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有雲台，唐有凌煙，清有紫光。或樓或閣，都有一重大作用——替功臣們畫像，陳列其間，以褒獎他們替國家做出的重大貢獻。顯示出皇帝絕不會忘記他們，也不會讓自己的後代忘了他們。
雲台有二十八將之畫像，凌煙有二十四位功臣，清朝的紫光閣呢?乾隆在平定準噶爾之後，一次就把一百多大臣的畫像豎立其間。
之後歷代，都有加入，包括，我們今天的主人公，王鼎。
王鼎，生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嘉慶元年(1796)中進士。從翰林院庶吉士一路做到禮、戶、吏、工、刑等部侍郎。曾外放河南巡撫、直隸總督，又進京為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道光二十年(1840)，加太子太保。
道光六年(1826)，也就是王鼎踏入仕途三十年後，他被任戶部尚書。這速度，說不上快，也講不得慢。反正，就是按部就班，該有的，都有了。
當然，任何人並非一步步來就行，你還得有政績，有聲譽。
王鼎在此之前，即已名揚四方，大家都說他是個好官。於是，再加上道光八年平定回疆的機遇，立了功勞。順其自然地，就“以贊畫功，加太子太保，繪像紫光閣”。
按著這個路途走下去，他應該能夠升到更高的官位，受到更多的愛戴，在歷史上留下“少貧，力學，尚氣節……清操絕俗，生平不受請託，亦不請託於人。卒之日，家無餘貲”，一心只為民辦事，兩袖清風不撈錢的好名聲。
然而，也就僅此而已——並不出奇，古來很多能臣干將，都是類似的人生歷程。
可，歷史卻不想讓這個七十四歲的老頭安生。
因為林則徐燒了英國的鴉片，當時如日中天的日不落帝國的堅船利炮，打進來啦!
要不要應戰?朝廷分為兩派。一派是打，一派是不能打。王鼎屬於主戰派。皇帝是先打後和。
作為文臣，沒辦法上沙場死戰，提出的建議又不為皇帝所認可，甚至讓他“休沐養疴”，王鼎覺得，自己死諫的時候到了。
《清史稿》中寫到，王鼎“自草遺疏，劾大學士穆彰阿誤國，閉戶自縊，冀以尸諫”。狠!以死抗爭!結果呢?——軍機章京陳孚恩，穆彰阿黨也。滅其疏，別具以聞。上疑其卒暴，命取原稿不得。
穆彰阿的小弟陳孚恩把他的遺疏改了，據後來的研究，本來是“條約不可輕許，惡例不可輕開;穆不可任，林不可棄”卻變成了他年老體衰，生無可戀，先行去也……道光也不傻，很懷疑中間出了問題。卻也不了了之——畢竟，需要大臣死諫的，只能被歸入昏君一類——這帽子，道光他不想要。
最終，“優詔憫惜，贈太保，諡文恪，祀賢良祠。後陝西巡撫請祀鄉賢，特詔允之。”
弔詭的是，58年後的1900年，想跟列強硬碰硬的慈禧太后被八國聯軍趕到西安，責怪榮祿沒有死諫不能開戰(《走向共和》的情節)。榮祿說，朝堂之上不是有人說打不得嗎?被你殺了呀!確實是有人被拖出去砍了。
庚子之亂，徐用儀、許景澄、袁昶、立山、聯元因反對開戰被殺。後稱為庚子被禍五大臣。《清史稿》里，直接名為庚子五忠。
“奸民不可縱，外釁不可啟”、“兵釁不可啟，春秋之義，不殺行人，圍攻使館，實背公法”、“奸民不可縱，使臣不宜殺”、“嚴劾釀亂大臣”、“拳民雖無他，然其術多不驗”，“民氣可用，匪氣不可用”，是他們的主要觀點。
於是，我們看到，鴉片戰爭，主戰派，或戰死或自殺或流放;到了庚子年，穩重派又成了被殺被罵的對象——清朝的官，真不好做啊!
不過我覺得，不管是王鼎還是五大臣，都可名垂青史。為何?
鴉片戰爭時主戰，是清朝第一次面對外國人耀武揚威的情況——要知道，幾千年來，海外諸國往中原，哪個不是進貢請賞求冊封?就算當年那個英國使臣馬嘎爾尼不願向乾隆跪下，也是遊山玩水優哉游哉——欺負到了頭上，且並不知道敵人的輕重，難道碰都不碰一下，就屈膝投降嗎?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洋務運動，那都是1840年以後的事了。
庚子時呢?洋人有多厲害，已是領教過很多次了，甚至連日本都打不過，大清朝，真的具備同時跟那么多國家開戰的本錢嗎?被殺的那幾個，並非是無原則的主和，像許景澄，歷任駐外公使，懂得跟文明世界交往的方式。死一個德國公使，死一些教士，坐下來談，賠點錢，犯不著犧牲更多性命……認識不到自己的短處，冒冒失失大打出手，能有好果子嗎?
《清史稿》里說得明白，慈禧太后之所以一意孤行，原因在於“上以行新政為中外所推，而儲嗣久虛。載漪既用事，陰謀廢立，慮外人為梗，聞拳民有神勇，仇西教，欲倚以集事，召入京，遂縱恣不可制”，說白了，就是對列強支持光緒皇帝不滿，要讓列強們看看，我大清，到底是皇上金口玉言，還是皇太后點頭才算!
說白了，就是慈禧太后想借打洋人來鞏固自己的權力——這既缺合法性，又失道德人心——最後的結果，很嚴重!
於是，庚子反戰，先被罵是漢奸，後來又成了“忠臣”;力挺開戰，罵人是漢奸的徐桐、剛毅等人戰後亦死於非命，就好理解了。
千錯萬錯，道光沒錯。千死萬死，太后不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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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 官員 王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