述的方式展開。
幕後花絮
《白鯨記》中的訊息“白鯨記密碼”是許多研究者熱衷的命題,這為本來內容就很神秘的作品蒙上了一層玄幻色彩。
許多人發現,MichaelDrosnin用的方法和等距字母序列那篇論文的方法相比,相當不嚴密。不少人用相同的方法,很容易發現到處都藏有密碼,就如英王欽定版的《聖經》里,可以找到UFO一樣,這下子整個懷疑都出來了。MichaelDrosnin面對這些批評,在《新聞周刊》的一次訪問里,他說:“假如我的批評者,能夠在《白鯨記》里,找到某位總理被刺殺的密碼訊息,那么我就會相信他們。”這對批評者來說,是個挑戰!而這場戰爭到這個時候,已經是相當白熱化了。
澳洲國立大學的一位計算機教授Brendan McKay,就接受這個挑戰,找到了底下印度總理甘地被刺的“訊息”,並且把它放在自己的網站上。直行的IGANDHI,第一個I是他的名字Indira的縮寫,按著是甘地(Gandhi)。按著橫行是thebloodydeed。死亡的契約,預示著甘地是會被殺的。事實上,馬凱不但找到一位總理,他還在《白鯨記》找到林肯、拉賓、甘迺迪等名人被刺殺的訊息,用的是跟MichaelDrosnin一樣的方法。這下子麻煩了,似乎到處都藏有密碼,是不是生活周遭都布滿天機,等著我們用電腦去解讀呢?這位BrendanMcKay是個很有趣的人,他說,基督教徒也一直在尋找密碼,不過他們想找的是有關耶穌基督降臨的訊息;而這回他用的是《但以理書》 ,因為MichaelDrosnin在《聖經密碼》中提到這是一本“封印之書”,預告著“彌賽亞來臨的日子”,而耶穌向來都被視為是彌賽亞的。BrendanMcKay依照魏茨滕等人的方法,考慮了一些關鍵字詞,像sonofgod,去進行分析,結果發現耶穌跟sonofman較靠近。這下子耶穌由“神之子”變成“人之子”,整個論戰也跟著變得混沌、局勢不明了。
影評
《白鯨》是可以承受這樣的考驗的。看過《白鯨》的人,都說不是大片,勝過大片。
《白鯨》之大,大在壯闊的傳奇,象徵了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歷史,在驚濤駭浪里呼嘯前行,在生與死的搏鬥里逐鯨而去,一條也許根本不存在的白鯨,卻要讓一群來自不同文化不同膚色的獵鯨者,在船長的帶領下,成為同船異夢的水手。船長失敗了,他的身體掛在白鯨噩夢般的幻影上,在時光的海面和波浪里,時隱時現,象徵了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歷程。從這個意義上說,《白鯨》是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教科書,是我們在坎坷不平的生活征程上的寓言。
《白鯨》之深,深在不朽的哲學和宗教。電影開篇,就讓人迷離在無處不在的宗教氛圍里。上船前,牧師在教堂里預言式的禱告,船長一定要復仇的怒吼,形成了人生悲劇性極強的矛盾和衝突。強者要征服白鯨,征服命運,牧師洞穿生活的幻象,透視了人生最後的結局。我們能否因為人生最後結局的悲劇性,而放棄對人生的體驗和征服;也不能因為海洋的誘惑和鬥爭的慣性,而不能面對最後的死亡。
死亡是白色的,不朽的,是寧靜的夜晚,爽朗的風。在死亡面前,任何虛榮和繁華,都是淺薄的,空洞的。同時,我們因為死亡的空洞,而否認搏鬥的光榮,否認征服和鎮壓的壯烈。也是虛妄的。就是《白鯨》告訴我們-----每一個在這世界裡討生活的水手們的----最樸素的哲學。
《白鯨》之美,美在海洋的深邃和蔚藍,美在風雨的暴戾和悽厲,美在不同海域的明麗或者幽暗,美在披鯨斬浪的刺激,美在生命結果的懸念和頓挫搖曳的轉彎。
生活在我們面前拉開了遼闊的海面,風來了,我們起航吧,拉滿帆,鼓起勁,瞄準它,那白光一閃,是千萬年來不死的傳奇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