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土木堡之戰的慘敗，無疑給明朝統治者敲響了警鐘。他們終於意識到瓦剌已經成長為一股能在一個方向投入十幾萬騎兵的強大力量。由於之前對瓦剌威脅估計的不足，導致明帝國北方防線已經無法滿足當時的邊防需要。正所謂亡羊補牢，為時不晚。在這次慘痛的教訓之後，宣府鎮、乃至整個九邊地區，都開始了浩浩蕩蕩對軍事建築的大規模修築，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威脅。這個修築時間跨度延綿一百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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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宣府為例。其實在土木堡之變後的第二個月開始，雖然明蒙之戰依然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但是明帝國便已開始了對宣府鎮關隘有針對性的“堵漏”工程。正統十四年九月，明帝國堵塞雁門關地區可通人馬關口，並修築城垣，修鑿壕塹，以“斷賊來路”。次月，明帝國陸續在居庸、山海、紫荊等關修築隘口，開掘溝塹以防止“韃賊”侵犯。進入景泰年間，隨著明蒙戰役明軍逐漸掌握主動權，瓦剌軍無力再深入明國邊境進行大規模劫掠，宣府鎮的城堡建設迎來了一個小高潮期。當時明朝政府對宣府鎮的城堡和關隘進行了加固處理，並相應的增強了駐軍人數，這為後來宣府鎮的建設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宣府鎮總圖
到了成化年間，宣府鎮迎來了又一輪新的建設高潮。經歷了慘痛教訓的明帝國開始在宣府鎮大規模修築墩台以備戰守及傳訊，並著重強調了火器在人數較少的墩台守備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明帝國規劃的墩台為每二里即修築一墩，外掘壕塹，兩月共完成一百二十座。聯絡二百四十里，每墩用守軍十人，並裝備火器，以備戰守。可以說餘子俊在成化十年經略延綏時，大修墩台，效果非常明顯，以至於十餘年間的時間裡，蒙古軍隊都不敢大規模入犯延綏地區。有如此成功的案例，於是明帝國開始大修墩台，從延綏一直擴展到整個明朝的邊境地區。
明朝邊防示意圖
之前在永樂時期的邊防概念中，認為每十里、數十里一個墩台便足以抵擋蒙古部。到了成化年，逐漸發展到了每二里就要修築一個墩台。雖然僅在成化年尚不可能將這一概念全部實現，但是也從中看出了明帝國邊防思想的進步。同時，餘子俊強調了火器在守衛墩台中所起的作用。明國早期火器的最大射程已達到三四百步，其火力網正好可以覆蓋兩座墩台之間的距離。餘子俊的建議是明代邊防建設的里程碑，之後的軍事設施建設都離不開餘子俊的治邊思想。
明憲宗皇帝朱見深，年號成化，在位二十三年
既然餘子俊將墩台的數量和質量都提出了相應的要求，那么，明國沿邊墩台的建設到底如何?到了正德初年，經過了十餘年的努力，宣府鎮的邊境線共遠1865里余，共墩台984座，守瞭官軍共該6888員，附郭(意為軍堡周圍)腹里墩台19座，四衛所分守。明初宣大兩鎮的總墩台數不過360座，到了正德年，僅宣府鎮的墩台數量便達到千餘座。而且根據《宣府鎮志》的數據，明軍將墩台的建設多設定於不靠近城市的野外。對野外墩台的修築，有效的加強了明軍收集和發出訊息的能力，同時也可以有效狙擊原來在平原上可以任意馳突的蒙古騎兵。墩台上明軍完善的火器和生活物資，也給長時間駐紮墩台提供了可能性。
宣府鎮的墩台
到了嘉靖中期，宣府鎮的墩台數量進一步提升，墩台沿邊共有1071座，守瞭官軍6435名，腹里649座，守瞭官軍1192員名，鎮城腹里墩台53座，守瞭官軍265員名，總計為1800座，塞垣已成全險。也就是說，到了嘉靖中期，明國塞垣的軍事體系才基本完成。實際上，到了隆慶以後，明國依然在增加墩台的數量。
懷安縣出土的明代瓷質蒺藜
軍堡、墩台、關隘、邊牆，共同組成了長城軍事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邊牆，即我們平常所說的“萬里長城”。明代第一次對邊牆的大規模修築出現在成化年間。成化五年，總兵官都督同知顏彪主持修築完成了宣府鎮的墩台、邊牆及壕塹。這次的修築，讓宣府鎮的邊牆長度從正統十四年以前僅110里的長度延長到十一萬四千六百丈左右。弘治、正德年間邊牆亦有修築。長城體系的真正的初步形成，卻是在嘉靖年間。當時由於與蒙古部的矛盾衝突激化，明帝國邊境環境逐漸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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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止蒙古騎兵滲透明國內地劫掠，宣府鎮邊牆開始大規模修築。嘉靖十九年，築宣府鎮諸路墩台一百二座，邊牆二萬五千丈、鏟山砌崖四萬五千丈。二十六年，又修築急沖張家口、洗馬林、西洋河邊牆五里，削垣崖二十二里，並增加壕塹。再修次沖渡口柴溝，中路葛嶺、青邊、羊房、趙川，東路永寧、四海冶邊牆，九十二里，並修築敵台等軍事建築。同年，又自西陽河鎮西界台起，東至龍門所滅胡墩止，修築邊牆七百一十九里，敵台七百一十九，暗門六十個，水口九個。三十年，再築邊牆二百三十餘里。隆慶以後雖然各有增修，但是均不及嘉靖時期的修築。
宣府張家口地區實心高台式敵台
可見，如今所說的萬里長城，實為嘉靖時期的最終產物。長城軍事體制的完成，極大的改善了明國的邊防形勢。在蒙古部落每年“例行”的劫掠時，明國的防禦、傳訊、狙擊，以及反擊慢慢趨向於主動。所以雖然在明中期，明帝國的衛所屯田制度逐漸敗壞，但是明帝國依然可以頑強地守住長城一線，這不得不說依賴於長城體系。在當時，明人在總結長城這一軍事體系時這樣評價道：
“夫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人有舍內郡而願僦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為官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勾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群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遇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薄計即如探虎穴。轉商賈即如臨重壘。洪蔚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州開府也。虜入塞而聲聞永隔。今時亦有之乎。”
內蒙古涼城附近地區的大型敵台建築
此段將明國邊境有無邊牆的時期做了一個非常鮮明的對比。既說明了邊牆之利，又描述了明初沒有長城之時邊境地區糟糕的防禦效果。雖然在明代歷史當中，從來不缺乏蒙古劫掠內地的記載，在邊牆修築完成以後，也有蒙古部“毀牆而入”的時候，但是明代的邊防環境，在長城體系初步完善以後，無疑有非常明顯的好轉。糧價降低，百姓願意居住於邊塞、軍士士氣上升、境內安全環境提高、經商環境提高等，這都是長城體系完善的結果，很多人僅僅把目光放在長城的修築勞民傷財，認為長城效果不明顯，其實這是錯誤的。我們看歷史應該更綜合地、從更基本的角度去看待長城。如果沒有長城體系作為依託，明帝國的邊境環境只會更惡劣，絕不會有更好的發展。長城，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建築之一。
本文經指文烽火工作室授權發布，主編原廓，作者楊繼正。任何媒體或者公眾號未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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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 土木堡之變 長城
