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初的鄭和下西洋，是明朝政府在海外貿易及中外關係上的一場誇張的表演!大劇的主角是鄭和，幕後導演則是明成祖朱棣。
大明成祖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漢族，是明朝第三位皇帝，1402年-1424年在位，年號永樂
朱棣是一個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學者蔡石山在其《永樂大帝——一個中國帝王的精神肖像》一書中這樣寫道：“在他統治明代中國二十二年期間，他為明帝國定下了歡快明亮的基調……經濟成長，文化再生，領土擴張以及外交上的榮耀。”的確，朱棣似乎是一個天生喜歡宏大計畫的人。他編纂了中國古代最大部頭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還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宮殿群紫禁城。鄭和下西洋，應該是他宏大規劃的一個組成部分。
當然，對於鄭和下西洋，人們有更直接的解釋。人們說，朱棣派遣親信宦官鄭和多次遠下西洋，真實的動機是要到海外尋找建文帝。據說1402年朱棣奪取皇位後，建文帝朱允炆並沒有死，而是潛逃出宮了。為此，朱棣即位後，從永樂五年(1407年)便派胡濙借尋訪道人張三豐的名義，四處探尋建文帝的下落。《明史•鄭和傳》似乎相信這種說法，說：“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不過，《明史》的纂修者並沒有完全局限於這樣一種解釋，還添了一句：“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
著名的東南亞史家王賡武先生說：“也許，沒有任何一種單一的理由足以解釋明朝何以耗費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進行此類遠征。尋找寶藏、炫耀實力與財富、希望了解帖木兒和亞洲極西地區的蒙古人在做什麼、擴大朝貢體系、永樂個人的虛榮自大和對榮譽的貪求、宮廷內外的權力鬥爭和政治事態，所有這些都可能是導致永樂做出此項決定的原因。”這些原因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
一、在政治和外交上，招徠各國前來朝貢;
二、在經濟上，重新打開中國與東南亞及南亞各國之間的貿易通道。
招徠海外各國前來朝貢，似乎只是一種外交上的努力。但是，這種外交努力是服從於明王朝的政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種“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的朝貢體系外交模式。這種朝貢秩序，體現了皇權的國內統治方式向外部的逐漸擴大，著力於建立一個“四夷來朝”的禮制體系。日本學者浜下武志先生認為，這種朝貢關係，是按照中央影響力的強弱順序，朝貢國依次位於相鄰的同心圓的不同圓環上，從而形成一個以中國為中心，包括東南、東北、西北、西南的亞洲各部以及同印度經濟圈交錯的地區在內的朝貢關係圈。明朝皇帝在這種體系的建設上，孜孜不倦。
鄭和航海是否為明朝帶來了經濟效益，學界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不考慮鄭和航海對民間海外貿易的推動，而僅僅就國家財政上說的話，政府組織如此規模的航海活動，自然是要耗費巨資的。鄭和下西洋曾攜帶大量白銀，以換購海外各國的奇珍異獸、香料以及供宮廷消費的奢侈品。不過，鄭和航海的根本動機不是經濟上的，而是政治上的。這個目的，就是要建立以明代中國為核心的朝貢貿易秩序。通常情況下，“賞賜”總是大於“朝貢”的。
鄭和前後七次遠航，到達了亞洲、非洲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促進了中國人民同亞、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增進了彼此之間的友誼。在今天東南亞一帶，依然保留著許多跟鄭和有關的遺蹟、傳說，建立了許多紀念鄭和的祠廟。在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的三寶壠，就有三寶洞、三寶墩、三寶井、三寶河與三寶聖碑。鄭和在永樂七年(1409年)用中文、泰米爾文和波斯文三種文字刻寫的石碑，保存在斯里蘭卡的國立博物館。在鄭和船隊訪問之後，許多國家紛紛派使節和商隊來到中國。東南亞國家的一些國王，甚至親自來到中國訪問，如浡泥(今汶萊)、蘇祿(今菲律賓蘇祿群島)、古麻剌朗(今菲律賓棉蘭老島)國王都曾訪問中國，而滿剌加在永樂、宣德間先後有三位國王五次到中國訪問。鄭和遠航，開創了明代朝貢貿易的一個輝煌時代。
對明朝的人來說，鄭和遠航也擴展了他們的地理知識。跟隨鄭和遠航的隨從人員馬歡和費信、鞏珍等人，回國後分別寫下了《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等書，詳細記載了所經歷各個國家的風土人情，增加了中國人民對它們的了解，豐富了人們的地理及航海天文知識。鄭和所用的航海圖原本雖然早已失傳，然而明人依據鄭和下西洋的路徑，繪製了二十四頁的《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簡稱“鄭和航海圖”，保存在茅元儀的《武備志》之中。為此，李約瑟曾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感嘆說：“明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探險時代。” 1905 年，梁啓超先生髮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盛讚鄭和是與哥倫布、達•伽馬並時而興的“全世界歷史上所號稱航海偉人”。然而，鄭和的逝去，卻似乎標誌著明初大航海時代的結束。
由於文官們的強烈反對，以及宣德皇帝於宣德十年(1435年)逝世，整個明朝帝國對於海洋的熱情迅速消退，遠航的計畫從此被取消了。三十年後，宦官們向成化皇帝講述永樂時期的大航海故事。很感興趣的成化皇帝命人到兵部索取鄭和航海的檔案。由於擔心皇帝會有再度遠航的計畫，兵部車駕郎中劉大夏悄悄將檔案藏了起來，並且說：“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
這一說法只見於嚴從簡寫成於萬曆二年(1574年)的《殊域周咨錄》，而沒有其他證據佐證。學者們對劉大夏是否真的銷毀了鄭和航海檔案表示懷疑。然而，在儒家保守主義日益占據上風的明代中晚期，昔日鄭和下西洋的壯舉反成了被儒家士大夫批評的“弊政”，大約是事實。
大航海的停止，像它的開始一樣突然。此時，大陸的另一端，葡萄牙“航海王子”亨利做出了撇開地中海、面向大西洋的海洋探險計畫，儘管他的船隊只能在非洲西海岸——西撒哈拉的博哈多爾角附近逡巡，但尋找印度和試圖進入印度洋的決心卻沒有動搖。然而，此時明帝國卻從印度洋領域完全退出了。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人類與大地母親》一書中說，鄭和的船隊“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所到之地的統治者都對之肅然起敬。如果堅持下去的話，中國人的力量能夠使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之國’”。
年鑑學派歷史學家布羅代爾說，鄭和遠航停止以後，有著許多優點的“中國帆船”，從此“只開往日本，朝南從不超過北部灣”。而且，由於明朝政府禁止民間使用二桅以上的大船。1498年，葡萄牙人到達印度時，中國的商船已在多年之前停止了對蘇門答臘以西的貿易。明朝政府在向海洋邁出一大步後，退了回來。
鄭和下西洋之後，以政府為主導的朝貢貿易衰落了，海禁政策抬頭。僵化的朝貢貿易體系，已不足以應對繁榮昌盛的海外貿易需求了。私人海外貿易卻因此受到刺激而繁盛起來了，海外移民的熱潮也興起了。萬曆時代的嚴從簡在《殊域周咨錄》中引用嘉靖《廣東通志》的話說：“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矣。”從這條記載來看，明朝人確實認為16世紀民間海外貿易的繁榮，受惠於永樂初年的“遣使四出”。隨著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人在16世紀到達亞洲，東西方的經濟圈就此接軌。一個全球化的貿易時代即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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