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時代的“異地聯考”和“聯考移民”…百科知識中文網

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客籍人都不享有在當地參加科舉考試的權利。結果造成土客籍雙方在社會身份、晉升機會上的不平等，而且這種不平等代際遺傳。這種歧視政策也釀成了贛南的長期社會衝突。

近日，“異地聯考”改革進入快車道。一方面這是為了解決城市新移民的子女升學障礙;另一方面，“異地聯考”還指向聯考錄取公平問題。一些“聯考大省”的考生，對以京滬為代表的發達城市，以及邊疆教育落後地區的低分錄取，一直難以認同。

其實，這個問題不是突然間冒出來的;中國作為幅員遼闊、發展不均衡的大國，科舉歷史上一直有“異地聯考”、“聯考移民”等問題;科舉制度從來與戶籍、錄取名額地域分配、歧視反歧視聯繫在一起。下面從國家考試-地方考試、地域公平-考試公平這兩組維度，來分析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的分配。

科舉制起於隋唐，以考試論英雄，取代被門閥貴族所壟斷的察舉制，給了平民更多上升的機會。在唐代，國家級考試不分地區錄取;地方考試按州的大小選拔考生，不過京兆府(長安)分配的名額遠超其他地區;一般州的名額為兩三人，而長安每次都多達數十人，甚至有時超過百人。所以，柳宗元在《送辛生下第序略》中說：“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

這就有了第一個問題———首都錄取名額畸高。

宋代也有這個問題。通過地方考試選拔參加國家考試考生的名額，叫“解額”。以嘉祐五年(1060年)為例，首都開封府的解額是266人，而陝西只有123人，廣東只有84人;而且，國子監108人的解額，並不算在開封府內。

國子監加開封府的考生，在國考中登科的人數，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無怪司馬光稱：“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皆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

到清朝，順天府(北京)的舉人名額也一直是全國最高的，同治元年(1862年)順天府的名額是185人，文化大省浙江只有152人，廣東省為102人。

首都的錄取名額，超過任何一個大省，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科舉制終結。首先，這是因為首都是朝廷勛貴所在，高錄取名額是在照顧“官二代”，這是制度性的不公。

此外，首都的確集中了優秀的教育資源;同時，京城的文化圈子，也方便考生了解考試動向。宋代司馬光所謂“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這些共同造成了首都的“低分窪地”。

第二個是地域公平問題。唐朝後期開始，由於南方的經濟地位崛起，考試內容傾向文學詩賦等原因，北方士子競爭優勢逐漸減弱，南方人後來居上。北宋可考的9630名進士中，居然只有4.8%是北方人。

在1064年，代表南方利益的歐陽修，與代表北方利益的司馬光發生激烈辯論：前者主張“唯能是選”，起點公正，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後者主張“校正的正義”，要分地區錄取。

很難說他們誰就是錯的;事實上，此後考試公平、地域公平成為中國教育決策的兩個基本維度。今日的“異地聯考”問題就是這個問題的延續。

南北衝突的高潮，是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南北榜事件”。由於那一科會試錄取的52人都是南方人，引發北方舉子的強烈不滿，指責湖南籍的考官包庇“老鄉”。

朱元璋出於籠絡北方人心的考慮，居然處死、發配了多名考官，並親自主考和閱卷，結果那次錄取的都是北方人。

之後為了緩解南北差異，明朝會試中按南北分別錄取，全國被分為南、北、中三部，按55：35：10的比例錄取進士。清代對會試名額的地區劃分越來越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實施“分省取中”，“按應試人數多寡，欽定中額”，取代了南北卷制度。

第三，地域不均衡不僅反映在國考中，也體現在地方考試層面。宋代歐陽修稱：東南地區的“解額”是100：1;而西北地區卻是10：1，兩者相差10倍。

因為“老少邊窮”的考生考不過文化強勢地區考生，所以國家要對弱勢地區搞傾斜，多投錄取名額，降低“分數線”，從而縮小文化差距。這是國家正義，但對考生個人未必公平。有學者統計了乾隆年間的各地鄉試的錄取率：文化大省江蘇是5.5;落後地區雲南是53.8，貴州是21(單位：百萬分之一)。落後地區的錄取率是發達地區的幾倍!

這種“聯考窪地”，也引發了“聯考移民”，古代稱之為“冒籍”、“冒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