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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姆·韋爾斯問：關於國共兩黨最近的和平談判如何?
毛澤東答：談判仍在進行。最主要的是兩黨共同政治綱領，這是兩黨合作的基礎，如果沒有共同遵守的政治綱領，則不能很好地合作。大綱的原則在實現民族、民主及民生的革命任務。關於軍隊之改編及蘇維埃之改變諸具體工作，不久即將進行。至現在為止，國民黨方面所表示的仍然不夠，如對上海救國領袖之起訴，對上海紗廠工人之待遇及對國民大會法規之種種限制，皆使人失望。
問：內戰的危險已經完全消滅了嗎?
答：內戰的危機在表面上是過去了，但是內中仍然存在著，不過不是重要的了。如果現在說和平完全成功，會使民眾對於“鞏固和平”這一個運動表示鬆懈。目前全國規模的停止內戰仍然沒有做到。共產黨方面已經指令散在全國各處的紅色部隊停止戰爭，但是國民黨軍隊仍然“進剿”，如在閩浙贛邊區、鄂豫皖邊區、湘贛邊區、湘鄂贛邊區等處戰爭仍然在繼續著，我們現在正向國民黨要求停止這些地方的進攻。至於南京與地方的對立，也是存在著，惟有實行徹底民主，才能完全消滅此種對立與內戰的危機。
問：共產黨對南京各派的看法是怎樣?
答：我們願意和一切同情民族民主革命的國民黨分子聯合，對那些不同情的，作解釋工作，使他們明了，使其不妨礙民族民主的革命。國民黨左派的贊成和平、民主、抗戰的運動正在發展，他們願意全國團結，恢復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改造國民黨，恢復其革命精神。另一部分人，他們的堅決性不夠，對於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不徹底接受，對國共合作表示懷疑，他們掙扎著，人民的任務在推動他們，影響他們，使他們到人民這邊來。又另外一部分人，所謂親日派，也存在於國民黨中，他們為全國所不滿，國民黨中的大部分也不滿意他們，這部分人如不改變態度，將自絕於人民，自絕於國民黨。
問：西安事變後統一戰線得到了怎樣的開展呢?
答：西安事變後統一戰線是有開展的，國共兩黨的接近，是最主要的，其餘那些懷疑共產黨政策的，態度也有所改變，他們不反對國共合作；至於“左”傾分子反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意見，也比較減少了。但是文化界、學生界、輿論界對南京政府的不信任，卻依然存在，因為南京迄未具體表示其徹底的堅決的轉變，許多錯誤政策仍然保留著，致引起全國的不信任。我們說“大家應該工作”，南京之徹底轉變有待全國人民之繼續工作，不要等著它自動轉變。統一戰線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國內必須團結，才能達到抗日的目的，這是非常明顯的。
問：國內各黨派對統一戰線的反應如何?
答：漢奸除外，其他一切黨派，對全國團結都是同情的。有許多資產階級人物對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所取的和平政策，表示歡迎與贊同，但是另外一部分頑固分子，卻取反對的態度，這些分子如不改變其態度，不論其主觀見地如何，實際確是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據我們所知，反對國內團結最烈的人，恰是直接在日本指揮之下的漢奸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之流等便是明顯的例子。這些分子的活動毫無疑義是漢奸的行動，對這部分人，我們的辦法是儘量揭破其陰謀，使其在民眾中間不能起欺騙作用，使全中國人民認識他們是全民族的公敵，以便群起而攻之。
問：地方實力派與南京對立的問題怎樣解決?
答：地方實力派與南京對立的存在，是不利於對外的，我們的政策是儘可能地減少此種對立，達到團結對外的目的。為達到這個目的，南京與各省都應當接近一步，主要是在民主問題上有所進步，以後才能消除對立，走向團結抗日的大道。
問：在統一戰線政策中，階級鬥爭問題怎樣求得其適當的解決?
答：階級的矛盾，在階級制度未廢除前，是無法消滅的。但在抗日戰爭的面前，我們對這個問題應有適當的解決，因此在統一戰線綱領中，我們提出給人民在政治上以民主權利，在經濟上以生活的改善。工人農民受著政治與經濟的壓迫，起來反抗是必然的，只有給以民主權利與改善其生活，始能減少其矛盾。我們要在正與國民党進行談判中的共同政治綱領里提出，給工農以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普遍的選舉權，對工人必需改良待遇，改善勞動條件，對農民應減租減稅，關於土地問題，應以立法及其他適當手段解決之。
問：你們為什麼把民主問題強調起來?
答：關於民主與抗日的關係，我已經在別的機會中講過許多。以抗戰求國內和平團結，沒有民主不能鞏固和平與真正團結，抗日要全國人民參加，沒有民主則老百姓不能參加，無和平團結，無人民參加，抗戰成為不可能，即戰亦不能保證勝利。所以民主制度為對日抗戰勝利之必要條件，非它不可。我們所以把民主問題強調起來，為的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問：怎樣促成民主政治的實現?
答：民主政治的實現，依賴民主運動，沒有廣大人民的要求與推動民主運動，則民主政治不會實現。全國各界各黨派應團結起來為爭取民主權利而鬥爭，全國軍人應該擁護民主運動，因為要挽救中國，戰勝日本，避免淪為殖民地的危險，惟有實行民主政治，給予人民以參政的自由，才能實現。民主運動的具體進行，應注意國民大會的選舉、召集與開會，應注意爭取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與愛國救國的完全自由。這是起碼的民主權利。如果整個國家向這個方向走，則統一的民主共和國是能實現的。
問：共產黨對此次國民大會的態度如何?
答：今天的國民大會，帶著國防性，同時是從獨裁過渡到民主的橋樑，因此全國應參加國民大會，共產黨是準備參加的。南京關於國民大會的選舉、召集與任務的規定，是不民主的，如不加以修改，則國民大會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因此全國應聯合要求南京修改其不正當的規定。國民大會的選舉，應由人民參加，它的召集與開會，應予以充分的自由，其任務應不限於談憲法，而須擴展到徹底而具體的討論抗日救亡的方針。共產黨對國民大會的意見，已向全國發表，並向國民黨提出，現在仍繼續談判，目的在使國民大會完成民主抗日的任務。
問：對釋放政治犯問題，共產黨的意見如何?
答：釋放全國政治犯的要求，共產黨早已提出，現在繼續要求，把它當作同國民黨談判之一部。南京如果要表示它政策的徹底轉變，則沒有理由不釋放政治犯；不過目前國民黨對這個問題沒有具體的表現，雖然口頭上答應釋放政治犯，但實際並沒有做到，而且還有繼續逮捕愛國犯的事件。蘇州對救國領袖的審判，大失人望，南京內部也有許多人不滿，南京要真誠表示它與民更始的決心，應馬上釋放救國七領袖，並宣告其無罪。
問：關於準備抗戰問題，你有何意見?
答：不管日本帝國主義哪一天向我進攻，我們都要即時予以抵抗，我們時刻準備著應付事變，不論戰爭爆發在何時與何地。但是假如日本暫時不發動對中國大規模的武力進攻，在準備侵略期間採取較緩和的政策，我們就應利用此時機作積極準備抗戰的工作。我們提出“準備”，與國民黨過去的準備論是具有不同的內容的。國民黨過去的準備論是先安內而後攘外，是無止境的內戰，是消耗抗日力量；而今天所作的準備是停止內戰，鞏固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政治，開放人民救國的一切自由，組織民眾，訓練民眾，武裝民眾，同時加速完成軍事、政治、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敵準備工作。中國的抗戰是要求得最後的勝利，這個勝利的範圍，不限于山海關，不限於東北，還要包括台灣的解放。這是我們對準備抗戰的意見。
問：中日戰爭的結局你怎樣估計?
答：戰爭的結局有兩種可能的前途:一是中國完全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國內統一戰線的成功，人民與政府的緊密團結，國際和平戰線的勝利，日本國內和平勢力的援助，是爭取此種前途的條件。但中國人民自己的團結與堅決的抗戰，為取得此種前途之最主要的和決定的條件；無此條件，則抗戰是無前途的。次之，就是日本帝國主義達到它的目的，把中國變為它獨占的殖民地，此種危險也是存在的。但這必由於中國人民的分散，不團結，不抗戰或不堅決不徹底的抗戰，不聯合世界上幫助它的友人等條件下才發生此種危險，中國人民如果繼續睡覺，房子就會被敵人搶去。共產黨為爭取第一個前途鬥爭。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出，就是為爭取第一個前途。我們號召各黨派、各階級堅決地反對中國殖民地化，要求中國的自由與解放，並且為了取得這種自由與解放的勝利，我們要同敵人鬥爭到底。
問：英、日最近的接近，你怎樣看法?
答：日本統治者與英國保守黨政府正企圖緩和他們間的衝突，進行著妥協談判，以達到他們犧牲中國的目的。中國人民不能聽他人的宰割，中國人民應當嚴密注意此事，如果南京在保衛民族利益的工作上表示動搖與消極，人民與國民黨中的愛國分子對它都是不能饒恕的。同時我們要知道，英日兩國在對華問題上的妥協，現在並沒有很好的基礎。不錯，英日的妥協是永遠存在的並且可能的，但是何時何地是有限制的。英國欲維持現狀，但現狀的內容容易時刻變動著，這從“九一八”後英國的步步退讓中可以看出來。在基本上，日本對華的獨占政策與英國及其他帝國主義所持的門戶開放政策是對立的，但是一時的、某些部分的妥協是可能的，因為英國本來隨時可以出賣中國的利益，而達到於它有利的目的。不管英日妥協的程度如何，關於中國民族存亡的問題，中國人民不應一刻疏忽。在抗日運動中，不能過於信賴英國。我們要認清英國的本質，就不會上它的當。中國不能完全孤立，孫中山的聯俄政策，在今天有著實際的政治意義，中蘇的關係應當進一步接近與改善。美國在遠東的利益與日本的大陸政策也是不相容的，所以美國對中國問題便不應隔岸觀火。對英國保守黨與廣大的英國人民，我們應當區別開。保守黨在西歐政策上徘徊於和平陣線與法西斯陣線之間，已引起國內人民的極大不滿；如在對華問題上再與日本侵略者相勾結，求妥協，則除了引起中國人民反對外，英國人民也不見得對他們表同情。世界和平陣線的組織正在深入擴大，而且也正在進行著準備裁製一切法西斯主義。中國的解放運動與世界的解放運動是密切聯繫著，我們的前途是絕對光明的。
問：你對北方青年有怎樣的希望?
答：北方青年為民族解放鬥爭的先鋒，他們的大多數，應該團結，為民族民主革命鬥爭到底。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對時局煩悶，這應在集體的運動中求解決，這個運動就是為求民主與抗日實現的鬥爭。北方青年應該對爭取民主自由增加興趣，爭取愛國的民主自由，是今天政治生活中心的一環；如若干人只談抗日，而不了解作實際的民主政治的鬥爭，則抗日是不會有效果的。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正向北方青年發生影響，企圖把他們從前線拉到後方，從奮起中拉到平凡安靜，從領導地位拉到尾巴主義，撲滅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北方青年應該同這種改良主義者作鬥爭，對改良主義者的傾向和影回響該加以嚴格檢查和完全克服。
注釋及背景
1936年11月23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朴、王造時、沙千里和史良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稱七君子事件。同年12月，沈鈞儒等被押至蘇州，在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內監禁。1937年4月，江蘇高等法院以所謂“危害民國”罪對沈鈞儒等提出公訴，並於六月開庭審判。由於全國人民聲援和七君子堅持鬥爭，七七事變後沈鈞儒等被釋放。
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托派在宣傳上也是主張抗日的，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中國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托派與帝國主義國家間諜組織有關係、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係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
出處
根據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救國時報》刊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