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地點
周秉德，是周恩來之弟周恩壽6個子女中的老大，是周恩來的嫡長侄女，1937年出生在哈爾濱，是周家直系4代人中出生的第一位千金。
周家一直是男丁興旺，女性稀少。以周恩來這一支而言，祖父親兄弟5人，沒有女性；父輩親兄弟4人，又沒有女性；到了周恩來自己這一輩是親兄弟3人，還是沒有女性。所以，周秉德就是周家直系4代人中出生的第一位千金。因此，她的降生，使整個周家的人都十分高興。周恩來的四伯母楊氏居住天津，還特意請人幫她寫信到哈爾濱，表示對這位孫女降臨人間的祝賀；周恩來的二弟周恩溥為這位侄女的出生寫下了“吾家添丁，周門大喜”八個字；周恩壽還特意跑到吉林，找時任吉林省教育廳長、也是周恩來南開的同學幫女兒起名字。這位廳長再三考慮，截取了屈原的作品《橘頌》辭里的“秉德無私，參天地兮”中的兩個字作為她的名字。可以說，她是當時周家人的掌上明珠。
隨著東三省的淪陷，父親周同宇（周恩壽）帶領全家搬到了天津。1949年6月，新中國成立之際，12歲的周秉德隨父母來到了首都北京，來到了開國總理、也是她親伯伯的周恩來身邊。
因為新中國剛誕生時，經濟上還非常困難，所以，上到黨和國家領導人，下到一般基層行政工作者，他們都是只工作而不拿工資，每月僅發少量的津貼。各位領導人在身邊的子女和嫡系親屬都由組織上安排他們的生活。周恩壽是多子女的家庭，津貼不高，他要養活孩子、照管好家庭，有一定的困難。所以，就把周秉德留在了周恩來身邊。
初進中央
周秉德的父親是周恩來的三弟，解放前在天津做黨的外圍工作。1949年舉家來到北京，正式參加革命工作。周恩來找到弟弟的領導，提出一個“特殊”的要求，弟弟的職位要儘量低，待遇要儘量少。“父親做的是工會、倉庫的一般科員，我家的房子就非常小，兩間西曬、不通風的小平房，加起來也就20平米。”周秉德姐弟3人便住進了伯父周恩來的家，一直到1964年結婚成家，她才搬出了中南海。
那是1949年6月她12歲的時候。她還記得，伯父一看到她就高興地拉著她的說：“來，來，讓我看看你像爸爸，還是像媽媽。嗯，都有點像！”把她安頓在中南海豐澤園住下來後，伯父就忙工作去了。她住在伯父旁邊的小書屋，也與毛主席一家毗鄰而居。
有時候在外邊玩，就碰到李敏，那時候李敏還叫嬌嬌，她們幾個“海”里的同齡孩子便常在一起玩。後來，江青和李納從蘇聯養病回來，帶回兩部小腳踏車，她們都用這兩部腳踏車學著騎，很是熱鬧。周末春藕齋辦舞會，她們這群小姑娘也跟著伯伯、叔叔們一起跳交誼舞。“我跟毛、劉、周、朱都跳過，我伯父跳得絕對是最好的，所以他最忙，很多女孩都排著隊地去找他跳，我也參與排隊，但每次都跳不了一個整曲，跳一兩圈就好了，很快就得換人。”
她們在“海”邊玩時捉到小魚小蝦，李敏、李納說拿回去給我爸做湯吧，一起去“進貢”，毛主席高興地吩咐拿去做湯。“湯做好以後，我們陪他吃頓飯，桌子上有紅燒肉、苦瓜，他一定要我吃苦瓜，我從小沒吃過苦瓜，我看著挺鮮綠的，就夾了一塊吃，一吃覺得苦就不願意吃。他說：‘得吃苦瓜，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不懂得幹革命。’”至今她還珍藏著“毛伯伯”寫給她“好好學習！毛澤東”幾個大字。
乘坐公交
周秉德稱呼伯母鄧穎超“七媽”，因為伯父在大排行里排老七。她在一生沒有生育的伯父伯母身邊生活了15年，鄧穎超曾說：“秉德與我們的感情最深。”但他們姐弟們並沒有因此得到嬌縱。周秉德平時住在學校，她上的是師大女附中幹部子弟班，學校里大家都住在一個大房間的上下鋪。“我記得很清楚，一個月七塊錢的一伙食，吃得肯定很一般，難得有什麼肉，經常是燉茄子、燉白菜，有一點油星。穿衣服也都是大棉襖，夏天有時候發條裙子那就是很高興的事了。”
周秉德與伯父周總理有時候周六要回家，看到別的同學有車來接，她卻得自己坐公車回去，中間還得倒車。回去後小姑娘心情有點不平衡，就跟伯母說：“你看人家都有車來接……”伯母說：“你記住了，你就是普通學生，將來長大了，你就是普通勞動者。不能因為伯伯是總理，你就有任何的特權思想，你不能有任何的特殊化。”
從小的這種“平民”教育，給他們姐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弟弟周秉鈞、妹妹周秉建在八一學校讀書，平常給他們兩毛錢，倒公車上學。一旦嘴饞吃個冰棍把錢花了，那就得走路去上學。一次期末要放假了，學生們要拆洗被子，他們看見別的孩子家裡有車來接，就找老師要了個信紙、信封，給伯母鄧穎超寫信，信上寫道：“七媽，我們放假了，請派車來接，因為有行李。”下午衛士叔叔騎著腳踏車來了，找到他們後，把被子都馱起來，到校門口找了兩輛三輪車拉回家。回去後七媽稍顯自責說以後要惦記著去幫他們運回行李，但又教導他們說：“要車的口氣還真不小！但車是伯伯工作用的，你們是老百姓。”
有一次，周秉德清早坐在院子裡看書，不料，伯父看見後批評她說：“解放軍戰士在打掃庭院，你怎么能一個人在這裡看書？”她一聽馬上把書擺下來，和叔叔們一塊打掃衛生。伯父很少批評她，這是讓她記憶猶新的一件事。從此，她便知道，自己雖然是總理的侄女，但跟戰士們是平等的，不能有任何特殊。
後來周秉德隨夫到貴州，那裡的條件非常艱苦。“曾經有人知道我的身份後不相信，他們互相議論起來就說，她不可能是周總理的侄女，周總理的侄女怎么可能跟我們一樣受這份罪？如果是什麼親戚，那也是八桿子打不著的，姓周而已。”
最深記憶
在周秉德的記憶里，伯父總是特別匆忙，走路快，吃飯快，難得能跟她們好好聊天。有時候伯母鄧穎超會派“任務”給他們，讓他們孩子們到二門去迎他回家，這樣他就可以下車和他們一起走上幾百米路，活動活動筋骨。
伯母在50年代初的時候身體不好，在醫生的建議下，她到頤和園聽鸝館休養。“伯父一般是沒有空去遊園的，但因為伯母的緣故，他也去頤和園看她，有時我們會在傍晚時陪他去。”周秉德回憶說，“他進園前囑咐衛士一定要去買票，進園也從來不清場，誰看到他都可以上前握手。走長廊的時候，他還指著上面的畫給我們講故事。那個時候，我才知道長廊的每一幅畫都不一樣，也都是有故事的。”
伯父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伯母怎么去喊他，他也走不掉，到大清早還不肯休息。周秉德說：“伯母想了個辦法，凌晨五六點的時候，把我六歲的妹妹叫起來，紮好小辮子，到伯父辦公室，拉拉伯父的衣角，要他一起出去公園看花。因為伯父的辦公室大人不可以隨便進去，讓小孩子去就好辦了。對小孩子他也說不明白，只好跟著她一起走。出門一看，車子、衛士都準備好了，一看就是我伯母布置的。他們一起去中山公園看花，和遛鳥的老頭聊天。所以他經常上午睡幾個小時，他的早飯就是我們的中午飯。”
談起周總理在萬隆會議逃過的一劫時，周秉德說：“參加萬隆會議，他其實抱著不一定回得來的思想準備。‘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本來是衝著他去的，剛好緬甸總理臨時約他到仰光會面，所以他才沒有乘坐這架飛機。”
1976年周總理去世後，周秉德跟伯母要伯父一件最破舊的衣服做紀念。“毛巾睡衣服拿過來，我一看衣服上有幾十個補丁，有手絹、毛巾、紗布，補了又補。我看了以後非常震驚和內疚。”
總理伯父
周秉德很多人好奇電影上周總理去世時，鄧穎超在他額頭親吻的鏡頭是否緣自真事。“他們倆好到什麼程度？1969年胡志明去世，伯父親自到河內弔唁，當時還在打越美戰爭，大家都擔心他的安全，都等著他回來。伯母在客廳里等著他，伯父一進門，伯母就說：‘哎呀老頭子，你可回來了，我們懸著的心總算落下來了。’緊接著又說：‘我在電視上看見你跟那么多年輕的姑娘又是擁抱又是握手，你也要親親我，抱抱我。’伯父馬上就跑過來摟著親她了，當著護士、秘書的面。他們關係非常好，所以那樣的鏡頭就不足為奇了。” 周總理在世的時候，也曾跟侄女講自己的戀愛故事。對她進行婚戀教育的時候，伯父講到自己在巴黎的戀愛經歷，原來與“七媽”結婚之前，他在巴黎曾經有過一個女朋友。“那個女孩子叫張若茗，兩個年齡相仿，先後加入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天津的五四運動中，他們一個是男生學生領袖，一個是女生學生領袖，共同組織了覺悟社。那時覺悟社的同志們說，如果今後周恩來放棄獨身主義的話，他和張若茗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後來張若茗被組織誤解，受不了委屈退出了組織，專心讀書。而周恩來立志振興中華，認為自己的人生伴侶也必須得經得起考驗。他對張若茗明確表示，兩人的關係到此為止。轉而與意志堅定的戰友鄧穎超頻繁通信，還向她求婚。
“他對我說，找終身的伴侶要志同道合，人生目標要一致，這是最重要的，其餘都是次要。”周秉德說。
伯父去世
隨夫在外地生活了9年之後，周秉德於1974年回到北京。5月31日，伯母給她打電話，說伯父約她去中南海吃飯。她還是像往常一樣興沖衝去跑過去，但那天她一見到伯父便覺得他跟往常不一樣。平常他都是衣冠楚楚的，但那天卻穿著睡衣睡褲。伯父說：“你也看出來了，我現在有點病，明天要住院了。”當時她不知道伯父已經得了癌症，她一聽還高興，說：“您平時那么忙，總是沒有時間休養，現在能下決心去住院了，身體調養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這一次，他還送給她兩張在大寨的照片，說給你留個紀念吧。那時候，她沒聽明白這個紀念的含義。“因為他經常送給我東西。上海表剛出來的時候，他給我買了一個坤表，他特別高興，覺得我們的民族工業能夠生產自己的表，‘文革’時給了我很多像章，我結婚的時候他也送了很多東西給我，所以我覺得他送我東西很隨便，就沒在意。哪裡知道伯父自知病重給我留下的念想呀！”
1975年5月20日，終於在中南海西花廳再見到伯父。“他更瘦了，人就像一個衣服架子，但眼睛還很有神。”那一天也是周秉德最後一次見到伯父，至今回憶起來還是令她心酸不已。
“1976年1月8日我剛好在上海出差，早晨從廣播聽到了伯父去世的噩耗，當即暈倒（在地）。馬上買了機票，戴著黑紗回到了西花廳。我以為伯母會在床上躺著哭成個淚人，沒想到她是在客廳里，而且站著等我，我抱著她痛哭，她沒哭，還對我說：‘別哭，要堅強，化悲痛為力量，化悲痛為力量’！”周秉德說，“我們參加了所有的告別儀式，但伯母特別交代媒體不要報導我們，現在想起來她是在保護我們，因為那個時候‘四人幫’還沒倒台，她不想讓我們多露面。”
淡薄名利
周秉德回憶：多少年來，我們一直過著極為普通的“平民生活”：我的父親是周恩來的親弟弟，對父親的工作安排，伯父曾專門指示他的領導對其工作安排：職務要儘量低，薪水要儘量少。我們的父母先在兩間小平房裡居住，後改為六十平米的樓房裡住到過世，他們多年擠公共汽車上下班。
我們姐弟六個人，我曾離開北京去了三線陝西，在貴州工作了十年。文革前，二弟秉鈞、四弟秉華按照伯父的精神、放棄了青年們首選的考大學的機會，都去當了兵。而文革中，總理又支持五弟秉和、六妹秉建去了陝北、內蒙古插隊。後來，弟弟妹妹靠自己的努力當了兵，那時青年們最佳出路是當兵，總理知道後，又嚴令他們倆脫下軍裝，回到了上山下鄉的農村和牧區。秉建在內蒙古生活了二十六年才被調回北京。
周秉德說，伯父要求我們要和全國老百姓一樣過簡樸日子。我們都是在伯父的教導下，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地走過來的。在我們周家兄妹中，我們就是普通老百姓，沒有人當大官，沒有人經商掙大錢，沒有小車子、大宅子。
周秉德說，改革開放三十年了，中國富強了，人民的生活小康了，我們兄妹六個人的生活也和大家一樣生活得很幸福，知足常樂。除六妹外，我們五兄妹都退休了。我退休也閒不住，經常到各地學校、團體奔走呼籲，傳承紅色傳統、宣講周恩來精神。
我時時在想，那些貪官污吏吃一頓飯一擲萬金，受賄數以百萬計，他們對得起那些為新中國拋頭灑血的烈士嗎？對得起伯父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期望嗎？
我們做為紅色後代，更感到紅色傳統不能丟，尤其是在當今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泥沙俱下，面對社會風氣不正、貪污腐敗，我們多么需要有個強大的精神支柱呀！我認為，周恩來精神就是強大的精神支柱----周秉德說。
離職太太
周秉德周秉德曾先後任職北京首飾進出口公司、北京市外貿局、北京國
際信託投資公司，1988年到僑辦《華聲報》擔任副社長，後來到中新社擔任副社長，直到1998年離職。
在61歲高齡開始任全國政協第九屆、第十屆委員。如今，在北京復興門一個普通紅磚樓小區里，周秉德和很多中國老人一樣過著含飴弄孫的生活。她育有兩子，大兒子下海搞文化，二兒子在溫哥華做電腦高工。
周秉德，是一位時髦的老太太，珍珠項鍊配祖母綠戒指，綠衣雲鬢。她已到古稀之年，但步態輕盈，談笑風生。 她坦言，因為從小受伯父伯母的“平民”教育，她至今出行還坐公車。
她一生受伯父伯母影響至深，也在不斷回憶他們中緬懷他們。退休後的日子仍然很忙，因為一些大學、單位常找她去講課，講她所受的人生教育。掐指一算，她說，怎么也得六七十場了！
回憶生涯
紅牆大院裡的青春
周秉德是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的大女兒。1949年夏天，12歲的周秉德生平第一次見到她鼎鼎大名的伯父周恩來，住進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和鄧穎超一生無兒無女，多年來一直把自己對兒女輩的感情全部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而親侄女來到身邊自然更疼愛萬分，他們把這個漂亮的小姑娘儼然當成了自己的女兒。小秉德從此也開始了在這箇中國最神秘的紅牆大院裡長達15年的生活。
回憶起那段紅牆之內的童年歲月，周秉德覺得那真是段無憂無慮的快樂時光。當時最讓她興奮的，是早年間只能在照片上見到的毛主席，到了這裡竟成為了她的鄰居，就住在周家隔壁。
周恩來日理萬機，並沒有多少時間在家。他總是來去匆匆，走路特別快，衛士比他年輕得多，都得一溜小跑跟著他。秉德和他見面最多的時間是在飯桌上。偶爾有機會和他一起散散步，逛逛公園。工作之餘，為了讓伯伯散散心，秉德有時候和他一起唱歌，她說周恩來最喜歡唱“洪湖水浪打浪’，還很喜歡海棠花。西花廳後院種了十幾棵海棠，每逢春天滿院海棠盛開，十分漂亮。
周秉德50年代正好逢上留學蘇聯的熱潮。剛國中畢業的周秉德聰穎優秀，本來完全可以選擇當時絕大部分幹部子女所走的路：高中畢業後赴蘇聯留學。而初三時看完前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的秉德熱血沸騰，當下小做出了一個讓周圍人都大吃一驚的決定：她要報中等師範專科學校，日後做一個電影中瓦爾瓦娜那樣的農村教師。那時的周秉德還只有15歲。
“當時老師同學們都很吃驚，勸我好好考慮自己的前程。我回到西花廳向七媽說了自己的想法，她卻立即表示支持，在飯桌上不斷地鼓勵我。伯伯一直埋頭吃飯沒有吭氣只默默地聽著她們的對話。七媽問他說你怎么不表態？伯伯說：‘她得有點獨立思考。你也說，我也說，不是壓力太大了嗎？將來她要後悔起來都沒辦法。’這件事情後來回想起來，別人告訴我伯伯其實心裡肯定還是想讓我讀完高中念大學，或者能留蘇也很好，但他又不能明確地跟我說，因為他一發言就會成定論。伯伯其實是也在觀察我到底這樣做是不是真的經過深思熟慮，但他從來都是要求我要獨立思考，自己選擇自己的生活。”
師範學校畢業之後，秉德被分配到離城20里外一個國小做老師。但3個月後，區里就把她抽調去搞運動了。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無休止，她搞宣傳、做文秘，以致幾度想再上大學的計畫都被完全打亂了。周秉德笑了笑說：“我的青春大好年華，幾乎都全部都在運動里度過了。”
參加展覽
周秉德2011年6月28日下午，由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香港友好協會、香港佛教文化產業、香港中華總商會、中國養老基金會、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香港福建社團總會等18個團體主辦的《一代偉人周恩來》大型專題展覽在香港中央圖書館揭幕。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中央駐港聯絡辦副主任李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周恩來四位親屬等出席主禮。
展覽通過大量歷史圖片、珍貴文物及紀錄片，以“尋求救國真理致力中華崛興”“擴大愛國陣營籌劃開國大業”“指導香港工作”等九個主題立體展現周恩來偉大一生及貢獻。
展覽中周恩來“精研業務，提高效率，反對浪費，嚴守紀律”的手跡引得眾多觀眾排隊合影留念。“指導香港工作”板塊也吸引了很多參觀者，其中展出了1956年周總理會見香港大學師生、香港工商界、影視界、文化界的照片原件以及對“東江水供港”計畫安排的檔案等珍貴文物。此外，還展出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特輯原件、周恩來指示制訂國徽和國旗方案原件等珍貴歷史文物。
展覽展示了周恩來從青少年時期到逝世前的歷史圖片、文物、手跡等，反映其在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巨大影響力。其中周恩來穿過的睡衣、用過的筆袋和墊子都是首次公開展出。
展覽突出展現周恩來與香港的密切聯繫，包括在1927年輾轉香港治病的照片，1956年會見香港大學師生的照片，1957年發表的《關於香港問題的講話》，上世紀60年代初對“東江之水越山來”計畫的安排等。
開幕禮雲集香港各界嘉賓逾700人，出席的周恩來親屬除周秉德外，還有周恩來侄女周秉建及侄子周秉和、周秉鈞。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詹永新，解放軍駐港部隊周偉軍大校，周恩來總理貼身衛士、原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高振普將軍，原國家主席李先念女兒李紫陽女士，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主任廖心文女士等也專程從北京來港參加活動。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在致辭時表示，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輝煌歷史的卓越領導者，他時時不忘祖國統一大業，為解決香港、澳門和台灣問題做了大量基礎性、開拓性工作，為促進香港繁榮、增進香港與祖國聯繫作出過歷史性貢獻。
周恩來侄女周秉德在開幕致辭中表示，“展覽內容豐富，很有啟發性和教育意義。我看有很多青年人參觀展覽非常欣慰，這能使他們加深對祖國近代史、老一代革命家的認識，意義深遠。”在香港回歸祖國14年紀念日之前舉辦這個展覽，對港澳同胞了解中國近代史、了解老一輩中國領導人與港澳的歷史淵源非常有意義。她指出，周恩來在建國後關心香港問題，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為後來香港順利回歸祖國奠定了基礎。
主辦方之一的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楊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201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和香港回歸祖國14周年，祖國和香港的事業取得了偉大成就。作為民間團體，我們希望通過舉辦這次展覽引導人們探尋這些成就從何而來，看到老一輩革命家對香港和祖國做出的積極貢獻。
展覽於2011年6月26日至29日一連四天在港展出。據悉，首日的展出已吸引超過2500人入場觀看。
人物活動
2018年4月，參與並主講第二十三次長安街讀書會：不忘初心學習恩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