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舉時代，由狀元身份位至帝師宰相、牧守督撫的名人大有人在，但能做到黃袍加身、稱孤道寡者，唯有西夏神宗李遵頊一人而已。不過這位狀元皇帝雖然寫得一筆錦繡文章和好書法，但在治理國家方面卻糟糕透頂，最終將西夏帶入滅亡的絕境。那么，李遵頊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從而讓西夏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呢？
李遵頊是西夏桓宗李純祐、襄宗李安全的族侄，齊王李彥宗之子，年輕時以品行端正、博學上進著稱，不僅文章做得好，而且還寫得一手好書法（“端重明粹，少力學，長博通群書，工隸篆。”見《西夏書事》）。西夏由党項人創建，因為是以武立國，所以党項男子普遍喜武厭文，功名是靠刀槍在戰場上搏殺獲得的，至於讀書科舉，往往是國中漢人從事的事業。
李遵頊以狀元身份入仕，盡掌西夏兵權
然而李遵頊卻與他們大不相同，作為党項男子兼宗室成員，他獲取功名的手段主要是靠科舉。天慶十年(公元1203年)三月，李遵頊參加科舉考試，結果在廷試中一舉奪魁，被西夏桓宗欽點為狀元，一時間成為美談。蟾宮折桂後的李遵頊，憑藉著出身和狀元名頭，迅速打開晉升的“綠色通道”，沒幾年時間便出任大都督府主並襲封齊王，以宗室身份掌管國中兵權，成為朝廷最可倚重的皇族。
隨著權勢和名望的日漸提升，李遵頊逐漸滋生不臣之心，最終竟發動政變廢殺襄宗李安全，自己登基稱帝，時在西夏皇建二年（1211年）。由狀元郎變身為皇帝，在歷史上唯有李遵頊一人，不過這位“空前絕後”的狀元皇帝，雖然寫得一筆好文章，但在安邦治國方面卻是個“低能兒”，用一連串難以彌補的戰略性失誤，把本已孱弱衰朽的西夏推上滅亡的“懸崖”。
到李遵頊稱帝時，西夏已正式建國173年時間，期間為求生存、謀發展，在國小民寡的情況下，雖然跟宋、遼等國交過幾次手，但在大部分時間裡，都奉行“事大主義”的外交方針，誰強就跟著誰混。宋遼對峙時，西夏附遼欺宋；宋金對峙時，西夏附金自保；蒙古強大後，西夏又開始附蒙侵金。總之，西夏就像一個“牆頭草”，又像一條“變色龍”，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隨時改變自己的立場。
但是按照“均衡理論”，西夏最務實的對策應該是聯弱抗強，以防止一家獨大，最終威脅自己的生存。可狀元出身的李遵頊似乎是個“死腦筋”，對這么淺顯的道理居然視而不見，反而在上台後繼續執行附蒙侵金的政策，由此給西夏帶來滅頂之災。
蒙古肆意欺凌西夏，導致後者實力大損
蒙古不同於之前的遼和金，這是一個貪得無厭、忘恩負義的政權，眼中所見全都是自己的私利。一旦有國家跟蒙古結盟，必定要被經常性地徵調兵力、財力，為蒙古對外戰爭“埋單”；一旦盟國不能順從其意，蒙古即刻會派大軍征討，肆意摧殘破壞。幾個回合下來，沒有哪個盟國不被嚴重削弱的，而西夏正是如此。
西夏在跟隨蒙古攻打金國、花剌子模的過程中，兵力、財力、物力損失浩大，再難以繼續支撐。李遵頊見此狀況便開始調整策略，準備聯金抗蒙，在遭到拒絕之後，改而採取聯宋侵金的策略，在接連被金國擊敗後，又拋棄與南宋的盟約，重新回到附蒙侵金的老路上來。如此兜兜轉轉一番，西夏雖然看上去又回到原點，但結果卻是接連得罪蒙古、金、南宋三大國，處處樹敵，令國家的局勢更加危急。
李遵頊政策搖擺不定，導致西夏民窮國困
李遵頊帶領國家回到“老路”上後，對於蒙古苛刻的徵調政策再不敢有半句怨言，算是徹底被對方綁架，結果沒幾年時間，便使得國中“民不聊生，耕織無時，財用並乏”（見《西夏書事》），興、靈諸州因為旱災甚至出現“饑民相食”慘狀。
但即使國中殘破如此，李遵頊依然為保住自己的皇位甘心附蒙，對於國難所唯一能做的，便是以皇帝的名義令人繕寫泥金字《金光明最勝王經》，試圖從佛教中獲取重生的力量，救助百姓的苦難。然而佛祖並沒有施救於西夏，更沒有賜福於李遵頊，後者賴在皇位上數年之後，最終還是在蒙古人的威逼和群臣的反對下，灰溜溜的滾下龍椅，將皇位傳與次子李德旺。
蒙古滅亡西夏示意圖
李德旺即位後轉變立場，採取與金和好、聯合抗蒙的策略，雖然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來自蒙古的壓力，但終究無法避免滅亡的命運。就在西夏亡國前1年，正當蒙古軍攻陷河西諸城之際，李遵頊終於撒手人寰，終年64歲，諡號英文皇帝，廟號為神宗。
作為歷史上唯一的狀元皇帝，李遵頊並未展現出遠見卓識的政治家風範，反而因為一連串的愚蠢政策，將西夏帶進萬劫不復的“深淵”，實在是辱沒平生所學。
皇帝 狀元 文章 李遵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