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實在難留……”這一首蒼涼而悲切的民歌《走西口》，任何一位山西人或者陝北人總能哼上幾句。十年前，中央一台熱播了一部同名電視劇《走西口》，主人公田青帶著姐夫梁滿囤，從山西祁縣出發，離開家門，一步步闖蕩。
田青走的“西口”究竟是什麼地方?他們為什麼要背井離鄉“走西口”?“西口”外面又有什麼東西吸引著他們?
“西口”在哪裡
“走西口”，與“闖關東”和“下南洋”一樣，都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人口大遷徙活動。其中，“闖關東”闖的是山海關，“下南洋”下的是東南亞的太平洋，那么“走西口”走的“西口”是什麼地方呢?
闖關東是去東北，下南洋是去東南亞 那么走西口去的是哪呢
想弄清楚“西口”，先得了解“口”。
“口”的歷史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明朝。明朝建立後，北元殘餘勢力時而騷擾北方邊塞，威脅著明朝的統治。明成祖朱棣“天子守國門”，又於沿邊設鎮，派兵駐守，共設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肅、薊州、太原和固原九鎮，合稱九邊重鎮。(具體說法各家不同，但其作戰一線大致不錯)
後來，明朝廷在九邊重鎮遍設衛所，以便加強管理，各個衛所駐地便被稱為“堡”。明朝中後期，為了休養生息，隆慶帝與蒙古俺答汗達成“隆慶和議”，開始在一部分“堡”附近進行互市。逐漸地，聚集邊境的商人越來越多，這些開放通商的關隘便被人們稱作“口”。
而所謂的“西口”，根據《清史稿》：“西有殺虎口，東有張家口”，狹義上指的便是殺虎口。殺虎口位於山西省朔州右玉縣，地勢險要，屬於雁北外長城最重要的關隘之一。
山西的西北出口
其實殺虎口原名“殺胡口”，因為此處位於內蒙古高原與晉北山地的邊緣地區，是從內蒙古高原南下中原腹地，或者轉入太行山的必經地段，在軍事上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對於漢地王朝和遊牧帝國來說，都具有重要的價值，直到清朝康熙年間，清王朝才避諱自己，將其更名為殺虎口。
後來，“走西口”的人群逐漸擴大，不僅有山西人，陝西人、河北人，甚至還有甘肅人和山東人等等。所以對於來自不同地域的人而言，進入蒙古地區的通道不止一條，被稱作“西口”的也不止一個地點了。
後來廣義上的“西口”便泛指河北張家口以西通往內蒙的各個關隘和通道，包括陝西神木口、陝西府谷口和山西的河曲渡口等。
為什麼要“走西口”?
從歷史上看，地處黃河流域的山西、陝西，是中國最早得到開發的地方之一，也是農耕文明歷史最悠久的地方。但是到了明朝中後期，晉北和陝北地貧人多，再加上天災頻發，失地農民只得另尋出路。
明顯的黃土高原農業景觀 為了養活更多的人口 土地被極儘可能的開發起來
隆慶五年(1571年)，明朝和蒙古部落達成“隆慶和議”後，就有一些窮苦邊民越過長城，到“口外”謀生。俺答汗非常歡迎漢人的到來，還給他們提供了牛羊、土地和氈房，讓他們從事生產活動。漢人則幫助建設了歸化城(今呼和浩特)，成為蒙古地區手工業和商業的中心。
這一次晉陝邊民跨越長城的行為，被視作日後“走西口”的濫觴。
清軍入關之後，清王朝將蒙古視作同盟，嚴禁漢人和蒙古人聯繫，並沿長城北側劃了一條東西長兩千里、南北寬五十里的禁地。禁地內每年燒荒，導致此地土壤呈現黑色，因故被稱作“黑界地”。
直到康熙年間，清王朝推行攤丁入畝、“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後，人口開始爆炸式增長，人多地少的情況愈演愈烈。於是康熙36年(1697年)取消了“禁留令”，開始允許荒地邊民通貨貿易，準予晉陝農民到口外種地，大量移民來到草原謀生。
與此同時，清王朝先後出兵去平定西北叛亂，但是由於補給線過長，軍糧供應發生了困難。這對山西商人來說，實在是天大的商機。他們不僅和平定叛亂的清軍做隨軍貿易，還和沿途的蒙古人做生意，不斷擴張自己在蒙古的影響力。
“走西口”的路，就這樣被打通了。在康雍乾時期，歷史上第一波大規模“走西口”正式拉開序幕。
這其中就有晉商傳奇人物喬致庸的先祖喬貴發。喬貴發是乾隆年間人，憑藉出色的經商頭腦和誠信的品德，十年之間，從當鋪小夥計到一手創立“復盛公”商號。多年苦心經營下，“復盛公”逐漸成為包頭首屈一指的大商號。
喬家和王家都很值得一去 (來自維基百科-喬家大院)
伴隨著祁縣喬家等老包頭十大晉商的崛起，包頭城從一個小村莊發展成一個四通八達的大城市。於是有民謠唱道：“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
誰也想不到，在清中期，晉商的真正發祥地其實在內蒙。“走西口”的晉商規模越做越大，北至烏蘭巴托、恰克圖、科布多，最遠甚至到達了俄羅斯莫斯科。
“走西口”的另外一波大潮，發生在清光緒年間。
光緒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出現了被稱為“丁戊奇荒”的百年難遇的大旱災，這場旱災持續三年，涉及整個華北。晉北、陝北本身土地貧瘠、氣候寒冷、缺少川流灌溉，再加上這場大旱三年，對下層民眾無疑是滅頂之災。
山西《陽高縣誌》記載:“地處北塞，砂磧尤甚，鹼鹵難耕……地瘠民貧，無所厚藏，一遇荒歉，流離不堪。”
人禍也在加劇災荒的烈度。晚清內憂外患，各處錢糧缺口巨大，官員還要向生計艱難的農民徵收沉重的賦稅，遑論賑災。重壓之下，晉北人不得不遠離家鄉，奔赴口外謀生。
舊時山西民謠唱道：“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其悲慘狀況可見一斑。
山陝之間的黃河兩岸確實沒有多少可耕地 (右岸為陝西府谷，左岸為山西保德)
“走西口”又留下了什麼?
到了民國時期，政府漸漸失去了對蒙古地區的控制權。
前有沙俄煽動民族叛亂，妄圖吞併蒙古地區;後有日本滲透，建立傀儡政權。再加上民國晉商的急速衰落和內蒙貿易的停頓，這時的“走西口”便以一種無序的狀態存在著。
而那些走出“西口”的移民們，面對著動盪不安的時局和同樣災患不斷的“口外”，生活也沒有了著落，便大多走上匪盜之路。 從此之後，“走西口”的規模越走越小，持續了三百多年的“走西口”就此走向衰落。
雖然“走西口”衰落了下去，但這三百多年的歷史，卻大大改變了中西部蒙古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和生活方式。
從人口上看，“走西口”這一移民活動，導致了很大數量的漢族人民移居到“口外”。時至今日，蒙古中西部城市，如呼和浩特、包頭等地的人口比例仍然以漢族為主。在呼和浩特，甚至有80%的漢族人都是當年“走西口”留下的移民後代。
從語言上看，由於“走西口”主要是以山西省中北部、陝北一帶居多，造成了現在內蒙古中西部地區，還是使用晉語。不過在“走西口”的幾百年間，由於各地晉語與蒙古語的融合，也使內蒙古境內的晉語具有了一些不同於山西省內晉語的特色。
在方言分區上，內蒙古中西部的晉語主要有張呼片(張家口-呼和浩特方言：呼和浩特、烏蘭察布市、錫林郭勒盟西部等)，五台片(五台方言：鄂爾多斯部分、烏海郊區)和大包片(大同-包頭方言：包頭部分、呼和浩特旗縣、巴彥淖爾市、鄂爾多斯部分等)。
張呼片、五台片和大包片 (來自wikiwand.com-晉語)
山西人作為“走西口”的主力軍，將晉文化不遺餘力的帶到了內蒙古地區。至今，我們還能在內蒙古的中西部地區，看到很多以山西地名命名的街道，如寧化街、寧武街等;同樣，我們也能在內蒙古見到具有濃郁山西特色的晉劇和二人台。
晉文化通過“走西口”到達內蒙古地區，最終實現了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的有機融合，幫助晉陝冀蒙四地社會得到了融合，經濟和文化均得到了交融，讓後來民國和共和國繼承內蒙有了更大的合理性。
三百多年的“走西口”，既是晉、陝民眾的開拓史，也是一部充滿血淚的苦難史。
沒有人統計過從明清到民國，有多少人在這荒原、沙漠中跋涉過。但是我們知道，有成千上萬的人將這條送命路，生生趟成了一條活命路。這是一種用腳丈量出來的地理概念和被生存糾葛著的偉大經歷。
我們生逢盛世，對於“走西口”的記憶早已模糊了，但是“走西口”的文化內涵卻會永遠傳承下去，那就是中國人百折不撓、艱苦奮鬥的精神，它將成為激勵後人的一筆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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