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朝中後期開始，西方殖民者陸續侵入東南亞地區，在爭搶香料和殖民地的同時，也開始對久居此地的華人進行迫害，乃至屠殺。在清朝年間，荷蘭殖民者在印尼大肆屠戮華人，遇難者多達萬餘人。然而等到訊息傳回國內，乾隆帝非但沒有譴責、懲處荷蘭人，反而對遇難華人說了一番極為冷血、無恥的話，讓國人極為寒心。那么，這究竟是怎樣一場慘案?乾隆又說了些什麼呢?
大批華工下南洋，大多數便到了印尼
17世紀初，以巴達維亞城(即今日的雅加達)為中心，荷蘭殖民者的勢力在印尼迅速擴張。為解決當地高素質勞動力奇缺的“短板”，荷蘭殖民者採取各種優惠政策鼓勵華工移居印尼，使得中國東南沿海一帶出現大規模的偷渡潮。清政府於1684年暫時開放海禁後，閩浙粵一帶大批生計無著的百姓移居南洋，其中大部分人便去了荷蘭殖民者控制下的印尼。
華人聰明勤奮、吃苦耐勞，經過數十年的經營，發家致富者甚多，逐漸占據當地經濟生活的主導地位。隨著華人數量的增多，殖民當局開始感到恐慌，由先前的鼓勵華人入境政策，開始轉變為限制入境、經濟盤剝，甚至是驅逐(“荷蘭者睹唐人日眾，漸有厭薄之意，重加剝削，橫征無厭。”見《噶喇吧紀略》)。
荷蘭殖民者在鎮壓當地反抗運動
1727年、1736年，殖民當局兩次發布規定，凡是居住在巴達維亞的“失業”或無居留證的華人，一概要被驅逐出境。1740年，這種專門針對華人的大逮捕、大驅逐活動達到高潮。據巴城華僑所寫的《開吧歷代史記》記載，當局下令凡是“唐人”(即華人)一概予以逮捕、驅逐，而不論其身份、地位，有無居留證。由於部分被逮捕者被虐殺，導致華人與殖民當局之間的矛盾達到頂點。
此時，大批逃往城外的華人團結在一起，公推僑領黃班為首領，準備進攻巴達維亞，為無辜慘死的同胞復仇。然而計畫尚未實施，一個名叫林楚的叛徒便向殖民當局告密，導致計畫提前泄露。
當年10月9日，殖民當局對城內的華人展開不分良莠、老弱的大屠戮，前後持續七天時間，共殺害華人近萬人，焚毀房屋六、七百家，搶劫財產無法估算。由於大屠戮主要集中在城西的紅溪河，所以該事件又被稱為“紅溪慘案”。慘案發生後，城外華人在黃班的指揮下猛攻巴城，由於裝備粗劣、戰力低下而失敗，在傷亡萬餘後被迫轉戰中爪哇，並於三年後徹底失敗。
在“紅溪慘案”中，有萬餘名華人遭遇屠戮
大屠戮結束後，荷蘭殖民者雖然一次性便清除華人的“威脅”，卻也因此有得罪清朝的危險。荷蘭殖民當局擔心清朝會採取軍事進攻、斷絕通商等報復行動，便於次年遣使向清廷進行“解釋”，但並沒能進京見到乾隆帝，而是由福建總督策楞將此事上奏清廷。
策楞是滿洲貴族，對漢人充滿切齒的痛恨與鄙夷，竟然在奏摺中不僅沒有指責荷蘭殖民殘殺華人的罪狀，反而對遇難華人大加污衊，稱他們全是怙惡不悛的賊徒，遇害純屬咎由自取(“自棄王化，按之國法，皆乾嚴譴。今被其戕殺多人，事屬可傷，實則孽由自作!”見《清朝文獻通考·卷二九七》)。
乾隆對遇難華人非但不關心，反而污衊他們是叛徒
大概是受到策楞態度的影響，乾隆帝在“充分聽取”大臣們對此事的建議後，對荷蘭殖民者頒布諭旨，稱事件雖屬不幸，但他們已心生悔恨憂懼之心，所以不必再加訓責。況且遇害者都是當地出生的華人，屬於中國的“叛徒”，跟“聖朝”沒有任何關係。最後，乾隆帝非但沒有終止同荷蘭人的貿易，還規定雙方間的貿易往來照舊進行，以此來宣揚“聖朝”廣布四海的“恩德”。
“今觀其於我商回棹，加意撫慰，遣船護送，諄囑以照舊生理，並將噶喇吧番目撤回更換，則該番已知悔懼。且伊所戕害者，皆久居之漢人，土生之漢種，此皆自棄化外之人。請將南洋一帶諸番仍準照舊通商，以廣我皇上德教覃敷，洋溢四海之至意。”引文同上。
荷蘭殖民者未受任何處罰，照常和清朝貿易
荷蘭殖民者一直擔心會受到清廷的斥責、懲罰，如今卻得到出人意料的結果，心中的狂喜可想而知，此後對於華人的剝削、殘殺，更是變得肆無忌憚。乾隆帝非但沒有對遇難華人表示哪怕是些許同情、憐憫之意，反而對他們大加指責、污衊，實在是冷血至極!
乾隆 荷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