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61年3月2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正式簽署廢除農奴制的法令。根據這一法令，沙俄境內所有的農奴都獲得“自由”，其耕種的土地在農奴及貴族大地主之間分配。為保證貴族利益不受損害，沙俄政府出面向貴族提供了巨額的長期國庫券，與此同時，農奴們則被要求繳納49年的贖地費作為重獲自由的回報。在俄國歷史上這是一個重要轉折點，其意義甚至比1862年頒布的《解放黑奴宣言》之於美國還要重大。
沙俄疆域圖
封建農奴制的起源，要追溯到公元1497年。按照《伊凡三世法典》中的有關規定，這一野蠻殘忍的制度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確立。大批貧苦百姓被迫為地主無償勞作，在土地、人身及司法上均依附於地主，甚至被當做物品以抵押清償債務，人格和自尊心都受到了極大摧殘。由於大量勞動力被束縛在地主莊園之中，進行資本主義工業化所必需的的勞動力嚴重不足，俄國的經濟發展便逐漸被西歐諸國拉開差距。
早在公元1856年3月30日，亞歷山大二世就專門召見莫斯科貴族表明其改革的決心，並認為“從上面解決要比從下面解決好些。”次年1月3日，沙皇授意成立了農民事務秘密委員會，其成員多為貴族和地主。由於改革涉及他們的切身利益，因此他們對此並不熱心，還多次阻撓委員會開展工作，致使委員會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位於赫爾辛基的亞歷山大二世雕像
同年11月20日，沙皇發布詔書，要求各省成立貴族委員會調整農民與地主的依附關係、保留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及世襲領地治安權、地方稅及貨幣稅全部上繳國庫。這一詔書其實就是沙俄政府的初步改革綱領，除了使農民得到人身自由外，並沒有改變傳統的生產關係。到第二年的年底，各省已普遍建立起貴族委員會，無所作為的農民事務秘密委員會也被改組為農民事務總委員會，不過組成人員沒有絲毫變化。
十九世紀時的俄國
雖然改革工作依然沒有實質進展，但詔書公布和省貴族委員會的成立，確實使圍繞“農奴制”展開的討論公開化，因而在全社會各階層都引發了強烈反響。貴族階級中有10%的人為大地主，占有全國30%以上的農奴，享受著種種特權的他們是“農奴制”的堅定支持者，反對進行任何改革。因此在詔書公布後，彼得堡省委員會主席蘇沃洛夫伯爵迅速制定了最為保守的方案——土地仍歸地主、農民無限期使用土地的前提是向地主完全服役，實質上保留了地主對農民的支配權。
俄國彼得堡
至於那些躋身資產階級的貴族、地主和自由派，雖然他們應勞動力不足時常對“農奴制”進行批評，但由於他們和農奴主同屬一個陣營，所以也不肯真正推翻這一制度，只是希望稍作改變以有利於自己的發展，他們自視為“改良派”。為此他們提出“詔書既不利於地主，也不利於農民。”，代表人物是特維爾省委員會主席翁科夫斯基。
由於各省委員會成員的政治觀點、所在地區、所處階層不同，因此提出的改革方案形形色色，據不完全統計已達370餘份之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翁科夫斯基和波爾塔瓦省委員會主席波津提出的方案。前者主張通過贖買方式將土地劃給農民，贖金由國家先行墊付;後者則提出只將住宅用地分給農民，剩餘土地仍歸地主所有。顯然，無論是哪種方案，其本質都是在維護地主的利益。
亞歷山大二世的辦公室
對此，農民以暴動表明了他們的態度。民主主義者更是以《鐘聲》和《現代人》兩種刊物為主陣地，不斷披露沙俄政府改革方案的欺騙性、掠奪性，抨擊“自由派”的軟弱動搖，提出了自己的行動綱領。高漲的革命形勢在統治階級中引發了巨大恐慌，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為此不得不做出讓步。1858年10月18日，他指示農民事務總委員會通過了新的綱領，允許農民獲得人身自由、組成村社並實行自治、地主只能同村社進行聯繫。為保證農民長期擁有土地，政府向農民發放貸款以供贖買。雖然這個綱領依然在剝奪農民，但比起沙皇詔書畢竟還是有所讓步。
經過曠日持久的意見徵詢、討論磋商和多次修改，修改案直到兩年後的10月10日才交由農民事務總委員會討論，討論修改後又於次年1月14日提交國務會議審批。兩周后，國務會議批准了這一改革方案。2月19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同時又於3月1日簽署了廢除農奴制的宣言。這一法令總計17個檔案，從政治、經濟和組織上對廢除“農奴制”的有關事宜予以規定。
沙俄貴族舉行聚會
令人詬病的是，在這份法令中，農民對贖買的耕地只享有使用權;宣言中用大量篇幅美化地主在此次改革中的作用，因而要求農奴被解放後應當繼續對地主履行義務，甚至是繼續忍受地主們的剝削。但是，農民們畢竟依此獲得了起碼的人身、財產權利。《關於脫離農奴依附關係的農民的一般法令》規定，農奴重獲自由後享有與其他農村居民的同等權利，可自由買賣、開辦工廠、從事商業、加入行會、參加選舉、接受教育，享有起訴權和作證權。在締結婚姻和處理家庭事務時不需取得地主統一，他們終於成為了“人”。
在財產權利方面，一般法令規定農民可以贖買住宅用地或從地主手裡贖買耕地的使用權。理論上來說，農民可以將耕地買作私產，但得向地主繳納遠超出土地價格的贖金，其面積還不得超過法令規定的耕地數額。不難看出，農奴們只是獲得了法律意義上的“自由”，經濟上依然被地主剝削壓迫。此外，在新設立起一系列管理機構後，地主對農民的壓迫反而變得合理化，並能通過藉助政府武力的方式來鎮壓農民。
車爾尼雪夫斯基畫像
很快，法令中的苛刻條件就引發了農民和革命者的極大憤懣。在頒布法令的1861年一整年中，全國就有2034個村鎮發生騷動。革命者們揭露了法令的偽善面目，公開宣稱“解放是一種欺騙”。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支持者，更是發放了大量革命傳單，號召全國農奴團結一致，以前所未有的龐大起義反對地主和沙皇。受革命浪潮的感染，學生也開始組織示威遊行，要求徹底解放農奴。
面對聲勢浩大的農民、學生運動，沙俄政府進行殘酷鎮壓，並公然逮捕了革命派領袖車爾尼雪夫斯基和大批革命人士，“自由派”則紛紛倒戈吹捧沙皇、替政府辯護，對人民民眾極度仇視。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沙俄社會被人為割裂，一場更大的風暴正在孕育，而這將會要了羅曼諾夫王朝的命。
沙皇 農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