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舞台上的周恩來
看起來，周恩來對自己疾病的未來，已漸失信心。此前，《周恩來年譜》記錄說：“(周)自己判斷病已無治，對大夫張佐良、吳蔚然說：我的病，在醫院待下去已沒有多少意思了，可否搬回家(西花廳)去住。”此次手術，進行了五個小時，“對於極度虛弱的周恩來來說，又是一次嚴重的考驗。但周恩來堅持了下來”。(《周恩來傳》)不幸的是，“手術過程中，發現周恩來體內的癌瘤已擴散到全身，無法醫治了。鄧小平只能指示醫療組，盡一切努力，‘減少痛苦，延長生命’”。稍後，10月24日，周恩來又做了第五次手術。“這次手術後，周恩來再也沒能從病床上下來”。
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傳》描述此後情形，“從12月中旬起，終日臥床的周恩來已無法進食，所需要的食物由醫護人員用管子直接灌入胃裡。這時周恩來的身上插滿了各種管，進食、輸血、輸液、排液……以至使翻身都受到限制。為了減少周恩來的痛苦，醫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藥和止痛針。”在電視歷史回顧紀實片《偉人周恩來》里，面對鏡頭，醫生張佐良回憶說：“總理用的止痛藥，開頭打一針可管上四五個小時，後來管兩三個小時……他疼得實在不行時，就把我叫進去，說，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喚叫喚。聽到這裡我的眼淚都掉出來了，我說，總理，你現在願意怎樣就怎樣吧!”護士許奉生說，“這時總理是很痛苦的，可他從來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覺，一下讓病痛驚醒了，就問，我喊了沒有?我們說，你叫叫沒關係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沒關係。他搖搖頭。”
第四次手術108天后，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
第四次手術前一年零三個多月，1974年6月1日，周恩來離開中南海西花廳住進305醫院。住院的前一天，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接到鄧穎超的電話，讓她中午來吃飯。周秉德回憶說當時她還很奇怪，離周日還有兩天，為什麼叫我回西花廳吃飯?周秉德描述這頓飯，“伯伯吃得很少，放下碗筷，他沒有離席，好幾次為我夾菜!余光中，我發現伯伯一直在看我，那眼神顯得格外溫柔、親切。這在過去是很少有的，往日他吃飯總是很快，無暇聊天，無論是家庭聚會，還是與西花廳的工作人員會餐，他也總是第一個離開，一是為了讓大家不拘束、多吃點，另外他也的確太忙。”
吃完飯，周秉德知道為什麼來吃這頓飯了，周恩來告訴侄女他明天要去住院。當時周秉德聽到這個訊息，“知道他要去住院，我的心情真像少年兒童過節，由衷高興：伯伯難得肯抽時間去住院，他只要好好睡覺‘充充電’，過十天半月正常人的生活，他便能夠精神煥發，夜以繼日地工作。”
顯然，周秉德並不知道實情。對生活了20多年的西花廳，周恩來有太多留念，《周恩來傳》描述那天(1974年6月1日)，“臨上汽車時，周恩來似乎又想起什麼。他走回自己的辦公室，細細地凝視室內他所熟悉的每一件物品”。
對伯伯住院感到“由衷高興”，周秉德的信心來自她對周恩來身體的基本認定：“特別健康。”這不完全是一個侄女基於親情的簡單直覺，周秉德佐證自己判斷的例子是，“記得成元功說過，1965年3月，伯伯率中國黨政代表團抵達羅馬尼亞，參加喬治烏·德治總統的葬禮。清晨，他向總理報告，今天很冷，外面氣溫已達零下18攝氏度，您的中山裝里一定穿上毛褲和厚毛衣。伯伯平時在國內，最冷的天也從沒穿過毛褲。伯伯反問道，有這么冷嗎?正巧，他的俄文秘書馬列一身雪花從外面跑進來，伯伯就問，馬列，外頭冷不冷?還是體壯如牛的毛頭小伙子的馬列回答說，不冷!於是伯伯就不肯穿毛褲，成元功堅持了半天，他只在襯衣外多穿了一件毛背心。送葬的數公里路上，大雪紛飛，寒風刺骨，隊伍行進十分緩慢，再加下葬儀式，在戶外呆了將近五小時!東歐許多國家首腦穿著圓圓滾滾，厚厚的皮大衣，毛茸茸的皮帽、皮手套，還一個個凍得鼻青臉腫直跺腳。而只穿一身中山裝，內加一件毛背心，在整個隊伍中獨一份的單薄精幹的中國總理，臉色紅潤，表情從容……知道實情的成元功急壞了，馬列也嚇壞了，大家都料定回國後總理一定會大病一場!可也真神了，伯伯回來後啥病沒有……此時成元功和馬列都鬆了口氣，大夥打心眼佩服伯伯身子骨真棒!”
不過，畢竟歲月不饒人。周恩來的羅馬尼亞“傳奇”兩年後，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說：“1967年，發現了總理的心臟病，心電圖顯示冠狀動脈供血不足。我們報告了中央，並及時採取了一些措施。”對於這一發現，周恩來直接的反應是，“當即囑秘書不要對外講他患病”。與這一命令相對應，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於次日寫了一大字報貼在他辦公室門上”，“強烈請求”他“改變現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鄧穎超在這張大字報上註明了自己的幾條補充意見——這些意見，或者正描述了周恩來的一般工作習慣：“1.力爭縮短夜間工作時間，改為白天工作。2.開會、談話及其他活動之間，稍有間隙，不要接連工作。3.每日工作安排應留有餘地，以備臨時急事套用。4.從外面開會、工作回來後，除緊急事項，恩來同志和有關同志不要立即接觸，得以喘息。5.會要開短些，大家說話簡練些。恩來同志堅持努力實踐，凡有關同志堅持大力幫助。”
對於這張大字報的反應，周恩來批了8個字，“誠懇接受，要看實踐”。但是，更為真實的境況，《周恩來傳》緊接著寫到，“(1967年)4月下旬，廣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會召開前夕，因為聽說廣州‘情況較緊，而軍管會又難於控制’，周恩來決定立即飛赴廣州……一連30多個小時沒有睡覺”。現實的環境，“這年8月，外事口的造反派繼續在陳毅問題上做文章……27日凌晨，周恩來面對反覆勸說無效的造反派，以少有的激動，大聲說道：你們採取輪流戰術，從昨天下午到現在，整整18個鐘頭了，我一分鐘都沒有休息，我的身體不能再忍受了!你們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壓力，是在整我了!”
此次接見外事口的造反派，周恩來辦公室檯曆記錄，“由於心臟病發作，從27日早晨到28日下午，持續30多個小時無法工作”。稍後，周恩來跟鄧穎超說，“我一到早晨8時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發抖”。《周恩來傳》里統計周總理工作最長的時間記錄是，處理林彪事件時——“連續工作達50多小時”，而此時的周恩來已經73歲。
從醫生的角度觀察，吳蔚然說周恩來的缺點，“就是像諸葛亮那樣，太過細了”，“總理辦公室老是這么高一摞檔案，哪天總理出訪了，小平同志代理。兩三天，一大堆都沒了，都給處理完了。小平是大事管，小的事不怎么管，他批大事。總理則是來回看，檔案可不越堆越多。”不過，即使是醫生角度，吳蔚然也說，“嚴格來說那也不是缺點，是工作方法問題。”
讓普通人不容易理解的是，最終損害周恩來的健康乃至生命的，並非最初發現的心臟病。當時擔任周恩來保健醫生的張佐良回憶：
“那是1972年5月11日或12日，我仍然像往常那樣將總理留下的化驗物作常規檢查。從尿樣中，我發現有三四個紅血球。對男性老年人來說，一般有一兩個紅血球還是正常的，但這三四個就似乎多了點，對此我不敢掉以輕心。萬一是腫瘤怎么辦?因為當時做的是每月一次的常規化驗，並沒有做細胞學檢查。兩天之後，經過一番考慮，我鼓著勇氣對總理說：前兩天的化驗結果有些不正常，也許是尿道出現畸形或結石，也許是泌尿系統血管硬化，等等，有必要再查一次;當然了可能是長了什麼東西。總理聽完後說：‘你呀，說了這半天都是廢話。說穿了，不就是怕長腫瘤嗎?明天留(尿樣)。’他一邊說，一邊大眼睛忽閃忽閃地看著我，他早就猜透我的言外之意了。四五天后，我們又給總理做了第二次常規化驗，同時進行細胞檢查，並請北京醫院、協和醫院、301醫院和腫瘤醫院的專家對檢查結果作了分析鑑定，一致認為周總理患的是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後來，又把樣本拿到天津、上海，結論都是一樣的。5月18日，確診總理所患是膀胱癌。”
確診結果出來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傳》寫道：毛澤東的秘書觀察到：當逐字逐句地看完醫療組關於周恩來病情的報告後，“主席的心情是那樣沉重，這種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時很少出現過的異樣嚴肅的臉上和緊皺著的眉頭上”。他叮囑這件事對外要保密，對怎樣治療，他說：“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來控制病情。”並且這樣解釋，你們外科醫生動不動就開刀，開一個死一個，陳老總不是開刀死了嗎?謝富治不是也開刀死了嗎?他還要求“防止擴散，注意營養和休息”。《周恩來傳》這樣描寫當時的境況：“起初，保健醫生並沒有將確診結果告訴周恩來。周恩來心中已經明白，但他配合醫務人員治療過程中，也不去‘點破’這件事，仍像以前一樣沒日沒夜地工作。”
確診後半年，“眼看著周恩來的病情不斷發展”，保健醫生不得不在同年11月11日向中央提出書面報告，詳細匯報自5月份以來周恩來身體變化的情況。《毛澤東傳》記錄說：(12日)毛澤東在報告上批道：“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
次年(1973年)3月2日，《周恩來年譜》記錄說：“(周)約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談自己的病情及檢查治療問題。5日，葉劍英向毛澤東反映了周恩來的病情發展、急需檢查治療的情況，毛批准先檢查、後治療的意見。同日，周恩來做透視檢查。”對於這次葉劍英向毛澤東的反映，《葉劍英傳》主撰稿人范碩披露說：“(葉)利用一次陪同毛澤東接見外賓的機會，親手捧著周恩來的一瓶血尿送給毛澤東看，直接向他傾訴了嚴重病情。”
對周恩來而言，比起更早時間即已查出的心臟病，此次疾病來勢似乎更猛烈。周秉德在自己的書里記錄“跟隨周恩來多年的張樹迎”的回憶：“總理不斷尿血，可常常因為凝固的血塊堵住了尿道口，總理尿憋得難受，可怎么也排不出來!痛得他在地上翻過來滾過去，我們站在旁邊，急得掉淚，卻一點幫不上忙!誰知歪打正著，因為翻動，血塊移位，總理倒能排出尿來了。於是，我們乾脆在總理經常接待外賓的福建廳旁總理的辦公室里擺上一張床，總理不能排尿時，就讓他躺在床上左右翻滾，以達到能排出血尿。到1974年5月，總理的病情更惡化了，用翻滾的辦法已經無濟於事，是總理自己向毛主席遞上了要求手術的報告，才決定6月1日住院的……”
對於自己的第四次手術，顯然，周恩來明白這是他生命的一道大坎。稍早一些時候(1975年5月7日)，在接見自己原身邊醫務人員時，周很坦然，“我估計還有半年”，“你們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隨時如實地告訴我，因為還有許多工作，要作個交待”。在做完第三次大手術後，周恩來把病情及治療情況致信毛澤東(1975年6月16日)，“我現在身體還禁得起，體重還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無虞，務請主席放心。”
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來住院後的第四次手術。《周恩來年譜》記錄：“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汪東興和鄧穎超等到醫院守候。進入手術室前，要工作人員找來自己於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問題報告》的錄音記錄稿，用顫抖的手簽上名字，並註明簽字的環境和時間：‘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進入手術室時，周恩來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場的鄧穎超要汪東興將此情況報告毛澤東。”
伍豪事件，《周恩來傳》記錄說：“1967年5月17日，江青寫信給林彪、周恩來和康生，聲稱：紅衛兵‘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談。’隨信附上紅衛兵交來的材料。這個‘材料’，其實就是1932年國民黨特務在周恩來早已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後偽造的在上海報紙上刊登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同一天，周恩來放下其他事情，查閱了上海的舊報紙，親筆寫信給毛澤東，說明這件事。毛澤東批示將信及材料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閱存。”
癌細胞已擴散到全身，第四次手術沒有挽救周恩來的生命。之後，“開始，他還能勉強支撐著自己看報、看檔案，後來卻不得不靠醫護人員幫助念了。面對著因江青一夥不斷反撲而趨於惡化的形勢，醫務人員常常看到周恩來眼望著天花板，時而陷入沉思，時而輕輕地搖頭嘆息。”《周恩來傳》記錄了他最後的拒絕，“到12月底，病危中的周恩來因為長時間沒有修面理髮，他的容貌已完全變了：花白的頭髮蓬長，鬍鬚幾乎把嘴唇遮住，灰黃的面部布滿一塊塊老年斑，深陷的眼窩發黑，雙目更不見原有的神韻和風采。過去一直為周恩來理髮的北京飯店職工朱殿華，幾次托人捎信請求來給總理理髮。周恩來知道後，告訴工作人員說：朱師傅給我理髮二十多年，看我現在病成這個樣子，他會難受的，還是不要讓他來。謝謝他了!”
從一般人的角度觀察，吳蔚然大夫說：“他那風度，就讓人服他。”吳蔚然的觀察是，“雖然他衣服面料也不考究，都是一般料子。但他穿就是不同。他總是熨得整整齊齊，刷得乾乾淨淨。這風度，誰也比不了他的。而他對人的關心，更是細緻溫暖。為什麼秦怡、黃宗英、張瑞芳，那么一大堆電影人圍著他?他實實在在關心這些人的工作生活。可是有時候，你也摸不透他的心理，我雖然儘量捉摸他的心理做事，有時候還是摸不透。有一次他右手手指頭不好了，我給他弄了弄，給他包紮，用紗布。我想儘量包紮得秀氣一點，小一點，省得難看。他說，你這吳蔚然，你怎么包這么小啊!他們握手哪知道我手有病啊。握得我死疼。你得包得大大的。你就摸不透他的心理。”
吳蔚然還有他同樣是著名大夫的哥哥吳階平，在接受各種媒體採訪時，對周恩來的細緻，無不驚訝：平時周恩來對醫療報告都逐字逐句審閱，退回吳階平手裡的每一份醫療報告都用紅筆對每一個標點符號一一點過，若有錯的符號就加以改正。周恩來的細緻，英國記者費利克斯·格林也有體察：“任何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不能逃脫他的注意。在一次周恩來參加的十分擁擠的招待會上，我由於動了一個小手術，有一隻腳穿著一隻軟拖鞋。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會注意到它。周恩來也沒有說什麼，可是第二天早晨他的辦公室傳話說，總理想知道我的腳出了什麼毛病，進行了適當治療沒有。”1975年2月，吳階平與卞志強兩位大夫受周恩來之託去看望剛進行過大手術的馬寅初，兩位都有經驗也深知周恩來細緻風格的大夫很認真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離開馬宅，“不料只過了半小時，兩位大夫又從總理那裡給馬寅初家打來電話，說總理聽取了他們的匯報，問得很細，當問到馬老在吃什麼藥時，兩位大夫沒能回答——他們只有這件事忘記問馬老了!總理要他們立刻打電話問清楚。”
在自己生命最後的時間裡，周恩來的細緻與工作激情沒有因為疾病而磨損。《周恩來傳》記錄了他的一份材料的批語——這是反映甘肅定西、慶陽兩地區災情的材料(1974年7月16日)：“口糧不夠，救濟款不夠，種子留得不夠，飼料飼草不夠，衣服缺得最多，副業沒有，農具不夠，燃料不夠，飲水不夠，打井配套都不夠，生產基金、農貸似乎沒有按重點放，醫療隊不夠，醫藥衛生更差等，必須立即解決。否則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響勞動力!!!”又批，“先發放救濟口糧款，至少要增加無息長期農貸。”從1974年住院至去世，《周恩來年譜》統計，“共做大小手術13次，約40天左右要動一次手術。只要身體尚能支持，仍繼續堅持工作。除了批閱、處理一些檔案外，同中央負責人談話161次，與中央部門及有關方面負責人談話55次，接見外賓63批，在接見外賓前後與陪見人談話17次，在醫院召開會議20次，出醫院開會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談話7次。”
1976年1月7日，深夜23時，彌留中的周恩來用微弱的聲音說道：“我這裡沒有什麼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裡更需要你們……”
10個小時後，周恩來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周恩來 周秉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