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想如果每天你什麼都不用乾，每個月政府還給你發錢保證你吃喝不愁，生活無憂(真正的“持續性混吃等死”)，你驚不驚喜?意不意外?
其實這種天上掉餡餅的好事並非天方夜譚，在遙遠的芬蘭就剛剛結束一個為期兩年的“發錢試驗”。在試驗期間，2000名失業者在啥也不做的情況下，每個月都能獲得多達560歐(約合人民幣4300元)的“收入”……
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全民發錢並非空穴來風
首先來了解一下為什麼要給這些人無償發錢。
這種無條件發錢行為是基於一種名為“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或“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政策概念，簡稱“UBI”，和做了《刺客信條》的育碧遊戲沒有一毛錢關係。
簡單來說，執行這種政策的國家的每個成員都可以定期獲得政府發放的一定金額金錢，數額足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
具體來說，“無條件基本收入”往往具有以下屬性：無條件性(除年齡外，其他因素都不影響基本收入數額)、自動發放(定期自動進入公民銀行賬戶)、以金錢形式支付(而非物資等)、不可撤銷、以個人為單位(而非夫妻或家庭為單位)以及權利性(屬於個人的權利，不受侵犯)。
聽起來這么優秀的政策，自然支持者眾多，包括矽谷的埃隆馬斯克，前柯林頓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希和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都是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擁躉。在他們看來，基本收入有以下好處：
首先，作為一種社會保障形式，“無條件基本收入”有助於促進社會公平，體現社會制度的優越性。
其次，隨著自動化進展，眾多低端技術崗工作者面臨失業危險，失業率必將上升。屆時基本收入可以幫助人們緩解生存壓力，沒有後顧之憂地做出更多具有創造性的成果。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就對這點深信不疑。
這種工作對於矽谷精英是難以置信的最後，幫助實現國民真正的自由、性別平等、減少犯罪、解除國民焦慮、減輕甚至消除貧困都是實行全民基本收入的理由。
如此烏托邦的構想在西方歷史久遠，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紀之後的歐洲。
人文主義者和空想社會主義創始人托馬斯摩爾(Thomas More)在 《烏托邦》一書中提出，每個社會人都應無條件獲得一定的收入;18世紀晚期，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等思想家也表示了對這一想法的支持。20世紀後，這一理念又重回政客與思想家的視線，多國甚至開始實施與普遍福利相關的福利政策。
如英國從1946年開始為每個有一個以上小孩的家庭提供“無條件家庭津貼”，這一做法在70年代成了“兒童福利”的一部分;在60和70年代，美國和加拿大還實行了“負所得稅”(向貧困線以下人士或家庭提供資助)相關的制度試驗。80年代以後，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越過歐美，向世界擴散。
2013年瑞士支持基本收入的遊行雖然迄今為止，向所有國民“發錢”的全國性基本收入制度尚未有國家實行，但文章開頭提及的芬蘭“發錢試驗”倒是可以看做離這一理想制度的再一次靠近。
芬蘭的發錢試驗
芬蘭是個福利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但隨著工作種類的豐富和勞動者需求的多樣化，獲得社會保障福利的過程顯得愈加複雜。再加上該國失業率一直頑固徘徊在8%左右，政府從未停止促進就業、保障福利的嘗試。
通過無條件普遍收入政策，芬蘭政府希望能為就業市場帶來更大的靈活性，減緩就業壓力、沖抵失業率帶來的影響，所以先小範圍進行了“發錢試驗”。
在“發錢試驗”中，政府斥資2270萬美元，從25-58歲的失業人口中選取2000人，在2016年12月到18年12月兩年期間每月為他們無償發放560歐元的“工資”。該工資取代了他們的其他失業福利，但無論他們找沒找到工作，錢的數量是不會變的，相比之下，普通的失業福利會因為個人就業狀態而改變。
芬蘭政府希望通過這種政策來鼓勵失業者多參加兼職工作、按自己想法去大膽謀生，同時不必擔心失去福利保障。
這種來自官方的“善意”得到了多數參與者的肯定。居住在Kangasala的Mika Rusunen失業前是名麵包師，他在收到試驗通知的那天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彼時的他已經開始了業餘的IT學徒生涯。
“對我而言，這錢就是雪中送炭!”他認為，這種收入會對其他失業者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那些具有創業想法的人，“如果有人想從頭自己創業，就算你半年沒有盈利，也不會有失業救濟金，所以你必須有儲蓄。但有了‘基本收入’，一切都好辦了。”
試驗進行過程中，被選中的實驗者態度反饋大多是積極的，但一晃兩年過去了，實驗的結果如何呢?
不久前公布的初步結果顯示，在就業方面，該實驗並沒有起到什麼促進作用，但積極點看來，額外獲得的基本收入也沒有導致人們不工作。試驗真正的作用體現在“改善心情”上：與5000名對照組相比，這2000名實驗者“健康、壓力、情緒和注意力方面的問題明顯減少”，而且這些人更加相信未來及個人影響力的提升。
但是試驗的結束還是對參與試驗的大部分人有著不小的傷害，畢竟一段舒服的日子過去了。
31歲的Kauhanen在試驗期間靠著基本收入改善了生活質量，在進行電話行銷工作的同時還在努力尋找更高薪水的工作，以付清之前欠下的累累債款。“試驗要結束了，不得不說這對我是個巨大的打擊，你想想，如果你的收入減少近600歐元會怎么樣……”
其實不僅對於民眾，部分政客也不希望實驗結束，畢竟在政策實施之前社會政策方面的專家已經對該政策的實施研究了幾十年，具體作用需要更久的試驗來檢驗。
考慮到試驗者的落差，芬蘭政府已經新推出了一種“激活模式”(Activation Model)作為緩衝，在這種模式下，失業人員只要完成最低培訓或工作量就可以獲得完全的補助。
而基於初步的試驗結果和付出的成本，芬蘭政府也表示不會再有類似的試驗了，本次試驗完整的結果將於2020年公布。
別國的UBI試驗
就在芬蘭政府宣布試驗終止之時，加拿大也剛取消了一場在安大略省進行的“無條件基本收入”試驗。
這場2017年4月發起的試驗有4000名低收入者參與，單身人士每年可獲得政府發放的13000美元“工資”，夫婦可獲得18000美元。不過2018年右翼政客Doug Ford當選安大略省省長後終止了該試驗，認為會給“安大略納稅人帶來高昂的負擔”。
省長獲得了不少民眾的支持但別處還有“無條件基本收入”試驗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如在肯亞(你肯定沒想到)，慈善機構“直接給予”活動(Give Directly)在2016年開始了一項覆蓋全國各村21000人的發錢試驗，試驗期限為12年。初步結果顯示，實驗者的幸福程度有大幅提升。
也有國家和地區正準備加入到“無條件基本收入”試驗中來。
如美國加州斯托克頓市即將給100個低收入家庭每月500美元的無條件收入;而奧克蘭的新興科技公司Y combinator打算從美國兩個洲選1000名試驗者，連續三年每月給他們發放1000美元;連印度的主要在野黨都在準備為窮人發放最低收入的提案，雖然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拉票。
照這個勢頭看，實現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普及似乎不再是個遙不可及的願景。不過該政策的推行或普及並不可能一帆風順，畢竟“無條件基本收入”自身存在很多問題，反對者也有自己的一套說辭。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成本問題。例如在關於美國是否可能實行“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討論中，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Daron Acemoglu表達了對現實的憂慮：“美國當前現狀非常糟糕，需要一個更有效率、更包容的社會保障體系。但實行‘無條件基本收入’成本太高，對個人來說也不夠慷慨。”經濟學教授Eric Maskin也表示，“實行普遍最低收入是有道理的，但不能代替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
第二個問題是， 反對者擔心，如果人們有無條件的錢可以花，他們將變得越來越懶，甚至退出勞動力市場。但這點似乎沒有足夠證據，除了上文芬蘭試驗的案例，在2008年和2009年在納米比亞的奧米塔拉村實施的“無條件基本收入”項目結束後評估也發現，人們的勞動參與度實際上是有所增加的。
除此之外，反對者還擔心受惠者會濫用基本收入——他們不把錢花在正道上，整日沉迷於菸酒之類，這樣就遠離了實行普遍基本收入的初衷。但這種論調也沒有事實根據。
社會在進步，無條件普遍收入這種有望促進資源分配和社會公平的想法是好的，畢竟能兼顧到最貧困的那群人。但無論將來它能否實現，指望政府發錢來度日的行為都不是長久之計。真正的扶貧，應該把貧困的根子拔掉，或者把當地的劣勢轉為優勢，通過激勵勞動的方式讓窮人們活得有尊嚴。
但這又何其之難。
歐洲 發錢試驗 《刺客信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