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國史綱》作者張蔭麟是著名的學者，
《中國史綱》張蔭麟此作，天然去雕飾，絢爛之極歸於平淡，通史之難作即在於此。史學材料本身蕪雜龐繁，沒有足夠的才學與駕馭全局的能力，很容易掉進材料淵博的海洋中，像進了茂密的森林，在那裡摸索著，找不到出路。蔭麟天縱天才，以其深厚的樸學功底，縝密的思維，和傑出的處理材料的能力，把紛繁蕪雜的史料處理得隱而不露。那平實的文字的背後，藏著多少典籍與史料，我們不得而知；讀者讀此書，只覺得它一氣呵成，毫無雕琢堆壘的成分，從中得到無盡的閱讀快感。
《中國史綱》這本書就有著這樣的語言。清晰的敘事，是在作者清晰的掌握歷史的脈絡並銘記於心之後才能達到的，這是功力的體現。嚴謹的態度存在於字裡行間。而那掩不住的熱情，在作者寫思想史時尤為明顯，《墨子》一篇，就是優美而充滿熱情的散文，可以單獨拿出來放到教科書上了。著作不在乎多寡，而在乎作品的質量。著作等身的歷史學家不少，能流傳下來的能有幾部呢？很多能流傳下來的也是僅能當作資料來查一下而已。張蔭麟只這一部足矣。
此書名為通史，實際上到東漢以後便無下文，天妒英才，奪走了蔭麟年輕的生命，蔭麟之亡對於史學界是一重大的損失。今天江蘇文藝出版社重版蔭麟未竟之作，既是對蔭麟史學名作的肯定與重新審視，也是對讀者的一種饗饋。細讀此書，於基本的史學知識之外，還能學到不少治史的方法。國學大師黃侃先生曾說，術由師授，學自己成。讀《中國史綱》這樣傑出的作品，既是養學之勝地，同時更是求術之佳所。
成書經過
張蔭麟（1905－1942），
《中國史綱》張蔭麟卓特精神、天性聰穎、高屋建瓴外，與其勤奮若癲狂分不開。他每寫一文，精神高度集中，幾晚不睡，直至一氣呵成，然後大睡幾天大吃幾頓，滿屋狼藉亦不顧。
當時張蔭麟寫《中國史綱》是準備給民國作課本的，計畫他寫到唐朝，以後的交給吳晗。可惜只寫到王莽，他就病了。他的好友張其昀追憶：“他是一位飽學之士，能禁其閱書，而不能禁其運思。他念念於史綱之完成，雖在病中仍精思不休，而病勢遂陷入深淵。”
編纂方法
張蔭麟寫《中國史綱》強調從長編入手，
《中國史綱》將所選擇的重要史料系統化，即張先生所說“統貫動的歷史的繁雜”可以有四個範疇：1、因果的範疇；2、發展的範疇：定向的發展、演化的發展、矛盾的發展。
張蔭麟寫《中國史綱》有一整套寫作通史的理論，但他不必把這深奧的理論壓給讀者，只是化在書里了。並且有著那個時代青年特有的對國家民族命運之憂，然而歷史的開闊眼界又給了他一種不同於憤青的信心。書中極少引用古文，往往是作者將古文化了再複述出來，比翻譯又高了一層。民國學者寫作大抵不像現在寫論文，東超西拼加起來。感覺張蔭麟是自己先想好要怎么寫，整篇文章一段一句都已經在胸中了，這才動筆，遇到實在不記得的地方，或涉及時間地點等，才查查資料。編撰通史是最難的工作，蔭麟的體會是：“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極大的冒險。”
主要內容
蔭麟《史綱》否定黑格爾以來“目的論”史觀，
《中國史綱》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會》分9節整體勾勒周代社會，從而否定西周奴隸制社會說，認為西周封建乃中國式，是以家族、宗族聚邑為基礎，由部族方邦聯合，進至以宗法制為紐帶的散漫的封建。他進而認為：“周代的社會組織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史的基礎。”
第二章後面直到第七章，遵從這樣的思想：“從這散漫的封建的帝國到漢以後統一的郡縣的帝國，從這階級判分、特權固定的社會到漢以後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較平等的社會，這其間的歷程，是中國社會史的中心問題之一。”用一個“散漫”到“統一”來過渡並描繪了周代後的總貌。他把中國古代史分為三個時代：部族時代、封建時代和統一時代。這種體例與現行的通史體系極為不同。蔭麟認為統一的帝國歷史主要的內容其實是如何作好統一下隨“大”而生出的工作。
張蔭麟挖掘史料的能力非常強。舉個例子，陳烯造反的時候，手下有很多都是商人。漢朝那邊聽到這個情況，就知道可以收買之，於是輕鬆平定了造反。這件事是史有名文的，算不得什麼大事。而張君竟可以將此事與當時的抑商政策（錢不從平民身上出，只能從商人身上出，中產以上商人破產之事便是因此了）聯繫起來，分析了一通漢朝的經濟問題。
又如關於武王伐紂，他沒有採用傳統經書的說法，而是從詩經等材料入手，比如說周飢，伐殷而後得食之類。由此分析這一場戰事的真是背景，以期更加貼近事實。
張蔭麟先生他對夏商周時代的描摹，與其說是朝代的更替，不如說是處於中原不同方位之部族間的爭鬥更為妥帖。在書里花了不小的篇幅敘述了商周的宗教（第9-10頁，第42頁以下）。“商人尚鬼”，乃是一種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最早的宗教形式之一。人之死亡，最早時大約是不能為在世者注意得到的。後來，在世者開始對於人之死亡感到困惑不解，認為人之死乃是去了另一個不為在世者所知的地方，但是死者的力量並未消失，仍然存在，後世的福禍由死者控制。這種心理對於人類早期來說再自然不過，是極為樸素的哲學觀，而不是迷信。這種樸素的哲學觀，反應了早期人類對於時間的意識。
商代的五度盛衰，對後世“未來”觀念的形成意義重大。商人較為穩固，但卻如漂泊於茫茫大海的船，由於大船堅固，船上的人從未考慮過船身某天會遭遇不測。未來對他們來說是不存在的，因為還沒有“未來”這個觀念。只有幾經變革、更替、興衰之後，商王才逐漸意識到今天的治理與未來安寧存在某種“關係”。這種因果聯繫歷經數代變遷被逐漸強化，也成為了後世的記憶。
周朝評價商說：“不知稼穡之艱難，惟耽樂之從”。這是歷史經驗之總結，卻是商人不得不歷經的事實。對前人來說，這種荒廢再正常不過。總結前人經驗，是文明開化過程，是生存本能，在此歷程里，未來觀念漸漸形成。
張在事件的結尾來一句精當的總結，這樣的總結通篇都有。在講敘漢武帝時期“道家學說的全盛及其影響”一節的最後“但道路黃老學說成為大腹賈的附身符時，黃老的勢力就快到末日了”，在總結王莽失敗的原因時引用《新論》的篇幅、指出劉秀所著手的變革都是朝著“鞏固自己和子孫的權位”這種方向……斷想一個沒有經過長期研究、考證的人是無法作出如此結論的。治學但須如此，有自己的方向，有自己的觀點。
《中國史綱》里的王朝的興起，必定有一種強有力的思想流派在支撐，而王朝的更迭，更是預示著一種思想的沒落與不合時宜。書中談到王莽之所以失敗的原因，“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辯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群下，又數陰中不快己者”，作一國之君，有“飾非奪是”之智，但專斷獨行，打擊異己，人是有局限性的，不廣開言論渠道，尋求各種矛盾的相互制橫，當事者必定走向昏聵，王者必定陷入孤立無援；“……欲事事效古而不知……已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很多故事的意義都只在同樣的條件下產生效應，脫離了環境，又會有其他的結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