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
從歷史淵源上看，“中國托派”的形成來自遙遠的莫斯科，實際上也是史達林和托洛茨基權力鬥爭的產物。這一點1926年10月季諾維也夫在一次集會上說得很明白: “同志們，這應該理解為爭奪權力的鬥爭。這是一個把過去的意見分歧和新的爭論攪在一起的花招，就是為了這個目的才發明了‘托洛茨基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第1-2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史達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表現在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針上。如史達林主張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並在遭受國民黨右派進攻時，要求中共妥協退讓；而托洛茨基則“堅決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中山艦事件後，托洛茨基則主張中共退出國共統一戰線，獨立發展。大革命失敗後，史達林無法解釋他促成的國共統一戰線的優越性，又不敢承擔指導方針失誤的責任，從而導致蘇共黨內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部分中國學生的強烈不滿。這種不滿情緒終於在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紅場舉行的十月革命10周年遊行活動中爆發。反對史達林的民眾和學生突然打出寫有“執行列寧遺囑，罷免史達林、擁護托洛茨基”旗幟。這場事件最後以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驅逐出蘇聯而告終，那些擁護和追隨托洛茨基的中國留學生也都被開除黨籍和團籍，並於1927年底被遣送回中國。
當年被遣送回國的人出國前都是中共黨內的幹部，有的還擔任比較重要的職務，比如梁乾喬出國前是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區芳曾任共青團香港市委書記，史唐在大革命時期任中共中央機要秘書，宋逢春曾任中共北方區委機關報《政治生活》的發行人。他們被遣送回國的時候正值大革命失敗不久，中共黨內組織呈混亂狀態之際，因此，他們大都被繼續留在黨內，並安排了工作。但是，他們之間由於政見與遭遇相同，私底下便開始醞釀成立托派組織。1928年12月，這些人終於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托派組織，名稱為“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選舉產生了中央機構——“全國總幹事會”，由史唐任總幹事長，陸一淵任宣傳部長，張特任組織部長，其他人各負責華南、華北、江浙等區，並在武漢、香港、廣州、北京、哈爾濱等地建立了支部。1929年4月，為了宣傳托洛茨基的思想主張，“全國總幹事會”創辦了一個機關刊物《我們的話》，因此這一組織也被稱為“我們的話派”。這樣一來，中共黨內就有了第一個托派組織，標誌著托派在中國的形成。此後，從“我們的話派”分裂出來的一部分人和其他托派成員分別成立了托派的另外組織——1930年1月1日由劉仁靜牽頭組織的“十月社”和1930年夏由趙濟等人組織的“戰鬥社”，加上1929年9月陳獨秀組織的“無產者社”，在中國一共有了4個托派組織。到1931年5月“中國托派”統一前後，黨員約有500名。
分類
“中國托派”分子走上托洛茨基主義的道路，可以分為這樣幾種：
第一種是托洛茨基主義的堅定追隨者。這些人絕大部分是從莫斯科被遣送回國的，以及看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後受影響者。其中著名者如彭述之、王文元、尹寬、鄭超麟等則至死不渝，終生信仰托洛茨基主義。
第二種是投機者，如梁乾喬、劉仁靜等。梁乾喬參與了“我們的話派”的創建工作，由於他是托派留學生中唯一受到托洛茨基接見的人，因此處處以“領袖”自居，由於托派統一後的中央沒有給予他“領袖”的地位，就投靠到戴笠手下，做起了軍統特務。
第三種是受“老頭子”陳獨秀的影響，不滿當時中共中央“左”傾錯誤的指導，懵懵懂懂地參加了托派組織。比如中共一些基層支部的負責人，由於受到當時“左”傾錯誤的某種不公正對待，又不滿於自己的處境，於是就帶著投機心理參加了托派隊伍。但是由於這種不健康的心態，因此當托派組織和“老頭子”（指陳獨秀）沒有給自己適當的職務的時候，就叛變了。馬玉夫是這類人的代表。
第四種是陳獨秀本人。用今天流行的話語來講，陳獨秀走上托派之路是“被托派”。因為陳獨秀的理論主張與托洛茨基主義沒有相同之處，兩者是相悖的。陳持“二次革命論”，托氏主張“一次革命”，二者南轅北轍。陳獨秀之所以投入托氏主義：一是因為在陳獨秀受到共產國際和史達林的不公正處理後，托洛茨基則表揚肯定他在大革命時期的做法，並認為他不是機會主義者。托氏的話無疑令被人落井下石的陳獨秀十分感動，在感情上就倒向了托派。二是當時“左”傾中央在解決陳獨秀問題時粗暴無禮的態度，使陳獨秀十分氣憤。1929年11月15日在共產國際的授意下，陳獨秀被開除黨籍。一方面是令人感激的稱讚肯定，另一方面是令人憤怒的排擠打擊，這樣一來，在彭述之、尹寬等老部下的慫恿下，陳獨秀也走上了托洛茨基主義的道路。
1931年5月1日，在陳獨秀的號召下4個托派組織在上海召開了統一大會，成立了統一後的托派中央，陳獨秀為總書記。實際上，根據鄭超麟的回憶，在是否接受託氏主義的時候，“抵抗最長久的”是陳獨秀。這種理性與感情的矛盾選擇，導致晚年陳獨秀與托派集團的分手。
具體表現
抗戰時期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托派”幾乎成了“過街老鼠”，受到國共兩黨的嚴厲打擊與制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其一，受史達林“肅托”的影響，這是主要原因。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從莫斯科一回到國內，首先就在迪化（今烏魯木齊）以“托派分子”罪名將俞秀松、李特、黃超殺害，從而造成凡是托派即格殺勿論的恐怖氣氛。這無疑是秉承了史達林對托派從肉體上消滅的旨意。據張國燾的回憶，王明曾在政治局會議上借題發揮地說：“史達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如果史達林知道了，後果是不堪構想的。他還說反對托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422－423頁）因為史達林在1937年聯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中這樣說：現時的托洛茨基分子“是一夥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僱傭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52—153頁注[30]）對史達林惟命是從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王明就這樣鸚鵡學舌地照搬照說，並在中共黨內貫徹執行。
當時的情況是“好像托派即漢奸，漢奸即托派，充其極，凡反對史達林者皆托派，凡不贊同蘇聯者皆漢奸，皆在應殺之列。於是乎‘托派漢奸’這一個名辭，便成為劊子手的刀了。”（非君《托派漢奸》，參見尼司編《陳獨秀與所謂托派問題》，新中國出版社1938年版，第58頁）許世友在延安挨批時，竟然也被說成是“典型的托洛茨基”！實際上，正如許世友自己所說：“老子說了幾句話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盡放狗屁。”（《許世友延安受審的前前後後》，《新華文摘》2000年第9期）從俞秀松、張慕陶、王公度、王實味、“湖西肅托”等事件來看，“托派漢奸”是陷害任何一個人最厲害而又“莫須有”的罪名。要殺誰，只要說他是托派，因為托派就是漢奸！這樣的看法不僅在中共黨內如此，在國民黨內也如此，因為國民黨政府需要以此來維繫它與蘇聯政府的國家利益關係。
其二，在國共兩黨建立統一戰線、一致抗日的時候，托派出於其一貫的極“左”思維，堅守著“教派精神”的立場，左右開弓，批評國共兩黨，否定統一戰線。甚至說出一些確實有漢奸嫌疑的話來，如認為“中國沒有民族的革命”，“中國對日戰爭自始即沒有客觀的進步意義”（鄭超麟《論中國對日戰爭有無客觀的進步意義》，《火花》第3卷第5期，1941年4月16日）這樣的言論招來許多黨派的強烈不滿，就連陳獨秀也撰文嚴厲批評托派的這種言行，並因此宣布跟托派“無關”，以與托派劃清界限。
1949年後
鄭超麟1932年10月15日，由於托派叛徒的出賣，陳獨秀被國民黨特務捕獲。1937年8月23日出獄後他公開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2、469頁）以此撇清與托派的關係。失去了“老頭子”陳獨秀的影響，“中國托派”呈現樹倒猢猻散的局面，一部分人瘐死獄中，一部分人投靠國民黨特務機關，還有一部分為了生存流落社會，只有極少部分成員還掙扎著進行托派事業。
1948年9月，以彭述之為首的多數派宣布成立“中國革命共產黨”，產生了以彭述之為書記的中央機構。不久彭述之等逃至香港。以王文元、鄭超麟為首的少數派於1949年4月宣布成立“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選舉王文元為書記，鄭超麟等為中央委員，黨員100餘人，不久該派也將機關遷往香港。逃亡香港的中國托派分子創辦了《新方向》、《叛逆者》等刊物，繼續從事托洛茨基主義的宣傳活動。留在大陸的托派重要成員尹寬，1950年10月6日被逮捕，長期關押於上海提籃橋監獄。另一名重要成員鄭超麟於1952年12月22日隨全體滯留大陸的托派黨員被捕入獄。1979年6月，他和其他倖免未死獄中的托派同志被恢復了自由。晚年當選為上海市政協委員，撰寫了《懷舊集》等回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