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嚴耕望著作嚴耕望於1941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歷史系，師從於歷史學家錢穆。
歷任齊魯大學研究所助理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人、耶魯大學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約講座、東吳大學特約講座、新亞研究所教授。1970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中古政治制度及歷史地理，著有《兩漢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唐史研究叢稿》、《唐代交通圖考》等。
所著《治史三書》至今暢銷，是高校歷史系入門學習書籍之一。
1996年10月9日於台北忠孝醫院因腦溢血逝世，享年80歲。
學術成就
嚴耕望先生嚴耕望治學方法嚴謹，在《治史經驗談》中便自言以“勤、恆、毅、勇、謹、和、緩、定”為學術工作要決，又有“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的格言。
嚴先生治學方法嚴謹，他的研究向來建基於龐大的原始文獻和細密的考證，如在1956年發表的《唐仆尚書丞郎表》，他反覆考證唐代2680餘任尚書省仆尚丞郎，共1116人的詳細資訊，當中發現唐代重要史籍1200多項錯處，成為日後研究唐代歷史的重要工具書 。據他的學生的憶述，嚴耕望為不同研究課題以人手抄寫的資料卡片累積以十萬計。
嚴耕望窮畢生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認為這方面“尤重國計民生之大端”。他計畫在有生之年依次撰寫《唐代交通圖考》、《唐代人文地理》和《國史人文地理》三部巨著。《唐代交通圖考》的撰寫工作自1946年開始，以考釋唐代交通路線和制度為目標，計畫累積的資料超過十萬件，全書原定十卷，依次出版了《京都關內區》、《河隴磧西區》、《秦嶺仇池區》、《山劍滇黔區》、《河東河北區》五卷，凡1792頁，超過二百萬字，被公認是一部學術巨著。直至他逝世，整個計畫仍未完成。
嚴耕望先生嚴先生的著作雖然精於考證，但絕不僅僅是傳統考證史學的延續，他在撰寫地方行政制度史時便參考了研究西方地方政府的專著，關注現代社會科學的新趨向。他對於巨觀歷史的觀念，與法國年鑑學派大師布羅代爾（ Fernand Braudel）有不少暗合之處，他研究唐代人文地理提出的"全史"理念，與布羅代爾對16世紀地中海世界的研究有異曲同工之妙。余英時先生就曾指出，嚴先生的著作最能體現中國傳統史學向現代的轉化。
嚴耕望生性謙遜，在《唐代交通圖考》的序文中便自言：“當代前輩學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筆端。余撰此書，只為讀史治史者提供一磚一瓦之用，‘今之學者為人’，不別寓任何心聲意識。"
嚴耕望在學術界有普遍的高度評價。如余英時在悼念文章中就稱他為"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
大師風範
淡泊名利
嚴耕望終身以“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為座右銘，並認為“後六個字極不易做到”，而做不到即不能成為一個“堅強純淨的學術人”，也不要想在學術上有較大的成就。
自左至右：嚴耕望、錢穆、余英時1964年，嚴先生應香港中文大學之聘，擔任新亞研究所導師。據他的學生回憶，中大當時給高級講師的舉家旅費是坐飛機的標準，而嚴先生一家則改乘輪船抵港，節省下來的錢以貼補家用。事實上，來港前嚴耕望的生活已經相當窘迫。當時，在香港高校任教薪金要高出台灣好幾倍，然而嚴耕望赴港更多是出於對老師錢穆的支持，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淘金”。在港期間，為了專心於《唐代交通圖考》和《國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和著述，嚴耕望一如既往地堅持史語所時期的“三不原則”——不兼課、不參加任何活動（包括學術會議、演講）、不寫普及性文章賺稿費，理由是花費時間太多，所得不償所失。
1973年，香港中文大學有講座教授一席空缺（香港的大學採用英國制度，每一系只一位“講座教授”，且為終身制，其餘全部為講師），當時已經是“中研院”院士的嚴耕望眾望所歸，然而由於講座教授需兼行政，而行政工作在他看來對學術研究頗具“殺傷力”，故而這一在尋常人看來能名利雙收的位置最終還是被嚴耕望婉言謝絕了。直到65歲退休，嚴耕望在香港中文大學還只是一個高級講師。余英時在《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一文中說，嚴先生在名利面前這種“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治學的勇猛精進、鍥而不捨，恰好互為表里、剛柔相濟。這或許就是錢穆先生認為聰明人最缺的“毅力與傻氣”吧。
捨命報恩
余英時曾說，任何人曾對嚴耕望有過一點幫助，他都永誌不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對錢穆和傅斯年兩位先生的感戴，非但是永誌不忘，甚至可以說是不惜以個人健康乃至生命回報！
嚴耕望先生手跡據嚴耕望的弟子廖伯源回憶，嚴先生逝世後，夫人段畹蘭謂先生平日常自以其生活規律有節制，當可活到九十以上。蓋欲長壽以完成其規模龐大之研究計畫，誠可謂一科學的工作者。嚴耕望自年輕時起，就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從不開夜車趕工。然而，去世前一年偏有一次致命的破例。1995年初，台北《史語所集刊》傅斯年百年紀念專號徵稿，嚴耕望認為其一生事業學問，受惠於傅斯年的識拔，所以不顧血壓高、中耳不平衡等疾病在身，“拼了老命也要趕出論文以紀念傅先生”。連續兩個多月趕寫文章，常過深夜十二點才就寢，完稿前幾天，甚至工作到凌晨兩點多。以近八十高齡一改數十年之習慣，故而文章寫完後大病一場，健康狀況大大受損，此後常走路不穩，站起會頭暈。兩個月後，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為紀念錢穆百齡誕辰，舉辦學術研討會。為表達對老師的尊敬，嚴耕望仍強自振作，每天一早坐巴士去學校出席會議，但在準備講稿時已明顯力不從心，只得對學生說，等過了錢先生的研討會後要好好休息，待養好精神再繼續做研究。當年暑假，醫生診斷出嚴耕望有輕微的帕金森症狀，腦部有微血管阻塞。多次醫療與檢查，都沒有明顯的效果，病情時好時壞。1996年6月赴台治療，期間曾一度病情轉好出院，然卒以突發腦溢血送救不治，於10月9日逝世，享年81歲。
嚴氏晚年最得意的弟子李啟文在整理老師手稿時發現，嚴先生有很多尚未發表的文章其實早已寫就（屬於《交通圖考》第六卷範疇），但他為傅斯年紀念論文集投寄文章時，竟沒有使用這些成品，而是就另一課題（唐代人口）重新撰寫，顯然是想在學術研究上再提供一己之心得，以此誠意報答傅先生當年的知遇之恩。李啟文不禁感嘆：“可惜付出的是生命的代價，換來的是無可補償的損失。我曾這么想，歸田師由傅孟真先生提拔，五十年後又還於傅先生，似乎冥冥中別有契機。”
史學述略
生平概略
嚴先生，安徽安慶羅嶺鎮人，名德厚， 字耕望，號歸田，以字行，所謂歸田者，取陶野人“歸園田居”之意，可見其心意指歸大抵在於恬淡自然、不與世事，觀其一生治學亦以躬自砥礪、勤耕不輟垂範後世，余英時謂其為史學界的“樸實楷模”，誠然也。先生論著精當，且卷帙煌煌，如《兩漢刺史太守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圖考》等，為現代學人之佼佼者，先生史學思想、研究路數從中可大抵揣度，而先生又著有《治學三書》，尤以示人治學門徑為己任，綜合數端，先生之史學可概而略述也。
初顯天賦
據先生自述其幼年對數理之學頗有天賦 ，又對地理學饒有興趣，後因機緣而轉入史學之門，於民國二十六年進入武漢大學歷史系。章實齋有言“學問不可無宗主，但不可有門戶”，詳繹先生所撰《錢賓四先生與我》，可知先生之學實源於賓四先生。雖然耕望先生很早便專心於制度研究，大學畢業論文的選題即是《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後作為《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的上編上卷出版，但真正為其日後治學方向做了決定性指導的，當是錢賓四先生來到武大後做的第一次講演：歷史學有兩隻腳，一隻腳是歷史地理，一隻腳便是行政制度 。縱覽耕望先生所成諸作：五卷本《唐代交通圖考》（第六卷為易簧後及門弟子李啟文所整理）當屬歷史地理；《兩漢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兩卷四冊《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當屬後者；其他單篇佳作幾乎無一例外，晚年所編之論文集，即以上下分篇：上篇述地理，下篇述制度；與此同時耕望先生未能完成的幾項研究計畫《唐代人文地理》、《國史人文地理》也是圍繞著歷史地理的方向繼續深入的 。對此，耕望先生自己和師友門生也有共識 。
大學時代
嚴耕望當年在武漢大學讀書，他們那一班歷史系人數不多，但對於老師的教課非常挑剔，尤其是嚴先生和他的好友錢樹棠，性情生硬固執。所以教授對於他們這一班多感到頭疼。系主任方壯猷先生的“宋遼金元史”，前後各班都開課，但自動未給他們講授。有一次在“史學方法“的課堂上憤憤地說：”諸公十年以後都將是大學教授，就知道也不容易！”新聘的教授更要被挑剔。徐光教授給他們開“秦漢史”與“三國史”，聽說他歷教北京大學、中央大學，頗有名氣，同學們都很高興。但一開課，他倚老賣老，好像只有他讀過很多書。可是他所講的，不過就《通鑑紀事本末》摘要演述而已，而且很多錯誤。聽了兩堂嚴先生就寫了一篇文章，指出十幾條錯誤，連同錢樹棠所寫一篇呈文，經全班同學簽名送呈校長，這位老先生就此離開了。到了高年級，他們覺得學校高階層人事不夠理想，將來畢業證書由他們簽字，不光榮，希望請朱光潛先生出任教務長。遂請示校長，但校長說：“這是學校行政，你們管什麼？你們要請某人擔任某職，人家就聽你們安排嗎？”可是後來朱光潛果然擔任了教務長，可能是校長本有此意，兩個傻學生的要求不過加強其決心而已！（摘自嚴耕望：《治史三書》，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7頁。）
眼光獨到
賓四先生不僅為其點明了治學之路所在，還將一種“通識”的眼光傳授於他：“現在人太注重專門學問，要做專家。事實上，通人之學尤其重要”，“一個人無論是讀書或做事，一開始規模就要宏大高遠，否則絕無大的成就”、“中國學術界實在太差勁，學者無大野心，也無大成就，總是幾年便換一批，學問老是過時！”此種“磅薄”的氣象、“通識”的要求，正是所謂國學的精髓所在，近現代學人莫不以此為治學標的 ，而此種“通識”又是建立在專家之學基礎上的，賓四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談到：要先專精某一斷代，然後來看通史，在這一基礎上重新認識此段歷史，續而再挑某一斷代大下力氣，回來再看通史，這樣一段一段延展開來，最終豁然貫通、渾然一體。蒙文通亦有類似的看法 。耕望先生便如此的大力氣去實踐了，他也是從秦漢入手——這一點頗有賓四先生之風，先生亦曾著有《秦漢史》一書，然而耕望先生似乎對先秦之學未能深下功夫，於賓四先生學歷史必以《左傳》為柱石的觀點 稍有不同——寫出了《兩漢太守刺史表》等作品，續而又將目光投向又一盛世唐朝，撰寫了名著《唐仆尚丞郎表》，其後他又著有《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填補了漢唐之間的制度研究空白，雖然他沒有寫出通史類的著作但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和《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合編）和上述其他著作中已經體現了一定的通史眼光，從而在宋以前的區域內完成了從斷代到通史再到斷代的研究思路 ，這些都是大角度、全範圍的研究課題，而鴻篇巨製《唐代交通圖考》更是總結性地發揮了這一“專”與“通”、“精”與“博”的治學特色，寫出了古代人文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自序》中說：“蓋余為學，既詳征史料作深入研究，又期廣被於面，嚴密組織，成其系統，特以強毅沉潛，遵行計畫，深思慮、窮追索，不畏難辛，不求近功而已，”可謂“夫子自道”。其《治史經驗談》第一篇第一節便是談“要‘專精’，也要相當‘博通’”，可見耕望先生對此是如何的“情有獨鍾”啊。
治學精神
如果前兩者只是治學方向和治學方法的話，賓四先生更將一種治學精神貫穿其身：“我們讀書人，立志要遠大，要成為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大師，這才是第一流的學者”，這是極高的學術境界。耕望先生於此似乎略有所悟而實得不夥。在撰述《唐仆尚丞郎表》的過程中，耕望先生髮現了兩《唐書》的若干問題，曾經有意仿王謙之之於兩《漢書》對二書作重新校注，同時又因搜錄了若干“唐史人文地理”的材料而想就此深入，兩難之下，求教於賓四先生，錢先生意在後者：“把一生精力專注於史籍的補罅考訂，工作實太枯燥，心靈也將僵滯，失去活潑生機，不如講人文地理，可從多方面看問題，發揮自己的心得” ，於是便有了《唐代交通圖考》的創寫。但是，細揣賓四先生的意思，大抵在於有了一定的根基後，大可拋開細密考證的路數，從簡單的史學研究上升到對國學全部問題做融會貫通的理解，將自己的精神注入其中，做到“有我之境”，即最高意義上的“春秋筆法”。而耕望先生卻仍然用過去的方法，一條路線一個驛站的綴連史料、考訂過去，耕望先生也意識到了自己未能達到更高的境界：“余撰為此書，只為讀史治史者提供一磚一瓦之用，‘今之學為人’，不別寓任何心聲意識” ，故而他也似乎無法欣賞那些具有“有我之境”的上成之作，比如對賓四先生晚年力作《朱子新學案》，他便因不熟悉思想史而不置可否，而對陳寅恪巨著《柳如是別傳》更是不屑：“表彰柳如是一人之外，除了發泄一己激憤外，實無多大意義”，“幾乎失去理智地作此無益之事” 。在耕望先生看來似乎只有那些可以最後板上釘釘、且具宏大規模的考證類著作才有價值 ，實在是大有偏見，“人”的問題才是最重要的，《朱子新學案》、《柳如是別傳》都是立意於“人”之精神與“史”之精神的探求，剔除了“人”，所謂“客觀”的學問似乎不能算是第一流，故而在其師賓四先生的眼裡，他始終只是一個專家，余英時反駁“他已經不是一個專家”的話，大概只能看成他是幾個方面的專家。似乎是因對“人”學領悟的不深 ，耕望先生對中文出身之人頗有微辭，他在《治史答問》第十一篇中談到：中文出身者不可能在史學上有大作為，只能搞學術史研究和史籍校訂。如此的說法似乎太狹隘，這和其幼年數理特異而國學功底稍弱大概不無關係。賓四先生在年輕時便熟讀《文選》等書 ，其在中學所任之課程都是國文而非歷史 ，大凡一流學者莫不是文史淹通，陳貽焮先生著《杜甫評傳》不但綜合諸家詩作詳加編系、參合聯串，且於地理、制度無不考訂精審，絕不亞於出身史學之人，而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入了杜甫的內心世界，從杜甫的眼中回看唐史興衰，這似乎就比耕望先生那種簡單地運用唐詩材料進行純粹的史實考訂要高明不少。他在學術中始終沒有在更高層次上靈動起來，而且也沒有絲毫“要成為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大師”的想法，只是一個矻矻終日藏於“中研院”和港大的學者。雖然業已“格物”而“致知”，在學術的高度上難有比肩者，但是似乎少了一份讀書人對社會的責任，“治國”、“平天下”的認識在耕望先生身上難以尋覓。
獨特風格
如此看來，耕望先生似乎只是部分的繼承了賓四先生的學問 ，但卻有著自己的風格。從他的諸多著作以及《治史三書》中，可以比較清楚地了解其所勤勉一生的學術訴求就是“樸實”，而其所獲成就便在於最大可能地復原了某些史實。他在《錢賓四先生與我》中多次談到自己非常愚笨，不夠靈活和機敏，而賓四先生則鼓勵他：“大抵在學術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資，因為聰明人總無毅力與傻氣”，他於此受益菲淺“除了學術方面的引導與誘發，教我眼光要高遠規模要宏大之外，更重要的是對於我的鼓勵”，在這種激勵下，他根據自身情況摸索出了一套十分樸素的研究方法：
其一：堅持用史料說話，“正史、政書及地理書之外，子、集、金石、簡牘、類書、雜著等，諸凡當世或稍後有關之材料無不旁搜掇拾，取供考訂”，不僅如此其對佛藏、筆記、稗官野史也頗為留意。而又尤重正史，所謂“治中國史，正史仍為最重要之史料” ，精讀耕望先生諸作，可見其對歷朝正史特別關注，如《兩漢太守刺史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唐仆尚丞郎表》，幾乎大都使用正史材料，在世風紛紛唯新材料是求、慨嘆可見史料發掘殆盡、不屑於精讀正史的當代 ，這一做法無疑具有極佳的撥亂作用。在研究過程中耕望先生不但近乎完美地做到了地毯式搜羅材料，他對選題的研究情況也是了如指掌，耕望先生《唐仆尚丞郎表·序》中短短几行字就把唐代中央行政制度研究情況的大概清楚地做了交待，“未入其門，先聞其聲”，這使得研究者在一開始就對該書的研究價值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雖然現在的學術著作和論文都有“學史回顧”的要求，而與之相較，眼光大抵狹隘許多，而在具體的考證過程中，又釐訂和糾查出兩《唐書》和既往研究中的幾千條錯誤，這樣已經不是被動的接受和採用材料，而是辨正地考索史料，在更高層面理解史料，從而在堅實和靈活兩個方面全面挖掘出可見史料的價值。
其二：在細讀文獻過程中，“聚集許多不相干的瑣碎材料、瑣小事例，加以整理、組織，使其系統化，講出一個大問題、大結論”。縱觀耕望先生諸著，正可見出這一研究軌跡，如在《唐仆尚丞郎表》中，耕望先生仿照杜佑《通典·職官》的書法，按照官職等級，從“僕射”到“仆丞”、從六部“尚書”到“尚書侍郎”，將各種史傳記載中的人物逐層繫於官職之下，又將細密排比後的材料，綴於各人之下，如庖丁解牛一般將有唐一代中央“八座”行政制度的具體情況悉數解開；他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如法炮製，先標出一職位如“刺史”，後系若干史料以期說明“刺史”之諸多問題，然後再續說其州府佐僚，並系若干史料來說明“州府佐僚”之問題，這樣如掰洋蔥一樣一層一層深入進去，並與相關的“都督”問題比較闡發，從而對整個制度做了揭底性的細密研究；在《唐代交通圖考》中他先描述一條交通線，然後結合驛站，一段驛程一段驛程的詳加徵引考訂，再將所考驛程串連成線，極其清晰地揭示出若干鮮為人知的史實，續而再將若干條路線編織起來，形成了一張大網，將一幅生動的唐史畫卷展現開來。耕望先生能夠如此綿密細緻、條分縷析地梳理和排比史料，似乎與其少時尤精數理不無關係，他在具體研究中經常不自覺地使用一些排列組合的方法，如在僑州郡縣與實土諸州郡縣的關係問題時就不厭其煩地列出了幾種可能情況，其在考訂長安洛陽交通線問題時也如是將華、虢、陝州之間的道理排比組合 。用如此縝密的思維進行精細全面地考訂，自然收穫豐碩、成果卓著，而且根基牢固，幾乎無懈可擊，如《論唐代尚書省之職權與地位》 一文徹底理清了《通典·職官》中模糊誤謬之處，揭示了唐代尚書省與寺監百司之間的關係變化，尚書省內部仆、尚、丞、郎之間的權利演變消長，從而可以更加清晰地鳥瞰整個唐朝中央行政制度的運動發展；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發前人未發之覆，揭示出魏晉地方行政制度中，除眾所周知的州、郡、縣三級，另有更高層級的都督區為人所忽視；《唐代交通圖考》更是在精熟材料的基礎上，復原出了唐代交通路線的重要部分；這樣如此輝煌的成果，實堪“大問題、大結論”之稱，怎不令人嘆為觀之。
其三，持之以恆，至死方休。耕望先生於一九九六年十月因腦溢血而病逝，他在歸返道山前三個月寫給友人錢樹棠的信中稱：“我由去年正二月趕寫一篇論文，耗費精神太多。自後頭暈屢發，精神困頓不堪。又患上‘百經遜’病，精神更是困頓不堪。近來策仗而行，亦是寸步難移，幾乎隨時可倒下……” ，而常日又是“每天工作，從不間斷，故無所謂星期六、日休息” ，可見耕望先生確是耕耘到死學方止。回看耕望先生所成諸作，幾乎都是引證浩繁、體大思精，若沒有長期不懈的努力做基礎，沒有持之以恆的毅力做支撐，怎會有如此的成就？余英時在《中國史學界中的楷模》一文中說：“（《唐代交通圖考》）在西方和日本都只能出之於集體實踐之一途，即由計畫的主要執行人指導一、二十個助手分頭進行。現在耕望則以一手之力完成之，他的恆心和毅力真足以驚天地而動鬼神了。”在學術界至為浮躁和腐敗的今天 ，耕望先生這種學術追求的純粹精神、真理探究的忘我境界無疑對整個學界都是振聾發聵的。
上述幾點，只是就大處著眼來看，其他具體的方法門徑，《治史三書》言之詳矣，可哺枵腹。耕望先生雖操勞終身，卻每每不忘提攜後學、解疑示逕，既顯學問淵源有自，又望精藝後繼有人，張載所謂“為往聖續絕學”者，先生是也。
主要著作
一、專書
兩漢太守刺史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30 ， 1947 。
唐仆尚丞郎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36 ， 1956 。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 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45 ， 1961 。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 乙部：晉魏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45 ， 1963 。
原刻景印石刻史料叢書 甲乙編，嚴耕望輯，台北：藝文印書館， 1966 。
唐史研究叢考，香港：新亞研究所， 1969 。
治史經驗談，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1 。
治史答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5 。
唐代交通圖考 卷一至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83 ， 1985 。
嚴耕望史學論文集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1991 。
錢賓四先生與我，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2 。
唐代交圖考卷六，嚴耕望遺著，李啟文整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83 ， 2003。
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嚴耕望遺著，李啟文整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105 ， 2005 。
唐代交通圖考—第一至六卷引用書目及綱文古地名引得，嚴耕望遺著，李啟文整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83 ， 2006 。
怎樣學歷史：嚴耕望的治史三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6 。
二、論文
兩漢郡縣屬吏考，《金陵齊魯華西三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彙刊》 2 （ 1942 ）： 43-94 。
楚置漢中郡地望考，《責善》 2.16 （ 1942 ）： 8-12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
武帝創製年號辨，《責善》 2.17 （ 1942 ）： 7-8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
楚秦黔中郡地望考，《責善》 2.19 （ 1942 ）： 9-16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
論秦客卿執政之背景，《責善》 2.20 （ 1942 ）： 4-8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
秦宰相表，《責善》 2.23 （ 1942 ）： 4-11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
兩漢郡縣屬吏考補正，《金陵齊魯華西三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彙刊》 3 （ 1943 ）： 13-18 。
北魏尚書制度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18 （ 1948 ）： 251-360 。
北朝地方政府屬佐制度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19 （ 1948 ）： 267-324 。
魏晉南朝地方政府屬佐制度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20 上（ 1948 ）： 445-538 。
漢代地方官吏之籍貫限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22 （ 1950 ）： 233-242 。
秦漢郎吏制度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23 上（ 1951 ）： 89-143 。
論唐代尚書省之職權與地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24 （ 1953 ）： 1-68 。
略論唐六典之性質與施行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24 （ 1953 ）： 69-76 。
漢代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25 （ 1954 ）： 135-236 。
漢書地誌縣名首書者即郡國治所辨，《中央研究院院刊》 1 （ 1954 ）： 19-39 。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略，《大陸雜誌》 9.8 （ 1954 ）： 237-243 。
唐代人文地理，《中國歷史地理》冊二，台北：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 1954 。
杜黃裳拜相前之官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26（1955）：309-313。
魏晉南朝都督與都督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27 （ 1956 ）： 47-105 。
舊唐書奪文拾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28 上（ 1956 ）： 335-362 。
舊唐書本紀拾誤，《新亞學報》 2.1 ， 1956 。
唐代紡織工業之地理分布，《大陸雜誌》 13.11 （ 1956 ）： 341-344 。
唐宋時代中韓佛教文化之交流，《中國佛教史論集》冊一，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1956 。
從南北朝地方政治之積弊論隋之致富，《新亞學報》 4.1 ， 1959 。
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0 下（ 1959 ）： 689-728 。
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四種， 1961 ，頁 643-679 。
北魏軍鎮制度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4 上（ 1962 ）： 199-261 。
兩漢郡縣屬吏考補正，《金陵齊魯華西三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彙刊》 3 （ 1963 ）： 13-18 。
括地誌序略都督府管州考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5 （ 1964 ）： 301-319 。
景雲十三道與開元十六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6 上（ 1965 ）： 115-121。
唐代方鎮使府軍將考，《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上冊，台北：清華學報社， 1965 ，頁 259-274 。
唐代方鎮使府之文職僚佐，《新亞學報》 7.2 ， 1966 。
漢唐?斜道考，《新亞學報》 8.1 ， 1967 。
唐上津道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8 （ 1968 ）： 285-292 。
唐駱谷道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9 上（ 1969 ）： 15-26 。
唐藍田武關道驛程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9 下（ 1969 ）： 1-26 。
唐金牛成都道驛程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40 上（ 1968 ）： 215-254 。
通典所紀漢中通秦川驛道考，《新亞學報》 8.2 ， 1968 。
唐代茂州西通吐蕃兩道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1 ， 1968 。
唐代洛陽太原道驛程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2.1 （ 1970 ）：5-34。
唐代涼州西通安西道驛程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43.3 （ 1971 ）： 335-402 。
唐代長安西通涼州兩道驛程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4.1 ，1971 。
唐代長安東北通勝州振武軍驛道考，《新亞學報》 10.1 ， 1973 。
唐代關內河東東西交通線，《新亞學報》 10.1 ， 1973 。
唐代安北單于兩都護府考，《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香港：新亞研究所， 1974 。
唐代河湟青海地區交通軍鎮圖考，《新亞學報》 11 上， 1974 。
唐代滇越通道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8.1 ， 1976 。
漢晉時代滇越通道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8.1 ， 1976 。
唐代北庭都護府通西州伊州諸道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8.1 ， 1976 。
唐代黔中牂牁諸道考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0.2 （ 1979 ）：361-380 。
北朝隋唐滏口壺關道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1.1 （ 1980 ）： 53-69 。
隋唐永濟渠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3.1 （ 1982 ）： 21-56 。
唐代盛時與西南鄰國之疆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9.4 （ 1988 ）： 957-976 。
中古時代桐柏山脈諸關道，《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與考古組》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 1989 ，頁 651-674 。
《元和志》戶籍與實際戶數之比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7.1 （ 1996 ）： 1-4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