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儀是平定安邦之亂第一有功之臣，也因此門楣顯赫。據傳郭子儀是景教徒也就是基督信徒這是真的嗎?
清光緒初年，由華裔教會人士黃伯祿編撰的《正教奉褒》一書載：“唐代奉景教者遍布朝野，以汾陽王郭子儀、梁國公房玄齡為士大夫中最著名者。”其說根據，則是被稱為世界四大古代名碑之一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然而，郭子儀是景教信徒這一說法，僅涉及到上述二個文獻和史料，其說是否靠譜，須從《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相關內容說起。
首先，說說該碑的由來。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立於唐建中二年(781年)，於明朝天啟三年(1625年)出土於西安西郊。該碑為國寶級文物，現存西安碑林。碑名中的“大秦”一名，是中國古代對古羅馬帝國的稱謂，但該碑中則是指波斯之地。
“景教”之說，則是古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堡主教聶斯脫里所創、有異於基督教原教義而被羅馬教廷視為異端，卻在波斯得到認可的獨立教派。唐貞觀九年，該教派波斯僧侶阿羅本將此教傳入中國。
“景教”名稱則為該教傳入漢地後所取。“景”字之義：大及光明，意合耶穌基督乃“世界之光”的寓義，因之被稱為“景教”。該教自玄宗朝起，傳播近二百年，興盛之時竟至“法流十道，寺遍百城”的程度。後因受唐武宗廢佛教而波及致衰，直到元朝時方又傳開。
其次，說說該碑碑文內容。
該碑碑文由序和頌組成，序又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述景教教義。第二部分為碑文核心內容，即景教傳入中國一百多年間的發展過程及相關情況。第三部分主要是頌揚一位被唐廷授三品官、對景教在中國發展作出不少貢獻的景教僧侶“伊斯”。
再者，重點說說碑文中相關汾陽王郭子儀的內容。
碑文第三部分在頌揚伊斯的文字中有這樣一段話：“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效節于丹廷，乃策名於王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總戎於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臥內，不自異於行間。為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頗黎，布辭憩之金罽，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效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餵者來而飯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娑，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
上述文字，譯作今語略為：“大布施者伊斯任唐廷朔方節度副使等職......先盡忠於宮中，繼又任職於中書令、朔方節度使、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帳下。肅宗使之從王遠征，其雖被汾陽王視為可進入內室的親近，但其在軍伍中的行為卻無異於他眾，堪稱輔佐汾陽王的得力助手和耳目。他散舍奉祿賜物，不私蓄於家。他將皇上恩賜的水晶美玉及金貴的毛織皮製寢具，或是獻於舊寺所用，或是布助擴建法堂，崇情美飾的廊檐堂梁，有如彩雉展飛。更者，其獻效景教之門，依己之仁，施利於眾，每年召集四方寺僧徒眾，虔敬地精心準備供物，以備聖靈降臨節的到來(註：基督教的聖靈降臨日，被稱為五旬節)。於是，腹飢者來予之食，身寒者來予之衣，病患者來療之起，死亡者則安葬之。如此清節的景教之士(註：達娑為波斯人對基督徒的稱呼)，其美行聞所未聞，然而身著白衣的景教之士，今見到其人，願刻高大之碑，以頌揚盛美之業。”
由上述原碑文及譯文可知，碑文中相關郭子儀的文字，並無關於郭子儀為景教信徒的明確表述，而且連模稜兩可的影喻都沒有。
可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明白無誤的記載是：汾陽王郭子儀確曾信任、親近、任用和依靠過其麾下節度副使、且為景教賢士的伊斯，但郭子儀本人並非景教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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