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林公禁菸以來，中外對其褒貶不一，其毀譽紛紛，至今未歇。當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後，竟有廣東籍賣國賊公然拋出《辟俗論》，除大肆讚美奸臣琦善並為其翻案外，還攻擊林則徐“貪功啟釁”“貪功誤國”“削職充軍，大其罪所應得哉”!時林公已遠戍新疆。這是一篇極有代表性的漢奸言論。發動鴉片戰爭的英國人也在當時對林則徐大肆誣衊。這些犬吠之誣，早已不辯自消。當年馬克思在《新的對華戰爭》《鴉片貿易史》《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恩格斯在《對華新遠征》等文中都痛斥過英國人的侵略行徑。但迄今為止，仍有某些西方學者刻意篡改歷史真相，竟詭稱鴉片戰爭為“通商戰爭”。須知當年到東方，包括在中國進行殖民活動的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正是用鴉片和軍艦、大炮沖開了中國的大門——而不是什麼商品。這些“學者”以墨寫的謊言掩蓋血寫的史實，這種謬論何以面對當年喋血而死的成千上萬的中國軍民?!當然，即使在西方，肯定林則徐歷史地位的觀點還是占主流，而詆毀林則徐、歪曲鴉片戰爭性質的殖民主義觀點，在西方學術界也被視為偏見。君不見，英國倫敦蠟像館中很早便赫然矗立起林公蠟像，無數的英國人都來此瞻仰(虎門之役後，人們收殮關天培遺體時，英國曾在靖遠炮台鋪設紅毯以示敬佩，這實則代表了一種人心向背)。
台灣學界以肯定林公業績為主流，這以林公後裔林崇墉先生所編撰的《林則徐傳》為代表。但台灣學界亦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荒謬觀點出世，如蔣廷黻公開替琦善翻案，否定林則徐，但擁護者畢竟寥寥，乃至受到正直學者的批評。筆者以為，此實乃神人共憤、有違至情至理之謬見。此外，台灣學者多有反覆論述林則徐尋求“美援”和“親美”之舉，不過是借古人酒杯澆今日之塊壘而已。林公當年與美國人來往，無非是“以夷制夷”，取分化瓦解之意，鮮有其他。內地學者早有辯證，筆者不再贅述。依筆者管見，這與台灣史學界部分人士熱衷研究南明史有異曲同工之妙。林公是近代反抗西方侵略之第一人，開眼看世界之第一人，向西方學習之第一人。台灣史界過分渲染“尋求美援第一人”“親美抗俄”(林公名言有“終為中國患者，其為俄羅斯乎”之句)等，實乃偏離主流，誤入歧途，有損林公形象。
內地研究、評價林公，20 世紀60 年代以前著述不多，可稱為論文的不過數十篇。有關林公的評傳到1981 年才有《林則徐傳》(楊國楨著)、《林則徐年譜》(來新夏編著)問世。至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一些觀點仍失之偏頗，總以晚年“鎮壓人民起義”罪名相加，筆者以為這亦頗有可商榷之處。
如史所證， 林則徐的愛國主義不僅只體現在禁菸抗英之舉，在晚年“強邊御俄”也是他很重要的思想和行動。他在新疆貶戍四年，不計個人榮辱，考察西北大漠邊陲，憂心國事，提出“終為中國患者，其為俄羅斯乎”的警言。在生命的最後一年裡，他在福建侯官(福州)西門定遠橋畔家中仍不忘國事、御外侮。1850 年3 月，他得悉英人背約強占福州城內鳥石山神光、積翠兩座寺院，即聯合當地士紳開展驅英鬥爭(當時浙閩總督和福建巡撫方面大員頗有妥協之意)。當時林公拖病軀，“數乘扁舟至虎門、閩安諸海口閱視形勢”，其愛國舉止何其感人!
評價林則徐，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道光皇帝。過去對道光帝的評價幾乎眾口一詞：懲辦林則徐和出賣民族利益的罪魁禍首。筆者認為這是受極“左”觀點影響所致，未能正確評價道光帝在禁菸運動中的作用。可以說，沒有道光帝，便沒有林則徐在歷史舞台上有聲有色的表演。道光帝單單挑出林則徐委以禁菸重任，是基於其長年對林則徐的了解和信任。沒有道光帝的支持，林則徐不可能在禁菸運動中叱吒風雲。禁菸運動的勝利，道光帝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所謂“君臣知遇”，在道光帝和林則徐身上有著極為生動的體現，只不過在極“左”觀點的影響下，有人不願或不敢談而已。當然，後來發生了謫貶的悲劇，這正是道光帝作為封建君主的局限性使然，倘若換上康熙帝，那么這場威武雄壯、有聲有色的史劇也許會是另一個結局了。道光帝處在那個時代，自有其缺點，無知自大、搖擺不定、虛榮自私等，可以說是他拋棄了林則徐。而林則徐則是“雷霆雨露總沾恩”，始終感激道光帝的擢拔知遇之情，受知則感激涕零，失寵則甘於忍辱負重，置個人福禍榮辱於度外，即使被罷官流放也終無怨言。這正應了道光帝內定他為欽差大臣的諭慰：“卿其善體朕心!”“中原若得銷金革，兩叟何妨老戍邊”，這是何等浩然赤誠的襟懷。有人謂林公此詩“流露了內心對道光皇帝的不滿”，其實非也。這正是林則徐不計個人榮辱的愛國情操的深刻體現。須知，那時士大夫以“主辱臣死”為人臣之道，忠君即愛國。林則徐被革職後委婉地向道光帝抗爭，仍向道光帝籌議海防。“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是林則徐當時心情的寫照。
道光帝確實賞識和讚譽林則徐，與林則徐在禁菸的見識上亦可說是不謀而合。鴉片戰爭之前，道光帝一直支持禁菸論和黃爵滋的奏議。過去范文瀾先生在《中國近代史》一書中認為：道光帝只是看了林則徐那篇著名的奏摺，“遂決定嚴禁”，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粵查辦，這個論點影響頗廣。這實則把道光帝看低了，一是道光帝不是看到了林則徐的奏摺才下決心禁菸，而是他早就“是非明”，在此之前就頒布過不少道嚴厲的禁令。二是道光帝也不僅因這一道奏摺才賞識林則徐，而是早已對林則徐有了深入的了解。林則徐被擢升為方面大員，完全是道光帝知人善任所致。道光帝即位伊始，就對林則徐“印象極佳，甚為器重”。林則徐自嘉慶二十五年(1820)仕宦，道光二年(1822)以道員入覲，道光帝極為稱讚：“汝在浙省雖為日未久，而官聲頗好，辦事都沒有毛病，朕早有所聞，所以叫汝再去浙江，遇有道缺都給汝補。汝補缺後，好好察吏安民罷。”(《林則徐集》)用語之親切、評價之高，頗可見道光帝對他的賞識。且許願“補缺”，可見眷寵之意已萌。次年，林則徐擢江蘇按察使，“民頌之曰：林青天”。後來，道光帝在他進京時兩次召見，勉慰有加，“汝系翰林出身，文章學問本好，成數年在外辦事亦好”“汝是精明的人”。道光帝還諄諄告誡他：“官職越升載大，仍當與做諸生未中時一樣……好好謹守立品，勉為良臣。”道光帝並暗示他很有可能被擢升“督撫”，還勸他“用度務宜節儉”，因為“汝明日做了督撫，廉俸自比現在較多，但若不能節省，亦不敷用”。由此可見道光帝對林則徐賞識到了何種程度。
道光四年(1824)，身為江蘇臬司的林則徐，因治水患有功，經兩江總督等會奏，道光帝朱批贊同林則徐的“器識遠大”“即朕特派，非伊而誰”。道光十一年(1831)，林則徐右遷河道總督，道光帝於其謝恩摺論批贊曰：“……由翰林出身，曾任卿吏，出膺外任，已歷十年，品學俱優，辦事細心可靠，特畀以總河重任。”
於此可看出，道光帝對他整整考驗了十年，算是一個工作小結。而這次仍然是一個專門性質的考驗。在得知林則徐治河有方、一絲不苟時，道光帝大加讚賞：“如此勤勞，弊目絕矣。作者當如是，河工尤當如是。吁，若是者鮮矣!”第二年林則徐即出任江蘇巡撫。道光帝深寄厚望專諭：“知人難，得人尤難。汝當知朕之苦衷，一切勉力而行，毋負委任，朕有厚望焉。”林則徐也未負道光帝期望，於任上“賢名滿天下”。道光十七年(1837)升湖廣總督，於任上忠實執行道光帝的禁菸法令。道光帝甚為寬慰，諭旨稱讚。道光帝稱譽林則徐的諭批，《清宣宗實錄》記述甚多，限於篇幅，茲不盡舉。
在道光帝令全國督撫討論禁菸事宜時，林則徐上奏摺堅決支持。道光帝宣他進京陳述禁菸方略，八天中竟召見八次，史稱為“國初以來未有之曠典”。林則徐鏇被授為欽差大臣，並授以專斷之權。由此可看出，道光帝、林則徐君臣際會相得，數十年如一日，幾乎到了親密無間的地步。林則徐亦對道光帝感激涕零，“君恩每飯總難忘”。為報答道光帝的知遇之恩，林則徐“無一事不盡心，無一事無良法”。廣州禁菸大勝，道光帝功與有焉。不選拔林則徐，國恥則不雪，國威則不張，這正是道光帝知人善任，獨運匠心之舉。虎門銷煙的壯舉，當有道光帝的堅決支持之功。因此，沒有道光帝的知人善任，林則徐亦不會應運而生、叱吒風雲。道光帝亦絕非賣國之君，否定、抹殺道光帝功績的觀點是不可取的。至於道光帝貶斥林則徐，也正體現了他時逢“數千年未有之奇變”所體現的內心複雜性。道光帝不是奇才，“乾綱獨斷”的皇權性質更注定了他的悲劇。一看到禁菸勝利，他便要全面禁止正常貿易;一遇事變又驚慌失措，遷怒於林則徐;加上琦善之流的讒言，認為拋出林則徐當替罪羊便可化干戈為玉帛，誰知事與願違。所以他幾次宣戰，都是這種心理的體現。林則徐抵廣州之初，道光帝批閱他的奏稿，當閱至“誓與此事(指禁菸——筆者按)相始終”之語時曾激動萬分，當即批道：“覽及此，朕心深為感動，卿之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矣!”之後，“諸臣欺罔”“偽言熒惑”使道光帝動搖了對林則徐的信任。但，林則徐流放看似處罰很重，其實還是網開一面。須知明、清兩代，戮殺封疆大吏的事多得很，因“外釁”掉腦袋的大臣並非沒有，慈禧太后不是殺了幾個尚書、學士嗎? 鴉片戰爭之前，莊親王、輔國公溥喜僅因吸食鴉片，即被革爵。對林則徐的處分，道光帝下了不少道諭旨，拖了一段時間，而非像通常“逮京”之類。而西戍途中，道光帝還曾令林則徐折回東河督修河工。道光帝臨死也不願見林則徐一面，有人謂之恨之彌深，其實這完全是一種內疚之情，如果恨之彌深，完全可以將林則徐處斬。
所以道光帝譴責林則徐的諭示一道又一道，措辭何其嚴厲，卻是雷聲大雨點小，最終只是謫戍。按清代的慣例，謫戍之臣往往是能夠再被起用的。所以，林則徐謫戍之後，民眾屢有“訛傳林少穆制府復起督師者”，即是一證。林則徐最終被起用，至甘肅平叛，先任陝西巡撫加太子太保銜，賞戴花翎，後又任雲貴總督。這當然是一種感情補償，關鍵更在於道光帝一直認為他是人才，不可棄用。
道光帝對林則徐可謂知人善任，然而又不能善始善終。道光帝有“速勝論”的毛病，又自大無知，不僅不曉“民心可用”，也不懂得林則徐在軍民中的威望。或許他忌諱林則徐的功高震主，這是皇帝們大多擺脫不掉的弊病。道光帝絕非指揮若定的帥才，且昩於國際大勢，其舉措失當已盡人皆知。倘若林則徐被道光帝一用到底，則歷史很可能就要重新書寫了。林則徐本人壯志未酬是一個千古悲劇，但製造這個悲劇的道光帝本人又何嘗不是一個悲劇呢。正如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一書所分析的那樣：道光帝和他的大清帝國“不顧時勢，仍然安於現狀……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終於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鬥中死去”。林則徐終以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彪炳青史，而道光帝，儘管他組織了禁菸運動，造就了林則徐這樣的英雄，卻終不免落下一個誤國之君的污名。
一百多年前，道光帝憂死於太平天國風雲乍起，林則徐則病逝於馳赴“綏靖”天地會起義的驛道之上。他們並不知道，作為愛新覺羅後裔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亦包括林公後裔的代表、委員)，參與投票收回了讓其祖宗割去的香港。林公的後裔五世孫凌青(林墨卿)作為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特命全權大使，於1985 年同英國代表一併將載明中國收回香港的《中英聯合聲明》遞呈聯合國，最後滌除了鴉片戰爭留給炎黃子孫的恥辱痕跡。不能否認，道光帝臨死也在抱恨“夷狄”之辱，他在同意簽訂屈辱條約後，曾徹夜繞室徘徊、長吁短嘆。林文忠公更是壯志未酬身先死，他在夢中也在驅殺侵略者。他們的遺願，由今日的中國和他們的玄孫輩揚眉吐氣地實現了。倘若先人九泉有知，該是不無寬慰吧!皇皇青史和神州兒女將永遠銘記這個不朽的英名——林公則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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